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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太期待世界末日
Nu astepta prea mult de la sfârsitul lumii
导演: 拉杜·裘德
编剧: 拉杜·裘德
主演: 伊林卡·马诺拉切 / 尼娜·霍斯 / 奥维迪乌·皮尔桑 / 多丽娜·拉扎尔 / 安迪·瓦斯卢亚努
类型: 喜剧
制片国家/地区: 罗马尼亚 / 卢森堡 / 法国 / 克罗地亚
语言: 罗马尼亚语 / 英语 / 德语 / 匈牙利语 / 意大利语
上映日期: 2023-08-04(洛迦诺电影节) / 2023-10-27(罗马尼亚)
片长: 163分钟
译者：Alex
剧本创作、纪录片爱好者。
现居费城。
作者：乔丹·克朗克
首发于Cinema Scope第96期（2023年秋季）
对于许多电影人来说，过去几年的疫情阻碍了电影创作、抑制了创造力，但是对拉杜·裘德来说，疫情似乎激发了他的灵感。这位多产的46岁的罗马尼亚导演总是令人难以捉摸，近年来他仿佛开启了职业生涯的新阶段，他的创作题材变得越来越有争议和令人难以捉摸——当代图像文化和社会政治的荒谬性已经成为了可以被细致分析的主题和嘲讽对象。《不要太期待世界末日》在洛迦诺电影节上获得了评委会特别奖。就像他的金熊奖得奖影片《倒霉性爱，发狂黄片》（2021）一样，这部影片像是从全球的集体无意识空间中突然冒出来的，在这个空间内真实和虚拟的交融越来越常见，也越来越被人们认可。
曾作为21世纪末罗马尼亚新浪潮的一部分，现如今裘德处理的电影题材更接近无政府主义讽刺诗或散文小说。裘德的西部片《喝彩！》（2015）、历史片《受伤的心》（2016），和调查罗马尼亚曲折历史的纪录片《死去的国度》（2017）和《火车出站》（2020）都与他现在的作品相去甚远。如果说在新冠疫情期间，强制隔离、制造恐慌、社交媒体语境的成长、和法西斯主义导致人们的大脑无法处理连续的信息，那么裘德最近的电影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反映了这种信息获取模式的断裂，而且具有一种拼贴式的美学体验——主题和辩证思想自由地贯穿了不同的故事线和图像制作的传统。
《不要太期待世界末日》剧照
围绕零工经济时代的劳工问题，这部冷酷而有趣的电影《不要太期待世界末日》分两部分叙述。第一部是讲述一名超负荷工作的制片助理安吉拉（伊林卡·马诺拉切饰），她受一家奥地利公司委托采访受伤的工厂工人，并拍摄一则安全生产视频。该公司的营销总监是歌德的曾曾孙女（尼娜·霍斯饰）。这一部分采用16 mm黑白胶片历时一天拍摄完成，时长125分钟，是本片的两部分中较长的部分，有些类似于一部设定在城市的公路电影。通过巧妙地融入卢奇安·布拉图1981年的彩色故事片《继续前行的安吉拉》中的镜头，裘德强调了两位女主人公生活的相似之处——《继续前行的安吉拉（Angela Moves On）》是一部罗马尼亚电影，拍摄于尼古拉·齐奥塞斯库领导的社会主义时期，讲述了一名女出租车司机的生活。裘德将这部电影与他的主人公在布加勒斯特开车的类似场景并列剪辑在一起。
布拉图创造的安吉拉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而裘德的安吉拉则是一个顽固的愤世嫉俗者。在采访间隙，她大骂罗马尼亚的“极速民谣”（歌词样本：“把钱给我/拿钱给我看看”），在电话里抱怨她的老板，愤怒地喝下能量饮料，反驳其他司机的性别歧视言论。有一次安吉拉在会议中途休息的时候，开车去接上了她的母亲，准备在建筑公司挖掘墓地之前，和她母亲一起重新安置她外祖母的遗体。在安吉拉的世界里，根本没有空闲时间，一切都可以被金钱量化。在这部电影有一个贯穿全片的最精彩的笑点：安吉拉在网上化名安德鲁·泰特，而她的真实身份隐藏在一款可以捏脸的应用程序后面，她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仇恨和粗俗言论，似乎只是为了从日常工作中的压力和烦恼中解脱出来，不过也可能是为了赚点小钱。（影片中有一个以摄影棚为背景的有趣片段，德国导演乌韦·波尔扮演自己，他正在拍摄一部关于大型杀人虫的电影。在片场休息的片刻，他与安吉拉一起制作了一段视频，然后因为自己影片的差评喝了几杯。）
