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被禁38年的流亡导演，他引领的新浪潮比戈达尔更早
往期播客：当代最伟大的意大利心灵，一个是费里尼，一个是他
Jerzy Skolimow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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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归影坛
David Thompson 著
Leviathanism 译
原文于2023年4月8日发表在《视与听》上
译者：Leviathanism
影迷
豆瓣：Leviathanism
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Jerzy Skolimowski）的《驴叫》（Eo，2022）是一部关于一头驴的生活的感人寓言，这是自他在20世纪60年代在波兰的首次亮相之后，带着其丰富的个人经历的惊人回归。当英国电影学院南岸影院（BFI Southbank）举办他的作品回顾展时，他和他的妻子（同时也是联合编剧）埃娃·皮亚斯科夫斯卡（Ewa Piaskowska），一起回顾了他们富有创造力的合作关系。
《驴叫》（Eo,2022）
导演: 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 Jerzy Skolimowski
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的最新作品《驴叫》可以说是最美的电影，它描述了一头驴从波兰到意大利丰富多彩的生活。自其去年获得戛纳评审团奖以来，其他电影节也纷纷抛出橄榄枝，电影也获得了奥斯卡提名。对于一位84岁的波兰导演来说，这些荣誉实至名归。他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巨大的声誉之后被迫流亡，并在此后至少拍摄了三部杰作——《早春》（Deep End，1970）、《死神的呼唤》（The Shout，1978）和《月光》（Moonlighting，1982）。之后，他为了成为一名画家，整整十七年里都没有拍过电影。但他最终回到了波兰，并开始了与其第二任妻子埃娃·皮亚斯科夫斯卡的亲密合作关系。迄今为止，他们共同创作和制作了四部电影，其中包括另一部获得重要奖项的《必要的杀戮》（Essential Killing，2010），文森特·加洛（Vincent Gallo）在片中饰演一名阿富汗囚犯，他逃脱了波兰的引渡并在当地严酷的冬季挣扎求生。正如斯科利莫夫斯基在我见到他时描述的那样，他的角色是一个沦为动物的人。
《早春》（Deep End，1970）
《死神的呼唤》（The Shout，1978）
《月光》（Moonlighting，1982）
《必要的杀戮》（Essential Killing，2010）
在《驴叫》中，一只动物占据了舞台的焦点。在去年的伦敦电影节上，我再次见到了看起来仍然非常年轻的斯科利莫夫斯基，我发现他仍完全保留着其电影中拥有的独立精神和讽刺幽默。他用口音很重、略显奇怪的英语向我解释了《驴叫》最初的雏形是如何产生的，并且与皮亚斯科夫斯卡自由地分享了他的想法。
“我们希望在某一天能通过偶然的方式遇到一些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动物。具体的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因为波兰的12月到3月气候非常恶劣，所以我们当时在西西里岛过冬，碰巧我们在那儿发现了Il presepe vivente，一部非常精妙的圣诞剧，当地的市民在剧中重现了古代的生活，尤其是耶稣最后在马槽里诞生时四周围绕着各种各样的动物的场景。我们同样注意到，在远处的角落有一头驴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与场景保持着距离，瞪着大眼睛并以一种坚韧且犹豫的目光注视一切。我们当时便向他靠近，发现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如此强烈、如此复杂的东西，我们于是乎就想，‘是的，我想这就是能承载整部电影的动物。’”
剧照（电影《驴叫》EO,2022）
