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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最后一天,献给这位九十岁还疯狂拍片的大师

深焦DeepFocus 深焦DeepFocus 2021-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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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美国的“阴谋”

与弗雷德里克·怀斯曼的谈话


前言


弗雷德里克·怀斯曼二战后美国最重要的纪录片制作者,以不干涉拍摄对象的原则对制度性机构的日常影像纪录而闻名世界。2014年,怀斯曼获第71届威尼斯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2016年获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荣誉奖。


怀斯曼用以深入观察微观社会和从中提炼出犀利敏锐现象的方式,于我们多少有些不可思议:无旁白解说和配乐,绝对排除任何形式的采访问答,甚至剪掉了所有画面中人物对着镜头说话的影像。他所做的一切就是架好摄影机和录音机话筒,然后退到无人注意的一角静静地观察和等待。然而,正是这样被简化到最低限度的创作行为却成就了纪录片史上最具现实主义动人心魄力量的影像。*


今天是2020年最后一天,深焦DeepFocus 以译介法国《电影手册》对这位美国在世最伟大纪录片创作者最新作《波士顿市政厅》的一篇访谈作为今年的结束。在访谈中,怀斯曼对自己如何用纪录片“分析”对象进行了说明,并认为“政府职能在于调停对立党派,阻止暴力行为”,他表示,“我希望我质疑了政府的角色,而不是肯定它。”我们相信,怀斯曼不竭的创作力、其影片对美国政治社会的批判手法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在新冠疫情尚未离我们远去的当下,他也为我们思考“电影是什么”这个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启示。




本文发表于《电影手册》2020年10月第769号

采访/ Charlotte Garson

翻译/ Maud、Yolandezcj、Peter Cat


《电影手册》:新冠疫情将您置于一个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处境:目前您既没有在拍摄电影,也没有在剪辑电影……


怀斯曼:是的,隔离使人消沉,何况我已经到了病毒似乎会“喜欢”的年纪,不过我也完全不准备它的到来!拍摄我的任何一部电影,都必须和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人接触——也许除了《搏击健身房》,它几乎是在完全封闭的拳击俱乐部中拍摄的。目前,甚至连我较为虚构的项目—我与女演员娜塔莉·布特菲正在发展的一个独白戏——都不得不推迟到春季,部分原因是团队,毕竟比纪录片三个人的最基础配置还是要更多些人。几十年来,我把所有的时间,一周七天,全都奉献给我的电影制作尤其是在电影剪辑期间3月12日,我完成了《波士顿市政厅》的调色,在5月,我本应该开始下一部纪录片的拍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放慢脚步唯一的好处就是我可以看几部电影,通常情况下,我喜欢阅读、去剧院,实际上几乎不怎么看电影。


《电影手册》:在美国大选前夕问世的《波士顿市政厅》,是您这么多年来将政治最大化公开的一部电影。您属于因为便携式摄影机和现场录音的出现而进入纪录片领域的那代人,对于你们这代人设备的便携性常常也与鲜明的政治意识齐头并进。您觉得您和利科克、彭尼贝克、梅索斯亲近吗?他们三个一起拍摄了记录肯尼迪初选过程的纪录片《初选》。


怀斯曼:在我想“拍电影”,甚至还没考虑是要拍剧情片还是纪录片的时期,詹姆斯·利普斯科姆导演,彭尼贝克拍摄的Mooney vs. Fowle让我印象最深刻。影片记录了在迈阿密举办的竞标赛中两名高中足球队教练的对决。除了我热爱运动之外,这部纪录片还让我窥见了新设备的潜能。从那时起,我有了重返Bridgewater这座监狱化的精神病医院的念头,之前我教授法律时曾带学生去过,那次参观震惊了我的一生。《初选》是我之后看的,从政治层面上讲有点太基础,我并没有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影片在分析层面的水平尤其低。在拍完《提提卡失序记事》之后,1966年或1967年,我短暂地与彭尼贝克和理查德·利科克在纽约碰过面,并在25年后再次见过彭尼贝克,但是不能说我跟他们经常来往,或是说我积极投身于一个纪录片的学派。单单是这种说法本身,我就不是很喜欢。


《波士顿市政厅》(City Hall)


《电影手册》:如何在拍摄上提高您提到的“分析水平”?


