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拯救你，劳碌却没尊严的警察群体？——从上海松江警方“绊摔”执法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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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开学的当日，一则警察执法的视频刷遍了朋友圈。

随即，当地警方发表了声明。从舆情应对的角度看，文字（如下图）措辞准确，来龙去脉交待清楚，有简述有态度，并及时通报对涉事警察的处理结果。整体看来，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发布。而且发布层面仅限于分局，而不是上海警方的层面，有利于接下来的舆情纵深管理。

虽然涉事警察已被处理，但是该舆情有可能成为近日热点，理由如下——

涉警舆情本是热点，且此案警察执法有不妥之处，尤其是罔视孩童安全，冒犯人心；

朋友圈具有圈层特征，传播的触达时间、情绪反应等呈现差序格局，舆情也将是此伏彼起；

上海作为发达地区，对于暴力执法容忍度低；

很多视频只剪辑呈现女子被控制场面，点燃弱势群体愤怒情绪；

女子有可能微博发声，挟孩童受伤说法，寻求声援；

自媒体过于发达，观点分歧，不少为吸粉抛弃底线，等等。

总之，建议上海警方对此事件保持高度关注，随时回应社会各界关注和说法，及时公布真相，寻求现场市民支持，等等。

眼下最令人担忧的，也是最有可能的，就是公安部门随后和该女子进行交涉，为了防止事情闹大，花钱买平安，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等有人受到怂恿，再次闹事的时候，不惜继续花钱摆平。至于是不是一步步把自己逼到更加逼仄的墙角、执法环境是不是更为恶化，已经顾不及考虑了。

该放低姿态时不放低，该亮剑时候不亮剑！应该说，这是公安部门最糟糕的做法。

无论怎么说，在这个案件中，是该女子袭警在先，触犯了警察的尊严——严格说妨碍执法，触犯法律尊严——直接引发接下来的控制措施。如果警方还委曲求全，将进一步陷入困境，引发“警闹”，恶化执法环境。

我们希望，此事件能达成这样一个结果：公安部门看望孩子，进行适当慰问，但是对女子进行严肃批评教育，依法处理，并将结果公之于众。

通过观察近年来的涉警事件可以发现，警察群体是中国过得最窝囊、工作最没尊严的一群人。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公认的最安全的国度，警察付出功不可没，作为最辛苦的一群公务人员，受伤、猝死事件高发；另一方面，在现实社会和网络舆情里又是被污名化最严重的群体之一，人们只看到了他们和民众对峙在群体事件的第一线，一些害群之马的负面影响被极端放大，并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冲动决策和恶劣形象的买单者和背书者。还有不少人将城管、保安的负面清单也清算到警察的身上。

干着最累、奉献最大的活，却无人叫好，反遭拍砖，这正是中国警察的遭际和写照。公安部门对此也习以为常，警察自己都想不到改善形象、主张权益，这正是中国的最需要反思的现象之一。

这也导致了中国街头反复上演这样的特色闹剧：警察街头执法，弱者只要一撒泼、一闹事，警察就方寸大乱、狼狈不堪，事态就能反转，一旦上网，就是突发舆情，留言、跟帖一片骂声；警察受此冲击，执法更是底气不足，法治环境越发混乱和恶化。

可以说，如果这种局面不改善、不改变，警察将一直首鼠两端，多线作战，不光面临现实社会的挑战，也面临网络舆情的挑战；不光要应对执法战，还要应对舆论战！这种四面受敌的状态，无疑将陷公安部门于疲于应对的境地。

负面效果也是明显的，短期来说，这种局面影响了公安部门的公信力，长期来说，则将严重影响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

