疫情期间，我和全世界最酷编剧成了密友
KAUF
MAN
2020
CHARLIE
KAUFMAN
译者 Calvin Huang
微博@cal堃
“所以他们让我重写？”查理·考夫曼（Charlie Kaufman）问道。
我解释道，是的。两周前我提交了关于查理·考夫曼的故事稿件。就在刚刚我收到杂志主编的反馈，情况不大妙。
61岁的查理·考夫曼曾获得奥斯卡最佳编剧奖，他的作品因超自然和疯狂自指而闻名。1999年，他的作品《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傀儡人生（Being John Malkovich）》使他一炮而红。我写这篇他的故事缘于他7月7日出版的首部小说《Antkind》。
我最初计划在三月份的一个周三飞去纽约去采访他，但是我所在的华盛顿州附近突发的疫情使这个计划破灭。
《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
正如我在故事初稿中写的：
于是，我们开始在每个周三通一次话，通常交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或者更久。我不止一次提出中间休息一下，但是考夫曼都表示要继续。考夫曼说：“聊的越多，我讲的东西越实在。”每周都能和他固定时间交谈，我感觉棒极了。
我家附近的疫情趋于好转，考夫曼所在的纽约开始情况不妙，他又恰恰独居在高风险区。每周三我都会先问他怎么样。考夫曼都说“一切照常，但我在想下一步要干嘛”或是“我感觉病毒找不上我，但谁又知道呢”或是“一切都好吓人”。有一周他和我说他摔破了他的眼镜而且还原不了，他问我如果我遇到这个情况我会怎么做。有一周我问他怎么样，他扑哧笑出来，我也笑起来。然后他问我怎么样。一阵子后笑声戛然而止，他说：“我害怕。”
我们像这样聊了八周。在没有什么机会去发掘生活的新鲜感时，以这种方式认识一个陌生人是挺奇怪的。我们之间产生的不只友谊和治愈，更是一种包含着两者、互惠互利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人质认同并同情劫持者的现象）。4月29日，在我们最后一次通话中，考夫曼说：“我们聊的这么欢，但最后是否能相见呢？”
我说：“我也在想。这段时间，你我的友谊是我的唯一，甚至超越了亲情，这有点奇怪。”我和他说，我尝试每周和家庭朋友通话，但除此之外就没有了。
考夫曼表示他的情况也一样。他有朋友想和他交谈，但他通常感觉焦虑不适。有个人上周一直纠缠他，最后他就回了句“我不行，真不行。”但是考夫曼说我和我交谈就很棒，他不会那样对我。
整个初稿就差不多是这样。故事发展得很慢，有点怪怪的。但是这样写缺乏时间顺序，所以我觉得最直接的方式还是把我们的对话呈现出来，这样更能体现我和考夫曼之间的联系。听起来虽有点荒谬，但是这样写就仿佛疫情期间我和考夫曼生活在一起。
考夫曼在《纽约提喻法》片场
问题在于，自我投身进故事创作的两周内，街头游行愈发激烈。主编对我说，这个世界不太平，我写的好像是巴洛克时期的内容，和这个时代脱节了。这样的不协调是不是该改改呢？在收到很多难懂的建议后，我决定再和考夫曼取得联系，最起码让彼此知道发生了什么。
考夫曼大胆地说出了主编的意思：“他们觉得我们的故事过时了，有够奇怪的。他们想让你再和我聊，是因为你写的内容和现在现在的游行和不太平格格不入。我觉得你要点明清楚我们的故事发生在两周前，这很重要。”
我说道：“我不觉得这是他们的意思，他们不是说（我之前写的和现在外面发生的事情）没有关联。”但我不确定这样讲够不够诚实。在那个时候，除了很少事情外，我觉得每件事都和我没有关系。
考夫曼乐意接受这“无关联”的意见。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觉得在接受采访时要保持谨慎。他不能保证自己（以及自己的作品）时刻保持谨慎。他出书，我写他的故事——即使他感到不适，他也感觉值得。他说：“现在我感觉还好，因为我喜欢你，和你交谈很愉快。但是就因为我出书，你会为了这篇不知何时将发表的故事一直缠我到7月5日（7月7日为出书日）吗？这就让我有点尴尬了。”
