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里社区如何促进族际融合——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作者简介

柳建文，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邻里社区是国家治理中的最小单元，但其内涵丰富，功能多样，特别是在促进社会融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很多国家，邻里社区都是促进城市族际融合的重要平台。20 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城市族群隔离和冲突问题日益严峻，国外理论界提出通过邻里社区规划建设促进邻里互动和族际融合的相关观点。从实践中看，国外以邻里社区为载体促进城市族际融合的策略包括：加强社区住宅设计和价格的多样性、打造族群混居格局；重视社区交往性空间规划、加强族群间的社会互动和文化表达；组织丰富的社区公共活动、增进跨文化群体间的情感交流；构建共同语言基础、鼓励社区内的文化融合；培育社区志愿组织、增强社区社会支持力度；扶持边缘社区发展、遏制族群分层等。国外城市社区建设的经验表明，无论国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如何精细和完善，均需要充分重视和发挥社区在促进族际融合方面的独特优势。

引言

族群之间的融合问题是民族学研究的重要话题。根据已有的文献，融合之所以成为问题，主要 是由于群体间的利益分化或群体间外貌、语言、文字的差异而导致心理上存在隔阂。因此，促进族际融合的手段和策略包括实现族群间权益分配的平等，缩小文化差距，削减心理隔阂以及加强族际间的互动等，相关措施涉及国家的制度安排、政策设计以及人口空间布局的调整等，其具体实施的载体有国家的行政区域(如俄罗斯的楚科奇民族自治区、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等) 、社会文化区域(如美国的印第安人保护区、澳大利亚的毛利人文化村等)以及邻里社区。行政区域和社会文化区域相对宏观，往往与群体的政治文化权益和社会公平公正紧密相关，国内外已有大量文献予以探讨。邻里社区相对微观，体现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社会融合功能。

从世界范围看，20 世纪中叶以来，在全球人口迁移和城市化提速的背景下，族群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已成为诸多城市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在此期间，城市人类学、城市社会学、城市政治学、城市社会规划等学科和理论逐渐兴起，并有大量文献集中探讨城市的族际融合问题。在微观层面，通过邻里社区的规划与建设促进族际融合成为最重要的技术性策略，很多国家的城市因此获得了明显的社会收益。

中国目前已经步入城市社会，社区人口异质性日益增加，各族居民面临相互认同、社会文化融合等诸多问题。但长期以来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城市化的物质特性和经济效应等宏观层面上，体现出宏大的叙事特点，而较少关注涉及人际关系与社会交往的微观因素，很少从社区建设等微观治理的视角思考族际融合问题。从现有文献看，我国与民族相关的社区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侧重城市少数民族社区和多民族社区，内容涉及此类社区的特点、功能及其对民族发展的影响；社区居民权益和传统文化的保护措施；社区问题产生的原因、特点及社区内民族问题的解决手段等。二是以一个或多个社区为调查点来分析某一地区的民族关系，内容涉及社区内的邻里关系、族际交往、族际信任和族际通婚等。但国内学者较少将社区建设作为促进族际融合的一种手段或机制加以系统考虑，比如城市社区的人口分布、社区规划、基础设施对族际关系的影响、族际融合对城市社区建设的要求、城市社区建设的具体措施及其促进族际融合的路径等都需要展开分析。基于此，本文试图对20世纪中叶以来国外邻里社区建设与族际融合的理论与经验进行梳理总结，以期为我国各大城市促进族际融合发展提供适宜的参考。

一、20 世纪中叶以来国外城市面临的族际融合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人口迁移高潮已接近尾声，大量移民的涌入给欧美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动力，但城市居民对蜂拥而至的移民的外貌、衣着、俚语和音乐普遍感到陌生和诧异。比如，黑人创造的爵士乐、说唱音乐(Rap)长期被欧美主流社会认为是“粗俗低级”和“放荡邪恶”的产物。在城市社会生活中，诸如此类的文化差异导致族际关系的巨大张力，很多移民被迫抱团而居并形成了“面目可憎”的刻板印象和相对负面的社区亚文化。20世纪早期的经典文献如沃斯的《少数民族居住区》、怀特的《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列堡的《泰利的街角：一项街角黑人的研究》等为我们形象记录和展示了移民艰难的城市融入历程。 

