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话语体系建构如何避免“名新实旧”？

作者简介

刘京希，《文史哲》杂志社副主编，教授。

本文原标题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看本土话语体系建构》

就近年来本土话语体系构建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态势来看，我们对于优秀传统资源的继承与时代性转换，相比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无疑判若云泥，而有长足的进步；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所凝练出的、为绝大多数文明形态所共同认可的思想成果，抱持的却并非宽容与开放的接纳态度，而是日益趋于排斥与自我封闭，甚至不免有“文化孤立主义”之嫌。这与我们所倡导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的理念主张，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全球化时代，普遍主义以全球性共同文明为分析问题的逻辑基点，以共性为前提看待个性，以普遍性为前提看待特殊性，以全球性知识为前提看待“地方性知识”，因此，便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有机生态联系。而与之对垒的特殊主义方法论，片面强调“地方性知识”的独特性，以至于忘记了特殊性赖以立身的共性与“共通性知识”。如果我们不能够秉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宽容开放理念，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宽阔胸怀，去筹划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而是仍以陈旧思维方式去回应新时代的话语体系建构欲求，难免“名新实旧”的结局。

我们倡扬构建本土话语体系，这一努力无疑须强调以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为基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主干、以现实社会实践为观照的国情文化特色。即是说，它以对于本民族自身历史传统的继承、传扬、光大为依托，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独特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实践的理论抽象为基本内核。就此而言，本土话语体系建构自当其时，因为几十年的“反传统”，已经使得我们的时代性文化失却了传统思想资源的滋养，变得日益单薄而干涩。“传统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特定群体共同分享的经验，将传统视为偏见而加以废除，国家将会失去其历史延续性，此即它的永久性自我，而正是这种东西将它的现在与过去和未来联系了起来。”当然，它又需要在此基础上广泛借鉴和吸收域外文明成果，以为我所用。同时不应被忽略的是，还有基于自身文化传统与域外文明融会贯通的、以现实为观照对象的新创获、新发展。这三个层面的有机组合与融汇，便形成我们所理解的本土话语体系。概言之，它应该是基于普遍性价值和自身个性价值相统一的有机整体；否则，我们所谓“特色”，就丧失了赖以植根的土壤和“特色”得以成立的“普遍性”观照，而失去了存在的内在依据。

就近年来本土话语体系构建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态势来看，不免有“文化孤立主义”的嫌疑。虽然，我们也在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十九大报告更是进一步提出，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但目睹现实社会政治生活及意识形态诸领域，我们对于那些由数千年人类文明所淬炼出的共同价值的日甚一日的刻意回避，总是感觉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的开放包容的价值理念之倡议相去甚远，甚至是背道而驰，这一点着实令人匪夷所思，不得不令人有所警觉！