在《驴叫》中，我们第一次见到这头驴是他在参加马戏团表演的时候，但当马戏团关闭时，他开始了一段穿越波兰的旅程，最终进入意大利，他扮演各种角色，在这些角色中，他体验到了一些人类的情感，但绝大多数是残忍的。罗伯特·布列松（Robert Bresson）的《驴子巴特萨》（Au hasard Balthazar，1966）在讲述另一头驴的故事时也遵循了类似的轨迹。并且斯科利莫夫斯基也承认，当他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时，他被深深地打动了。
布列松电影中的驴，在忍受人类愚蠢行为的方面就像基督一样，这在《驴叫》中是找不到的。正如皮亚斯科夫斯卡所看到的，“在欣赏自然这一方面，这是非常异教徒的，或者说更像佛教。“导演表示同意：“我们在华沙有一个房子，但我们更喜欢将它说成避暑别墅，它位于森林深处，远离人迹，每当我们走出房子时，我们都会遇到野生动物，鹿、狐狸、兔子。我们对他们很友好，当然，我们试着用一些好听的语言对他们耳语，这样他们就不会马上逃跑。我们家里总是有动物，所以我们有与动物交流、了解它们的需求和情绪的一般经验。"
剧照（电影《驴子巴特萨》,1966）
2020年1月，他们和一个波兰小剧组拍摄了他们在马槽那段戏中看到的场景，他们相信“与约瑟夫、玛丽、婴儿耶稣和所有动物在一起将会是他冒险之旅的巅峰，但是我们却无法达到那种效果！然后我们反方向地去推剧本，思考这只波兰动物从马戏团到意大利的圣诞剧之间时会经历什么——这只驴必须是波兰的，因为经济原因，电影的大部分内容都需要在波兰拍摄。“当疫情爆发时，这对夫妇一直留在意大利，直到秋天他们才在波兰恢复拍摄，并于2022年3月完成这部电影——但现在有了一个不同的、更凄凉的结局，尽管有些模糊。”
被延长的日程安排（共26个月）迫使斯科利莫夫斯基不仅要用到六头驴，还要用三名摄影师（主要是迈克尔·迪梅克（Michael Dymek），还有帕维尔·爱德曼（Pawel Edelman）和迈克尔·恩格勒（Michael Englert））。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难察觉到其电影风格有任何明显的变化，因为他们的作品大胆且流畅，摄影机经常悬浮在风景之上，或带我们深入驴的视点。
“我给了他们完全的自由；我鼓励他们尽可能地去用实验镜头和一些疯狂的拍摄方式，或者做一些大手笔的镜头，尽管可能不正统。”
以上这些，完全契合了斯科利莫夫斯基第一部电影中那种离经叛道、不符规则的方式。19岁时，他是一名半职业的拳击手，也是一名发表过作品的诗人。在一次乡村闲会上写作时，他认识了安杰伊·瓦伊达（Andrzej Wajda）。当时瓦伊达已经是一位拥有着战争三部曲杰作（《一代人》（A Generation，1955）、《下水道》（Canal，1957）和《灰烬与钻石》（Ashes and Diamonds, 1958））的知名导演，他正在计划拍摄一部关于20世纪60年代初时年轻人的电影。
安杰伊·瓦伊达（Andrzej Wajda）
“当时我并不在乎电影，我批评了他的剧本。我说，‘这都是胡说八道，年轻人才不会这样做，他们骑摩托车、坐电车之类的。’然后安杰伊说，‘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写几页呢？’就那天晚上，我写了25页。我早上把剧本给了他，那正是《无罪的巫师》（Innocent Sorcerers，1960）。他说：“好吧，我们开拍吧，就由你来扮演里面的拳击手。”所以当时我就想，“这一切发生得都很容易，如果这样就可行的话，那就忘记诗歌吧！”"
在瓦伊达和其明星学生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的鼓励下，斯科利莫夫斯基在著名的罗兹电影学院（the Lodz Film School）获得了一席之地。
“突然间，我意识到这意味着我要学习四年，当我完成学业后，我会成为助理的助理，也许十年后我会制作我的第一部电影。所以我想‘不要，这是浪费时间，我必须马上去做。’”
当时波兰电影业中最贵的商品就是电影胶片，所以斯科利莫夫斯基拿到胶片时就去做一些极具专业性的镜头练习——跟踪镜头，变焦、主观摄影、透镜拍摄，以及各种神秘创造的场景，当这些场景结合在一起时，就成为了他的第一部作品《特征：无》（Marks: None，1964）。这部电影由斯科利莫夫斯基本人担任主角，搬演一名因学业失败而退学去服兵役的学生。
《特征：无》(Rysopis，1965)
“这些都是即兴创作——因为当我有机会用相机去拍摄30秒的东西时，只有我站在那儿，穿着同样的服装、顶着同样的发型。当时有谁能为我这样做呢？”