20世纪50年代，在欧美都市中最为常见的就是族群之间的刻板印象或偏见。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的黑人社区，新近迁移而来的朝鲜族商人看到一些无所事事的黑人“懒散”的生活方式， 认为黑人的道德和价值观与自己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他们尽量疏远黑人，以免人们将他们与黑人视作同一类人，而朝鲜人越想疏远黑人，就越被黑人视为粗暴无礼和麻木不仁的群体。在欧洲很多城市，生活在社会边缘地带的吉卜赛人被视为懒惰、愚笨和缺乏教养的群体，他们的社区文化大多 被认为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由于文化偏见根深蒂固，使族群关系变得异常紧张。一项针对英国南部非洲加勒比人、巴基斯坦人较为集中地区的调查发现，宗教、生活习俗等文化因素是导致西方人对社区内亚洲移民产生刻板印象的重要因素。由于特殊的文化传统，这些亚洲移民保持了小团体的生活特点，这些特点明显有别于外部群体，从而成为外部人眼中的“刻板表现”。虽然这种刻板印象对大多数亚洲移民而言是一种强加的“象征性资源”，但却明显阻碍了他们与当地社区网络的接触。在华盛顿、费城、纽约等美国主要城市，黑人、白人和亚洲人之间的摩擦比比皆是， 在迈阿密，黑人移民和西班牙裔居民之间的冲突也是随处可见。由此，一些市政府和学者认为群体边界(比如职业、收入、族群文化)较为清晰的社区可以使其成员们感到身心舒适和安全，反之，社区内族群的异质性对城市的发展有害而无益。 

20世纪60、70年代，欧美诸多国家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运动，推进所谓的共同利益开发(Common Interest Development)，即对社区内住房的销售采取一定的门槛和准入性限制，这些门槛包括种族、宗教信仰、文化习俗、收入、职业等，只有符合标准的人才可以入住，从而保证社区内居民的“同质性”。在这一时期，“房地产市场和国家政策所提出的制度框架限制了城市居民，他们在选择哪里安家的时候，或多或少是情势所迫”。随着同质化社区和封闭社区(Gated communities)逐渐增多，族群隔离问题日益突出，也导致了城市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因为它们限制 了高质量的学校、健康护理中心、图书馆、公园和其他便利设施的使用权。有时设立在封闭社区附近的公共设施也被封闭起来，其他社区的居民不得不每天为了受限制的使用权而与相关人员进行交涉，才能够享受一点这些公共服务的利益”。

由于感受到明显的社会排斥，20世纪 60、70年代有组织的大规模族群示威运动和移民聚居区的骚乱在欧美城市此起彼伏，引发了普遍的社会恐慌。正如世界观察研究所(World Institute)的一份报告指出的，像伦敦、洛杉矶、贝尔法斯特等欧美城市的骚乱大多因族群间的隔阂引发。在这些城市，“聚集的族裔人群、唾手可得的武器，以及拥挤的市民生活……这使许多由奇异的种族、宗教和语言引发的敌意，演变成旷日持久的城市恐怖场景”。随着城市规模的急剧扩张，封闭的、同质性的邻里社区并未能如预期设想的那样独善其身，促进城市的稳定和繁荣，它们同样遭受到致命的打击，因为城市的扩张导致了人们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大量流失。正如美国学者沃斯所指出的，对美国传统的好客文化而言，城市化最大的副产品是在大都市区域所弥漫的“社区意识”的降低，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交往越来越变得私人化和家庭化，对自己邻居的关心和责任感几乎消失不见了， 总体上看，过去曾是城市生活中最主要特征的社会交往正在逐渐下降。

西方学术界出现了所谓的“社区消失论”(Community lost)，认为由于城市人口规模较大、流动性很高，因此很难维系亲密的人际关系，也难以形成社区共同体意识。因此，邻里社区的衰败加剧了族群间的社会疏离感。根据帕特南对美国部分城市的统计，城市规模的扩张与社会隔离的增长 呈正相关关系。特别是同质性社区数量的增加抑制了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热情，并明显阻碍了跨阶层、跨族群的社会交往机会。

