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设：符号系统政治功能的转向
编者按
政治符号关系到现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政治体系的构建，对政治符号功能的分析需要与社会变迁紧密结合。那么，在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政治符号系统发生了哪些转变？其实现机制为何？发挥着哪些重要作用？作者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回答。
作者简介
薛洁，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暨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随着人类历史发展至近代，国家成为世界主要主权单位。传统帝国的等级秩序逐渐解体，确立了主权原则的现代国家不再以开疆拓土为使命，而是必须将重心放在国家建设上来，实现国家的发展与强大。相应地，曾经创造了王权统治神话的政治符号体系的任务也不再是维护等级专制，而是作为上层建筑内容之一担负起维护国家统一、构建国家认同、助力国家治理、实现社会整合等使命。针对现代国家需要完成的合法性建设、共同体意识建设、国家能力建设和权力关系建设等任务，符号体系的政治功能从神化转向象征、从区分转向整合、从控制转向治理、从支配转向动员。政治符号功能四个方面的转向也体现了当今世界各国面对国际竞争推进社会发展实现全球治理的主题与追求。
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世界范围内的反殖民浪潮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当今的国际社会，主权国家成为实现安全、民族复兴等集体目标的主要行为体。无论是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还是中国等古老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抑或是通过反殖民运动成立的独立国家，都面临着国家的建构与发展问题。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国家，工业化带来的变化不仅有国家群体结构规模与经济体量的增加，以及现代社会文化教育的普及与人们认知能力的提高而引发的国家治理的复杂性，而且还有对政治价值的诠释方式，以及政权组织政治认同的手段。维护政权的权威、形成民众的国家认同、建立高效率行政体系以及推进社会经济的进步等是每个现代国家需要完成的任务。像传统王朝一样，现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政治体系的构建需要借助政治符号完成，而当国家建设所遵循的价值体系发生改变的时候，面对不同的社会结构、历史情境，符号系统作为人类社会对意义的表达，其协助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功能转变也越来越明晰化。对政治符号功能的分析如果缺少对社会变迁的关注，探究政治符号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是如何受情境的影响所发挥作用的变化，进行比较分析，就无法产生充分的说服力。
政治符号既有国旗国徽等将抽象的国家具象化的物品，也有服饰、仪式等国家权威、社会身份的象征物，还有标语、建筑等以行动视觉制造集体记忆的政治事务，甚至还有地点、人物、事件等意识形态观念……众多的政治符号在人类早期社会生活中承担了神化、区分、控制、支配等重要功能。近代以来平等观念出现，报纸等文字传播的普及使政治统治不再依靠神的观念来维持，国民与国土也不再是统治者的个人所有而是成为一个共同体，国家行政效率、经济发展的方向与速度更体现了国家能力，公共权力要对社会关系进行不断调整以实现对全社会的动员。这些都要求现代国家必须在合法性建设、共同体意识的建设、国家能力建设和权力关系建设中，“寻求一个……新的符号框架”来实现人们头脑中的国家观念的构建。现代国家的建设要求政治符号的政治功能逐步转向象征、整合、治理、动员等新的使命，能否成功地将符号系统对政治价值的理性表达与社会心理活动相联系，实现对民众认同的充分动员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政治符号的设计和使用。
一、合法性建设中从神化到象征的转向