《不要太期待世界末日》剧照
随着夜幕降临，安吉拉的一天即将结束，电影第一部分粗糙的质感之后便让位于更短小精悍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讲述了在安全生产视频中出镜的受伤工人奥维迪乌（奥维迪乌·普尔桑饰）被迫改变了他叙述的细节，然后为事故承担了部分责任。这个部分使用了高清的彩色摄影机，并用采用固定机位一镜到底拍摄。这部分用制作团队的视角在导致奥维迪乌受伤瘫痪的工厂外面拍摄：导演在银幕外叫喊着要调整措辞（“不要提到俄罗斯”）和改变布景装饰时，包括安吉拉在内的各位剧组成员互相开着玩笑，漫步到镜头里，而目瞪口呆的奥维迪乌和他的家人却呆坐在那里。不过在这一部分许多打趣的俏皮旁白里，还是严肃地提到了一些无声电影，比如卢米埃尔兄弟的《工厂大门》（1895年）。
像卢米埃兄弟一样，裘德对电影的纪录价值以及如何打破虚拟和现实的边界非常感兴趣。影片第一部分的结尾便说明了这一点：在一段关于一条危险高速公路的对话之后，一个无声的十字架蒙太奇画面出现，以纪念那些在道路上死于车祸的人们；在《继续前行的安吉拉》的片段中，裘德偶尔放慢影片速度，专注于讲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领导的社会主义时期下的罗马尼亚和并不田园诗般的生活细节；以及他精心策划的让《继续前行的安吉拉》里的安吉拉，多丽娜·拉扎尔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不要太期待世界末日》的安吉拉面前。这只是这部随心所欲、变幻莫测的电影中的一个瞬间，这提醒着我们尽管对人类未来的希望可能是徒劳的，但对电影的期待仍然值得。
《不要太期待世界末日》拿到今年洛迦诺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
Cinema Scope：这部片子我已经看了两遍了…
裘德：那我需要和你道歉。
Cinema Scope：不，真的不用。你的电影涉及劳工和工人权利，在我两次观看的间隙，美国演员工会（SAG-AFTRA）罢工开始了。你有一直在关注这些事吗？
裘德：除了象征性地从远处支持罢工外，我并没有很关注。好莱坞的体制与我们在罗马尼亚的经历不可同日而语。我还没有看过《芭比》和《奥本海默》（注：采访之后裘德看了《芭比》和《奥本海默》），但这两部片子已经让我感觉自己来自另外一个星球。我们在罗马尼亚的电影制作是一回事；好莱坞的电影行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尽管如此，我还是支持罢工运动，因为有时候，这些想法会在许多年后从好莱坞传播到其他国家，甚至到罗马尼亚。罢工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制片公司能否永久地使用某人的数字图像。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发生了，在一些群戏中演员的身体会在剪辑中被复制粘贴。我可以想象，如果这在罗马尼亚成为可能，制片公司百分之百也会想这么做。
Cinema Scope：你的电影不涉及人工智能，但我们注意到字幕上写着这部电影是“由拉杜·裘德“亲自”编剧和导演的（personally written and directed by）。”你如何定义2023年的个人电影制作？
裘德：这其实是个小笑话。你知道在哪里用过这种表达吗？——埃里希·冯·斯特罗海姆的《贪婪》（1924）。所以这其实是我在拐弯抹角地向他致敬，可能是我制作片头时的一种冲动吧，也有可能我当时喝了一点…
实际上，我对私人电影不感兴趣。我认为这个词在很大程度上被滥用了，特别是在艺术电影和欧洲电影中。你常常必须是“私人的”，这样才被认为够资格，或者是才可以获得资助。有些资助金申请表会问：“你和你的电影主题有什么关系？”然后有些人会写，“哦，这是关于我祖母的故事，”或者“这是我在度假的时候发生的事。”我认为大可不必以这种方式表达个人化的情感。我知道这是一个作者电影的观点，但我坚信，正如布列松在《电影书写札记》中所说的：要去做那种别人做不了的电影。不论是电视剧集、商业电影、艺术电影或者实验电影，你都可以留下自己的印记。也许数字工具和人工智能正在改变这一点，但对我来说，电影提供的记录现实并将其转化为图像的可能性非常强大，而且不仅是用作私人用途。我曾经在电视和广告行业工作，在那里也有个人的愿景，但那只是老板的个人愿景。
