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整治盗版？别想了，没戏
作者：王炎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
中国式盗版
中国式盗版
共享与版权孰是孰非？
2021年4月28日国家电影局通报，针对当前比较突出的“XX分钟看电影”等短视频侵权盗版问题，电影局配合国家版权局继续加大对短视频侵犯电影版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坚决整治短视频平台及自媒体、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未经授权复制、剪辑、传播他人电影作品的侵权行为，积极保护广大电影版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2月，上海警方查处了“人人影视”字幕组，网上引起轩然大波，本是简单明了的影视盗版案，不该有很大争议。网民有的说人人字幕组的管理人员剥削志愿者，获利几百万元。有的则为字幕组打抱不平，认为他们为影迷贡献了很多，而我们欠他们也太多。其实，这已经超出了一个盗版字幕组的是非问题，而是牵动了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这一事件的背后有40年的历史纵深，不是网红一时的经济案能涵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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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围绕“人人”的争论主要从两个方面，一个是左翼反新自由主义和知识产权，乃反全球资本主义的一贯立场；另一角度是针砭政府监控西方文化渗透，批评权力禁锢的“冷战”叙事。但这两个角度是来自西方的理论视角，适用于西方发达国家或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而未涉及中国式盗版的特殊历史语境。西方思想文化以盗版形式涌入中国，是一段非常复杂、多彩的历史，它改变了几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生活大爆炸》（2007）
如果大家只看国产电影和电视剧，学习本土文化资源，那么21世纪的中国人，精神是贫瘠的。而事实上，从1980改革开放，大量西方文化通过不体面的渠道流入中国，从盗版复印图书开始，到走私录音带、录像带，再到地下制作盗版VCD、DVD、蓝光等，一直到今天的高清数字下载，已形成从50后到00后几代中国的人集体记忆，他们几乎城都有去音像店淘碟的青春记忆。最有意思的是，还有许多西方人到中国来，专门一个旅游项目，就是音像店淘碟。他们可能特意多带一个旅行箱，进了音像店都来不及挑选，直接将大把的DVD装进箱子。他们回国租一部电影每天得付两个美元，而这儿买一DVD不到一美元。
等到字幕组的出现，已经是网络资源取代了其他盗版形式，成为中国影迷下载影视的唯一渠道，才出现各种名目的字幕组。关于字幕组的记忆仅仅是90后和00后的新生代，所以盗版不能只谈字幕组，这是盲人摸象，见树木不见森林。中国式盗版在40年前就开始了，在中国城市孕育出影迷文化（cinephilia），因为有影迷文化，这一代文化人才不同于传统中国文人，也才有了当下电影市场的火爆。
在西方的中国研究，研究中国盗版和独立电影，表述往往两难。一方面强调影迷对西方电影和文化的热爱，想尽办法突破政府“反精神污染”的大墙，这种控制与抵抗的叙事，符合“冷战”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表述。但另一方面，好莱坞对盗版深恶痛绝，中国影迷漠视知识产权，肆意流通盗版电影资源，对西方影业造成巨大损失。两种叙事很难自洽，研究结论往往语焉不详。其实，须把两种叙事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才会发现两者未必矛盾。“冷战”时代是控制与抵抗，随着“冷战”的终结，问题转为盗版与知识产权的冲突。
80年代引进的译制片《加里森敢死队》