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知识也不普及的条件下，生活的苦难与人们对自然界的无知使人们更倾向于寻求超自然力量的保护，以及敬畏和遵守自然界的禁忌。专制君主统治的神圣性塑造与最初宗教获取力量的方式一样，都是借助仪式等政治符号实现。在所有的禁忌中，首先敬畏的应该就是祖先的灵魂。因此，葬礼是最早体现行为禁忌的仪式，它不仅是对参加者行为产生告诫，也是对亡者亲人以固定的程序来安慰和缓解悲痛感，以及获取力量。专制统治中所有体现祖先崇拜的仪式如君主葬礼、登基、祭天等均是一个目的：显示王权统治受命于天。只有把统治归因于上天的意志，才能把君主奉为“正朔”，那么民众对君主的服从也就成为理所应当的事情。正朔的原本涵义指历法天象方面的新的年轮的开始，用在君主身上就成为了时代的开辟者。因而君主下达命令（诏书）时往往首先会说“奉天承运”。“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古代常常把君主的统治是否符合天意用天象来体现。风调雨顺则其统治是符合天象的；相反，如果干旱歉收，君主则要下“罪己诏”……各代君主都把自己塑造为具有通晓神谕的超凡力量。政治符号正是君主用来神化统治权力，体现国运与上天意志，象征着对天下的统治：“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西方君主巩固君权则多是借助宗教的力量，通过加冕彰显“君权神授”。
宣扬王权神授除了产生合法性使统治获得服从的目的，另一方面就是与民众保持距离，保持神秘感，才能产生威严避免反抗。正是因为无法了解，才需要君主代表着人与神之间的一个沟通媒介的角色垄断神谕。符号系统的首要功能就是阐释世界的认知功能。对仪式庆典等内容进行解读有助于维护统治者的权威。例如，借助魔法、宗教的神秘特性神化政权所有者，通过神圣氛围创造意义联系，通过提升情绪激发行动，造成民众产生敬畏心理。中国以及欧洲历史上的君主统治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传递和重复创造统治合法性的故事、标识、符号以制造统治神话。当然，符号作为统治的工具，在产生神圣的敬畏情绪的同时，仪式的神圣性也给人们内心带来安全感。那种被祖先的灵魂关照、被神佑护的氛围给仪式参与者带来力量。“宗教告诉人们，信仰本身就能够‘移山填海’，能够支配自然力量”。符号、宗教及神话等是人们面对未知世界时的依赖和精神的慰藉。“当维持和表达重要的‘结构性的’风俗的互动一再地没有得到履行时，就会导致不安全感和不稳定感”。借助仪式符号的安抚作用，君主可以增强自己的统治力量。
近代推翻了君主专制，各国普遍实行政教分离，国家统治打破了“君权神授”的神话，却也依然面临国家合法性的构建以获得民众的国家认同的问题。新的民族国家中政治符号的使命究竟只是客观地描述国家建构，还是具有规定社会结构的能力，在不同哲学家流派之间还充满争论，甚至有胡塞尔等人将符号分为“表述”和“指号”予以功能上的区分。但是，无论哪种功能，符号系统都是根据意识形态的要求通过理性被严格设计出来的，它所担负的意义由国家占优势的阶层所确定的价值秩序决定，象征着国家的上层建筑与社会结构。也就是说，政治符号本身没有固定的意识形态属性，它是在国家合法性建设中由其使用者赋予了特定的甚至是与前代迥异的政治涵义：“新政治势力之祥瑞，无非旧政治势力之妖异”。政治符号的本质取决于它被使用者所解释的意义。
现代国家的出现仅仅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事，由于现代国家政治系统运作更为复杂而抽象，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一定的距离，必须借助于它的象征物，才能使人们在心理上感受它的存在。尽管现代国家的政权合法性不再依靠神授，但依然需要以威严的国徽、雄壮的国歌、飘扬的国旗等形式把壮丽的山河作为家国图景描绘在人们的想象中。国家象征是一种人为的发明，旗帜、音乐、仪式、图案等政治符号都是理性设计发明的产物，“它确保了国家象征的呈现和再生产。在此过程中，高品质的象征成为必然的追求，而这有赖于想象力的强化”。殖民时代英国对印度的等级塑造，欧洲对非洲的社会秩序的构造……国家象征的构造都是人为的。随着近代教育和知识的逐渐普及，象征国家的符号内容设计也随着人类理性认知能力不断提高而丰富起来；另外由于近代社会教育的普及，受众的知识素质提高，符号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方面也更有成效。
符号系统象征力的强弱取决它背后意义系统的生命力，受社会历史情境所决定，反映着国家的进步与发展。每个时代所独有的观念都需要由符号将它具象化，符号系统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它会随着现实政治力量的变化而沉浮，包括建筑、道路等在内的政治符号见证着时代的盛衰。以近代中国为例，政治力量的发展变化以及时代的进步完全可以从国旗方案的选择变化中窥豹一斑。最早用在清朝军舰上的对外作战以示区别的黄龙旗，以龙象征着皇权；到革命派“驱除鞑虏”口号的提出，武昌起义胜利的标志铁血“十八星旗”代表了当时的十八个行省，象征着全国规模的反清力量。随着革命的进行和全国政权的建立，“五族共和”与国家统一成为当时各派的普遍共识，当时，同盟会的力量还不足以统摄各派，因而民国政府确立“五色旗”为国旗，象征着当时革命思想由排满转向整合，由解构转向建设。