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的教育舆情影响深远！南大在这方面做得远比浙大要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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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是个令人心绪难平的季节。知识界（本文指高校）重陷开学的忙乱之中。人们原本以为就在这季节性的抑郁中顺利度过本月，然后再投入中秋和国庆的短暂自由，接下来就是指望圣诞节的消费主义狂欢，重燃勇气战胜岁末的伤逝和虚无感。但是没想到，知识界突然就爆发了与国家之间的激烈冲突。

先是浙大对网络文化成果认定办法，燃爆了知识界，人们不断发文抨击。就在校方回复指日可期之际，国家“双一流”名单又已经流出。这一看更是不得了，知识界又重辟第二战场，炮轰教育部。两场冲突，本质上都指向了知识界和国家的关系问题。

无论是从知识社会学、知识传播学还是社会治理的角度，今年9月的这几场教育领域的冲突舆情都是意味深长的。它或许埋下了今后若干年甚至10年知识界不安定的种子。

先说说网络文化成果的认定问题。

浙江大学9月15号出台了《优秀网络文化成果认定实施办法（暂行）》，原创网文有机会被认定为权威、一级、核心等期刊发布的论文。此办法一出，朋友圈就是各种不淡定和一系列的燃爆。不少文章阅读量直逼浙大成果认定的核心标准。

其实在今年8月，吉林大学就印发了《网络舆情类成果认定办法（试行）》，也有类似的奖励措施，标准甚至低到“两微一端”浏览量8000人次即可入选。可是吉大距离“长三角”太远，竟然没被核心而主流的知识评论圈关注到，错过了一次引来聚焦的机会。该校宣传部肯定是很遗憾的。

但两所高校的规定，绝不是创新，甚至连探索都不算，不过是对教育部规定的贯彻执行。从2013年开始，教育部就称研究制定优秀网络文化纳入科研成果统计、列为职称评聘条件的办法。终于到2017年，教育部发布《工作要点》，明确提出：推动将优秀网络文化成果纳入科研成果统计、职务（职称）评审、评奖评优条件。

可以预料，如果教育部解读各界舆情并进行权衡之后，并无改弦更张，那肯定还有更多的高校出台类似办法。

再说说“双一流”高校名单问题。

9月21日，教育部等3部委公布“双一流”入选名单，137所高校上榜。结果又一下子炸了锅。从各校的反应看，除了仅有的两三所高校心满意足，开始放心去跟新生谈情怀，大面积的高校是失衡的、不满的。各种段子满天飞。人们在无奈的嘲讽中发泄着愤懑。

我们看到，上述两种冲突的背后，本质都触及了知识界和权力的关系问题。

知识界的命脉如职称、职务乃至声望，都处于权力的把控之下，如果未能获得权力的认可，在社会也难享有声望。所以，知识界的教授和学者，远不如作家和自由撰稿人那样的自在自由。前者需要依赖权力的盖章认可，而后者则完全可以向社会索要声名承认，追求纯粹的市场定价。

知识界和权力、体制的历史，是一部相爱相杀的历史。虽然“学而优则仕”是传统，但知识分子在建国之后，是一个被单独拎出来进行身份“区隔”并被特殊对待的群体。改造是持续进行的，一旦感觉不好用，就成了臭老九之流。所以在最深刻的意义上，“知识分子”在中国的语境里，是一种含有微妙意味的歧视性的称谓。

当知识分子富集于高校的时候，这种“相爱相杀”就体现为高校和体制的矛盾。一方面，大学老师天生具有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文化理想，这是一个社会不可或缺的精英引领力量，另一方面，高校老师所能获得的声望渠道都为权力所垄断，两方面决定了高校这个特殊的知识场域，充斥着独立和驯服、独立最终屈从于驯服的博弈。如果真的抗争，最后的结果不外乎抑郁和失意，郁郁沉为下僚。

很多教师鄙视高校的行政化，可是自己又是这种体制的产物和化身，甚至代言人。国家级高校就鄙视省级的高校，使得知识圈呈现为一种有阶级的知识阶层。我听说过江苏省教育部门邀请一所国家级高校相关部门来开改革创新会，希望“咸与维新”，可是得到的答复是没空。此后我碰巧又参加过一次教育部某司长与该校的博导教授们的一场会议，看到了颐指气使和唯唯诺诺的气场一边倒的场景。司长几乎掌握知识的全部定价权，人们的理性选择只能如此。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发生在9月的这两场冲突，就能比较清晰地看到冲突的本质，不过是又一场知识和权力相爱相杀的熟悉场景的再现，最后的结果无非是妥协和再次驯服。

对浙大网络优秀成果认定办法的抗议和不认可有很多正确的理由，比如对于学术和科研领域的认定，还是需要用严肃的通用标准来严格要求，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些已被现行学术权力“规训”了的学者，已将体制化的学术标准内化为至高无上的人生准则，除此之外的其它标准不过是旁门左道。

而对三部委“双一流”名单的风议，自然是有合理之处的，比如这种国家权力的行使，肯定会含有政治平衡、区域平衡等折中的权术在内，难免有损学术的公平性和科学性，但是不能不说，很多不满也有对知识垄断权力分配不公的抱怨。因为进入了“双一流”，或者获得更多的一流学科，就意味着在这个权力场中可以多分一杯羹，或者更为稳固地嵌入既有的体制。至于是否真正的忧国忧民、科教兴国，可能还是另当别论。