二、有关社区建设与族际融合的理论探讨

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家甘斯(H．J．Gans)相继发表了《计划与社会生活: 郊区社区中的友谊与邻里关系》《平衡的社区：居住区中的同质性或者异质性》等论文探讨相关社区环境或者人口属性对个人或群体交往的影响。其后，此类文献日益增多，有一项对 21个欧洲国家的社会调查显示，积极的族群接触对于减少相互间的消极态度具有重要作用。相对于单一族群的社区，混合社区的居民们通过交往调节邻里之间的族群关系，很少能够感觉到他们相互之间的负面评价和消极态度。来自马其顿耶古诺夫采市(Jegunovce)的调查显示，族群同质性更高的社区显示出更大程度的不信任和疑虑。比较而言，族群混居的社区信任度却明显偏高，这是因为在混居的环境中人们需要经常尝试相互间的妥协和达成共识，从而找到他们的共同利益。因此，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族群之间的隔离并未有效减少冲突，反而恶化了族际关系，而积极的族群接触则会降低消极的社会态度。在意大利米兰市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居住在两个不同族群异质性社区中的移民受访者均明显感受到偏见和排外主义，两个社区中只有 5.65%和2.84% 的移民称未感受到明显的偏见，其比例很低。其中，居住在族群成分相对较少的社区中的移民遭受到更为严重的偏见，这是因为他们与其他族群接触的机会更少。在族群异质性较高的社区内移民对偏见的感觉则有所下降。另有研 究表明，族群异质性与族群负面评价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这主要取决于族际接触经验和接触质 量。换言之，族群异质性本身并不增加或改变族际评价，密切接触是族群异质性与族际评价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的干扰变量。在异质性较高的社区，排外主义的思想仍然存在，但是对待移民，年轻一代表现出较低的偏见，这与他们和移民接触的机会更多有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家桑德斯将邻里社区视为在特定地域上的一系列社会互动过程，包括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发生的各种交互作用的方式和过程，他特别强调，“社区是指一个人各种各样的社会互动状况，当这个概念适用于不同的宗教或族群时，它意味着异质性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多元族群居住的社区，社区不仅仅意味着人际关系或人际互动，也表明同质或异质性的社会交往关系”。

其后，有关族群互动的研究范畴开始扩展到社会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围绕着社区及其居住的人，其讨论的主要内容涉及社区内的社会网络关系、对邻里的情感认知以及参与邻里组织的情感成分等。由于邻里组织能够深入地方的日常生活中，因此被形容为“社区的韧体”，可以维系社区作为精神共同体的存在，也可以促进社区意识，协调社区内的人际关系和群体关系。

社会学家戈登在探讨族群关系时认为，社会组织体现出的社会性团结是宝贵的社会资本，也是支持族际融合的重要因素。同时，邻里之间的互动也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社区意识”。社区意识包括成员对社区的义务感和归属感觉，是一种共享的社会情感关系。社区意识的增长会导致邻里之间的社会互动增加，反过来，邻里之间的互动又加强了相互间的情感纽带。因此，通过邻里组织，邻里互动与共同的情感联系、邻里认知以及族际融合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图1)。20世纪80年代以来，邻里社区逐渐被视为培育城市社会资本的重要空间。社会资本是指那些基于人们的日常交往而形成的、能够增进人们之间的信任与互助合作的社会关系网络。2004年，美国学者普特南出版《在一起会更好：重建美国的社区》，号召美国的城市“让社会资本运转起来”，他指出，在人口规模较小的社区，更容易建立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关系，因此也更容易形成社会资本。据此，社区应当多创建公共空间，提供给人们更多地接触场所和机会，以便有利于人们相识、熟悉和交往，从而促进社会融合。扬·盖尔在《交往与空间》一书中提出空间形式对社会融合具有重要功能，他认为社区的物质环境可以影响居民的社会关系，通过建筑布局和公共空间的设计，可以为居民群体创造更加广泛的交往机会。反之，不合理的建筑空间布局也可以阻碍甚至扼杀居民的互动要求和接触形式。20世纪90年代，西方城市规划和设计领域兴起了强调社会交往性(The sociability of public places)的空间规划思潮，社会交往性(The sociability of public places)规划重视公共空间对邻里关系和社会融合的作用，主张合理的社区建设应该包括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和不同类型的活动；每个社区必须有一个自己的公共空间作为社会交流活动的场所；通过创造一种适合居民步行的空间环境增加不同阶层、肤色和文化背景的邻里相互交往。

