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一周热点-第5期
政治学人“一周观点摘编”选取新近政治学类论文，并对其主要观点进行梳理和总结，每周发布一期。传播优质学术、展现学科动态、凸显学人观点，敬请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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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万胜 | 社会治理，还是生活治理？——审思当代中国的基层治理
作者信息：熊万胜，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出处：《文化纵横》，2018年01期
主要观点：在中国的社会治理中，博弈主体之间关系紧张而缺乏规范，导致基层治理规则的多元化和模糊化，西方的简约放权、公共自治都难以应对。近年来，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广泛的人口流动，中国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上述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对此，本文提出了“生活治理”的新思路。本文认为，生活治理是社区治理的核心内容，而生活治理与党的建设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对私人生活的治理是一种由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耦合形成的治理传统，中国的私人生活有一种面向世俗权力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表现为公私不分和你我不分两种倾向。生活是个人化的，生活治理必须直接地面对有差别的个人，这恰是中国社会治理传统中的重要命题，同时也是奉行群众路线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命题。传统的中国基层治理过程存在“政治性过剩”的现象，只有共产党的组织传统才最善于处理这个问题。因此，直接面对有差别的个人展开治理，在尊重群众生活的同时，积极改造群众生活，如此才能实现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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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硕 | “公益经营者”的形塑与角色困境——一项关于转型期中国农村基层政府角色的研究
作者信息：陈硕，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文章出处：《社会学研究》，2018年02期
主要观点：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学界将农村基层政府定位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角色，但企业角色理论忽略了基层政府的“公益”角色属性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与意义。实际上，在政府体制、社会与市场环境的共同形塑下，农村基层政府扮演着远比“企业”更为复杂的“公益经营者”角色。本文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基层政府不仅受到市场和政府体制的激励而从事经营，而且受到政府体制和社会压力的约束，将经营作为应对压力的策略。这表明基层政府是因应不同环境而采取相应的行为策略，且具有多重目标取向，并非单一追求利益最大化。本文还发现，一些地区发生的社会冲突使基层政府遭遇“公益”与“经营”角色不相匹配的困境，但冲突发生不能归结于政府谋利，而是源于政府经营内生的权责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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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柏瑛、武俊伟 | “双向建构”中的城市政府基层社会治理转型——路径、困境与未来展望
作者信息：孙柏瑛，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俊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
文章出处：《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8年01期
主要观点：本文以城市政府基层治理行为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城市政府面对日益复杂、不确定的环境下,在基层社会“双向建构”中,如何从“行政一元化”管理模式向多元主体共治、重构政社关系转型的路径。近年来,城市政府基层治理在多目标框架下,围绕加强“属地管理”的制度安排,在治理结构、治理功能和治理技术等方面展开了“多管齐下”的体制、机制调整,在响应问题、协同治理、服务供给流程及形式、治理规范与标准化、社区赋权与增能等方面形成了创新经验。尤其信息化、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为基层改善“碎片化”缺陷,整合资源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鉴于国家整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权责分配框架尚在调整、政府治理的方式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加之基层官员在“层层加码”的职责考核下规避风险的理性行为选择,导致基层治理存在“内卷化”、目标偏离、“路径依赖”等悖论问题。这呼唤新时代城市基层治理应构建开放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价值观,完善政府—社会分权共治的整体性体制和机制,致力于推进社区和社会组织发展,在重构国家—社会关系中获得创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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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增元 | 农村基层治理单元的历史变迁及当代选择
作者信息：李增元，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文章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02期
主要观点：治理单元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活动和组织载体。在不同时期,它具有不同的外在形式。农村基层治理单元，本质上是区域范围内人的集合体，其核心是人。从历史上来看，农村基层治理单元经历了一个历史变迁过程，治理单元的设立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在现代国家治理的新阶段，基层治理单元承担着便捷管理、有效公共服务、促进人的发展、维持政局稳定、强化政权建设等多方面任务。各种任务性质不一，运行机理不同，单元载体也呈现出差异性，一个治理单元很难承载所有治理事务。基层治理单元的设置，必须考虑赋予该单元需要承载的功能及单元的自身性质，以及社会发展阶段及社会基质的差异性等复杂因素。人是治理单元的核心，治理单元是人的集合体的区域化、分割化与功能化。治理单元设立的目的是服务人，促进人的解放与发展。人是社会实践性动物，作为承载人的活动的治理单元必然不是单一的，一成不变的，它具有多样性、差异性、灵活性，治理单元的这些特征本质上是人所具有的社会属性的外在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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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峰、徐共强 | 基层治理法治化视野下的权力清单制度——基于上海市两个街道的实证研究
作者信息：罗峰，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研究生部主任，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徐共强，上海体育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助教
文章出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02期
主要观点：在治理法治化的逻辑检视下，基层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行要实现权力配置及运行可视化、权力监督社会化的任务与价值。从权力的生成逻辑上看，基层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行是立法机关、基层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区居民以及其他社会利益主体积极互动的过程；清单内容应体现基层政府内部“条”“块”、街镇政府与市场和社会主体等的权力和责任关系。作为一项制度变迁，权力清单制度的变迁模式既不同于纯粹以政府强力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也异于纯粹以利益需求为导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而是以问题为导向，以国家权力中心为主导，中央和地方政府上下互动的制度变迁过程。对上海市两个街道实践的解析表明，基层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存在着推行路径内部化、任务化与封闭化、清单内容片面化、权力依据随意化等程序性和结构性困境。究其原因，不仅在于实践环境的复杂性，也在于权力清单制度设计中蕴含的行政权力界定、法治型权威彰显和监督机制衔接等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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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紧跟 | 治理视阈中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
作者信息：张紧跟，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出处：《探索》，2018年02期
主要观点：既有的“政府中心论”理论研究与实践运作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同时， 依然面临着总量不足、分配不均等、不同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和公众满意度不高等诸多挑战。因此，应从治理视阈更全面地反思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由于缺乏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保障机制、参与机制和有效协作的治理机制，尽管党和政府日益重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但依然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从治理视阈看，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应该包括:一方面，通过强化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意愿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精准对接公众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另一方面，在完善基本财力保障的基础上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协作治理机制，有效实现公众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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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继新、郁琭 | 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逻辑关联、社会行动与路径创新
作者信息：何继新，天津城建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郁琭，天津城建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
文章出处：《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01期
主要观点：“模糊经验粗放”是基层公共服务治理亟需克服的“木桶短板”效应。面对基层公共服务经验治理、资源错配、协同乏力、方式模糊、标准缺失、技术粗疏与管控粗放同存的困境样态，破解基层公共服务建设“短板”，探索推动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是服务体制机制转换、知识工具支撑、现实窘境倒逼和治理绩效目标追求的逻辑必然。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要以科学性、整体性、协同性、规范性为原则，以标准化、精准化、智能化、人性化为根本目标，通过制度规制引导、“精明行政+社会服务”双元机制建构和问责机制的设计，对“政府核心—社会多元”行动者进行有效引导。从互动导向的服务价值创造、“政府—社会—市场”主体服务职能厘定、府际跨部门协同聚合、多主体合作共治平台、网络智能互促融合等层面推动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实践的行动路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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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林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