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燕桃：新冠疫情、精神创伤与例外状态下的现代生活丨回望2020④
2020年，“无语之年”。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时代的车轮，实际上陷落在泥淖一般，既让世界重归陌生，也让世界重返熟悉。实际上人类其他的世代一样，人类眼前的危机，既使我们乘势反复咀嚼走过的路，也能使我们借机探观未来的道。曾经，我们被时代强行植入得太快，忽略了太多的问题；如今，我们被迫停滞在历史的惯例。或许，我们是时候需要在前进道路上出神一下，重估时代及其所创造的。基于人类“出神”的必要，《燕京书评》邀请学人分享他们的情绪与思考。敬请关注年终策划-“回望2020”。
这是第四篇，受访人是马燕桃。
2020，已至年末。当下的人们，虽然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状态中，但同样处于新冠疫情的后果里。这个后果会持续多久，还未可知。新冠疫情引发的精神心理问题，就是这些后果之一。
在年初，人们紧紧盯住疫情蔓延时的感染人数，每一天数字的增长，就带来一次恐慌或焦虑。医护人员在前线救治，新冠患者经历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煎熬，所有人都处在未知的恐惧之中。在这样具体可见的瘟疫背后，另外一块阴影的种子已经深深埋下。这块阴影，就是人们在情绪反应过后各种各样的精神心理问题，抑郁就是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当时间渐渐沉淀，这块阴影也慢慢浮现。对于新冠患者来说，它是随着身体疾病而来的心理创伤；对于更多的大部分人来说，它是新冠疫情体验带来的久久难以散去的不安全感。心理创伤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平复；对于疫情的应激、不确定性、社交隔离等因素，则成为了人们抑郁的成因。
如今，疫情已经持续一年。新冠疫情将如何发展，还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但是，如何面对由此引发的精神抑郁，是我们可以做的。人们如何从创伤性体验中走出来？如何重塑原来的生活？疫情会不会永久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成为我们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并影响着我们的心理状态。
我们邀请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马燕桃教授，谈谈我们该如何面对新冠疫情期间人们心理的那块阴影及其成因，如何从对历史和当下的认识中重新寻回生活的多样性，以及如何警惕现代性社会对人们精神生活设置的陷阱。正如马燕桃所说：“不要因为一次疫情，就觉得我永远应该这样去活着。”
以下为《燕京书评》和马燕桃的访谈录。
「新冠疫情，完全打破了我们的既往经验」
燕京书评：新冠疫情在2019年底突如其来，已持续一年。你大概在何时意识到这次疫情会引发大量人群的抑郁症状？
马燕桃：因为它是一个突发事件，是个应激因素。国内从去年年底到今年3月份，有各种大型流调数据。从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到展开对策，欧洲和北美比国内晚了大约1~2个月。中国有两个关键节点，一个是武汉封城，一个是春节。春节晚上，我正好出国，坐了一趟地铁，地铁上没有人，我印象特别深。
当时，我要去伦敦两个月。伦敦一开始也是不以为然的态度，觉得没有什么，好像觉得那是一个发生在中国的事件。后来才开始出现恐慌，因为天天报数字，从几十人、几百人到上千人，蹦到3月23号，英国首相开始说封城（lockdown），大家还觉得难以置信，后来首相25号宣布自己感染了新冠。
在两个国家和地区的经历，让我看到在重大应激面前，其实群体社会的反应都是差不多的。重大应激，指由足够强的事件引发强烈的心理影响，其特点是不可预期，难以防控；如汶川地震、非典、新冠。应激初期的头1~3个月不认可也不太重视，后来过度震惊“怎么会是这样子”，不知所措就会出现一些应激性的反应，恐慌、焦虑等。中国一开始大家抢购手纸、大米，伦敦也是一样囤手纸、意面。
燕京书评：在这种重大的突发疫情面前，人的心理可能会出一些问题。从你观察到的数据来看，疫情和人的精神健康发生了什么关联？