《贪婪》剧照
Cinema Scope：零工经济对你的电影制作有没有影响？新冠之后，电影行业对自由职业者的依赖日益加剧，你是否观察到欧洲的电影制作模式发生了变化？
裘德：嗯，要知道即使在欧盟内部，欧洲的各个国家也大不相同。这部电影的第一部分关于制片助理的故事其实来自我多年前担任制片助理，后来去做广告总监的经历。因为有亲身经历，所以我在这里讲述的故事是私人的。至于私有化劳动力，罗马尼亚现在已经发展出了一种不太关心工人的制度，无论是在建筑工地、超市工作的人，还是电影或广告摄制组的成员，普遍共识是你应该对你的工作感恩戴德，这基本上就是允许自己被剥削。
在罗马尼亚革命之前，公众的论调是，“如果我们将一切私有化，我们为公司所有者和企业主工作，这样这个国家还有救。”因为当时的国家十分贫穷，而且几乎被共产主义独裁摧毁了。现在，我们的想法是如果国家转向新自由主义模式，且拥有一个没有国家干预的自由市场，那么罗马尼亚就是天堂了。我不反对自由市场，我认为它可以带来积极的变化，但前提是它需要国家的干预。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我22岁的时候，我给一部在罗马尼亚拍摄的外国电影做助理和第二片场导演，那时候我连续工作28个小时都不意外，有时是45个小时。我想我可能最多连续工作了50多个小时，基本上是两个工作日没有休息。如果你抱怨，人们就会问，“你还想要什么？拍电影本来就是这样，一天的拍摄开始了，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这就像是一句箴言，我当时深信不疑。我想在那种模式下做出一番天地，于是我就像那样工作了很多年。经过一次30-40个小时的拍摄，你需要三四天才能恢复状态。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剥削影响了他们的健康和生活。安吉拉的故事情节也受到一个了真实事件的启发：在工作了很多个小时后，一个制片助理对他的老板说：“我累了，我需要休息一下。“老板却回答说：“去喝杯咖啡或者一瓶红牛，再做两个小时。”后来那个人就死了，他当时还非常年轻。
话虽如此，我确实认为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可以很好地推动电影的发展。我认为这种不文明的状态需要以某种形式存在。我年轻的时候，读过关于赫尔佐格拍《阿基尔，上帝的愤怒》（1972）和科波拉拍《现代启示录》（1979）的故事，他们听起来都很英勇。电影发展的早期，我们就应该工作20个小时，然后开车去另一个地方继续工作，这种感觉很神奇，甚至有点英雄主义。现在我不再那么认为了。作为一名电影人，你可以欺骗自己继续这样坚持，但对你周围的人来说，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他们并不在乎你的电影会不会得奥斯卡奖，或者一文不值。他们只想完成拍摄，然后回家。
《现代战争启示录》剧照
Cinema Scope：看了这部电影和《倒霉性爱，发狂黄片》之后，我有一种感觉：你眼中的社交媒体与大多数人不同。你能谈谈为了塑造安吉拉的另一人格你在Instagram、Facebook和TikTok上所做的研究吗？伊林卡·马诺拉奇有没有把剧本中没有的她个人的或她独有的东西带给这个角色？
裘德：伊林卡以前也演过我的电影里面的一些小角色。无论是作为演员还是作为一个人，我都非常钦慕她，我也一直想和她再度合作，让她扮演一个更有分量的角色。疫情期间，我在创作《不要太期待世界末日》的剧本时，她在网上创建了一个人格，然后开始在Instagram上发视频，视频里的她会扮演一个蠢男人——就像你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看到人们对这些视频的反应很有意思：其中一些很认可她的人会说，“哇，这太有意思了！”但另一些人则持反对态度，非常不喜欢她的所作所为。有的专业演员、戏剧导演和评论家说：“这不是一个女演员该说的话，这不是一个女演员该创造的东西。“但她回答说：“嗯，我们正处在疫情之中，这是我工作的一种方式，我在创作小电影。”然后我意识到安吉拉这个角色可以做类似的事情时，就在那一刻我打电话给伊林卡说，我认为这次我们可以给你一个更有分量的角色，但我要给你的网络人格选角！