我也突然感到尴尬。我为自己感到生气。我的工作驱使我去处理一个没有解决方法的问题，这正是我的弱点所在。于是我把它踢给了考夫曼。几个月前当我尝试去采访考夫曼的同事的时候，考夫曼没有给我他们的联系方式。原因在于他在纽约和洛杉矶的同事正受疫情影响，他不想在这个时候打扰他们，这样他们才能（在之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些考夫曼的好话。我感觉这个采访就是个错误和耻辱。我对考夫曼说：“我预料到了，我写你的故事这件事情现在让你尴尬了。”
考夫曼说：“一直都尬！是真的一直都尬！”是的以前尬，现在也尬。三周过去了，这个故事仍然没能发表。我们那天都见证了亚利桑那州疫情爆发，医院爆满，但同时盲目复工复产。未来和现在一直都是不一样的。
考夫曼问我知不知道这（变化）像什么。他说：“这像英国纪录片《人生七年（Seven Up）》（1964年起，纪录片制作人Michael Apted跟随14个儿童，每7年记录一次他们的生活。他们现都63岁了），只是它描述的只有七周而不是几年。而我们现在不是几年不是七周，只是区区两周（就目睹了这么大的变化）。”每次通话时，我都觉得和上次通话比起来，这个世界和渺小的他都会翻天覆地地变化。考夫曼笑着说：“我现在就生活在苏格兰高地的预告片中。”
他说的没错。我说时间像被压缩了：前几个月就像卡车在倒车，把几年该发生的事情倒进几个月里去发生，越倒越多，越倒越快。电话那头是考夫曼的沉默和一句“Jon，你够了”。
我的初稿中有个4月15日（周三）的片段：
考夫曼说：“在早上收到你的邮件前，我都不知道今天周三。我本来计划去商店的。”他一直用的商店外卖变得不靠谱了，网站说现在派送需要一个月。我道歉了，说晚点再说。但是考夫曼说他并没有不通话的意思，只是“不知道今天今天周几”。
大多数周三都如此般懒散乏味，令人困惑焦虑。考夫曼每次都会在公寓里从周边事物中悟出同感、恐惧和对痛苦及政府防疫无能的愤怒。（外界和他的）距离感带给他新的感受，他说这一切都“怪极了”——像我们这些没能亲历防疫前线的人，疫情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意味。他都尽可能地积极看每天新的疫情信息。比如当纽约人每晚在为前线医护人员喝彩时，考夫曼觉得那是刻意而为，但他还是尽量积极地去看待。他说：“有点感伤：政府呢？他们有为这些医护人员提供完善的防护措施吗？这就像在键盘后发推支持商店和商店外卖，他们最后又得到了什么实在的东西呢？”这个问题不该是有问无答的，他很想知道答案。
考夫曼在《纽约提喻法》片场
四月是他的忙碌月。他接了个活——改编一个瑞恩·高斯林（Ryan Gosling）制作公司的小故事。早前，在读大学的女儿来陪他。他们每天在曼哈顿走九英里，就像他女儿小时候那样。但大多时候，考夫曼说：“我就像在浪费时间，看看网上无营养的东西。这使我很焦虑。我总觉得我有责任（但我到现在还没履行）要去做点什么，不要浪费时间，主动去发现世界，而不是被动接收来自世界的讯息。”
考夫曼已经完成《Antkind》好几个月了。这几个月里他基于伊恩·里德（Iain Reid）的小说，自编自导了部新电影《我想结束这一切（I'm Thinking of Ending Things）》。这部梦幻般的惊险电影讲述了一对情侣（杰西·普莱蒙（Jesse Plemons）和杰西·巴克利（Jessie Buckley）饰演）驶过俄克拉何马州暴风雪的故事，将于9月在网飞上映。考夫曼为这部电影感到骄傲，却说它“古怪，简单，又有点复杂”，肯定不会给他职业生涯带来任何大红大紫。他说：“说实话，这是我最后一部执导的作品。”