怀斯曼:关于如何不说教就能获得分析能力的方法,我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我是为我自己拍电影,我不会考虑观众,也不会假设公众像我一样愚蠢或是聪明。因为我非常喜欢读文学作品——纳撒尼尔·霍桑,埃德加·爱伦·坡的小说,还有我非常喜欢的斯蒂芬·克莱恩,亨利·詹姆斯以及纳撒尼尔·韦斯特……所以我希望我的电影能像小说那样:反映人性的复杂。


《电影手册》:您谈到小说,但影评人们常常把您的电影与加拿大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研究相提并论。


怀斯曼:我曾经尝试去读戈夫曼的《避难所》,但是我放弃了。当他曾在我任教的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时,我的一位同事在我剪《提提卡失序记事》的时候将他“请”了过来。我向他展示了其中一个片段:一位门卫,同时也是入殓师,正在为一个去世的囚徒梳妆。他对我说:“看看这幕场景,这是监狱看守对被拘留的病人漠不关心、残酷无情的体现。证据就是:他都没有与囚犯说话。”他甚至都没注意到那个人已经死了!戈夫曼的原话就是这样的……这是一则趣事,不过它总结了我的想法:人的感受是复杂的,我尝试着在剪辑中体现这种复杂性。我厌恶说教,这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期间纪录片的一大弊端。


《提提卡失序记事》(Titicut Follies)


我是看着电影新闻长大的,每周六下午我都会去电影院,30分钟的《时代在前进》(译者注:美国1935年-1951年在院线播出的新闻短片)在电影之前放映,片子技术上过硬,但依旧是一种宣传工具。经典纪录片总是给我留下一种意识形态可以出售的印象,我倾向于——在当时我就已经倾向于——采取与使用旁白相反的那种视点,或者陷入完全的冷漠中。总之,“真实电影”这个法式概念,老实讲很浮夸且是由有着学术权威做派的让·鲁什发明的,同样也对电影有着居高临下的姿态。我喜欢一些更为谦逊的作品,比如罗曼·克罗托和沃尔夫·科尼格的(《孤独男孩》,关于保罗·安卡,采访者注)。


《电影手册》:您从开始拍摄时就属于异常政治化的一代


怀斯曼:其实可以追溯的更远,我的父亲是一名律师,一名俄罗斯犹太人,5岁时到美国,在政治上积极加入东北部共和党,当时该党是有自由基础的。1930年,在我出生的这年,他被任命为波士顿法院的法官。如果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没有投反对票的话,他会是第一个犹太法官。这完全是反犹主义在作祟。很长时间,我都记得母亲给我看父亲被任命,又被取消任命的剪报,这件事对我父亲影响很深远。此外,我父亲对国际政治也非常感兴趣,我还记得6、7岁时,广播里希特勒的演讲以及他磁性的嗓音;晚餐时我们会听欧洲战地记者直播法国维希政府或是在爱德华·R·莫罗、威廉·夏伊勒、埃里克·塞瓦雷德的专栏里听到伦敦遭遇炮轰……父亲帮助逃离纳粹德国的人找房找工作,他几乎每晚都参加政治会议,很晚才回来。您读过菲利普·罗斯的《反美阴谋》吗?我的童年就像书中描述的那样。反犹太主义十分严重,每周日库格林神父就在广播里发表反犹太宣言,而周围地区都是犹太人。我们就住在波士顿的犹太区布莱顿。


《电影手册》:在《波士顿市政厅》中,我们看到波士顿街区的种族差异依然十分明显


怀斯曼:是,大格局还在。例如南波士顿的天主教徒,但已经没有当年限制那么多。不仅在波士顿,试想耶鲁大学这样的常春藤学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犹太人都有名额限制。学生时代,我就读于威廉姆斯学院,当时很天真,还不知道一直到1960年,垄断学生所有社交、百分之七十五的学生都参加的“兄弟会”是禁止犹太人的。其他原因被拒绝的人和犹太人们只能在“加菲猫俱乐部”吃午餐和晚餐。我非常震惊,我甚至在校报上猛烈地抨击了这一现象,但一点用也没有。在17岁,这件事改变了我看待自己的方式。我非常愤怒!