她在那些场景中的对白既有我写的东西，也有伊林卡在她的视频里已经做过的一些事。她认为这些表演是一种女权主义行为，但这是一种扮演极端夸张的人物的讽刺风格的女权主义。对我来说，有趣的是思考这个网络人格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什么是角色，什么是虚构的，什么是现实的，什么是纪录片，以及在这个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的新时代，图像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都使得事情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复杂。我对此非常着迷。你可能在Facebook上也看过这个名为“AI生成的垃圾” （AI Generated Nonsense）的网站。我在上面看到了一段《米老鼠吸毒》的视频。它是由一个人工智能程序制作的，很搞笑，也很漂亮。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不要太期待世界末日》剧照
Cinema Scope：你平时在社交媒体上花很多时间吗，还是主要是为了拍这部电影？
裘德：我手机上有所有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但我不太发东西，因为发东西需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感觉像是在做任务，我没有那种精力。我想我可能是真的在做研究，因为我总是同时做不止一个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我需要输入大量信息。就像奥古斯特·雷诺阿说的那样：“在你点燃火炉之前，你得先在里面放上柴火。”从这样的角度看的话，我确实是需要不断汲取知识，所以我也看不出Facebook帖子、Instagram推文或者收集来的图片之间太大的区别。有时候我会保存我喜欢的，也许这句话或这张图片就可以用于某个项目。
我在开拍这部电影之前发现了伯尔尼·波特，他发明了或者理论化了“发现诗歌”，这是我去年最大的发现，我的电影可能也以某种方式融入了伯尔尼·波特的元素。他是一名物理学家，我记得他应该也是曼哈顿计划的一部分。他的书里充满了像数学方程式这样的东西，但他邀请你像诗一样看待它们，迫使你的大脑以某种方式看待事物。当你从这个角度看事情的时候，突然之间在网上或者Twitter（X）上看到的东西就变成了诗。当你在浏览Facebook或Instagram时，情况也是一样——有时图片和文本会合并或重叠，你会看到一种谢尔盖·爱森斯坦式的蒙太奇。我试着通过这种方式来看事物，就像电影的瞬间。它们大多数时候像一部糟糕透顶的垃圾电影，但有时也会很精彩。也许是因为算法吧，它们可以创造有趣或者真正令人着迷的东西。有一次，我在YouTube上听梅西安的《鸟类目录》节目，结果被一则鸡肉三明治的广告打断了。这是一个精彩绝伦的蒙太奇画面，像是一个经过剪辑的精彩瞬间。
拉杜·裘德
Cinema Scope：你能再告诉我一些关于《继续前行的安吉拉》的事情吗？你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是什么时候，罗马尼亚的人们怎么看待它，为什么你认为它会和你电影中的当代故事搭配得很好？
裘德：我的电影被概念化成两个部分，但最初的第一部分只是一位制片助理开车到各个地方去。我觉得这部分需要一些其他的东西，于是后来我就开始思考有没有任何关于女司机的罗马尼亚老电影。