考夫曼对来自好莱坞的敬佩感到好奇，但又一直受到好莱坞商业模式的阻碍。他很有名气，却很奇怪地看待自己的名气（2016年当考夫曼接受Hollywood Reporter采访时，采访者问：“查理·考夫曼是否考虑进入电视圈？”考夫曼给了一个否定的回答）在他完成早起电影三部曲（《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傀儡人生（Being John Malkovich）》、《改编剧本（Adaptation）》和《暖暖内含光（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都获得奥斯卡提名，其中《暖暖内含光》于2005年获奖）后，他终于有勇气去执导自己编剧的作品《纽约提喻法（Synecdoche, New York）》。这部电影讲诉了一个戏剧导演（菲利普·塞默·霍夫曼（Philip Seymour Hoffman）饰）的扭曲抱负使他在曼哈顿一个仓库里原尺寸打造了一个曼哈顿（当中包含这个仓库，当中的这个仓库里又包含一个曼哈顿）的故事。该片于2008年金融危机时上映，罗杰·伊伯特（Roger Ebert）称它是“十年中最棒的电影”，但其实并不大成功。然后电影行业开始减小规模规避风险。像索尼这种考夫曼合作过的制片厂不再对考夫曼想创作的独特电影感兴趣了。
《纽约提喻法》
在我们第一次交谈时，他说：“我有很多话，但我不说。”他花了几乎十年，只为给他的音乐剧剧本《弗兰克或是弗朗西斯（Frank or Francis）》找金主。制片厂表示只要片里都是巨星，就让考夫曼导演。所以考夫曼邀请了史蒂夫·卡瑞（Steve Carell）、杰克·布莱克（Jack Black）、凯特·布兰切特（Cate Blanchett）、尼古拉斯·凯奇（Nicolas Cage）、艾玛·汤普森（Emma Thompson）、 凯文·克莱恩（Kevin Kline）、伊丽莎白·班克斯（Elizabeth Banks）和凯瑟琳·基纳（Catherine Keener）。但这仍然不够。他又尝试进入电视圈，但也失败了。他为了还抵押贷款去接活，包括无功重写《功夫熊猫2》。2015年，在获得杜克·约翰逊（Duke Johnson）的公司的预算资金后，他基于自己写的一个广播剧剧本，和约翰逊一起执导电影《失常（Anomalisa）》。考夫曼一直都很直白地向媒体袒露自己的困境。让他感到无所适从的是，媒体会时常夸张他的说辞。
在2011年，当一个出书主编问考夫曼有没有想过写小说，考夫曼感觉到自己能从（写小说）中获得释放。既然写什么剧本都不能被当回事（不能被拍，不能被投资，甚至不能在观众中测试一下效果），那么如果能写写别的也挺好：比如写一群叫Trunk的动画版特朗普的小说；或者在北美中部加个新山脉，然后让小说主人公和这座山性交。他不得不写。尽管他40年没认真写过散文了，任凭假想敌欺负他的无能和大胆新尝试，他一直在以自己的风格写剧本。尽管有个声音在说你真的不能这样写啊，考夫曼还是逼自己去坚持自己的风格。他说：“我必须一直这样下去，直到大败。”
直到听他讲述电影《改编剧本》的创作历程，我才真实地体会到这一点。故事是这样的：他同意改编苏珊·奥尔琳（Susan Orlean）的《兰花窃贼（The Orchid Thief）》。原著是关于兰花和一个佛罗里达的偷花贼却不遵循正常情节的故事。他不知从何下手。在数月的“重抑郁”后，他最终摆开原著，开始思考当前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鲜活的事情。
《兰花窃贼》
最后这部电影聚焦在了尝试改编《兰花盗贼》的考夫曼身上。在开场的一个镜头里，我们看的尼古拉斯·凯奇（Nicolas Cage）饰演的考夫曼挥舞着奥尔琳的书，对着好莱坞高管说他不想“把性、枪、‘速度与激情’，或是主人公学到人生重要一课，或是九九八十一难后的胜利塞进（电影里）。书上不是这样写的，生活不是这么进行的，一切都不是这么好莱坞的。”这一幕真实还原了考夫曼在接手电影前对好莱坞高管的解释。
我在初稿中探讨考夫曼的的创造力并形容他给自己设了条弯路，在弯路上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这样做似乎使他痛苦。
我最后问他：
“你有为自己的信念而痛苦吗？有想过让自己容易点吗？”他有没有想过写点动作片剧本啥的？
他回答道：
“我想赚钱，我告诉我自己：我能写出票房大卖的大片的。”但他也知道这是自我安慰，他从来没尝试过。他想写出原创的意义深远的作品，这点令他很骄傲。他告诉我：“有一大堆不真实也没有人文元素的思想不良偏激的烂片使人们走下坡路，误入歧途（再看看我们自己）。我不想拍烂片。”