我为什么说9月的教育舆情，或将影响未来十年？此次爆发的冲突，源于权力资源的重新分配，是一种模式和结构性的改革，这涉及到利益的再分配再平衡，重塑中国知识阶层的权力谱系，并影响到无数毕业学子终身的学术血缘和社会分层的出身依据，其波折振荡必将延宕多年。中国的教育问题，堪称积重难返，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几乎每个阶段都有很大的问题。有钱的、有权的可以选择跳出这个怪圈轮回，骑鹤出国，或者倾向于维持国内的重点学区和重点学校，确保自己子女优先获得优质教育资源，这也就意味着教育问题几乎无解。传统矛盾再加此次新矛盾，置于颟顸无能的教育部门身上，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说是影响十年，可能还是比较保守的说法。

教育部关于网络优秀成果的认定新规，且不谈是不是宣传和意识形态部门对知识定价权力的染指，单就其效果来说，其实是给高校的学者们、尤其是年轻学子们打开了另一扇成功大门，是一次新的人生机遇。

眼下知识界的成功路径，无外乎华山一条路，就是冲刺核心的、顶级的学术期刊成功，修成正果。再通过跻身学术权力的金字塔尖，以补偿心态重新对后来者施以权力，加高学术壁垒，从而维持学术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路径选择，实际是化智力为水泥，不断垒高知识围城，城里的更高贵，墙外的更难攻。无数的智慧大脑被加密做成“知识罐头”封存于象牙塔内，若干年后才能激活，见到阳光。

近年来，国外学术期刊身价水涨船高，甚至成为一种产业，就是因为国内的学术路径已经独木难支，人们纷纷转投海外，这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出国浪潮。其影响如何？依然可以以十年为期，到时再看。

我们知道，印刷术带来了文明的大普及，是知识的平权运动，打破了贵族阶层对知识的垄断。在进入网络时代之后，又一场平权运动开始了，那就是作为芸芸众生的网民，而不仅仅是权力，分享了对知识的定价权。

无数网民参与了对知识价值的认定，给出了该知识产品的市场交换价值的公约数，这实际是在传统的知识权力场之外，重新开埠，大开知识的自由交易市场。知识和思想作为产品，不再由权力统购统销，真正迎来了自由市场，也是一种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如果说传统知识界几乎是个封闭的圈层，那么近年来网络社会出现的新事物，开始打破这个圈层，那就是以“罗辑思维”运营者罗振宇为代表的一批“知识搬运工”，通过向网民服务，成为知识界的一股新势力，但是这种势力是获得网民而不是体制的赋权，代理了公众权力，因此是一种更为公开、也是更大的权力。

实际上，在以央视为龙头的电视时代，以易中天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已经演绎了一次由观众市场而不是体制权力来赋权的场景。在登上“百家讲坛”之前，易中天在体制内和知识界一直郁郁不得志，甚至不得不从武汉大学辗转厦门大学寻求突破，而在获得电视观众之后，市场定价使其声名日隆，成为走出体制后实现人生逆袭的绝佳案例，也是可以复制的成功路径。

从这个角度看，近年来出现的2000多万个微信公众号，其实也都是类似的产物。他们向市场兜售自己的知识产品，通过网民的阅读形成了10万+，营造市场影响力，最终通过流量和广告进行变现。这是一种影响力的众筹机制，通过众多网民的点赞、转发，实现影响力的积累和爆发。

如果我们再放开眼光看，当代出现的一大批“意见领袖”和各类网络大V，也是由于获得了平民的赋权而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而他们在生活中，在单位中，可能不过是籍籍无名的无名之辈，是被体制权力抛弃和边缘化的人群。但是通过技术赋权的力量，他们收获了以前不敢想象的声名和权益。

互联网作为人类迄今为止最高阶段的文明成果，如果不能推动时代的进步，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社会的倒退。在此网络平台上再一次出现的知识平权和网民赋权运动，无疑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因此，影响力巨大的网络文化成果应该被积极认定，给以名分。这实际也是体制进军网络、防止被边缘化的积极应对之策。无论教育部和浙江大学等高校出台此类网络优秀成果认定办法的初衷是什么，它客观上顺应了这个时代的巨大趋势，给囿于体制权力的学者们重新开辟了一条成功之路。

年轻的学者们生逢其时，理应欢呼才是。

其实在顺应潮流、给学者们开放更多发展空间这方面，南京大学的做法远较浙江大学来得高明。

今年5月，南京大学出台《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分类评价方案 》，在传统的认定办法之外，又增加了决策咨询报告一项成果认定：

1、获得国家领导人肯定性批示的成果，可折合为一流期刊成果1篇或CSSCI期刊成果2篇。

2、获得国家相关部委或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或转化为政策文件的，可折合为CSSCI期刊成果1篇。

这种做法，既没有突破传统的框框，又展示了新的途径，所以没有引发大的震动。它不过是将以前已经存在的递交咨询报告的做法加以制度化了，并且提高了奖励的层次。这种制度化就是近来新出现的新型智库。

新型智库眼下正成为新的社会权力节点，它开放式地联手政界、商界、学界和各业界的各类资源，在体制、各种社会组织之外，成为支撑社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新生力量。

再说，学者们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无外乎推动进步，实现自身价值。

如果能在传统的发展途径之外，通过自己的学识，写成决策咨询报告，借助体制的力量，实现改造社会，推动社会进步，难道不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新型智库开启了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改造社会的绿色通道，这实际是以制度化的形式，确保智力成果能够借助权力的杠杆，撬动社会资源，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之轮。

思维一打开，世界豁然开朗。未来将如我们看到和想到的那样，网络时代的平权和赋权运动，正给生活在今天的学者们，展示更为宽广的成功路径。

（奇怪的是，南京大学社科处的这个新闻，微信朋友圈老是打不开！看来我需要换新苹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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