在拍摄这部电影之前，我只是在一两年前看过《继续前行的安吉拉》，那时候我也没有非常喜欢。我喜欢里面的一些内容，但对我来说，这并不是罗马尼亚那个时代真正不可多得的好电影之一，当时吕西安·平特莱和米尔恰·达内柳克正在拍他们最重要的作品。导演卢西恩·布拉图并不是一个伟大的电影人，我觉得他拍这部电影也只是为了赚钱。他并不是因为颠覆或反对罗马尼亚政权而出名。你不可能真的公开反对这个政权，但还有其他电影人比他采取更直接的方法。但我后来又看了一遍这部电影，我意识到它比表面看起来复杂得多。我渐渐发现这部电影有一些小场景，一些非常短的瞬间，通过这些瞬间，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真实——一些不应该被看到的现实，比如人们排队等待救济食物或者破烂的城市角落。有时这些场景可能只持续半秒，但我觉得布拉图在那些时刻非常具有颠覆性。
我很早就有了这个想法，让我的安吉拉最终遇到《继续前行的安吉拉》中的安吉拉。但当我对我的摄影指导说这番话时，他误解了我的意思：他以为我的意思是通过蒙太奇把两部两部电影片段剪辑在一起。这起初并不是我的本意，但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想，嗯，也许这会是一个更好的主意。因此，这给了我们一个更容易处理的结构。我或多或少地根据前一部电影的地点来选择地点。我不想再提到爱森斯坦，但这的确受他的想法启发：让两组图像发生冲突。当我在剪辑过程中将图像组合在一起时，我发现非常令人震惊；图像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很清楚，即使对我来说。我想非罗马尼亚观众可能更不清楚。但同时，如果我们认为这部电影是一种拼贴，那么也许整体印象比任何一个角色更重要。最重要的是给人们看看在一个严格的政治控制和审查制度下的社会里创造一个形象意味着什么，以及在一个拥有政治自由的社会里创造一个形象是什么感觉，至少与早期的罗马尼亚还是自由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这部电影也是一部关于布加勒斯特的电影。为什么今天的布加勒斯特看起来比以前更糟糕？其中一些原因是官方宣传，因为当时制作的许多图像和电影都是为了展示布加勒斯特最美丽的一面，这就是为什么我放慢《继续前行的安吉拉》中不那么美丽的时刻，这样观众就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另一面。但即便如此，在革命三十年后的今天，布加勒斯特的情况要差得更多。为什么我们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呢？现在它更拥挤了，污染更严重了，人行道上有汽车行驶，建筑物也正慢慢倒塌等等。我之前读到过它是世界上第二拥堵的城市。我认为通过将两个图像并列放置可以展示真实的城市，这样做也有机会让观众思考这个问题。
《不要太期待世界末日》剧照
Cinema Scope：你的电影经常涉及电影史和历史的呈现，但你的最近的一些作品专门涉及现代图像文化和图像的快速发展。你认为这些主题在美学上影响了你的作品吗？
裘德：是的，这其中有很多原因。首先，我真的没有什么自己风格。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对此感到十分难过。所有最伟大的电影制作人都有自己的风格。你看一部洪尚秀或者约翰·卡萨维蒂的电影，两秒钟就能认出来。但我现在不再那么在意了。就像我说的，我并不真的在乎电影制作中的这种个人视角。我认为自己是一名电影工作者，我越来越少地考虑自己，越来越多地考虑如何实际制作一部电影。
其次，正如你所说，我的电影经常涉及历史。刚开始的时候，我试着拍一些涉及罗马尼亚历史黑暗面的电影。当以这种方式工作时，你会发现从实际的角度来看，如何去呈现历史这一问题非常显著也非常重要。有一段时间，我认为历史不一定可以通过现代的镜头来表达。但一旦你开始走上这条路，你就会意识到这个问题无处不在，特别是在拥有着新工具和新平台，而且提倡多元化的今天——要定义、建立、表达、使其成为电影话语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