马燕桃：应激肯定会引起我们精神心理的一些问题。为什么精神心理会是一个问题，并且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呢？
新冠疫情是一个足够大的应激。在精神健康里领域，我们会考虑到它所引起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性质归属。它不太同于我们在日常生活里的焦虑、抑郁等精神问题。在重大应激面前，就像一个世纪前的西班牙流感一样，应激因素可以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2020年初，应激特别突然，所以很多最初的调查也比较匆忙，各种各样的调查工具和调查形式都有，而且大部分都是网上调查。以国家为范围的、以省份为范围的数据一窝蜂上来。一般来说，急性应激期是头一个月，宽泛一点说头三个月。这时的数据其实不是稳定化的数字，因为肯定会出现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焦虑反应。相关研究的学术论文讨论到疫情导致的心理问题，一般不用depression（抑郁），可能会用“焦虑”，更多地会用distress（精神病性的痛苦）这个词。
大疫情和我们的人类的精神健康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首先，最开始大家觉得新冠疫情最先累及的高危人群是老年人，前期的大量报道都发现老人最先受到感染。面临这样一种重大应激性事件的挑战，他们的精神心理情况也更容易受到影响，这一点有很多循证证据支持。后来，这些数据开始发生转向，认为不仅仅是老年人，对于青年人、女性、儿童的调查显示，他们心里不健康的问题同样也很严重，这其实也是来自于循证证据。
英国《柳叶刀》（The Lancet）杂志从年初就开始刊登相关论文。7月份的一篇文章挺有意思，提到了在全英的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从2020年1月到4月的所有精神问题的数据做了一个二次梳理和分析，和新冠疫情之前的2018年、2019年同时间段的数据进行了比较。这个数据主要是给卫生政策提供了一个参考研究，用GHQ-12（General Help Health）的调查工具在网上进行。
这篇文章提示，在多达53351名的参与者中，经历过英国三月到四月一个月封城以后，人群的流调所发现的具有临床意义的精神痛苦的患者的患病率为27.3%，相较于2019年同期18.9%的患病率，增加了8.4%。而且，在这5万人中，青年（18岁~34岁）、有孩子的家庭中的女性，在新冠疫情期间精神疾病的增长比例特别大，超过了同时期老年人，老年人的增长幅度并不大。这个数据，提醒英国政府制定政策时，需要注意除了老年人以外的青年人、女性、儿童等。
如何理解这个现象？其实这些人都是学生或者职场人群，需要社交。新冠疫情的特点是什么？影响社交和工作。
这对于当时我们在海外做扶持工作也有很大影响，当时英国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居住在寄宿家庭，因为那时候英国出台一项政策，首先关注保护老人，所以好多老人不再承担寄宿家庭中照料者的角色，中国的留学生家庭就开始恐慌了，因为孩子马上没地方待了，由此有那么一波恐慌的精神状态。
所以，英国的情况跟中国也不一样，中国是强管理；在解读数据的时候，也要看干预的政策力度。有时候数据特别高，不一定是坏事。数据高和政策的力度之间的关系，也不一定是平行的。
燕京书评：在疫情蔓延时，哪些因素构成了抑郁的成因？
马燕桃：大应激本身就构成了抑郁的成因之一，疫情初期大部分人多少会有点抑郁的表现（注意不是抑郁症，而是抑郁），会恐慌、担心、睡不好觉、忧心忡忡，会有灾难性的想法，比如家里的口罩不够了、米面不够了等。
还有一点，为什么这一次的应激和非典不太一样？对于非典，我们一开始都觉得它是一过性的，后来也证明它一段时间就跑了。这次新冠疫情，开始很多人以为要重新经历一次非典，但后来发现跟非典完全不同，而是一次慢性化的经历。现在多数人觉得，新冠疫情可能会持续三年，对人的心理影响可能要延续十年。
一旦成为一个慢性化的应激，心理的因素就会叠加，一开始是焦虑：焦虑两个月，以为第三个月就能正常工作了；后来发现不是三个月，是六个月，是一年，是两年……在慢性适应期间，一部分人在头几个月恐慌后会自愈；一部分人轻微的抑郁的症状会逐渐凝固下来，比如有的人会经常失眠、嚎叫；有的人会因此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也有可能成为抑郁的成因之一。
