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推广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
聚焦·党史上的两会
1949年9月30日至10月4日，松江县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松江县城东邱家湾天主教堂召开。10月13日，毛泽东在给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的回电中表示“松江会议成功，极为欣慰”；同时向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发出了《转发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的电报》，要求全国各地“一律仿照办理”。
当年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何以引起毛泽东高度肯定和极力推广，从而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一件大事”？
一、召开县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毛泽东心中的“一件大事”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已经对新中国的政体问题进行了思考。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在中国，政权组织形式既不能照搬苏联的苏维埃，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议会制，而是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准备，然后通过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
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思考不断走向成熟。1947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工委关于政权形式问题给冀东区党委的指示，提出各解放区要一律建立人民代表会议。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是最适合人民民主专政的组织形式。
随着新中国成立日益临近，中共中央、毛泽东等从多方面阐释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性质、意义和作用，并对如何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的原则和意见。1948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指示在新解放城市中组织各界代表会，并对召开代表会的办法、人数、职权、开会日期等给予原则性指导。1949年1月10日，毛泽东在给晋绥分局的批示中指出：“各地新区外均应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7月31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发出指示，强调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重要性：“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以为党与政府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方法之一。”8月13日，毛泽东出席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时发表讲演，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8月26日，中共中央在给华东局并告各局、各野战军前委的电报中强调：“严催所属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务于九月份一律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一律将开会情形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广播台上公开广播。”
从1948年11月到1951年9月，中共中央、毛泽东等关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电报和批示，目前已公开发表的有30多件。这类电报和批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达到高潮：从1949年8月7日至9月7日，毛泽东连续发出8件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相关的电文；从8月至12月，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电文达19件之多。对同一个问题如此集中地发布指示和批示，并不断转发各地经验和做法，这在党的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
1949年9月，新华社发表社论《迅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来源：全国报刊索引）
在此期间，随着实践的发展，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思考逐渐集中到在新解放区召开县级各界代表会议。1949年1月，毛泽东关注的“首先是区、村人民代表会议”，适用范围是“除新区外”；到8月，随着石家庄、上海、北平等大城市各界代表会议的召开，毛泽东开始强调“三万以上人口城市均须开各界代表会”，同时明确提出“各县应开县各界代表会议”，“全县各界人民会议，不论新区老区一律举行。新区在占领两三星期后即可举行。”9月16日,毛泽东审阅新华社社论《迅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再次强调“新解放区的县也应一律召开全县性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是正确的，不召开是不许可的”。
党中央、毛泽东为何对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尤其是新解放区县级各界代表会议如此重视？
原因之一：这与我们党初步执政的背景有关。当时战争刚结束，很多地区还实行军事管制，党政领导机关长期习惯于军事方式领导地方建设，此外，很多领导是从外地调来，对当地情况不熟悉，与当地群众缺乏联系。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着只相信党内干部会议、不相信人民代表会议的现象，还存在不愿意召开这类会议听取意见及建议的倾向。
原因之二：当时新解放区的民主建政任务重要而又艰巨。新中国成立前夕，正是解放战争逐步取得基本胜利的时期，大片的新解放区百废待兴，矛盾重重，而如何在新解放区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成为十分迫切的政治任务。
原因之三：县级人民代表会议是民主建政的关键环节。董必武曾作过清晰的说明：“目前在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中应以开好县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关键。因为县以上的省级人民代表会议，一般都开得好；县以下的区、乡级人民代表会议数目太多，上级领导不易照顾得周到。如能开好县级人民代表会议，那对开好区、乡人民代表会议就能起到模范和领导的作用。”
二、松江会议成功
毛泽东“极为欣慰”
1949年9月2日，毛泽东在给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的一封电文中指出：“新区各县的各界代表会议我们尚无经验，请你考虑选择上海附近一二个县亲自领导，开一二次会试试。”9月30日至10月4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饶漱石选择上海附近的松江县作为试点，召开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松江县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地邱家湾天主教堂
10月11日，饶漱石将松江会议的基本情况电告毛泽东。10月13日，毛泽东复电饶漱石，表示“松江会议成功，极为欣慰”，同时亲拟《转发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的电报》，要求各中央局负责同志“你们看了松江的经验后，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并请你们选择一个县，亲自出席，取得经验，指导所属。”
1949年10月13日，毛泽东对《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报告》一文的批示
松江会议贯彻党中央、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实现了新解放区召开县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突破，取得宝贵的经验，因此令毛泽东“极为欣慰”。