《波士顿市政厅》剧照


《电影手册》:之后,您的电影始终特别关注领土、种族和阶级的划分,但并不多做直接评论。


怀斯曼:应该说,从1966年到1970年间,除了拍电影,我还从事与政治相关的社会研究:约翰逊政府资助了关于社会住房、贫困与种族之间联系以及种族关系的研究。我和朋友创建了一个咨询办公室,这是我的收入来源。晚上和周末我会剪电影。电影题材都是政治性的,但有时不明显。比如,《法律与秩序》在1967年就不被认为是政治题材,但由于最近警察的暴力事件,对于影片中妓女被勒死的场面,我们和过去有了不一样的感受。《福利》也是政治性的,一对夫妇要求紧急社会救助的长场景中,我们看到丈夫,一名社会保障部门前员工公然撒谎,这是我的作品里我最喜欢的镜头之一。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国家应该救济一个骗子吗?我喜欢这段还因为审核他们材料的工作人员的肢体语言极其丰富且具镜头感:她捏起鼻子好像在说:“这故事编得真烂。”她很清楚他在撒谎。最终同意向他们提供援助是一种政治决定,她同政府都不认为应该考虑道德因素。我公开谈论政治的电影只有《州立法院》和《波士顿市政厅》两部,但《公共住房》和《缅因州的贝尔法斯特》以及大多数其他电影也展示了政府工作的某些方面。


《福利》(Welfare)


《电影手册》:在《波士顿市政厅》中,政治性体现在波士顿市长马蒂·沃尔什身上。一个绝妙的讲故事者:他会毫不犹豫地从他的私生活、小时候得的癌症、父亲的医药费或酗酒经历中挖掘一些例子。


怀斯曼:他在电影的中心,这是事实,尽管市政检查员参观展馆建筑工地或害虫防治人员去看退伍军人公寓的场景也一样重要。这说明市政厅在市民最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作用,由于必须由它批准新房建造计划,确保其符合规定。市长每天发表三场演讲,他尽职尽责,在不同场合扮演不同角色。政客是演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且若他是个坏市长,我的电影会展现出来。对我来说,马蒂·沃尔什与特朗普正好相反,他讨论的是社会住房、接收移民、入籍、少数群体就业。我认为他是真诚的,因为我看到他在做他所相信的事情。他所探讨的种族多样性反映在其各级市政团队中。在罗克斯伯里与老年人交谈时,他说:“市政厅老年人服务热线不常使用,请致电我的团队。”因此,他的特点是他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努力是成功的。


《波士顿市政厅》剧照


《电影手册》:您选择波士顿是因为他还是因为您是本地人?


怀斯曼:都不是。我根据时机与联络人来寻找主题与地点。我想拍的是市政厅。洛杉矶和印第安纳州的城市都没回应我。在波士顿,我提交申请的秘书看过我一些作品,她与政治策划部门的领导沟通,正好他对我的作品也有所了解,他们对我说:“很好,您打算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向我提供了市长的议程以及各服务部门的安排。我有一个内线——乔伊斯,她告诉我市长哪天见谁,什么时候会处理社会住房问题等,我逐渐建立了一张信息网。要不然17000名市政员工我都不知道从何下手。比如即将召开的大麻贸易会议场景,她在一两天前就通知我了,但我并不是事无巨细地追踪拍摄所有候选企业家;另外我也不知道最终我是否会选中我拍的,或者拍摄场景可使用。在一个段落的时长中让我感兴趣的,是呈现会议的进展及相比过往的变革:如今不同的种族群体组织在一起,这呼应了此前市长与拉美裔雇员交谈的段落,让他回忆起历史上他所来自的爱尔兰群体所受的侮辱,他们曾被视为猴子、猪猡、奴隶……


《波士顿市政厅》(City Hall)