由于他第一部电影的主题是关于他自己这一代人的希望和焦虑，斯科利莫夫斯基继续在自己的电影中扮演角色。对许多人来说，他的脸可能比他的电影风格更为人熟悉，因为他曾被许多重要导演邀请出演——如沃尔克·施隆多夫（Volker Schlöndorff）的《错误的证人》（Circle of Deceit，1981）、泰勒·哈克福德（Taylor Hackford）的《飞越苏联》（White Nights，1985）、大卫·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的《东方的承诺》（Eastern Promises，2007）等等，最近甚至参演了漫威电影。
“你知道吗，这是我赚过的最轻松的钱！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演员，我总是切中要害，我非常熟悉自己的台词，我是导演们梦寐以求的演员，因为我理解他们想要什么，我并不苛求于我自己的想法。当然，我有自己的局限性，那就是我的口音和斯拉夫人的面孔。"
60年代，斯科利莫夫斯基在波兰制作的四部作品都是对导演能力炫技的作品，其在结构、动作和剪辑方面都极具创造性。在《轻取》（Walkover，1965）中，他拓展了长镜头的概念，他将电影分为26个镜头，但这些镜头序列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这一时期的诗意电影杰作《障碍》（Barrier，1966）以一群医学生玩的一个奇怪游戏开始，其中一人爱上了一名电车司机（乔安娜·什切尔比茨（Joanna Szczerbic）饰演，她之后成为了导演的第一任妻子）。意大利电影的影响渗透到了这部电影中，到目前为止，斯科利莫夫斯基已经成为世界各地涌现的各种“新浪潮（new waves）”电影运动中的关键人物。
《轻取》（Walkover，1965）
《障碍》（Barrier，1966）
斯科利莫夫斯基的国际地位使他有机会在比利时与让-皮埃尔·利奥德（Jean-Pierre Léaud）一起拍摄电影《出发》（Le Départ，1967）。据他自己说，他并不擅长讲外语，但斯科利莫夫斯基通过其视觉感受力和亲自上场示范来指导演员帮助他度过了这段难关。这部电影有一段辉煌的爵士乐配乐，由克里斯托弗·柯梅达（Krzysztof Komeda）创作，柯梅达最早是通过给波兰斯基早期电影配乐而开始闻名。
《出发》（Le Départ，1967）
“我其实是一个爵士乐迷，爵士乐是波兰的地下音乐，是不允许被演奏的。我特别关注的团体就是柯梅达的六重奏乐团（Krzysztof Komeda's sextet），我和他们成了朋友。”
于是柯梅达很快成为了斯科利莫夫斯基的首选作曲家。
“我和柯梅达一起开发的技巧是，我向他展示了电影中一段非常粗糙的剪辑，没有完整的配乐，没有完整的对话，甚至没有任何总体性的效果，他鼓励我发出源于自己内心情绪的声音。我们是非常亲密的朋友，所以我并不感觉尴尬或害羞，我只是在发出声音。”
柯梅达仍然被尊为波兰爵士乐的重要人物，但1969年他在洛杉矶摔倒后不幸去世，享年37岁。之后，斯科利莫夫斯基与不同的电影作曲家合作，尤其是多才多艺的斯坦利·迈尔斯，但随着他回到波兰，他找到了一种新的创作精神，《驴叫》中令人难忘的作曲与电影的视觉美完全协调。
“我终于在克里斯托弗·柯梅达的基调上找到了一位合作者——Paweł Mykietyn，这是我第三次与他合作，他的音乐对《驴叫》有很大帮助，因为对话较少，这就变得像电影中驴子多次地进行自我表达一样。”
斯科利莫夫斯基在波兰时的真正麻烦始于他的第四部长片《沉默的怒吼》（Hands Up!，1967），在这部电影中，一群医学生在毕业十年后的一次酒会上重聚，并反思他们是如何屈服于上一代的斯大林主义的态度和恐惧的。从《驴叫》的角度来看，《沉默的怒吼》则颇有先见之明，斯科利莫夫斯基在片中自己扮演兽医一角，其对待动物的方式遭到人们的质疑，并被质问他为什么不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大部分动作都发生在一辆火车货箱中（剧本最初是一部戏剧），不可避免地让人想起了被送往死亡集中营的场景——1943年，斯科利莫夫斯基的父亲就遭遇了这种命运。事实证明，波兰的审查机构完全不能接受的一点在于，这些人竖立起了一块画着斯大林的脸的巨大广告牌，但是斯大林却被错误的画有两对眼睛。因此，这部电影被压制，直到1981年才在戛纳首映。三十年来，这位导演一直流亡海外。“我当时过着吉普赛人般的生活，与妻子和两个小男孩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并且我不得不去挣一些钱。最后，我在伦敦定居了几年。”