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大应激里有个体的差异性。加入原来你有易感素质，比如之前就是焦虑症、睡眠不好、有点抑郁，本来去医院拿药看病就可以，现在因为疫情看病不方便了，很多人的症状就会增加，一部分是来自于就诊本身的不便利，另外也会导致易感素质的人群的情绪扰动。
社会支持系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疫情也考验人们的经济能力，居住条件是否有利于隔离、让生活依然不受到打扰等。社会支持系统，随着疫情时间的延长，有可能成为抑郁的相关影响因素，社会支持系统好，就是保护因素；社会支持系统不好，就是风险因素。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交隔离（social isolation）。社交隔离这个事在国内大家也有体会，确实不方便好多，但由于我们整体的群体都是强管理，大家觉得反正你和我的情况差不多，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交流方式去做补充。在欧美社交隔离的影响就特别明显，比如伦敦，3月lock down以后，人们待在家里，没有我们的社区干预，最多买点菜。很多人不适应，特别是年轻人很想出去泡酒吧等。第二次社交隔离发生在11月份到12月份，很多人感受到不适的话，去医院很不方便。在英国如果没有严重到昏了的程度，哪怕是发高烧，如果能自己下救护车，到了急诊室觉得情况不严重，还是让你回家自愈。
燕京书评：可否谈谈，在此期间，观察到的抑郁案例？
马燕桃：我们在英国处理过这种情况，有一部分留学生只能在学校待在宿舍里，一间小房子就那么待两三个月，非常单调的一种生活方式，街上的空荡荡啥也没有，有的孩子就受不了了。社交隔离时，人的状态是会出现问题。
受使馆委托，我们也接过一些个案。比如有一个孩子，每天在宿舍里很孤独，她在国内看过病也吃药本来挺好的了，当时买不到票回家，爸妈也过不来，她在宿舍待了两个月开始出现自杀倾向，我们当时给她做了一个紧急的心理干预。
燕京书评：因此次疫情而引发的抑郁的症状，在海量统计数据中，有哪些是比较可靠的？
马燕桃：需要指出的是，研究的时间节点很重要。再有，我们不能因为看到数据就产生恐慌，因为在疫情初期的应激中，大部分是能过去的。还有，网上对于抑郁、焦虑等精神症状的调查，采用的是筛查工具，不是诊断工具，不能拿筛查工具的结果，诊断出抑郁症。
当时，我在海外帮驻英大使馆给全英的中国留学生做线上健康教育干预，包括做心理健康调查。5月下旬，中国主战场已经结束了。英国开始爆发，经历中国二三月份的状态。借助于留学生联合会，完成了为期一个月的网上调查。这个联合会全英覆盖，下面有176个分支，涉及各个城市，参与的人比较多。
我们采用的是比较严格的筛查情绪的工具，其中有29.9%的人，有轻到中度的精神病性痛苦，也就是有一些精神症状的前期表现，不是病，而是说失眠、焦虑、抑郁的问题出来了，这些大部分是能够缓解的，没有太大问题。5.14%是比较重的有明确的抑郁的症状或非常强烈的焦虑症状，进行一些心理干预会比较好。
燕京书评：你刚刚提到了在新冠疫情席卷的环境下，时间节点、地域、年龄相关的观察。那么，城市和乡村、内陆和岛屿、不同族群之间，产生抑郁的症状是否有什么规律性的差异？
马燕桃：和我们以前传统意义上理解精神疾病的情况不一样，疫情的席卷导致的抑郁等心理症状，我们叫无差别对待。新冠疫情，完全打破了我们的既往经验。
「如何从创伤性体验中走出来？」
燕京书评：由于新冠在全球的蔓延，导致的应激相关的抑郁心理状态，会随着新冠病毒的离去而消失，还是会留下一定的心理创伤？
马燕桃：一般来说，因为它是个应激。应激的特点是，伴随着应激的消失，大部分人（60%到70%）的创伤性体验会达到自愈。
比如，有人在新冠疫情期间买了10次票，退了7次票，三个月一直在折腾，这肯定也有心理创伤。比如，我们1月份时，北京地铁空旷无人，在外预订的年夜饭也不吃了，那多焦虑？到3月份，大家有点适应了，可以戴口罩，天气好时也可以出门散步。这叫人的心理服务原理，伴随着新冠的病毒离我们逐渐远去，情绪反应会逐渐消失。再发疫情警报，大家肯定不像1月份那么异常紧张，因为人的复原力是一种本能。人就是在不断的病毒大战斗争中不断坚强活下来。如果以后能打疫苗产生抗体，人们就相对安全了，状态会好。