到了北伐战争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蒋介石为了表明自己的正统性， 遵循孙中山的意愿将依据国民党青天白日党旗设计的象征着自由、平等、博爱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确立为国旗，显示国民党力量的上升；而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的五星红旗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正如国旗由国家来界定，国家同样由国旗来界定”。可见，当传统帝制发展为现代国家，政治符号也就从对君主统治进行神化、体现着王权对天下的所有进而转向代表民意基础、展现国家形象、形成国家观念的象征功能。可以说，国家象征的形成充分展现了时代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民众对国家的认知也随着符号象征力的不断变化而进步。
象征符号将抽象的国家不同于王朝君主统治的意义表示出来，通过发布新的符号意义体系适应现代社会结构体系，确立象征物与象征所代表的本体之间的关系。国家象征要借助符号系统才能完成，但是由于现代国家规模的庞大、公共生活内容的复杂以及利益群体的分化，要实现国家认同与社会整合，仅仅像社会生产力低下时期利用群体生活中自然产生的符号象征无法满足合法性建设的需求，必须借助人为创造的新的符号体现国家权威与个体生活领域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实现充分的社会动员，完成发展目标。“当社会冲突激烈时，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程度就越高，人们对符号的需求就更旺盛，社会也就会创造出更多的新符号象征”。可以说，现代国家象征是构建国家观念需要的一种“发明”，这种符号象征在政治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任何物品，其功能一旦超越于其实际功效之外就是象征符号，“当不再受实际用途束缚时，物体或实践就具备了充分的象征和仪式用途”。任何发展出国家观念与复杂政治关系的社会都会如此，所不同的，是符号被使用的方向。旗帜从代表皇权到国家象征的转变，意义都隐含在象征物之中，“意义缘起于使用，而且透过对于这类运用加以巨细靡遗地追索”。政治符号的生命力就在于随着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变革而不断改变角色，成为展现时代观念变迁的媒介，每当社会产生一个新的观念，就会有一个代表这观念的符号应运而生。国家对符号系统所象征的合法性根据的依赖如此巨大，它需要借助民众对象征符号的接受而承认国家的存在：“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自身（至少）在事实上的被承认”。作为现代国家象征的政治符号不再是为皇权提供神化的工具，但是依然要帮助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在人们的观念中保持权威与神圣，才能对公共生活产生整体性认识。
二、共同体意识建设中从区分到整合的转向
在生产力还很落后的历史时期，社会不同等级的人的身份区分都与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有关，例如食物的分配、服饰的选择、仪式的用具排场等。“代表性象征（亦即‘帝王之神器’）需要一套位阶体系”，出行车马、服饰布料花纹、配乐、所使用的兵器、食物、草药都可以作为区分等级身份的政治符号。统治阶层要想尽办法把等级制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天子之所佩曰玺， 臣下之所佩曰印”，除了作为权力标识的印信，甚至皇宫宫门的“门槛”，作为走进皇宫必须经过的地方，也可以从空间界限上区分了内外两个等级，象征着社会升迁的路径选择。
政治符号的区分功能是通过确定出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身份位置，划定社会等级间的界限，创造固定的身份和难以逾越的等级障碍得以实现。这让人们安于现状，有利于维护稳定与统治秩序。在王朝统治最为繁盛的时期尤其要严格“辨贵贱，定名分”。最早的最重要的仪式如祭祖、祭天等都是区分身份等级的重要时机，“用以表达个体在自己当时所处的结构体系中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地位”。等级界限的设立是为了彰显君王权力的威严与尊荣，使臣下产生畏惧心理，使这种情绪在社会臣属和民众中普遍渲染，既保持威严，又远不可及，以产生“移夺心志”的效果，使人们向权威服从忠顺，感到自己的卑微。通过符号系统的重复与强化，人们除了接受等级观念，还在社会生活中养成了符合等级身份的生活习性，“生活风格是习性的有系统的产物，这些产物按照习性模式在它们的互相关系中被认识，它们变成了被社会定性（为“高雅的”、“庸俗的”等）的符号系统”。被符号系统固定下来的社会各阶层的生活习性构成等级体制的整体价值：“提供了进一步联系的纽带和传播他们在所生活的社会居支配地位的价值的方式”。当然，这一整套的价值体系是在君主、贵族精英、知识分子与民众的配合之下共同创造完成的。