这可能不是很明显，但我最感兴趣的事情之一是在叙事电影中如何讲故事。虽然我认为传统的三幕叙事电影制作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但我也感受到了它的局限性。很多的在文学里的经典作品都有不同的表达形式，比如巴尔扎克的故事、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鲁斯特或威廉·巴罗斯。他们虽然方式不尽相同，但仍然属于叙事的范畴。我觉得电影的叙事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在这部电影的模版就是是文学的叙事方式，特别是约翰·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在那系列书里有虚构的故事，但也有关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探索，混合不同的媒介这种创作方式是非常实验性，比如纯粹的叙事和新闻报道的拼贴。这不是我说我的故事是好是坏，对我来说只是在探索新方向。
除了帕索斯给我的灵感，《不要太期待世界末日》中的一切都与电影史有关。有时，在历史上倒退两三步也是向前迈进的一种方式。有了这部电影，我想回到一种原始的电影，例如安迪·沃霍尔的电影。我的意思不是说第一部分的图像是黑白的，而是说除了几个镜头之外，摄影机大多数时候是是固定机位的。我想探索电影场景调度如何为固定机位的拍摄而服务。我没有沃霍尔的勇气，把胶片放在相机里运行，但我们通常只拍摄一到两次。我知道这种方法会让我们失去一些东西，但我们也可能会有所收获。我的品味越来越倾向于这种不修边幅、更野蛮的电影风格。
我在制作电影的过程中想要避免的一件事就是一个好的节奏。我想，也许如果电影的节奏不平衡，那么可能就会创造出一些自由空间来实现一些其他东西。这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的第一部分长达两个小时，第二部分只有四十分钟。我认为在这种原始的拍摄方法中可以找到一些东西，甚至是一些美丽的特质。如果我要做一些未经打磨的东西，它需要在每个层面上都有一种粗糙的美：片场、结构、写作方法等等。
《不要太期待世界末日》剧照
Cinema Scope：路边的回忆序列片段让人感觉它是在两个部分之间的关键的过渡。你是怎么想到用这条路和它的这种历史名声承接电影的两个部分的？
裘德：对我来说，这并不是承上启下的作用，而是这部片子拼贴美学的一部分。从技术上讲，这是一部在有声电影里的无声纪录片，这听起来有点荒谬，但我想把这两种模式融合在一起。许多看过雏形阶段版本的人都说要删掉这一幕，他们说这里没有任何作用，什么都不是。但也有一些人真的受到了影响，包括我。你看不到暴力，但我想让人们了解罗马尼亚道路上发生的这起惨案的现实原因，罗马尼亚一直是车祸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造成这些事故的原因有很多：警察没有执法，人们超负荷工作，道路质量不好。我读了一篇关于这条路的报道，我立刻意识到我想拍摄很多十字架，并在电影中将其呈现，作为一种对逝者的纪念。也许将所有这些图像放在一起，一些事情就会被揭示出来。这部分也与故事的其它部分相关，安吉拉有一天也可能会成为这些受害者之一。
Cinema Scope：我们来谈谈这部电影的最后一部分吧。你是否在创意阶段计划的就是用一镜到底拍摄呢？
裘德：一开始不是。但这一部分的确是这部电影的起源，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只能说是很小的贡献。大约在四年前，我确诊了面瘫，我的五官皱巴巴的。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不能说话，也不能闭上右眼。现在治好了，但那时侯得这个病很烦。在治疗期间，我想起了几年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当时我需要去拍摄一个在工作事故中瘫痪的工人的证词。基本上，你在这部电影里看到的就是我作为一名导演，制作那段证词视频的经历。我渐渐开始明白公司是如何试图诱骗受害者，将事故责任归咎于他们。当时我没有足够的勇气辞掉那份工作，说：“去你妈的”，但我决定把他们真实地拍下来，让他说任何他想说的话，不审查任何东西，但那只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想法罢了，因为最终是大公司拥有这些图像。公司最终会以他们满意的方式编辑视频。因此，这一场景是对那次事件的呼应，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件事与我的生活似乎越来越相关。