斯派克·琼斯（Spike Jonze）曾执导过《改编剧本》和《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傀儡人生》。他拿考夫曼和坎耶·威斯特（Kanye West）一起比较。他有些犹豫，讲的结结巴巴。琼斯对我说：“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做这个比较，因为大家对威斯特众说纷纭。”琼斯和威斯特共事15年了。他说：“不是威斯特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一旦他误解了别人的意思，就和所有人一样会很受伤。但他身不由己，我觉得考夫曼和他处境一样。再说一次，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做这个比较，因为他们俩在其他各方面都差很多。”然后他沉默了好一阵，试图接点别的话。
讲真，几乎每个我采访过的人都表达了他们对考夫曼的敬佩。《我想结束这一切》中的杰西·巴克利说：“我猜考夫曼是我见过的最像古希腊神的人类了。”什么意思呢？她说：“作为一个人，他太美又太易被攻击了。但他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哎，或许我就不该形容他。”考夫曼的好友演员凯瑟琳·基纳（Catherine Keener）曾出演过三部他的电影。她在采访前就给我发讯息说自己很不会形容考夫曼。在电话采访前，她就因此有点崩溃了：“你要能看到我的脸，你就知道我眼中的考夫曼了。”我不看脸就能从她有温度的语气和强大的决心体会出来了。她说：“考夫曼和我们不在一个世界，但同时也是个正常人。我觉得他和谁都聊得来，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剩下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她最后只能说：“考夫曼知道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我并不是故意跑题，我之所以强调了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也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我有点担忧考夫曼和我之间的对话无法被正确解读。读者或许会不耐烦地划过这篇文章，并对考夫曼和他通过一个极复杂视角去解决一个微不足道的存在主义问题的执着感到厌倦。但在现实中去倾听这样的一段对话却让人感动。他的脆弱并不会让人感到厌烦，而是会产生那种与他共情的渴望。
琼斯仍然记得考夫曼几年前在晚宴中跟他讲过的一部当时在创作中的小说。他仍然能清楚地记得那顿晚餐的所有细节，他也记得当时正在与考夫曼交流这部小说时的他有多么激动。但那段记忆对他来说也“像梦一样离奇古怪”。琼斯告诉我：“那些想法……嗯我真的找不出合适的形容词来描述……从此他们就像梦境一样占据了我大脑的一部分。”
“是关于电影档案的一些事情吗？”琼斯问我。“他们还在吗？”
我开始和琼斯谈论这本书。一个58岁的，特别高傲的学术影评人B. Rosenberger。Rosenberg在曼哈顿上城的学校教授电影研究课。他为了关于一部黑白默片的专题论文出差到佛罗里达，但他在偶然遇见一个卧病在床的百岁老人Ingo Cutbirch后决定放弃他的项目。老人用尽一生在公寓里拍摄定格动画。Rosenberg抓住了这个机会并把它视为是个有潜力的非主流艺术。考夫曼以一个讽刺的“白人救世主”口吻在叙事。故事中的Rosenberg把自己视为是一个发掘黑人艺术家的伟大人物。
Rosenberg看了整场电影。那是一部有关宇宙，时间穿越和未来南北内战的电影，穿插着两个喜剧演员最后上升到谋杀的竞争。电影里有一只驴和一只叫Calcium的巨型蚂蚁。电影时长有三个月（是的，观众们需要三个月时间去看完整场电影）。在Rosenberg还在看这场电影时，老人去世了。
《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