而一旦王权衰败则礼乐不兴，各种政治符号的使用就出现混乱。以明朝服饰为例，后期中央集权制度弱化，官织缩减、官用丝织图案的外流以及民间丝织业的发展，导致了织造与服用的混乱。官府对民间的僭服行为失去控制力，导致有钱的庶人也能穿上士族的服饰。嘉靖时，江南富足之地“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缀兽头，循分者叹其不能顿革”。而皇帝对立功的边疆守将越等级特赐的现象加剧了服饰等级的混乱。符号体系的盛衰体现的是其背后所代表社会结构的变迁。时代变迁，改变的不是符号本身，而是对符号的运用与解释的社会背景。社会历史背景的改变，政治符号功能发挥作用的方向也发生着改变。
随着近代工业革命带来的平等观念的形成，社会等级秩序的逐渐解体，以及面对国际竞争与事务合作的必然要求，现代主权国家，无论是君主体制还是民主国家，都需要建构高效的行政体制实现经济竞争和社会发展，以完成现代国家的构建。面对外部竞争时，除了要有统一的国家名称、共同的国家象征、共同的发展利益之外，还要有各阶层民众统一的共同体意识。这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面对世界舞台上众多政治体，主权国家作为一个独立整体的面目出现；二是，国家内部的各阶层民众心理具有对同样作为一国国民的相同身份的认知，彼此间具有整体意识。这自然对政治符号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也就是布迪厄提出的符号系统具备的第二种功能：通过“符码”对社会进行整合。“作为认知整合的运作者，它们根据其自身的逻辑推动了那种对任意武断的秩序的社会整合”。尤其在国家的发展转型期，国家象征符号系统承担着传承历史传统，诠释现实关系和凝结未来路向的整合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使命。
符号系统完成整合使命是通过凝结认同实现的。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人群不断融合，促进社会结构整合的润滑剂，就是认同。认同起源于政治符号承载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并通过刻写记忆聚合社会情感。国旗国歌对国家形象的代言只是把民众对国家的想象具体化，但这个时候还没有使它产生神圣的信仰。从象征国家到在民众心中产生国家观念还需要有共同的记忆作为共同体意识产生的基础。纪念日、仪式、纪念碑等形式的符号内容就是对国家建立、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予以表彰纪念，以在民众心中形成印象。集体记忆不是个人记忆的累加，也不是对经历的自然记录，而是遵循历史发展的轨迹，依据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观念认知以及政治发展目标而设定的，是人为构建的过程，也是多元的和竞争的。
社会集体记忆的构建并不是凭空的，个人的记忆有对痛苦经历的选择性遗忘的特点，社会记忆也是如此。符号系统对共同记忆是建构还是解构取决于国家建设的任务是要消解之前政权的记忆还是构建现在的认同。国家通过选择政治符号记录和展现国家历史的苦难与辉煌，纂刻符合发展方向的共同记忆；通过仪式、文献、场址等政治符号的翻新塑造符合当下意识形态的集体记忆，对已过时的记忆予以覆盖。比如近代中国国家观念在国民心中的逐步形成，与近代中国全民族的民主主义革命经历分不开。北伐战争与张学良在东北的改旗易帜是近代中国史上的转折点，青天白日所代表的国族主义观念逐步深入人心；而抗日战争又加强了中华民族在外敌面前的整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国旗与党旗明确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作为政治符号的国旗显示出人心的归属，凝聚了人们的民族情感。
在有着现代性要求的国家建设中，使用政治符号塑造社会整体记忆并不是简单地激发人们政治情感，也就是说，符号系统是一套通过理性设计、依靠情感发挥效力的机制。仪式的周期重复性就使它成为这种社会整合的最佳机制。