至于一镜到底，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我真的不知道还能怎么拍这一幕。这是一个视角的改变：突然之间，电影通过真实的摄制组的摄像机拍摄了。因为这是实时拍摄的，所以时间在某种程度上被压缩了。说服我使用固定机位的是受伤工人、他的家人和整体背景之间紧张的关系。如果这种镜头起作用了，那是因为画面中央有工人和他的家人，而其他这些声音，试图愚弄工人的话和背景音都来自镜头外，这特别有趣。在背景里，左边是一座上世纪30年代的老工厂，可能是当时的一座共产主义工厂，但现在已经私有化；后面是一栋模仿旧共产主义建筑的新公寓楼，但建筑整体可能更窄；右边是一座暴发户的别墅和一个半地下室。虽然看起来不合时宜，但考虑到俄乌战争和罗马尼亚的地理位置靠近乌克兰，这实际上还呼应了不幸的现实。把所有这些都放在一个镜头里，让这个场景有一种散文的品质。雅克·里维特曾经说过，电影的力量不是讲故事或拍摄演员，而是通过将镜头中或镜头之间的元素以散文式的并列并让人产生联想。以我卑微的能力，我想让这个镜头呈现散文的美感。
《不要太期待世界末日》截图
Cinema Scope：尽管拍摄的过程非常忙碌和嘈杂，但实际上每个场景的展开和编排方式让我想起了无声电影，更不用说片中提到了梅里爱和卢米埃尔兄弟。你能谈谈无声电影对电影这一部分的影响吗，它们是如何作为电影主题的参考的？
裘德：无声电影对我的影响很大。这可能是老生常谈，但一切旧的东西都可以变得新的。现在我正在读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它比许多新的叙事和小说要自由和现代。如果你看一些无声电影，它们往往看起来更自由。也许因为在电影发展的早期，一些行业的规则还没有建立起来。但现在不一样了。如果你现在看卢米埃兄弟的电影，它们看起来并不原始反而很激进。我认为我感兴趣的是无声电影的美学潜力，其中许多都是由后来的电影帮助实现的。但并不是所有的无声电影的美学价值都得到了实现，其中许多都是潜在的价值，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如果TikTok或者Instagram快拍不是无声电影的一种形式，那它们算什么？显然，它们有声音，而且是数字的，但它们的美学价值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接近早起的电影。在罗马尼亚的TikTok上，有些短片或表演视频，甚至是与丈夫或妻子自己出演的小故事。这些都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它们把我们带回了电影的开端。你可以看到有智能手机的人们是如何开始创作电影的。但从美学上讲，把它们与大型的、重要的电影相比可能没有多大的意义，但你可以看到一些东西：一种创造故事的欲望；一种将两个图像组合在一起的欲望；一种创造某种东西的欲望——有时是一个糟糕的笑话，或者一个迷因，但有时是一个有趣迷人的故事。从这样的角度看，我认为我们生活在无声电影美学的黄金时代。
Cinema Scope：你经常在叙事和非虚构项目之间切换，但你越来越多地将纪录片元素融入你的虚构电影中，这些电影对传统戏剧的依赖较少，仍由叙事驱动，但影片本身变得更加碎片化和辩证化，你更倾向于混合方法和电影材料。你如何区分这些组成电影的模块？
裘德：现在人们怎么称呼来着，杂交？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危险的词。我和一个纪录片电影节的一位主办方谈到了一部获奖的电影，我知道这部电影纪录片的形式下其实是一部虚构电影，她说：“哦，我不在乎。图像就是图像。所有的东西都有同样的价值。“尽管我理解这一点，并意识到模糊电影的电影人几十年前就在谈论这些想法，但是将档案材料作为虚构电影来呈现，或者使用虚假的档案材料来创作半纪录片或假纪录片，我对这样的行为持反对态度。这是认识论的一个条件：你如何相信这个图像的真实性？但对我来说，有些界限是我无法逾越的。我并不是说它们不能被跨越，但我作为一个电影人或观众，做不到跨越它们。通过我的电影，我想让你了解电影是如何构建的。我对观众很坦诚，我的电影的结构非常明显。但是当你看一部电影，比如这部片子使用了一些八毫米胶卷拍摄的的家庭影片片段，有人在讲述他们的生活故事，你最后发现这都是虚构的，我对这种事情强烈反对。所以我所做的就是将它们混合在虚构电影中。在一部虚构电影的外衣下，包含一些纪录片材料，然后展示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它们。