在野心和虚伪驱使下，Rosenberg把行囊装上卡车准备搬回纽约将Cutbirth的遗作发展成一种文化。然而卡车在途中着火了。当Rosenberg从昏迷中醒来时，所有东西都被摧毁了，而他也早已忘记了整部电影，只留下了唯一一张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的镜头画面。
到此为止故事仅仅只占据了前80页。我向琼斯解释说，Antkind这本书有700多页那么长。
“我的天啊，700多页！”琼斯惊呆了，看得出他对此也十分兴奋。
书中的一些细节仍旧是让我看得恍恍惚惚，比如书中Rosenberg内心的独白紧密得让人感到有些窒息，他试图修复Cutbirth电影所受到的那些荒谬的挫折，他失去了他的工作，房子，并把他一生的努力都投入到一个非理性的，十分虚无的目标中。他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羞辱和嘲讽。从此他的人生好像就像一场疫病似的从一个挫折掉入另一个挫折。这本书像是导演考夫曼的一场自我批判，他把自己形容成是一个希特勒似的“可悲的自恋主义者”，或更直白得来说，是一个在真实世界中没有任何权利和能力的人。
作为一个批评家，Rosenberg与喜剧基本无缘。他否定喜剧，认为那是荒谬的并具有暴力色彩的：就像在华纳兄弟的戏剧卡通中表现出的一样，一只郊狼总是被暴力对待而走鹃的反应永远是幸灾乐祸地笑。而现在他的处境变得和喜剧中的郊狼一样，他所受到的痛苦都被当做是人们的笑料。
“我最终得出了我的结论，我的人生就是一场荒谬离谱的闹剧。”Rosenberg最后说。“所有的不幸和遭遇，甚至是摧毁Ingo电影和我生活的那场大火都是一场闹剧。更可怕的是我的想法和记忆，他们一直都是那么愚蠢可笑。我像是个小丑，有时我能很清楚地自知这一点。我像个旁观者一样能看出那些我生命里的瞬间有多么丢人，但我却无法掌控那些瞬间。”
“许多故事或是剧本都是创作者们在一段时间以后用回忆的方式写出来的，”考夫曼在许久以前告诉过我，“以‘回过头看’的方式去理解往事。就像牙疼，那种疼痛能在当下对你的身体和心灵产生巨大的打击，但当你在多年之后回想到它，并和你的朋友们在饭桌上谈起那场牙疼时，你已经不再受疼痛的折磨了。你能把这场疼痛当作一个故事完完整整地叙述给你的朋友们听，不过在你当下承受牙疼的这个过程中你无法做到，这是一个特别混乱的瞬间。”
考夫曼所讲的点在于，他很努力地在创造一种不那么完美的叙事，想让故事背后的意义成为一段秘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作品中总有一种梦境般虚幻的元素。就像《纽约提喻法》中那栋着火的房子。这些画面像是在他意识边缘存在的梦境，但对考夫曼本人来说，这种叙事是关乎于现实主义的。他说: “这让我能感觉到我在讲述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考夫曼继续说道：“这也和那种对世界的不了解的那种感觉有关。我们有时不明白我们是在这做什么，为什么有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都是十分脆弱的。所有事情在有些瞬间都具有这样那样的不确定性。”我想他也是在说当下的这场疫情。
“我总是对我着手的所有事情可能产生的结局感到焦虑，”考夫曼说。“写作和导演电影像是一种我能摆脱恐惧去抓住机遇的方式。我觉得我在这些过程中更能接受自己的失败和错误。我也希望在现实生活中我也能做到如此坦然。”
《纽约提喻法》
考夫曼对“羞耻”这件事想了挺多的。他最近得出结论说，这也是他大部分角色的纠葛来源：那些阻碍他们的挫折，那些情感上的伤痛。这也是他经历中的一部分。当他还是个孩子时，考夫曼喜欢在戏剧和音乐剧中表演，但当他进入波士顿大学学习表演时，他突然能感受到这种羞耻。甚至当他转学到纽约大学学习电影，希望成为一个编剧和导演时，这种感觉依旧伴随着他。
他回忆起他在高中的经历，有一次他正和朋友在车里开着玩笑，朋友笑着笑着突然停了下来，好像在表示他根本不觉得这个笑话好笑。“这还不是最糟糕的。”考夫曼说。在他的成长经历中，他经历了许多试探，被霸凌，被认为是弱小的无力的。但在谈到“羞耻”时，这仍然是最先浮现在他脑中的记忆。“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脆弱的人，”考夫曼说。“我对此坚信不疑。我感到尴尬，羞耻，并不只是因为我的朋友对着我讲的那个并不好笑的笑话在尴尬地假笑，更是因为即使当我知道他并不感兴趣，我也仍旧陪着他在假笑。这种不安感成了我心理构造的一部分。”