一方面是仪式中的眼神交流。任何一个具有理解力的人，都能够在仪式中观察到他人在其中的情绪反应。在此过程中，社会可以看作一个可以得到纠正与调整的组织体系， 每个个体在其中都处于与他人相互未知的独立状态，仪式中公开的当众宣讲，朗读的节奏与音量使集体情绪“打破了沉默”，那些原本散落的个体可以很清楚地知晓他人在和自己经历着同样的事，例如欢呼或者回应声以及眼神交流中，每个人通过交换情绪而明白别人也产生同样的反应。也就是说，群体的情绪足以让每个人相信会产生集体（高呼）行为，群体心理学把这样的现象叫做群体的“催眠”。通过仪式节奏和重复的行为训练，每个个体不仅处于一种相似的情绪和心理状态，而且这种激动的心理效果无可避免地帮助在群体成员中建立了一种紧密联系，即共同经历所创造的与他人在一起的“共同感”产生的共同体意识。
另一方面是公共知识的产生。“集体欢腾”需要对他人情绪的感知能力，“一个公共仪式并不仅仅是把意义从核心来源传向听众的每个成员；而且使听众成员知道别的听众成员都知道些什么”。由于共同处于一种仪式氛围之中，仪式不仅传递意义，也让每个观众都了解其他人知道了什么，这种知道他人的知晓，就是公共知识。仪式中成功的沟通不仅意味着彼此的眼神是否接收到以及读懂，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他人已经读懂的知晓。对他人存在的知晓减少了听众的孤独感，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就是这样的产物。仪式中对他人在场的认知能力需要具备相同的知识背景，比如共享的象征符号系统与世界观，“共同知识需要的实质上与主体间性、集体意识和群体认同有关”。这些都需要唤醒一个民族、群体或者社会共有的历史、知识、文化构成：“寻求共同的文化传统，作为一个国家认同的内容”。如果你不知道挤眼是什么意思，你就不可能挤眼（或者模仿挤眼），成功的符号系统的构建离不开群体成员的共同知识。
从一种建立在等级区分基础上的旧的社会结构向具有共同记忆的现代社会结构转变，政治符号的功能不仅是对情感的激发，而且是一种基于现实发展的成员关系的整体性思考。任何一种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道路，都伴随作为信仰存在的共同体意识的产生。共同体意识既包括对公民身份的自我认同、对他者同在的乡土认同，也包括对国家存在的政治认同。因而从原先的社会结构体系解脱出来的民族，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建设现代国家，以及形成现代国民意识的问题。就如阿泽利奥所说的我们“已创造了意大利”，现在必须“创造意大利人”。因而，原先为了获得臣民服从维持统治而发明的政治符号，其使命便从彰显等级转向为了创建国家。转变之后的政治符号，不再作为皇族仪式的工具象征君主与神的关系，即便是还保留君主的存在，也将以国民为主体。曾经象征着帝国辉煌的典礼仪式现在成为凝聚国民共同体意识的象征。例如最初只是为了拉拢工人阶级而设立的五一劳动节如今却成为用来团结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在民生取代武力成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之后， 政治符号体现的是社会整体进步与发展的状态。
三、能力建设中从控制到治理的转向
当今世界的竞争不再以开疆拓土为主，而是重点转向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 无论是哪种路径类型形成的现代国家，都面临着在国际社会的竞争和国内各项建设中能否顺利且出色地增强国家实力与推进社会整体进步的能力挑战。以国家元首为代表的政治精英的使命不再是消除反抗、实现统治与获得服从，而是整合并运用社会已有的价值理念与规范，创造社会运行的规则体系，获得民众支持并巩固政权。相应地，政治符号在国家建设中的功能也不得不祛魅，由发挥神化作用、帮助专制权力实现对社会的控制转变为确定规范，增强国家治理的能力，适应现代世界的变化。
国家能力在学术界有各种界定，其中更多是用国家汲取税收的能力或GDP 来反映，但是，经济能力只是国家能力的一个方面。有学者概括了三种汲取、行政和强制能力，事实上，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外交表现、总体军事安全保障能力、社会资本培育能力以及政府决策体系和官僚系统行动执行能力等诸多方面都是体现社会发展成熟程度的重要衡量指标。而这些，基本上都取决于一国治理能力的高下。根据此功能的要求，符号系统所涵盖的规范与价值，一方面表达符合国家的现代性要求的价值意义，另一方面也要确立符合现代政治理念的社会关系。
其中意义的层面可以看到符号体系所在的团体的排他性，由国旗国歌等政治符号所标识的国家象征界定了国家的时空界限，从主权意义上也给予了国民以平等的身份意识，确立“我们是谁”，建立公共生活的秩序：“个人身份能够得到集体认可和公开表达的世界就是一个有序的世界”，不过这种秩序不再是统治者所有的“天下”的秩序，而是共同体成员共有的“国家”的秩序。现代国家通过公共生活中的符号系统重新确定国家不同于王朝天下的意义结构的内涵。例如高山大河本属于自然物质，但是如果进入了社会视野，被用来象征政权的坚固永恒，在王权时代这种象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对君主要像对大自然的权威一样崇拜敬畏；但在现代国家构建中，就被用来象征家园河山，用于整合全体成员的家国情怀。通过变更符号的内涵，使“概念性的结构形成无形的能力”，显现符号系统对政治价值的阐释能力。
