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海”命名的这所大学，曾被誉为近代史上“革命的熔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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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创办的一所“貌不惊人”的大学，只存在了不到5年的时间，因校舍简陋，不得已在上海里弄中辗转多处，甚至被戏称为“弄堂大学”。但它却在近代中国历史中，镌刻下一个响彻云霄的名字——“革命的熔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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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合作，

聚贤能培养“建国人才”

        上海大学存世于上世纪20年代风雷激荡的国民革命时期，它是国共合作的孕育产物，带有鲜明的社会责任和时代烙印。当时，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因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屡遭挫折，于是希望通过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培植各类人才，积聚革命力量。于右任执掌上海大学后，十分赞成国共合作，认为社会党（指中国共产党）“乃吾国新起为政治活动之党。吾闻其党多青年，有主张、能奋斗之士”，“不得不寄厚望于他们”。而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急需培养干部，以开拓革命事业，也十分重视兴学育才。邓中夏到任上海大学的总教务长，开启了国共两党合作办学的大幕。

邓中夏及其起草的《上海大学章程》

        在邓中夏主持下，《上海大学章程》中明确规定：“本大学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为宗旨。”对此，邓中夏曾解释说：“我们在这国际紧迫和国内扰乱的时代和环境之场合中，使我们大家都觉得建国是中国今日唯一的出路。我们的教职员和学生，没有一个事前的会商和协定，却是不谋而合地凝成了一种共同的意志和希望。”因此“上大”办教育，就是把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学生，培养成优秀的“建国人才”，使他们担负起“建国”的责任”，全体师生为达此目的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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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云集，举全力建成

“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

        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名师荟萃，群英闪耀，一大批闻名遐迩的大师云集于此，养化了他们所执掌的“上大”的教育风范，并成为“上大”的人格化象征。

        校长于右任，总务长邓中夏，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后来成为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著名作家沈雁冰、青年运动领导人恽代英、美术与音乐教育家丰子恺，等等，一大批学者志士来此献身教育事业。邵力子、蔡和森、张太雷、施存统、任弼时、茅盾、俞平伯、蒋光慈、田汉、刘大白、萧楚女、杨贤江等等，或执掌校务，或执鞭教坛，或慨然讲学。他们既是学校的领导成员，又大多活跃在教学的第一线，孜孜不倦地钻研学问，激情饱满地传道授业解惑，关怀备至地教书育人。

共产党人在上海大学执教时编写的教材

        此外，李大钊、章太炎、胡适、郭沫若、戴季陶等学者名流到校演讲，带来了全新的思想见解，激发学生理论结合实际、参与社会变革。所以，有人曾赞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而当时名师汇聚于此，更希望把它办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出身于北京大学的李大钊、邓中夏、茅盾、俞平伯，带来了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北大的学术风范潜移默化浸润着青年学子；蔡和森有留法勤工俭学的经历，张太雷有留学苏俄的体验，施存统有留学日本的阅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也正是通过这三个渠道传播到中国。富有独立个性和人格魅力的他们，把思想理念传播到“上大”，以开放的视角审视、观察和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寻求社会改造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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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英汇聚，

以“改造社会”为己任

        老“上大”的生活是清苦的，求学于弄堂之间，曾几经搬迁；但日子却是火热的，师生共同创办校刊，夜校授课、促进平民教育，以参与社会改革为己任，培育了一大批学子。20年代“上大”学子可谓英才济济。一大批年轻人从全国各地汇聚到这里，秦邦宪、王稼祥、杨尚昆、李硕勋、刘华、何秉彝、阳翰笙、施蛰存、丁玲、戴望舒等等，他们充满朝气，求知若渴，勤奋好学，在名家大师的悉心培育和指导下，探求真理，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洪流，后来或成为职业革命家，或成为学有专精的理论家和文学家。

        这些带有“上大”烙印的年轻人，思考着中国该向何处去。“上大”成为五卅运动的策源地。1925年5月，日本内外棉七厂大班枪杀工人顾正红，引发上海学生和工人示威游行。5月30日当天，游行队伍就是在“上大”集中后出发的。当队伍行至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前时遭到英国巡捕开枪射击，“上大”学生何秉彝中弹身亡。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就此爆发。“上大”师生在党的领导下几乎全员出动，参与各方面工作，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有五四运动的北大，南有五卅运动的上大”之赞誉由此而来。集结在“上大”的这些年轻的生命，在中国革命洪流中交汇，化为永远的殷红。

1924年上海大学全体教职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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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党史信息报》

编辑 / 周奕韵

制作 / 丁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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