我们已经在电话中讲了一个半小时，早已偏离了我原先问考夫曼的那几个问题。这场对话不断地在跑题，却又是这么的重要。在过去的四周里，我也习惯了这样一种对话的模式。这像是在慢慢解构一场关于考夫曼“我是谁”的问题。
我对考夫曼解释了我的困惑。我必须以回忆的方式去整理我们之间的对话并把它写成杂志文章，把种种细节压缩成对于一个人的简单理解，而不是从当下的困惑出发。这让我感到不真实，甚至像是对这场精彩对话的浪费。
“嗯或许你不必这么做，”考夫曼说。“给你自己留些惊喜吧，别被这些条条框框束缚住了。”
因此，在克服了种种忧虑后，我尝试着把剩下的对话内容整理成我的初稿：
考夫曼开始说：“我永远不会地告诉你该怎么写。但假设我还是我，但我要以你的角度写我自己，我就会把写这篇文章的心路历程包含进去。不只包含哦，我整篇都会这么写，因为那最真实。”
考夫曼的一大特色就是对真相的重视。他会因不真实而难受。比如，他希望电影评论家在发表负面影评时，顺便提及一下自家的夫妻吵架。或者直接说“我以貌取人”。因为人的想法和情感才最真实。
“你这么写的话，别人会说你任性，但我觉得这很全面很有趣，因为这最真实。”
我不想别人说我任性。但是我们都认同我们必须直面这个挑战。旁人看来没什么，但拿捏现实和写作很难，最后还可能更尴尬。
考夫曼说：“是的，因为如果没有疫情，我们是不是一天就搞定了？”
我说：“两天吧。”这几个月了，我频繁联系他的出版商。我把考夫曼当成那个需要走流程抢预约的著名电影人。我想去尾随考夫曼，就问公关：考夫曼春季会干嘛。谁知考夫曼直接回复我了：“3月11日，我要去D.M.V.拿我的纽约驾照，到时他可以来找我。”
这是我的计划：考夫曼去取驾照，我借这个怪事搞个大新闻（我的主编说：“我觉得去D.M.V.跟随他这个想法不错，因为这有点像他电影中的一个场面。”）结果情况变了好几次，我就得随机应变。
我的想法又蠢又好笑。我就像个小丑。但是要诚实嘛，我就一五一十说了，不然呢?
有天，考夫曼又说自己想即兴发挥，说说当下突然蹦出的想法和一切的出其不意，表现出一个好演员把角色演活演真的自发性。
他说：“我们生活里的每一幕都是即兴发挥，现在也是。”没错，现在是我和他的即兴表演。我们都不知道对方要说什么，不理解对方的暗中之意。考夫曼说：“我们常常照着剧本活着，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走出剧本，来点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可以这么做。”
《暖暖内含光》
然而，考夫曼几乎做不到。经过别人时，他先假设别人讨厌他或者在羞辱他。他隐约感觉要起矛盾。然而现在，疫情把他假设的一切变成活生生的文字。他感觉在纽约，每个人都好像都认为身边的人就是“敌人”和“致命的病毒。”
也有时，当他和女儿在曼哈顿散步。有个男人站在他家外荒无人烟的街道上。当他们和那个男人很接近的时候，那个男人对他们微笑了。
考夫曼说：“我真的很感动。那个微笑很真诚。”然后他沉默了，他又一次陷入那份感动之中。
他继续说：“那是友善的感觉。当有人向你表示友善，哪怕很小，你知道那会怎么改变你吗？你会变得温和，你能敞开几个小时的心扉。如果你能保持并使用它，情感会传递的。”
考夫曼说：“我不知道，但那就是即兴发挥。我知道那个男人的微笑转瞬即逝，但是我还能感觉到那是个真诚的微笑。”
当他们经过的时候，考夫曼回了一个微笑。他强迫自己去给个大大的微笑。但是考夫曼戴着口罩，他担心那个人看不出他的微笑。所以他鼓起勇气，举高一点手臂，和那个男人招手。
“我希望他能知道我有多么感激这个微笑。”
夏萝
在电影中寻找思与诗。
豆瓣同名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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