而关系层面则引导着具备社会身份的个体接受自己的角色，在社会的范畴内依据“角色期待”行为，塑造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意识。“角色概念显示了社会与个体之间的联结点，这种联结包括那些占据不同地位，承担相应义务并运用角色扮演能力去适应不同类型期望的个体”。通过在社会生活中为每个角色确立规范与价值，符号系统规制了人们的服从与行为，创造秩序。自从二战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确立的主权原则被用于解决国际社会国家间交往的准则，衡量国家领导人的能力就不再以征伐夺取领土的多少为标准，而是实现经济成功发展与政治生活的稳定：“保持政治的合理渐变性，即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要通过持续性改革而逐步改善提高”。维持政治稳定的能力也就是具有实现发展目标的变迁能力，因而国家政权获取民众支持的理由不再是血统决定下的“代天统治”的角色身份，而是转变为国家建设的领导者；成功地获取了民众政治认同的领导人也能够事半功倍地实现对国家的治理，即“合法性赋予能力”。
这时，国家不再需要政治符号论证其统治神圣性，而是需要它体现治理的有效性。适时的、庄严的仪式体现的是国家发展的强大带给人们的安全感与稳定感，象征共同文化起源的炎帝陵祭奠仪式、凝结共同记忆的国家公祭日、体现民族精神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表示自律决心的就职宣誓……场面盛大、配乐雄伟的仪式不仅是一种集体欢腾，也与日常平淡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是人类对集体公共生活归属的需要，实现了人群之间的心理连接。这种仪式氛围带来的对参与者内心的震撼效果使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对抗显得微不足道；在“仪式场域中，被强调的是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而不是相互的对抗”，符号系统的这种功能不仅有助于提升治理的效能，而且有利于产生化解社会矛盾的社会资本，使合作成为可能。所以，团体的社会身份会“增强一个人的政治能力感”，造就个体对公共生活的认知和参与。
但是仅仅有参与和政治认知的能力还不足以在社会成员内心产生一种共同体意识，公共生活还需要秩序。政治符号作为一种社会调节器的“治理”功能主要通过采取心理的路径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满足国家治理“对通过仪式支撑起行为规则的持续需要”，针对国家建设的时代需求对人们在集体仪式中的行为进行谨慎约束，对仪式能够创造的文化氛围进行严格的理性设计，以规范社会秩序。“若没有预先假定某些价值和规范、规则和禁令本质上是不证自明的，最终会约束每一个人的话，任何一种紧密有序的社会生活都将成为不可能”。人类最初的政治仪式都源于对自我约束的承诺：求雨、庆丰收、祭祀等，通过仪式进行祈祷，以及承诺为达愿望愿意遵守的行为准则来换取上天的恩赐。通过政治仪式程序化的规定步骤产生社会结构的形塑机制，“能够通过一系列经过特殊编排的操演程序将身体装扮成政治生活中的视觉代码”。以就职宣誓仪式为例，通过仪式中特定程序的规则强化承诺的庄严，提高对人们内心的约束力，使仪式中造成的身体规范形成思维与行为惯习。仪式对内心的戒律产生具有影响的原因就在于通过模式化和周期性的重复造成人们感性体验上的依赖，让人们对于周期化的仪式感到适应；同时在观众心中也引发出情绪的共鸣，与仪式所特有的秩序观念相互加强， 这也对观看仪式的人形成一种牢固的信念。
国家治理虽然是政府的责任，但治理的绩效却离不开全社会共同的行为与信念。仪式符号系统是指示社会行为的良好工具，它以简单凝练的方式增进人们对社会规则的认知，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途径对成员产生一种无形的束缚。国家作为共同体是抽象的，由于人类认知的非理性特征，社会规范必须成为人们信仰的行为模式才能发挥它的效用，“有一种建立于对该政治系统更为普遍的依恋基础之上的政治信仰形式——我们已称之为‘系统感情’的一种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符号就是个体借以树立对整个政治系统的信念时可以依赖的对象。
四、权力关系建设中从支配到动员的转向