一、

研究传统文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从精神层面来说，应该是挖掘与弘扬优秀的传统精神资源，释放人的精神自由，丰富人的精神世界；而不是以之作为工具，去束缚人的思想。我们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构想，无疑是个创举。把它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联系起来，以之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是以我们的思想文化体系为主体。而作为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在对其糟粕做出必要的清理与剔除之后，儒家传统思想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值得今人继承与弘扬。比如，小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际关系理念，大至超越家国情怀的“天下文明”之世界主义精粹，即属此列。与一般的政治发生顺序不同，周朝天下体系的政治原则是先建立世界秩序（天子的天下），然后建立国家（分封诸侯）。无论周朝所辖面积多么有限，其本质都可谓是一个“世界”的建构。再比如，古代中国不是通过向外侵略征服而扩大，而是通过向心力而不断吸引与吸附周围的众多部族。而对这种文明观予以提炼，正可以超越当前世界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的狭隘眼界，解决基于民族式民粹主义“天下观”所造成的人类进步困局，救济当今世界体系，为我们所欲构建的、某种意义上带有后现代意味的特色话语体系，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但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过程中，由于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形态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必然要和以西方思想文化为代表的外部观念世界形成交集、产生互动、发生碰撞，以检验其成色。那么，作为学术话语体系，它虽然必须在坚持自身特色的前提下，提炼出包括概念、范畴、命题、判断等有特定思想指向和价值取向的言说系统；但与此同时，它所提炼与形塑的这一言说系统，也应是带有普遍性色彩的价值规范、学术规范，蕴含基本且与外部世界融通的价值理念，这样才有可能对接和参与世界性学术共同体，并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如果没有这样普遍与共同的价值基础，那么我们要构建的话语体系的规范性支点在哪里？反过来说，我们所要构建的话语体系，它赖以与外部世界相沟通的通约性的价值理念又在哪里？如何才能为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所理解和认同？如果不能够为外部世界所理解和认同，那么，虽然我们不遗余力地发出了“中国声音”，但如何对外传播“中国声音”并产生其应有的效果，似乎又成了问题。质言之，此中显然存在一个“共同体认同”的价值理念问题。如果不首先理清这些基础性宏观理论问题，我们就很难开展下一步的具体的话语体系构建工作。还是以儒家“天下文明”的世界观为例。传统儒家的“天下观”，认为泱泱中华乃世界的中心，其社会治理体系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相应的思想观念已然穷尽一切真理，异域之“夷狄”只有来朝的份儿。在当下，如果不对这种自认优越的、盲目自大的社会心理疾患予以诊治，转而以平和、谦逊与开放心态向外寻求，学习与借鉴域外先进的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治理理念以为我用，那么我们所谓特色化、本土化话语体系建设，可能就是自大性、自闭性的成分居多，而不能在保持自我主体性的前提下，通过文明间的理性比较，择善而从之，有所吸收，有所借鉴。换言之，既然我们试图构建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包容互惠为发展愿景的，那么它就应该是基于普遍性价值和个性价值相统一的有机整体；否则，就谈不上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式”。但当下理论与现实实践，则往往是只强调以“特色”为标志的“地方性知识”，排斥对域外文明成果的交流与参照，甚至抵御人类共有文明成果。“十八大以来，一直到十九大，在中央的正式文件中，包括习主席的正式讲话中，我也看不出有把中国特色与世界文明对立起来的意思。这说明中国特色和世界文明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中国的文明建设要学习借鉴世界文明。但是在主流媒体的宣传系统中，把这两个对立起来的倾向是很明显的，中国崛起，中国辉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故事，真是铺天盖地。所谓‘厉害了，我的国’，其中充满了狭隘民族主义传播。如此状况，所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恐怕就被架空为印在书本上的目标、贴在墙壁上的口号、挂在橱窗里的装潢。老实说，如果不观照、不研究世界主要文明，尤其是世界主要政治文明形态及其发展趋势，以及它们与中华文明包括“中特”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比较与互鉴，探讨二者之间的共同性思想与文明基础及其差异，而是把二者对立起来，关起门窗，执拗于“中国经验”这一“地方性知识”，那么，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终究不过是一种虚幻。如此看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必须秉持开放而宽容的理性态度，必须坚持有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科学方法；既要“从中国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又要如周有光先生所强调的，“从世界看中国”；否则，执念于试图远离人类共同文明价值烛照的“地方性知识”，难免把“好经”念歪。