《沉默的怒吼》（Hands Up!，1967）
就斯科利莫夫斯基的生涯而言，伦敦通常被证明是其收获颇丰的地方。根据亚瑟·柯南·道尔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的拿破仑冒险故事（“我拍过的最糟糕的电影”）改编的《杰拉德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Gerard，1970）在那里完成后期制作后，他导演了《早春》，故事发生在伦敦，但主要是在慕尼黑拍摄。讲述的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约翰·梅尔德-布朗（John Moulder-Brown）饰）在放学后到一家破旧的公共浴室工作时，迷上了他迷人的同事（简·阿舍饰）的故事。在这种情况下，斯科利莫夫斯基评论道，每个部门都有“很多非常好的化学反应”。然而，尽管该电影获得了巨大的赞誉，安德鲁·萨里斯（Andrew Sarris）甚至称之为“天才之作”，这部电影很快就消失了，直到2011年被修复才再次进入到公众视野。
《杰拉德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Gerard，1970）
在《早春》之后，斯科利莫夫斯基在文学改编和个人创作之间相互切换，至少推出了两部令人难忘的电影：改编自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短篇小说的《死神的呼唤》和作为对波兰实施戒严令的迅速反应而制作的《月光》，由杰瑞米·艾恩斯（Jeremy Irons）主演，他饰演一名在伦敦的波兰工人，为了完成肯辛顿（Kensington）一栋房子（当时斯科利莫夫斯基的家）的改造，他不得不把他的同事在政治压迫下隐藏起来。其他的项目则不太成功，《王，后，杰克》（King, Queen, Knave，1972），改编自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小说，由梅尔德-布朗主演，讲述了另一个年轻人痴迷的故事，但基本上没有成功。《成功是最好的报复》（Success Is the Best Revenge，1984）是其原创剧本，《灯船》（Lightship，1985年）改编自齐格弗里德·伦茨（Siegfried Lenz）的小说，斯科利莫夫斯基试图解决他对自己与儿子之间关系的担忧，这两部电影里他都让他的大儿子扮演了关键角色。
《灯船》（Lightship，1985）
但这两部作品都没有让他满意，尽管他改编自屠格涅夫（Turgenev）作品的《急流的春天》（Torrents of Spring，1989）既时尚又精致，但它也石沉大海了。斯科利莫夫斯基在改编完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的（Witold Gombrowicz）《费尔迪杜凯》（Ferdydurke，1991）之后，搬到了美国，他决定是时候回归至另一种伟大的激情了——美术。
“突然间，我经历了成为一名真正画家的历程。我举办了很多展览，我把一些东西卖给了博物馆，卖给了私人收藏家，其中一些是严肃的人——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买了三件，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买了四件。我设法找到了一股新的浪潮，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年轻的艺术家，我为此爬了很长的路。”
人们很容易就能感觉到其大画布、大胆的颜色和形式之下的那种情感，与《驴叫》令人惊叹的视觉纹理背后的情感是一脉相承的。
“我向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说过，尽管我的画可以被视为抽象的，但它们总有某种有机的形式蕴含其中。"
斯科利莫夫斯基的电影制作新阶段始于他在21世纪初回到波兰之时，并开始与皮亚斯科夫斯卡合作。《与安娜的四个夜晚》（Four Nights with Anna，2008）是一个在他们家附近拍摄的小型项目，这为他们拍摄更加雄心勃勃的电影开辟了可能性。《必要的杀戮》之后是《11分钟》（11 Minutes，2015），在这部电影中，他将以当代华沙为背景的各种同步叙事大胆地穿插在一起，电影充满活力，就像一位非常年轻的导演拍的一样。