如何改善这样的局面？

我们建议两手抓：一方面是抓队伍建设，另一方面是做好舆论应对，主要就是讲好故事，讲好警察的故事。

队伍建设，也包括两方面，一是严格规范执法，二是树立底线思维。

规范化执法问题，各地都在努力，这里不再赘述。只有规范，才能彰显法治的程序正义，赢得社会尊重。实际上，警察在眼下社会和网络中的形象负面，很大程度是以前执法不规范、自由裁量权过大的后遗症。执法的规范，有利于形成执法的仪式感和威严感，恢复法律的严肃面孔和不容亵渎性；同时将规范执法的程序和内容向社会通报，让社会监督警察的执法规范，获得认可和支持。但规范执法程序不宜过于繁琐，否则很容易因为细节疏漏而贻人口实，授人把柄。

底线思维，就是放弃绥靖，明确底线。步步退让，只会鼓励不法者的得寸进尺，进而突破自身底线，丧失公信力。

实际上，公权力都面临一个底线的问题。我们看到，近年来无论是乌坎事件、什邡事件、启东事件还是连云港“拒核”事件，这些在当代中国影响深远的群体事件，政府因为缺乏底线思维，在官民博弈中步步退让，最终全面溃败，在社会心理层面直接导致政府公信力和合法性的崩溃和削弱，怂恿了“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民粹现象的反复发作。必须向社会明确，公权力是有底线的，就是法治划定的雷区和政策规定的界限，越界必须受到惩处。

这就要求公权力在应对越轨者的时候，必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实际是公安部门又另设了一种自由裁量权，本身就一种违法行为。让越界者付出代价的时候，必须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地向社会通报。即使遭遇抗议，只要有法可依，也可进行策略性应对，但是方向不可模糊。这方面，完全可以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美国的很多重大判决经常遭遇大规模的抗议，可是和维护法律的尊严相比，这些都是必须克服的。抵住了一次抗议冲击，就相当于为法治社会筑起了一道坚强的堤坝。

抓好队伍建设，还必须建立人员淘汰和惩罚机制。警察队伍中的害群之马，危害尤其巨大，因为这种公权力是代表政府和国家，是一种近乎生杀予夺的带枪的权力，滥用就是戕害。对于借着执法侵犯群众利益的个体，必须严肃处理，及时向社会通报，接受群众监督。这将有利于树立民众对于法治的信心和敬畏心理，从而提升警察的社会形象和舆情形象。

舆论应对这个方面，从各地的涉警舆情来看，是各地公安部门明显的弱项。近年来，经和各级公安部门的交往，我们了解到，一件舆情爆发之后，应对处理包括文案稿件，都需要层层上报，最终一把手签字同意，才算走完流程，可至此应对的黄金时期已经错失。

要改变辛苦付出却遭遇喝倒彩的尴尬局面，必须要将舆论应对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并加以实施。舆论战胜利了，劳动成果可以保留甚至放大成为增产，一旦失败，可说是全盘皆输，所有劳动付之东流。

警察在网络舆情中可以说是“常败将军”。这源于出了事之后，不说和不会说，尤其后者是个严重问题。公安部门其实也很重视宣传，可是经常找所谓的“主流媒体”，所用的宣传话语都是老古董面孔，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百姓实在不能接受这样的文体和文风，就谈不上接受里面的内容了。正面典型和形象，必须要学会讲故事，在故事中呈现人性化的细节，让人们感到亲切可感，而不是需要仰视高高在上的金色塑像。摒弃传统的高大全的形象塑造模式，讲好新媒体时代的亲民故事，这才是公安部门需要关注的。

我们最后再建议一条，有必要对全体一线警察进行舆情素养教育，甚至设立专门的“舆情官”，经常性地对大家进行培训和教育。一线警察在走上街头、深入民众的时候，必须知道那些行为容易引发负面舆情、触犯民众敏感心理。对于引发争议的现场案例，可以尝试引入现场民众和利益相关方，设立“群众公议团”制度，以公议的形式提升公信力和说服力。在面对弱势群体，比如妇女、老人、儿童等老弱病残孕人员，必须要表现文明，策略性执法。回到开头，发生在上海的这件涉警舆情，最能触动网民情绪的，就是警察执法过程中，漠视并直接威胁了儿童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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