从1979年改革起，中国率先走出两大阵营的对抗，渐渐与西方和解。我记得80年代初，美国、日本、法国和德国在中国推广各种电影周，展映他们优秀的影片，密切文化交流。当时西方政府的心态是以文化影响中国，从这里打开“冷战”的突破口。所以，电影是免费提供，美国使馆还长期给中央电视台提供免费影片播放，唯恐中国政府不接受，当时中国影迷的心态也是如此。80年代大陆影院放映了许多欧美译制片，基本上半送半给，还拿出1970年代政府私下译制的内参片公开放映，西方也没人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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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1991年，苏联、东欧倒台，“冷战”结束。西方文化曾影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颜色革命，而对中国人的影响，似乎仅停留在文化层面，没有颠覆社会制度，西方渐渐失去提供免费午餐的热情。而恰逢这时，中国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市场革命，电影业被推向市场，各大电影公司频临倒闭，政府鼓励合资拍片或引进外国电影救市。1993年，中影公司与美国片厂谈判分账放映，1994年第一部美国片The Fugitive（《亡命天涯》）在中国同期放映，采取票房分账方式。从此，中国开始了院线（theater chains）发行电影模式，进口影片也不再是10年、20年前的老片，而是半年之内的新片。中国与美国的电影市场对接起来，谁也不想再给免费电影了，欧美电影业反而年年要求中国政府打击盗版。起初，中国人对西方态度的转变 很不理解，以前想尽办法，通过各种渠道输入电影，怎么现在要打击盗版呢？
《亡命天涯》（The Fugitive）剧照
80年代盗版主要用录像带转录，发生在影迷的小圈子内，不成规模。到了1990年代VCD出现了，成本大大降低，清晰度又大大提高。于是，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出现地下作坊进行规模生产，片源主要来自香港和台湾，特别是香港有电影频道如STAR TV。电影频道长年播放带中文字幕的欧美电影，在深圳的地下作坊便架起卫星天线，一边接收一边录制，灌制VCD或DVD，一盘VCD的成本只有几毛钱。中国政府打击盗版主要靠城管，或在马路上抓小贩、关闭街边音像店；或根据举报查处制作窝点，新闻常报道政府成吨地销毁VCD或DVD。中国政府打击盗版既有思想控制的意图，又迫于西方政府的压力，特别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两个动机合在一起，称为“扫黄打非”（打击非法音像和印刷物）。
90年代V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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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莅临，马路上没有人贩卖盗版碟了，制作盗版的窝点也不好找了，不再需要规模生产实体的影像产品，大家通过网络平台点对点传播盗版影视。特别是BitTorrent种子文件出现后，上传与下载的速度极快、传播很便捷。中国式盗版进入网络数字时代，政府的打击变得越来越无效。因为盗版网络平台经常转移，打掉一个又换上新域名出山，网络监控的操作性降低，至今没有解决办法。网络盗版呈现全球化趋势，从全球任何一个网络节点上传种子，从此港台的重要性骤降。
留学生在传播美剧上起到很大作用，他们在加拿大上传热播的美剧，同时把英文字幕以文本形式传到中国境内，让地下字幕组翻译成中文。为了同步播放，每一集需要多人分工翻译，然后压制，完成一集电视剧大约需要6个小时。加上时差，美国晚上9点播出的内容，在第二天下午中国观众便可看到，基本上同步。美剧和英剧让字幕组崛起，因为电视剧对失效性和大规模制作的需求，促生了志愿者众多的字幕组。
字幕组完成了一个重要转变，对翻译质量有了监控管理。字幕组乃同仁组织，大家对翻译有完美主义的追求，甚至会找资料加注释，字幕组与上一个时代拉开距离，在翻译上精益求精。而在VCD和DVD时代，由于电影属于long tail（长尾）产品，只针对小众市场（niche market），翻译不成规模，字幕质量参差不齐。大多是制作音像影碟的商人，找外语类院校大一、大二的学生，一部电影给一两百块钱。由于卖碟的商人知识层次不高，学生有可能会骗他们，经常胡乱翻译。比如电影Shakespeare in Love（《莎翁情史》），剧情一到读莎剧台词时，字幕就显示“法语”。
《莎翁情史》（Shakespeare in Love）剧照