一是会议具有代表的广泛性，密切了党和社会各阶层的联系。出席会议的286个代表，包括职工代表35人，农民代表138人，青年与学生代表13人，教育界代表22人，自由职业者代表15人，妇女界代表3人，工商界代表30人，开明绅士代表11人，党政军代表19人，充分体现了代表的广泛性，是真正意义上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此次会议代表在名额分配、各界各业的比例、性别、年龄、宗教信仰、不同的政治倾向等各方面都给予了充分的考虑和兼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38名农民代表由此前9月26日至29日召开的县农民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这一点后来被毛泽东在同年11月27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给华南分局等的电报》中确定为制度性的规定：“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之前必须召开县的农民代表会议，由这个会议选举出席县各界代表会议的农民代表。”
二是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给社会各界代表“一个最现实的教育”。会议减去了不必要的仪式，报告时间简短，而讨论时间则占了会议时间的三分之二以上。大会之前开小组会，大会讨论与小组会之间又有个别交流、会外座谈，发现问题在大会上集中进行深入讨论，各代表各抒己见，郑重研究，使分歧意见归于一致。各界代表通过亲身体会，与国民党的假民主作了对比，纷纷称赞“真想不到(这次会议)这样民主”，“真正呼吸了民主的空气”，因此“更清楚地了解共产党与人民政府的主张和政策”，“大大提高了各界人民对人民国家与地方建设事业的责任心与积极性”。
三是会议真正体现了新生政权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对党内外干部是生动的教育。会议结合松江实际，紧紧围绕以农村为重点，兼顾城市工作的方针，集中讨论解决了广大民众最关注的减租减息、秋粮征收、合理负担等问题，选举了余克等19名常务委员会委员，充分发挥了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是一次生动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教育。
1949年10月17日，《解放日报》刊登新华社社论
四是会议成功，为新解放区召开县级各界代表会议积累了宝贵经验。10月16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学习松江的榜样，普遍召开市县人民代表会议》指出：“松江县的会议，给我们一个新的经验，就是在新解放区的县份，也同样可以和应当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在松江解放4个月后，松江县、市合并后召开的，是华东地区第一个县级各界代表会议，也是自从8月25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县各界代表会议以来殷殷期盼、反复强调的结果。会议的成功，“证明在各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但有迫切需要，而且有充分可能”，对于全国广大新解放区召开县级各界代表会议树立了榜样、积累了经验。
三、“一律仿照办理”
松江经验的全国影响
1949年10月13日，《解放日报》刊登关于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社论文章
按照毛泽东要求各界代表会议召开之后必须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台、群众集会等加强社会宣传的要求，10月6日《解放日报》刊载饶漱石在松江县各界代表会议上关于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及工商业政策问题的报告；10月13日，《解放日报》报道松江会议胜利的消息，并发表《从松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得到些什么经验》的社论；10月14日，新华社即向全国发表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基本情况；10月16日又为此发表社论，强调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值得全国人民注意的一件大事”，“希望各地的读者特别是各级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员加以注意”。社论还进一步明确了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性质，就是“地方性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市县人民代表大会的雏形”、“今天联系政府与人民群众最好的和最重要的工作方法”。社论要求每个市县都应当学习松江经验，普遍迅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对于完成人民解放战争，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克服各地当前工作中的困难和缺点，都有伟大的作用”。
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和松江经验的示范下，“召开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已成为全国性的运动”，对全国各地民主建政进程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山东提出“学习松江的榜样”；浙江提出“接受松江代表会议经验”；皖北行政区首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呼吁要根治淮河，并主动提出要协助政府动员200万民工治淮。至1950年9月，华东地区除了地处前线的福建一部分市、县以外，97%以上的县，都已举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全国2069个县(不包括旗)中已开过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有1707个县。至1951年，全国2068个县中（台湾、西藏及其他地区内相当于县的诸单位没有计算在内），共有2038个县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占总数的98.5%。
1950年7月，松江县城区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合影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迅速普遍召开各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生政权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政治基础，也为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到1953年4月，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共召开两届8次。其中，自1951年11月县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起，代行县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县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和县各界人代会常务委员会成员。1954年6月，在基层普选的基础上，松江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正式结束了历史使命。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场外景
同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正式确立为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创新与探索、经验和影响，融入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历史洪流，作为“值得全国人民注意的一件大事”，永远载入了党的历史。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松江区委党史研究室；原文载《上海党史与党建》2012年第12期，注释从略）
党史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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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
编辑｜刘捷
制作｜刘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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