当他被问及其写作过程是如何进行的时候，斯科利莫夫斯基笑了。
《11分钟》（11 Minutes，2015）
“你会得到两个版本的说法。我的版本是，首先我们确定了这部电影是关于什么的，总体的想法，有些部分是相互矛盾的，但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应该走的路。然后就由埃娃开始写。当她写完几页时，我会把它们拿过来，进行纠错、更改和删减。所以我做的是编辑工作，然后（更正之后）又回到她身上，她在这方面投入了额外的精力。在我们之间就是这样。”
皮亚斯科夫斯卡补充道：“因为通常我是一个夜猫子，我觉得这样很好，这样使我们工作变得很快。我们在这种时候就不那么依赖理性了，反而允许一些偶然性的灵感出现。”
导演继续说道：“我想说，我的投入更多的是在视觉方面，埃娃主要是发展角色之间的情感关系。我们都在对话中工作，她对某些台词提出建议，我就会修正。自从《水中刀》（Knife in the Water，1962）以来，我就被称作是对话专家。”
波兰斯基的处女作《水中刀》所获得的的盛誉有一部分是归功于作为联合编剧的斯科利莫夫斯基，波兰斯基最新电影《瑞士华庭》（The Palace，2023）也重新确立了二人这一联系。
“他构思了一部电影，一群人聚在一个地方并且在元旦夜进行拍摄。我告诉了他我的家庭故事，我们在《瑞士华庭》的最终剧本中使用了这个故事，但后来他想到这是1999年的元旦，当时人们对（威胁全球计算机崩溃的）千年虫（Y2K）感到恐慌。他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做这个项目，我答应了，但我认为埃娃应该参与进来，因为最后的剧本是我和她一起写的。所以我们同意了，并且工作得很快——两三个月后剧本就准备好了。"
《水中刀》(Nóz w wodzie ，1962)
导演：罗曼·波兰斯基
考虑到斯科利莫夫斯基本人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以及不同类型的电影中所经历的奇怪旅程，我提议他《驴叫》是否可以被解读为部分的自传体。他被这个想法逗乐了。
“是的，有一些关于移民经历和局外人的暗示。在这种情况下，这的确是自传！” 皮亚斯科夫斯卡补充道：“《驴叫》中的驴，他和《必要的杀戮》中的文森特·加洛没有太大的区别，不是吗？还是可怜的杰瑞米·艾恩斯，一个在伦敦没有工作的波兰人？一个失败者，一个局外人，一个命运由周围更强大的人决定的人。勉强度日，努力保持正直，不被身边的浪潮所吸引。这是同一个角色，不是吗？”
（全文完）
第二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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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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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会大奖
- Jury Grand Prix -
《遗迹的声音》（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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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男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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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歌，《不虚此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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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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