三、国外促进族际融合的社区建设经验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族际融合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强调不同族群混合居住，他们强调个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将有利于增加人类之间的理解。虽然居住在同类人聚集的封闭社区中似乎更加舒适和安全，但长期的相互隔离最终会导致社会冲突和暴力，因此，最好的选择是将族群之间的 差别和对立逐步消解在社区的共同生活中。在社区内，多种类型的住宅和价格层次有利于不同族群之间的日常交往，从而加强族际融合所需要的个体及公众联系。比如，巴黎有色人种和外来移民聚居的贫民街区被冠以污名并遭到社会排斥，加剧了城市的社会危机，而在另一座城市马赛，移民和有色人种没有被空间隔离，低收入和高收入阶层同居在一个社区中，因此马赛几乎没有暴乱发生。在加拿大，移民众多的蒙特利尔市政府住房办公室为低收入群体和移民提供一定数量的经适房资源，提供私人市场租金补贴、为年收入低于10000美元的家庭提供家庭生活津贴。蒙特利尔市政府相信族际融合并不能自动获取，政府需要提供必要的住屋政策控制社区分化、引导邻里生活，帮助移民等社会边缘群体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目前，有 150个社区推行了混合居住的住宅项目，为支持蒙特利尔市的族际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欧洲许多国家，在邻里层面创造一个平衡的族群混合格局是当代住房政策的一个共同点。德国的住房政策限制了公司的自由裁量权，特别是族群配额制度具有一定强制性，负责居住格局调整的“住房协会”可以影响邻里小区居民的住房分配政策。德国政府认为，集中居住不符合移民和部分族群本身的长远利益，因为它妨碍跨文化接触，并阻碍德语的习得。在汉堡市，为了鼓励留学生和移民到市中心居住，为外国人提供的住房租金补贴最高达到 60% 。在政府的要求下，房屋公司也设法鼓励跨文化的接触。很多公司尝试在每个公寓特别是邻里层面促进族群混合居住。第二种促进社会混合的办法是建立一个混合的住房结构。通过建设新的城市发展规划或城市复兴方案，加快社区内公寓规模和住房类型的混合，通过多元化的房屋类型和价格选择，实现人口的混合。德国的族际融合策略有效减少了社会关系的紧张。英国议会也推行所谓的混合住房，政府为此设立了专门的机构——英国社区与地方事务部，通过对廉租房等一些住房资源的控制，试图增加英国人与其他族群的社交机会。在住房的分布上，社会经济群体并不是随机分布的，真实情况往往是外来移民和有色人种集中居住在条件较差的住房和社区内。为减少族际隔离对个人和社会的负面影响，英国政府加强了对住房政策的干预，主要是通过住房分配制度将不同族群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业主混合居住，创建更多社会经济混合的邻里社区。为此，英国的种族平等委员会还专门设有 “公共住房族群中心”，对族群的居住情况进行监视。该中心发现，伦敦有31%以上的移民和有色人种居住在政府兴建的公租房中，这显然不利于族际融合。在费比恩主编的一个演讲录中，曾提出伦敦的发展构想：“未来伦敦的新的发展方向应该有利于公众的交往，强调多种功能，最大限度地增加人们的接触机会和发展多样性，促进积极的公共生活。”此外，英国人口普查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评估全国性族群隔离程度的变化，评估的数据非常全面，包括社区层面的数据，比如人口的迁移信息等，以全面掌控族群隔离变化的动态过程。20世纪70年代，族群融合在瑞典成了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为避免移民和部分族群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某些居住区，瑞典政府在其后兴建的大型住宅小区中加强了社会混合住房政策的实施，以提高社区的融合程度。瑞典的社会混合住房政策涉及面非常宽泛，实施工具和手段丰富，效果明显，主要分为四个大的领域，这四个领域基本覆盖 了城市的居住分异(表1)。

20 世纪后期，针对现代城市社会交往的缺失和社会资本的大量流失，西方社会兴起了所谓的 “邻里复兴运动”。邻里复兴运动提出通过在社区举行各种交往活动，加强邻里之间的互动，建立长久的情感联系来重构邻里关系，促进社会融合。在邻里复兴运动的鼓励和引导下，社区开始提供 丰富的社区文化活动增进跨文化群体之间的情感往来，促进社会融合。他们主张组织每年一度的社区“拆墙”活动，积极组织开展本社区和其他社区之间的美食、舞蹈等各类民族特色文化活动。一项对多伦多中国移民的调查证明了这一点。参加非正式的社会活动对移民的社会融合而言至关重要。通过非正式的交流，他们可以了解东道国社会的风俗习惯、价值体系和日常生活模式，这比他们通过书籍及其他媒体的学习更容易和更快掌握。此外，通过非正式的互动，他们可以建立和扩展他们的社交网络，这反过来又帮助他们融入东道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些非正式的社会活动包括参加社区加拿大舞会、晚会以及中国舞蹈派对等。对中国移民来说，组织社区内的中国舞蹈派对对于其他族群了解中国文化具有同样的意义。在美国波特兰市，为促进邻里之间的互动和交流，邻里委员会经常用详细的地图展示和标示社区内的人口特征，包括非正式的群体和网络关系，显示和标示社区中各种不同的居民参与类型和模式。邻里委员会根据以上的地图标示，为不同的群体设 计具有不同文化特色的服务，并发挥新移民群体的文化创造性，比如举办社会网络相识节、不同族群的文化节等。