二、

整体主义的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事物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如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所说，如果你不知道秋天，一片落叶有什么意义！只有你懂得秋天，或对秋天有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才可能理解一片落叶的意义。尽管我不否认研究小问题的意义，我本人对小问题亦有点兴趣，但前提是你首先必须有起码的整体性概念。比如，研究地方精英，如果老是看重地方的特殊性，或某一个地方与某一个地方的差别，而忽视中国地方精英的总体性或者共性的话，那研究到最后就只剩下湖南精英、浙江精英、陕北精英等等，唯独没有了中国精英。中国文化当然不是单一同质的，具有多样性及多元化，但无可否认，它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强调“全国性”或整体性概念的原因。换言之，国别文化的性格如同人的性格，既具有多样性、差异性，又不乏通约性和共同性。前者赋予国别文化以个性和多彩性，后者则建立起相互之间赖以沟通与交流的共同价值基础。二者的有机统一恰恰赋予了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依据。与整体主义这一方法论密切相关的是普遍主义的方法论，它的对立面则是特殊主义方法论。普遍主义方法论得以运用的逻辑起点，是身处关系结构状态的不同主体之间在保持自我前提下的相互承认。在个体充满差异性的社会中，个体之间的承认原则有助于个体在意义层面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不仅能够体现个体在“自我”“本我”及“超我”等层面的人格诉求，而且还可以保证在孤独个体之间建立起必不可少的相关性和相互认同的一致性。在全球化时代，普遍主义以全球性共同文明为分析问题的逻辑基点，以共性为前提看待个性，以普遍性为前提看待特殊性，以全球性知识为前提看待“地方性知识”，因此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有机生态联系。而这种有机生态联系是先在于人们的认知的，我们只是基于理性认识予以学理确认而已。但那些偏执的特殊主义者并不这样看待问题，他们往往无视人类社会发展所形成与凝练出的共同文明形态（比如，就政治文明而言，政治权力必须通过程序正义，受让于公民的共同同意才具有合法性，以及权力必须置于异体监督之下才可受到必要的约束而不至于越界滥用，即属此类），片面强调自身特殊性和地方经验，比如“为政以正”的贤能政治主张，盲目地排斥人类经历数千年血与火的洗礼而凝结出的规律性文明智慧之果，无端地蹉跎了美好时光。所谓特殊主义方法论，强调“地方性知识”的独特性，以至于忘记了特殊性赖以立身的共性，与普遍性事物之间的“共通性知识”。“地方在此处不只是指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问题，而且也指特色（accent），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这也正是中国文化需要深刻自醒的地方：“中国文化进路的不足在于，经验归纳理性的发达显然抑制了演绎推理技术的发展，以和谐为基本精神的哲学追求阻滞了思想的解析面向和抽象维度的展开……传统中国的哲学图式在起点上就封闭了思辨理性成长的需求与可能。”面对拒斥人类共同文明的所谓“特殊性”意识形态诉求，我们只需要它回答以下哲学性问题：“特殊性”到底自何而来？难道它不是来自于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不是来自于与之相反相成的文明的普遍性存在及其抽象？当我们充满快感、畅快淋漓地消解掉文明的普遍性与共同的价值认同，那么，特殊性又当怎样立身？回望人类文明发展历程，凡是处于先发与先进地位的族群和国家的文明，哪一个的成长发育离开过与外部文明的交流互动，离开过人类共同文明的滋养？退一步说，对于“地方性知识”与特殊性的无比执着，如果是仅限于学术讨论则罢，不至于因此产生社会性负效应；但当它在意识形态的介入与强势干预下，在民族主义的鼓噪之下，由学术而政策甚至国策，则“地方性知识”即彻底背弃人类共同文明，苏联的致命失败，即在于通过意识形态控制，既对外又对内，在双重意义上把国家封闭起来，因此而脱离开人类文明主潮。殷鉴不远，足可为我们所镜鉴。

三、

哲学大师黑格尔曾经说过，人类从历史中汲取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未从历史中汲取过任何教训。面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威胁与来自中东、拉美大规模的移民风潮，民族主义开始在欧美国家重新抬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又开始重新被人谈论。曾经自信地标榜开放、博爱、全球化的西方，在今天变得敏感而趋于自闭。西方现代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以及更多不同文明之间到底能否和谐共存？包括中国在内的那种有关独一无二的“地方性知识”的喧嚣舆论，无不带有试图脱离开全球性共同文明的趋向。这是需要学界予以警惕的地方。回顾人类文明发展史，我们不得不承认，存在一个由野蛮走向开化的、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类文明的“普遍历史”。虽然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单向度线性进程和不间断的连续统，而具有复调和复线的特征，但在总体上来说，是文明不断战胜野蛮的社会历史演化进程。这同时也意味着，“文明”富有其普遍性、共通性价值内涵，不同国族的人们，不论性别，无论肤色，除却遭受邪教的蒙蔽，无不厌弃野蛮，认同与拥抱开化与文明。从今天的视角回顾，这一进程以远程历史、中程历史和近程历史的递进方式，呈现出人类现实生活所处的纵深文明演进背景与场景。只是，这一共同历史进程是以先发文明的示范与吸引作用来完成的。当然，人类文明进程的整体性，并不能遮蔽不同文明形态的差异性，它具体表征为作为文明的呈现形态即文化的多样性。“即使假定世界上所有文明或早或晚终将采纳相同的技术，即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因此也部分地趋同，我们在长时期内仍然将面对事实上非常不同的各种文明。”但是，各种文明的历史是在持守自身文明本性的基础上相互借鉴的历史，而非“独特文明决定论”所形成的自大性与封闭性历史。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前现代的“五大河文明”“地中海文明”，还是现时代的环太平洋、环大西洋文明，都是在持守自身文明本性的基础上，基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时代性条件，借助对外交往与交流而成长起来的外向型文明。自古以来，不同种族与文明形态的人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聚居于大江大海之滨，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利于对外交往与交流。人类不同文明演进的这一普遍性规律，恰恰表明了这样一个真理：交流与交往之于文明的成长是何等地紧要！“没有一种文明可以毫不流动地存续下来：所有文明都通过贸易和外来者的激励作用得到了丰富。”当然，其中的某些文明形态，包括拥有“世界最早的黄金时代”的古巴比伦文明，没有能够以原生形态得以延续而湮灭，究其原因，要么是拒绝文明之间的交流而选择自我封闭，要么是以野蛮的方式对内压榨、对外扩张，而招致反弹性报复的结果。对于文明后发国家而言，能否顺利克服文化适应或文明适应综合症，决定其融入世界共同文明的进程。换言之，其融入现代文明的进程，取决于其克服文化或文明适应症的程度。在中国，存在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我们不妨把它称为“民粹式民族主义”，它以爱国主义为表现形式，强化着人们的民族自豪感。但此一民族主义与一般性民族主义又有所不同。事实上，它带有“唯我独尊”式文化民族主义或文明民族主义的典型特征。或许，从理论底色来看，那种把历史看成一系列不连贯的、极具地方性和特殊性的事件——它们与更为广泛的社会发展、或大或小的历史进程并无显著关系——的“独特论”与“特殊论”，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时代翻版。所以，它偏执地夸大文明间的冲突与对立，无视不同文明间的融会共通。其社会政治后果，是必然走向意识形态对立，走向民族主义，走向文化孤立主义。其最可怕的后果，是走向全面闭关锁国的老路！