权力关系是政治生活中的主要支配关系，与社会结构紧密相关。传统帝国中的王权对社会结构的支配逐步解体，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构建新的权力关系体系，由此对符号体系功能的要求也产生相应的变化。等级社会的权力主体借助符号系统感知权力的支配力，向世界宣告自己对社会的所有；政治符号作为一种象征，体现着社会结构的组成逻辑，协助权力在等级间实现支配，“对这种差异的符号等级制度的接受以及一般意义上的个体对于符号的规范、符号的价值以及符号的社会强制性等等的内化，都构成了一个基础的、决定性的社会控制形式”。但现代国家的权力关系则是在个体与个体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作与整合中完成的，其间政治符号担负着公共权力对社会资源的动员。深入分析政治符号支配功能向动员功能的转向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清楚地了解和使用它。
权力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权力关系几乎就是所有社会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样子”，对权力的考察必须从关系的角度来思考。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他的身份，也决定了他所处于其中的社会关系，以及与他人的联系和区别。这种联系与区别产生关系中的意义，所以，社会关系是决定意义的根源。马克思以社会关系来定义人的本质：“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在布迪厄的符号学说中，关系也居于首要地位：“机制或原则在现实中都存在于这一局部与其他对象之间的关系之中”，他用“权力场域”来指社会位置之间存在的力量关系，作为构建秩序的情境。事实上，符号帮助人们完成在社会中的自我定位，“人是如此需要这一类的符号源启示他去发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因而符号的价值并不是客观的， 而是取决于它在哪种关系情境下使用，在社会结构中被用于什么样的位置，符号不是“通过它们的内在价值，而是通过它们的相对位置而起作用的”。就像被取笑在一个文化情境下是友好， 在另一个文化情境中就可能是敌意。“在权力关系的变迁当中，这些象征符号展现了它们的连贯性，当一种象征符号不能适应新环境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兴起，执行相同的功能”。符号对情境强大的适应性使它成功成为时代变迁的表征。
政治符号、仪式等在关系中所体现的价值看似是主观的集体偏好，但塑造的秩序规则却是客观的。等级制一方面塑造外在的客观规范将人们的行为限定在自己的位置界限内，以免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所以把礼制确定为社会的权威，社会权力关系通过仪式步骤展现出来，使全社会都在其笼罩之下，震慑那些妄图打破等级结构的人，令其服从。“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符号系统的功能即是以可见的方式把这种权力关系固定下来，为占支配地位的统治集团提供等级排列， 并通过仪式程序等规范被统治者行为与认知。规定了行为法则也就强化了权力关系， 从而把等级间的支配合法化：“仪式揭示了社会结构”。专制制度下的政治符号通过制定礼制来增益权势：“整个制度化现象就是符号化过程，所有的社会关系都靠各式各样的象征符号和行为而得以发展和维持”。
除了行为，另一方面，符号帮助等级制从心理上约束人们对社会等级之外的欲求不要有非分之想……内在地配合等级支配体系的构建。即通过“定尊卑、分贵贱、别阴阳”和国家垄断机制实施象征尊卑的符号体系。等级社会背景下符号系统以标识的作用使人们内心产生服从“定数”的心理，认为等级结构是符合天命的，不能去违反；并把意识形态属性赋予符号系统，借助国家垄断形成支配力量。比如专售、封号、官庄认证等，以及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荣誉称号、学位授予，甚至职业等，都引导着社会选择与个人努力的方向。可见，等级体制“非常强调用仪式来表达社会地位之间的细微差别”，通过提供相应的政治产品而将社会等级（社会位置的历时性属性）观念植入头脑。一个人出生即接受“对社会世界的最初体验，是对信念的体验，信念即对秩序关系的赞同”。这种“潜移默化的劝服”之所以起作用，完全是因为被支配者早已成为劝服的同谋：“对一个被统治位置的适应意味着一种对统治的接受形式”。国家以既定的权威规定了社会等级结构，通过垄断合法的符号暴力实现对社会的支配。