《电影手册》:您将市政部门的干预范围进行了划分,也就是说,您拍摄的内容不仅聚焦于当下。您还以不同的方式解读历史,理论上,您几个礼拜的拍摄节奏是无法保证这点的。


怀斯曼:一方面,有比如我们看到工人在修建公交专用道这样的片段。这时,我对纯粹的视听层面感到满意。在这方面,我很遗憾《国家美术馆》的观众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很少有人注意到画作本身,仿佛对话才是最重要的。有人对我说:“这是一部乐观的电影……”真的吗?那画作呈现的残酷、战争、宗教迫害、饥荒、瘟疫、巫术意味着什么?去美术馆的人看到的是文化。而这里,这些段落制造了叙事般的、稠密的绵延。使我可以以富有节奏感的方式呈现,我很喜欢。


与《搏击健身房》或《舞:巴黎歌剧院的芭蕾》可能相反,在《波士顿市政厅》的会议场景中,我只能以小的“子段落”来处理节奏,因为对话本身含义很重要。另一方面,谈到历史,我确实选择了一些展示变革的场景;例如,同性婚姻。当然若是换作30年前,这段就不可能有了,我保留这段也是因为两个女人着装的方式,因为这不仅关乎到展现某地的功能,而更关于这个场地是如何被时代所印记的。在退伍军人的场景中,法纳伊·霍尔(Faneuil Hall,马萨诸塞州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室,编者注)是历史的缩影。移殖民,与美洲印第安人的第一次接触,乔治·华盛顿……这是一个段落具有多层功能的例子,它既勾起了美国建国的回忆,也有对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乃至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回忆。从这里引发观点可能是,从更抽象的意义上讲,战争是政府职能的缺失造成的。政府职能在于调停对立党派,阻止暴力行为。如此权威失职到国际层面招致了战争:世界上没有马蒂·沃尔什市长!最后,我希望我质疑了政府的角色,而不是肯定它。


《波士顿市政厅》(City Hall)


《电影手册》:您会花几个月的时间亲自剪辑,对于您来说,这是否是对您录音(因为您自己举杆)以及您的摄影师John Davey拍摄内容的某种分析方式?


怀斯曼:这种方法可以找到形式,让我给自己阐释真相。这些年来我拍摄了数千个小时,涉及成百上千次选择:主题,地点,时刻,从拍摄到剪辑。所以这显然是一种剧情片,或我曾戏称的“现实剧情电影”。我每晚都会和我的摄影师一起慢慢看素材,但我不是一点一点剪辑的,白天太疲惫,剪辑又是一项很精细的工作,这不单是脑力活动,是需要实践的。


《电影手册》:自从您开始使用数码相机,拍摄时长是否增加了?


怀斯曼:数码确实可以拍更多,但实际上,我只比胶片多拍了大概5%的素材,《波士顿市政厅》是110个小时(比例是30小时素材有1小时成片,而《在伯克利》,则是60小时素材1小时成片,也就是250个小时)。首先为了避免开始和结束按钮之间给人带来的失望,有必要用胶片多拍一些:每当你按下摄影机暂停键时,有意思的事情一定会发生……无论是《在伯克利》《国家美术馆》《书缘:纽约公共图书馆》还是《波士顿市政厅》,我都无法要求人们举行五分钟而不是两个小时的会议!但是我通过剪辑一些镜头让电影有了呼吸感;它们未必代表着此刻谈话切换到了倾听的时刻,要这样做是需要两台摄像机同时拍摄的,不仅会入画穿帮,也会非常昂贵。


《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电影手册》:几年以来,您一直是自己的制片人,而且您的作品已获得国际认可。否出于一种独立的心态?


怀斯曼:在美国,我一直都是自己的制片。我自己找融资,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需要很长时间。我不可能指望我的名声或者光鲜的履历,因为资方是一直在变的,而且如果你放松警惕就一分钱也找不到。唯一一段比较容易的时光是1971年到1981年,福特基金会通过美国13频道给了我两笔500,000美元的基金,约合四部电影的预算。在法国,三、四年前我决定制作自己的电影。电视台是要求电影的时长更短(当我跟电视台Arte合作《周立法院》时就是如此)。制片人拥有版权,并且他们经常促使导演缩短电影。我其实挺惊讶的,没有更多法国导演自己当制片




编辑:Fem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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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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