作为社会融合的重要内容，社区融合(Community cohesion)强调社区内物质、社会和心理的一体化，认为社区物质环境的整合可能增加社会融合的机会，这反过来又会带来更为广泛的心理联系和认同。作为促进族际融合的重要举措，社区公共交往空间的规划日益受到重视。这些措施包括确保高品质的公共空间，融入更多与社区间的互动，改善邻里单元之间的连通性，以促进多元族群参与者之间的社会互动、经济交换和文化表达。对德国某社区土耳其移民的调查表明，物理环境与社会互动之间存在积极的相互影响。城市空间结构和基础设施(商店、建筑物、公园)这些开放空间的改变，有助于帮助改善邻里关系，并为移民创造一种对当地居民身份的认同感。该研究表明，日常的跨文化接触主要发生在居民楼内以及相邻的外部空间环境，比如靠近住宅的空间——如庭院和娱乐场所或者住宅建设中的场地与半公共空间。通过空间设施的改善可以引导两个不同的社区文化族群居民增加接触，并改变他们对其他族群的看法，这有助于减少冲突并促进族际融合进 程。在空间规划调整之前，德国人和土耳其人在住宅和街道上都是高度隔离的，这限制了跨文化的接触以及交流和相互了解。但通过新建小规模的共用建筑物(比如社区公园、保龄球馆、社区图书馆)，多数人逐渐学会睦邻交往。该研究发现，社会—空间条件是影响族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更具体地说，某些街道中建筑物的分布会对族群的邻里关系以及跨文化互动产生强烈影响。因此， 公共交往空间的规划和设计应该在邻里研究中给予更多的重视和考虑，以适应居民之间交流的需 求。创造适宜的空间结构，为居民们提供适当的交流空间，是邻里整合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明确各个族群参与街区或街道小型空间的规划过程，也是德国城市社区族际融合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在西方城市社会学和城市规划领域中，族群社区将空间、结构和社会互动的要素结合在一起，这是研究和分析城市中族际关系和族际融合问题的重要框架。其中，社会生态模型侧重于空间边界，如社区和城市或郊区住宅，制度模式侧重于形式，组织模式则从族群企业、族群社团、宗教团体出发。在这三种重要的分析模式中，空间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多族群社区内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以及在此过程中社会身份的建构与认同(表 2)。