结语

“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民族可以仅仅抱守自身民族史观、排斥世界史观而走上世界舞台。”总而言之，无论人们是否承认，人类社会自有其“普遍性历史”所积淀的共同文明成果，它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所共同创造，并独立于创造者而凝结为观念性客观实存，进而为不同国族的人们所共享。“文明冲突论”夸大了文明之间的差异，而忽略了它们之间所共享的知识与价值。“文明是一个相对的词，其范围之大是无边无际的，因此只能说它是摆脱野蛮状态而逐步前进的东西。”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外在的事物即器物，基于国情的特殊性，必然会有所差异；但就事物发展的规律而言，内在的精神在不同国族之间，则是趋于共通和共同性的，那就是无不崇尚自然与自由，追求公平正义。就内在精神而言，人类文明无疑是有其共同价值追求的。在今天，不同民族发展出来的不同文明经过数千年的累积，已经越来越融合成为一种为全人类所共享的全球性文明，而非引发民族矛盾的动因。未来，越来越多的挑战将是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在共同克服这些挑战的过程中，不同地域、民族的人类将会越来越形成一个统一的全球文明。当然，在“地方性知识”与人类共同文明之间，“每一个国家都倾向于形成自己的文化世界,但一种现实不必把另一种现实排除在外”。华人文化传统最强调的是把两个最极端的放在一块，构成一个和谐性的整体，和谐这个观念是非常可贵的，和而不同、不同而和，“和”就是把不同的放在一块，把最不同的放在一块就叫“和”，太和所谓“道”，一阴一阳之谓“道”。太极图像阴阳鱼，阳消阴长，阴消阳长，阴阳互为消长，构成一个整体。它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存在的事物不是相对立的两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圆环式的思考把它变成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在现代性时代，一国一族之“形而上的发展，表征其文明演化的程度”。我们已经进入了“新时代”。那么，表征我们进入新时代的最根本的标志是什么？无疑，是与“新时代”相吻合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它应当是吻合于时代潮流和历史规律的。新时代虽然已经来临，但如果我们不能够秉持“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宽容开放理念，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宽阔胸怀，去筹划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而是仍用带着深深的传统印痕的陈旧思维方式去回应新时代的话语体系建构欲求，执迷于脱离人类共同文明的“地方性知识”，无疑是叶公好龙式的“名新实旧”。其实，以我为主、基于自身传统、敞开襟怀、拥抱人类文明、主动学习借鉴域外经验以为我所用的做法，正是中国独特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自信的典型表现。相反，那种在精神文化上自我封闭、自我禁锢的做法，恰恰是抱残守缺、缺乏自信的典型作为，与积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相去甚远。

责任编辑：陈鑫 一审：王铮  二审：沈青 

文章来源：《求是学刊》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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