近代以来的教育与文化的普及传播帮助人们提高了对政治符号的认知能力，以及对等级观念的摒弃。然而人类社会离开等级体制以后，却并没有完全摆脱权力关系的影响。权力关系的动员能力的产生，源于人的需要和欲望。通过符号所创造的话语权控制人的需要，在资本主义发展至垄断阶段之后，操控和引导市场发展的，就已经不是生产，而是消费。资本支配的社会通过无处不在的广告植入将人们的欲望与固定的成功符号（宅院、豪车、社会地位）结合在一起，实现对生产的刺激和对消费的动员。现代社会将成功刻画为符号的行为不仅从经济上构筑了国家发展的基础，而且通过生产与消费活动将社会成员从心理上连接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集体，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管理者的合作才共同实现了社会的分工与经济发展。国家的实力取决于社会经济的活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培育起来的个体的认同和政府的绩效，因而国家建设首先需要通过仪式符号对全社会进行动员。
仪式符号系统能否实现充分的社会动员，一方面取决于它所运行的社会情境。符号、仪式系统作为社会动员的工具，自身经过理性设计的逻辑，反映了权力的行使者对世界的看法，以及期待社会结构的塑造。这个角度理解的权力，不是对他人意志的工具化，而是在面向达成共识的沟通中形成一种共同意志，不是独白而是对话。合理的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让人们参与到社会秩序的建构当中，通过对话与协商改变彼此原初的意见，形成对当前权力关系的认同：“借助仪式，可以认识、强化甚至改变对世界的信仰”，这对于社会个体间的合作至关重要， 也是从每个人独特的偏好到达成共识，必须经历的合作过程。处于仪式氛围中的人们，身体按照规则行为，注意力也根据程序流动，他们共同完成一种集体秩序，即便没有语言交流，却完成共同的行为，也意识到他者的同在。社会秩序是人为地建构，也是人为地解构。无论建设还是清除，社会情境都至关重要。
充分的政治动员另一方面取决于成功地调动人们的心理与情绪。政治仪式引发的强大的震撼效果是通过声音、场面、程序、观众等因素共同制造的，其对人的感官生理系统产生刺激并唤起观众情绪，实现心理共鸣。任何政治符号如果缺少公众真正的心理共鸣，就无法完成凝聚与整合。仪式氛围中的所有个体的行为都受到仪式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的动态组合的关系引导，在观察者内心形成心理惯习。仪式中共享的符号表达了国家追求的价值，为群体成员提供了为之奋斗的共同愿景，在国家层次上完成统一性整合。国家是抽象的，政治仪式以简单明了的形式对民众的政治情感及社会行动进行充分的动员，从而凝结社会力量，激发民众按照国家建设的需要构建行动的标准，以及对国家政策进行认知，以配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政治符号通过在公开场合的展示，让读到标语的人知道其他人也和他同样了解到标语的内容，这种对他人“在场”的同样情境的认知，使他们具备共同的经历和记忆，彼此知晓，产生共同体意识，凝结凝聚力，“现代标语口号却以集体为主，集体的贴标语喊口号，拿更大的集体来做对象。不但要唤醒集体的人群或民众起来行动，并且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标语口号往往就是这种集体运动的纲领。”在现代政治系统的权力关系建设情境下，政治符号动员个体进行与他人的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五、结语
现代国家建设在政治观念中是从“天下”向国家的转向。王朝天下有着众多的符号象征，而现代国家体量更大，涵义更多，在符号系统的帮助下，人们所生存的世界与想像中的国家统一起来，完成了自我的独特性到国家整体性的转化。国家象征是国家存在的表征，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18、19 世纪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除了因为船坚炮利之外， 正是由于重视了政治符号对国家观念的塑造，才逐步走向强大。梁启超曾批评中国近代民族情感没有被充分动员的根源就是因为官方不重视国家象征：“中国向无所谓祝典也……而爱国爱团体爱事业之感情，亦因此不生”。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动员逐渐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例如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从最初的电厂工人执行到武警执行，最后改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显示了国家在走向强大的过程中象征仪式的规制化。
责任编辑：王智睿 一审：陈鑫 二审：王铮
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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