盗版培养出中国影迷文化。从1990年代起，中国大城市出现了一批草根影迷组织：北京实践社、101工作室、待业青年文化沙龙，放映地点有三里屯的藏酷、清华的盒子咖啡厅、雕刻时光、黄亭子51号等。影迷们观赏盗版电影学习创作。以前西方艺术片资源被电影资料馆和电影学院垄断，如今盗版让所有人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导演和作品。起初年轻导演从台湾或香港背回艺术片，在影迷沙龙分享放映，后来音像店有意收集欧洲艺术片，放映布列松、塔科夫斯基的作品。沙龙活跃的成员有王小帅、管虎、贾樟柯等，后来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影人。当年他们还是文艺青年，很边缘，提出口号：从学院派手里夺回电影的制作权。
这一代影人不再走师父带徒弟的老路，而摸索个性化的创作之路。这是一场旗帜鲜明的草根运动，挑战了国家垄断的教育资源和统一生产的模式。中国电影史上有第三、四、五和六代导演，薪火相传，通过电影学院的教室和师徒相传，一代接一代完成“国族叙事”。但这一传统到第6代终结了，不再有第七代和第八代，新影人有的是海外留学，有的是民间自学，他们是局外人，解构了经典化和学院化的制作风格。他们逐渐得到国际认可，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大奖。
第六代导演
（左起：娄烨，贾樟柯，管虎，宁浩，王小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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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版与知识产权是针锋相对的一对矛盾，好莱坞“追杀”字幕组多年了，西方出版界也对中国图文版权越来越较真。知识产权乃当今世界最棘手、最敏感与复杂的国际问题，涉及法律、政治、外交诸多方面，似乎很难找到解决办法。知识产权的现状之所以如此复杂，我们应该追问其哲学基础：数字技术是否已改变了传统的产权观，才使得知识产权矛盾重重。数字知识经济时代是否应该出台与之相适应的新产权法律？
我们今天的知识结构产生于工业时代，那时普遍存在着物质匮乏，产权以占有“实物财产”（material property）为主：土地、生产工具、粮食、日用品、工业品、奢侈品等。对“实物”的占有具有排他性，你消费了，我就没的用了。一人多占，会剥夺众人。所以实物产权遵循“匮乏逻辑”（the logic of scarcity），必须独占，这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本质。并且，在工业时代资本直接介入生产，产品主要是实物（material products），生产前需购置原材料、设备和工具，生产中要支付劳动力工资，负担流通环节费用等，这些资本都是直接投入。工业生产可以预先规划购买多少材料、买多贵的设备、请多少工人，生产什么质量和多少产品，预估成本而计算出利润。所以，资本的流动性与效率才是关键，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价值和劳动之间关系，乃我们熟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到了数字知识经济时代，一切都变了。大工业已不再主导世界经济，后工业时代到来。社会分工、生产关系、管理模式、劳资关系、甚至生产空间、劳动工具，皆不同以往。不同并非统计量化意义上的，不是说工厂、车间、产业工人的数量大幅减少，而是说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知识经济取代了大工业生产。什么是知识经济？就是知识成为结构性的变量，它促成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型：工业时代主导的产品是“实物”，知识经济则以“非实物”（immaterial）或“生命政治”（biopolitical）生产为主。观念、信息、形象、知识、代码（code）、语言、社会关系、以及“情动”（affects），居于经济生态链的高端，工业品退居生产链的低端，此为时代转型的主要特征。
哪些职业从事“非实物”生产？医保工作者、空乘人员、教育工作者、软件设计和维护人员、快递人员、应召服务员、滴滴打车司机、广告设计师等。这些行业竞争的门槛在于信息化，管理必须配备高端电脑程序，企业要有强大的数据库，品牌须具备成功的形象设计，核心产品为“情动”与“呵护”（care）。在满足必然性层面（衣食住行）的“刚需”之后，满足精神与情感需求才是拳头产品，也是“非实体”生产的最高附加值。教育产业、生命科学、文化与健康已成为发展最迅猛、吸引投资最多的产业。