参与同时也意味着融合。如今，越来越多的城市意识到，促进社会融合需要在城市政策制定过程中将主观变量也纳入考虑，比如居民意愿、感受和经验等。目前，这些“软性”指标(包括民意调查)和“硬性”指标(统计测度)让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以及市民的思想状况。部分社区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族际融合监测机制，能够较为充分、全面地反映族际融合、隔离或社区凝聚力的变动情况。目前，社区认同感指标(The sense of community index，SCI)、社区归属意识指标(The mental awareness of community ，MAC)已被广泛应用于社区族际融合水平的测量。社区归属意识指标的操作主要涉及以下方面：第一，居民感受到自己是社区的一员；第二，居民相信自己对社区事务有发言权和影响力；第三，居民拥有这样一种信念，即社区成员渴望相同的事物并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和需要；第四，共同的情感联系，即居民居住在社区，和睦相处，渴望生活在社区中。依据上述指标抽样调查结果的分析，政府或社区工作人员会适时调整服务侧重点和方式，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社区出现族群疏离或冲突现象的发生。在社区内部，社区参与激发了建构和积极捍卫城市安全和社会融合的能力。在德国斯图加特，24%的居民是外国移民，移民的社区参与被视为城市包容性政策而被优先考虑。自1983年斯图加特市外侨委员会创建以来，在促进各族群市民之间相互理解方面提出了重要的提议。类似的案例也出现在英国 的伯明翰市。自1990年以来，外国移民可以依靠常设的社区协商论坛使得他们像其他市民一样被对待。在其他城市，移民问题被放入更为广泛的政策框架，这些政策大都涉及了社区参与问题，尤 其是在国际移民社区，此类政策更为突出。2005年10月，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投票评选加拿大温哥华市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温哥华市半数居民属于“显性的少数族裔”(Visible minorities) ，46%的人口是移民。移民中以亚裔最多，特别是中国、印度、菲律宾和韩国。为此，温哥华市制定了一系列战略与合作，旨在推动社会包容，增加公民参与，满足具有不同族裔背景的温哥华居民的不同需求。城市中一系列的制度支撑确保政策能够得到执行。其中之一就是成立社会规划部，鼓励移民以建议等形式参与城市总体规划。社会规划部成功地引导了多元文化社区和人口群体参与大温哥华区域规划过程中温哥华市的部分。据统计，近2万名居民参与了城市规划立法提案的制定。居民们优先关注以下问题：开发各具特色的邻里社区，如多样化的公共空间、经济可承受的住房、便捷的服务等；强烈的社区感和公共安全；并有效满足不同族群的特定文化和社会需要。一项对加拿大多伦多市社区的调查也显示，社区参与和族际融合、生活满意度、 社区归属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另一方面，在促进族际融合的过程中，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语言的认同。这一点在移民数量众多的城市中尤为重要，因为“实践表明，在城市政治中，语言可以成为一个具有分裂性的问 题”。自 2001年开始，移民的边缘化和极端行为引起欧美诸国的日益关注。在很多城市，与多元文化计划并行不悖的是构建有利于族际融合的共同语言基础，以促进社区内部文化多样性与一致性的协调。加拿大政府提出帮助移民和所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员学习加拿大的官方语言(英语和法语)，以便其克服文化障碍全面融入加拿大社会。在蒙特利尔市和魁北克省的移民社区，政府推行了10年的跨文化融合项目——混合居住者(Habiter la mixite)，以支持社区内的文化融合。在欧洲，意大利政府将移民的融合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人与城市生活的融合，另一类则是与其他族群的积极互动、和平共处的融合。意大利政府坚持两类融合同时推进，即在保障个人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同时，积极找寻群体之间的共同点，推动相互交往乃至融合。研究表明，移民个人的语言技能关系到教育制度、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网络，因此与社会融合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同时，这也是族际融合的重要资源。据此，德国政府特别为移民及其子女设计了语言培训方案，该计划被称之为 “妈妈学习德语”，目前这一计划在德国各城市均有推广，其主要培训目标是移民母亲。从实践中看，学习德语不仅能使她们和她们的孩子得到社会支持，同时也为这些妇女增加了互动交往的机会，赋予这些妇女们社区参与的能力。改善移民的语言技能也是消除和刻板印象弥合文化差异的有效方式。同时，这也增强了移民与社会的共同性以及对德国的国家认同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促进共同语言的战略既支持了移民，又支持了更强大、更团结的国家发展。澳大利亚各大城市在文化或宗教多元的社区普遍实施所谓的“多样性与社会融合项目”(Diversity and Social Cohesion Program)。从项目的实施效果看，虽然澳大利亚的移民人数与英国大致相同(尽管澳大利亚的人口总量是后者的一半)，但与这些国家相比，由于促进共同文化的发展成效显著，特别是移民英语能力的提升，族群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要低得多。此外，与北美和欧洲城市不同，澳大利亚城市中族际居住的分异水平也明显偏低，这种空间上的相对均匀的族群人口分布与移民英语语言习得水平有很大的关系。换言之，语言能力的提升影响了移民受教育的水平、劳动力素质以及参与社会竞争的能力。因此，在澳大利亚诸多城市，目前几乎没有移民和族群隔离的现象。

研究表明，移民融入社会的主要障碍包括在价值观、态度和信念方面的差异以及在新环境中由 于感知灵敏度和行为灵活性降低而造成的社交能力不足。因此对移民而言，社区社会组织对缩小文化差异，拓展他们的社会融入能力极其重要。比如，澳大利亚城镇营地委员会(Tangentyere council: indigenous urban settlement)是一个旨在解决中部城市艾丽斯斯普林斯族群间文化冲突的志愿组织，因为本土文化和欧洲文化对抗的压力时而会造成极端紧张的状况。城镇营地委员会在住房、基础设施、就业、培训、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方面为原住民提供社会支持，它鼓励原住民和移民积极参与社区活动。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芝加哥等大都市社区的社会组织更善于为数量众多的东欧移民找到就业机会，减少他们对公共资金的依赖，并促进特定族群的社会经济适应。英国目前有数百个地方种族平等委员会类型的志愿者组织，他们以促进机会平等、发展良好的族际关系为目标，活跃在社区服务、公共教育、政策研究等各个领域。 

