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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路曲：比较政治学如何看待国家独特性？ | 聚焦年会
2019年12月27日，首届政治学人全国学术年会暨“世界政治的秩序”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办。
会上，2018年度最受政治学人喜爱的专业著作《新加坡道路》著者，上海师范大学李路曲教授，结合自己的著作《新加坡道路》，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学界流行的中国独特论以及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借鉴价值进行了评析。下文为演讲的内容概述。
嘉宾简介
李路曲，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代表著作有《新加坡道路》《政党政治与政治发展》等。
年会现场
内容速递
第一，政治学理论需要具有普遍解释力。从方法论的角度讲，任何案例或国家都可以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理论体系，但是从案例里推导出的假设或理论能不能成立，要经过很多国家的案例进行检验，进而抽象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也就是要经过一个比较科学化的分析过程。换句话说，任何一个以国家为中心建立的理论体系要具有普遍解释力的话，那么这个理论体系对其他国家案例的解释应当也是客观的。我们当然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国的发展做出深刻的阐释，但由此所建立的理论要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同时，如果一个理论只能解释自己的国家，而不具有对其他发展模式的解释力，或不为大多数国家所承认，那它至多是一个案例解释而不是理论。美国例外论、欧洲中心主义、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种族中心主义都是历史上带有一定偏见的理论而具有普遍解释力。从强调美国例外论到推广美国的普世价值，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否定，这种观点往往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阶段。所以，过分强调自身独特性很容易走向极端。
第二，国家规模大并不代表国家独特性。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但是面积比中国大的俄罗斯和加拿大，人口和中国相差不多的印度，经济总量在中国前后的美国和日本，都是与中国有很大不同，这些不同很难从规模上找到解释。从比较政治的角度讲，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很难说大国很独特或小国不独特。100多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是一样的。所以，由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推导出中国具有独特性，这实际是企图在“超大型”国家这个量性现象与中国“很独特”这一质性现象之间建立一种因果关系，这一推论显然是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国家规模和独特性之间没有直接逻辑关系。它至多是在大小之间的差异这种量性差异之间具有独特性，是相互之间的一种独特性，而不是只有大国有独特性，更不是中国有特殊的独特性。
第三，不能从尊重历史走向历史决定论。近年来通过研究历史来分析中国发展模式为学界所重视，从方法论来看，这是一种很好的研究路径，有很大的学术价值，但是也要防止出现历史决定论的倾向，历史学界早就批判过历史决定论。不能将将历史因素的路径依赖作为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力量，而忽视制度变迁的重要性。很多人喜欢把历史的路径依赖作为政治发展的唯一解释。在儒家文化圈中，台湾、新加坡、香港都是另一种体制，而北朝鲜和南朝鲜虽然都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但是不能说儒家文化只适用于北朝鲜体制或只适用于南朝鲜体制。在更大范围上回顾世界历史，所有国家都在近代后产生各自迥异的国家体制。欧洲的变化也是从中世纪变化过来的，它的制度变迁程度是非常大的。所以不能说中国的体制完全是它的历史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和当前“向改革要发展红利”都说明了制度变迁的重要性。
第四，政治现象的比较是对其功能或特质进行比较，而不是对其数量进行比较。政治现象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它很难以用量化方式进行充分研究，或者说精细的量化研究还做不到。目前的量化研究主要是对政治现象的载体进行量化，而不是对政治现象本身进行量化，对政治现象本身的实验和量化还很有限。所以，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量化来要求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是不合理的。政治现象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国家间的学习或比较不能照搬照抄，不能用科学主义的标准去进行模仿，因为不存在任何国家是完全相同的。换言之，在政治学的意义上对不同国家进行比较是可行的，比较政治学这门学科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并没有为国家的特殊性或国家间的差异所阻碍。这就是中国和新加坡之间是具有可比性的。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为中国与新加坡比较或互相学习找到了理论根据。大国和小国之间是可以进行比较的。
第五，国家规模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变量。量的因素不是在比较中不产生影响，而仅在量性的意义上起作用，比如大国和小国在治理情况上有所不同。中国的治理层级多、国家机构庞大、公务人员众多、治理区域大。与此相联系，在国家治理上国家大好还是小好呢？中国人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发生了几次变化。在新中国建立后，大多数人认为人多力量大。如果从比较政治这个角度讲，就是国家规模大是有好处的。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初，从解决全国人民温饱问题中，我们意识到大国治理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今天的中国不仅有规模经济效益，而且有规模政治效应。在规模经济效益上，高铁、消费市场、劳动力等等。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在量的基础上发挥作用，与政治体制或者国家特色没有多大的关系，大国和小国都有可能采取同样的政治体制或同样的政策。在规模政治效益上，国家制定政策法律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或者更多人口数量上实行，所以如果不为其他制度因素限制，政治效益也有可能提高。
第六，中国的发展是寻求共同性的结果。中国今天的发展奇迹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融入世界的过程，而不是强调独特性的一个过程。我们看这一奇迹既要看到它是发生在中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或特殊性一个现象，也要看到世界上每一个奇迹和现象都有其特殊性的一面，因而在此基础上都有奇迹的共性的一面。具体来说，看待这种奇迹，是从18世纪以来的英国奇迹、19世纪到20世纪的美国奇迹、20世纪中期以来的日本奇迹、德国奇迹、拉美奇迹、东亚四小龙以及在中国之后最近出现的越南奇迹、印度奇迹中来看、或者说要在整个世界历史变化的过程中来看待中国奇迹，还是仅强调我国独特性的一面。在分析中国发展奇迹的时候，过分强调特定差异的制度或认为与其他国家无法比较，是违背了这个政治现象的本质特征。比较就是在差异性和共同性之间进行的，完全一样或完全有差异均是不可能的。这对于我们实行什么样的政策会有很大的影响。
最后，李老师介绍了自己的著作《新加坡道路》在研究上的贡献。他认为研究新加坡政治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国别政治研究。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相比完全的案例研究或者国别研究，政治学的内容或者比较政治的内容会更为丰富。，
政治学人微信平台将会继续对首届政治学人全国学术年会暨“世界政治的秩序”学术研讨会的其他参会嘉宾的发言报告进行总结和推送，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