《不要太期待世界末日》剧照
Cinema Scope：在采访结束之前，我还想问问尼娜·霍斯，但实际上我更感兴趣的是乌韦·波尔，他是通过什么机会参与这部电影的？
裘德：我决定让那个制片助理的角色在整部电影中开车到不同的地方去，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希望她最终能在另一种类型的电影拍摄场景前停留——一些和她正在做的工作不同的东西。所以我开始思考这可能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罗马尼亚电影、好莱坞大片或者科幻电影。我后来想起了乌韦·波尔，我看过他的几部电影，当然他的电影和我的完全不同。但我记得十到十五年前的影评人们联名签署请愿书，要求他停止拍摄电影，他那时的反应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想他经历这一切一定非常难。你可以评论他的电影好坏，但事实是他仍继续坚韧地拍电影，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我的榜样--一个可能不会拍出伟大电影，但无论如何都会继续拍下去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写信给他，邀请他扮演这个角色。
《烂电影》是霍伯曼写的一篇文章，霍伯曼在文中对烂片采取了一种非常有趣的评论方法，他通过特定的角度或框架去看待这些电影，就像刚才提到的“发现诗歌”，即使是一部烂片也可以被欣赏或转变成有趣的东西。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不能拍出好电影，那么这就是我的信念。所以我想向那些人们认为的烂片导演致敬，但我认为乌韦·波尔并非烂片导演。有那么多人在制作烂片，那些片子你可能都没有听说过。波尔家喻户晓，还拥有很多观众，这意味着他的电影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可以举出三十位罗马尼亚的烂片导演，他们是你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电影人，但没有人告诉他们不要再拍片了。
Cinema Scope 本期封面
Cinema Scope：真正的问题是，你会与影评人抗争吗？
裘德：不会！而且这不仅是因为我的拳击比不上乌韦·波尔。我的立场和戈达尔一样：我认为影评人和电影人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回事，都是电影的一部分。我喜欢影评人，我喜欢读也需要读影评。我也需要读一些电影史的东西。有一段时间，我认为只有其他艺术家或电影人能启发我，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去读一些对作家和电影人的采访报道，或者电影人写的关于电影的书，比如布列松或布努埃尔的自传。读这些对我非常有用。但问题是有时候电影人太狭隘了，只能通过自己的镜头和自己的品味来看世界。评论家或历史学家可以对不同种类的东西更加开放，通过读影评，我们作为读者或许能更清楚地看到电影中一些你没有意识到的、你不喜欢的或不理解的东西。电影人应该努力对电影是什么、以及电影应该是什么做出批判性的回应，而撰写评论的影评人本身就是创造者——他们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制作电影。所以不，我不会和影评人在拳击场里对打；相反，我会邀请他们和我对话。我感兴趣的是思考电影和电影的可能性。
- F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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