最后，很多族际冲突或与族群相关的人际冲突往往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结构性的，是与财富的占有程度高度相关的。在很多国家，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遏制族群分层现象的恶化。一项在马其顿耶古诺夫采(Jegunovce)市的调查显示，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满意度是一个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催化剂，尤其是在多元族群社区，经济的发展和收入差距的缩小对于改善族际关系是非 常有益的。因此，旨在改善住房条件和提高社区服务水平投入主要倾向于移民具有较大集中度的弱势社区。在法国，外来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存在着住房供给与工作机会的不公平性，这促使法国 政府制定了更多的社区健康、教育以及就业计划，致力于为那些被边缘化的、生活在低收入街区中的年轻移民服务。目前，一项被一个特殊基金资助的扶持政策已经被实施，该基金被专门分配给居住在贫困地区的移民社区。

四、结论及启示

在世界多数国家，邻里社区都是国家治理中的最小单元，但其内涵丰富，功能多样，特别是在维护稳定和促进融合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无论国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如何精细和完善，均需要充分重视和发挥社区的独特优势。国外数十年的经验表明，社区是解决族际问题、 促进族际融合的有效工具，也是保障相关制度、政策绩效的有力武器。不重视或忽略作为人际互动、交往场域的社区建设，将会增加族际融合的社会成本。实践表明，民族区域自治等国家行政制度的设计可以减少族际融合的政治成本，对少数民族的扶持和优惠政策可以降低族际融合的经济成本，通用文字和语言的教育可以缩小文化差异，减轻族际融合的文化成本，但如果缺乏促进紧密的人际互动和心理认同的平台和载体，这些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可能事倍而功半，加强社区建设可以从族群互动关系的微观层面消解族际融合的社会成本。本文的梳理表明，基于族际融合的社区建设的主要策略包括加强社区住宅设计和价格的多样性、打造族群混居格局；重视社区交往性空间规划、加强族群间的社会互动和文化表达；组织丰富的社区公共活动、增进跨文化群体间的情感交流；构建共同语言基础、鼓励社区内的文化融合；培育社区志愿组织、增强社区社会支持力度；扶持边缘社区发展、遏制族群分层等。上述措施虽带有各自国家的制度特征和国情特色，但也有多元族群国家的共同点。 

我国正处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外曾经或正在面临的问题在我国或有出现，比如部分民族之间的刻板印象、相互偏见乃至排斥；由于语言、文化差异导致的人际关系对立疏远；大量富裕群体聚居的高档封闭型小区和某些坐落于城市边缘地带的少数民族移民村落等具有明显空间分异特征的居住格局，这些现象已经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国长期以来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践中政府又高度重视民族团结问题，因此在推动族际融合方面具有历史和制度上的优势。另一方面，我国还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区的发展存在很多问题，邻里社区建设也是近年来才开始大力推进并开始受到重视，这使得我国解决类似问题的难度更大，成本更高，同时我们对社 区建设促进族际融合的功能、特点、重要性的认知明显不足，因此需要特别重视。从实践中看，近期中央频频提出要加强城市的精细化治理、积极推进民族互嵌式居住格局、鼓励居民参与城市规划、 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的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包容性城市规划来促进城市的社会融合等重要倡议和决策。民政部也相继出台了《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等多项指导性文件，内容涉及社区的机构设置、志愿协会的组建以及社区公共活动的开展等。可以说，这些重要举措都与城市的族际融合相关。从学术研究的情况看，近期国内有关族际融合的探究也开始逐步走向系统化和指标化。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我们未来深入开展社区建设、促进族际融合的宝贵资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尽管我们不能直接照搬或简单模仿外部经验，但国外在解决城市族际融合问题时的一些理论思考和应对策略还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需要我们谨慎思考，并结合城市具体的民族人口特征和实际发展状况予以适当修正。

责任编辑：张潇丹  一审：陈鑫  二审：王铮 

文章来源：《世界民族》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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