21世纪的技术革命带来了高效率，实物匮乏已大大缓解，社会需求从“实物”转向“非实物”。但占有非实物产品的知识产权或专利权，本质却是限制知识产品的“可复制性”（reproducibility），使之处于“匮乏”（scarcity）状态，独占以获利。所以，在“独占”（exclusive）与“分享”（shared）两种权利之间，构成了知识经济最尖锐的产权矛盾。观念、信息、影像、代码等知识产品已现实数字化，均成为二进制数据，可无限复制，信号毫不衰减。无论多少人分享，永远不减损使用价值。相反，其市场价值反而随着使用人数越多、访问量、点击数越高、影响力越大，价值水涨船高，连衍生品也随之火爆。使用得越普及，价值越大的新逻辑，与亘古不变的匮乏逻辑形成鲜明对照，这是数字技术带来的革命性改变，如今各行各业哪个不追求曝光率和人气呢？“共享”（commons）乃电脑数字技术发展的根本特征，谷歌、雅虎、百度、新浪等门户网站，哪个不是先免费共享，积攒人气，然后寻找盈利模式？连杀毒软件360，也靠免费挤掉对手诺顿和卡巴斯基。
但事情又有另一面，如果任由盗版横行，好莱坞电影的投资如此巨大，盗版会让电影厂血本无归，谁还会投资电影呢？而且盗版还会影响电影工业的经营模式。美国电影在院线的票房收入仅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几，投资回报主要靠有限电视、网络租订、音像制品、或衍生品，要维系此模式就必须有良好的知识产权环境。中国影业因盗版走上不同的道路，收入几乎全靠票房。网络发行无法控制盗版，不会出现美国“网飞”（Netflix）之类的网租公司，“网飞”靠网络发行电影一天天做大，已僭越好莱坞的领地，制作自己的影片，风格别致，与好莱坞分庭抗礼。
Netflix
如何解释这一悖论？我们必须追问数字知识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是什么。首先，资本对于知识生产不像工业时代的直接介入，而是外在于文化生产和技术研发，艺术家和科技人员对非实物生产有更大的裁量权。资本投入文化产业时，往往采用前期资助、成果分账的方式，好莱坞便是如此，大制作的类型片更多依赖资本，所以资本介入比较深；而小制作、B级片、或独立影片，资本的位置较弱，导演和摄影师比资方有更大的权力。当然，没有资本作为润滑剂，艺术品的生产就无法实现，但投资方深知如果介入太深，会影响作品的艺术质量。
同样的，新兴技术产业里的科技人员，管理权重也很大。传统企业以合伙人注资多寡分配管理权，而新技术行业以专业知识入干股。表面上企业也是将知识劳动按照工业经济的逻辑换算成资本，整合到企业股资之中，科技人员以干股形式参与管理与分红。但与过去不同的是，知识红利常以爆炸性收益超出资本预期，最终知识股不仅会握企业方向，而且将逐渐稀释资金股，收购或排挤资金股东。知识保持了“非实物”形态，主导了实物资本，工业经济的法则难与知识经济相匹配，所以知识与实物资本难以相互兑换。
互联网流媒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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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根本的原因是，知识产品不是机器生产的对象物，而是生命主体，生产过程为信息或代码输送给大脑——“生产材料”，大脑调取平时日积月累的知识作“生产工具”，加工和处理收到的信息，最后形成新知识。所以，知识产品的价值源于生命整体——情动、知识与呵护。知识是属人的，人一旦拥有知识便谁也拿不走，知识的获得也来自于某一投资，而从义务教育、社会交往、文化传播等社会全方位获得。因此，制定知识产权法就等于“非财产性霸占”（non-property appropriation），凭借法律将人性与爱据为己有，霸占了人创造的观看与感知世界的新方式、限制新思维。
知识产权等于画地为牢，而科学研究必须开放、交流，两者水火不容。资本一方面要求立法控制知识的传播与普及，另一方面又需要高知识、有文化的劳动力，获得这样的劳动力必须有知识普及的社会环境。资本的逻辑是自相矛盾的，私欲与贪婪要求限制与围堵，生命政治却要自由和创新，两者难以调和，所以我们才遭遇知识产权无法解决的悖论。资本逻辑的悖论生产着自己的掘墓人，人类走向共享之路不可逆转。知识经济肯定开放、自主的生命政治，以及主宰自我的新人性。人人影视的事件，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争论，正表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字幕组盗版实属违法，但志愿者的理想拥抱开源与共享的新未来。
《无罪之最》（2021）
编辑：十一
在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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