还有一部分人会留下一些创伤。比如，我们在英国时有个例子，一个妈妈很焦虑，因为她12岁的儿子在英国留学，3月25号突然得到通知，明天就不用去上学了，这个小朋友在寄宿家庭里，两个老人都超过75岁了，政府说你们必须得自己隔离。两个老人就告诉小朋友，你必须在三天之内离开这个房间。对于那个孩子来说，这三天其实是一种创伤，因为他突然面临一种分离焦虑，没有支持系统。尽管后来问题解决了，他还是会留下一些心理创伤。还有一部分人，家人因为新冠疫情而不在人世了，是真正的丧失体验，心理修复过程是很慢的，需要一年到三年甚至更长时间去平复。
但是，如果从研究的角度看，我们更关注这种心理创伤有没有生理基础。比如，新冠病毒如果真的会对人的大脑造成哪怕是轻微的认知损伤，那么认知损伤就可能是心理损伤的生理基础。
燕京书评：由于新冠疫情等应激因素导致的抑郁和焦虑情绪，有没有疗愈的可能性？
马燕桃：第一，有很大的疗愈可能性。就像前面的问题讨论的，随着新冠病毒的离去，大部分相关情绪会消失。
第二，问题是如何重塑原来的生活。比如，和家人分开很久了，可能再见到他们，情绪就疗愈了，基本策略是把打断的节律接上就有效。
第三点，对于情绪问题的易感人群，现在医疗机构已经恢复正常工作，可以及时就诊。不要怕麻烦，担心去医院就感染病毒，回避而延误治疗。对于这部分人群，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其中真正具有丧失反应的人群，比如自己或者家人得过新冠病。我建议，这部分人后续增加系统治疗，他们不一定是抑郁，但创伤性经历还没过去，需要联合心理咨询。现在教育部、卫生部、卫健委等各种类型和级别的国家队，都从心理咨询的角度做进一步扶持，这部分人群需要得到更多的更系统的心理支持。
燕京书评：刚提到一个词——“认知损伤”，是指什么？
马燕桃：你的问题问得很好，可以把认知理解为人的神经心理的一个状态，认知领域的重要维度包括人的注意力、记忆力，我们理解、感知、判断这个世界的能力。
认知损伤和精神疾病之间，目前来看，可以理解为是两个平行系统。认知更倾向于生理的角度，比如记忆力改变了、注意力的过程发生了问题、执行效率下降这些一定有基础，认知这一块更倾向于从生理上、病因上去找根源。比如抑郁症，实际上除了生理因素，还会有心理因素。
燕京书评：也就是说，对于新冠患者来说，新冠的病毒如果造成认知损伤之后，对精神心理有可能产生影响。
马燕桃：对，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现在对新冠病毒的理解还在进一步过程中。关于这类的精神心理问题，我们强调它还是可能有一些生理基础的。
燕京书评：那么，脱离新冠疫情的话题，从普遍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精神受到了创伤之后，比如得了抑郁症或者躁郁症，会导致认知损伤吗？
马燕桃：会的。我们为什么说情绪和认知是人的左膀右臂？就是说它们是互相影响的。举例来说，人在焦虑的状态下，思维会刻板会固化，认知会出现偏差，看不到好的地方，你看到一定是人间灰暗，好像面临着走向世界末日，这些都是情绪对认知的影响，也可以把它认为是造成的认知损害。
燕京书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马燕桃：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当然就是解决情绪。把情绪管好了，认知就可以“喯儿”搬过来。还有一种就是调节认知，比如心理治疗中有认知行为治疗、人际节律治疗等系统的心理治疗改善认知。
「认可生活的多样性，重回正常生活」
燕京书评：在人类历史上，社会和时代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时，抑郁症会大量出现？
马燕桃：这个问题，要看从什么角度观察。有一个蛛丝马迹，就是人类历史上什么时候大量的精神科医生开始出现了，一定是由于疾病的需求大量增加了。
以美国为例，美国有过两个节点：一战后和二战后。大量的退伍军人，存在好多战争带来的问题。美国筹建了退伍军人医院，医院建了之后没有人手，所以精神科医生在这段时期出现了爆发性的增长，他们经过培训介入到医院，做战后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工作。
国内的精神科算是比较新兴的事物，严格意义上讲，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新的医学进入中国。此前，我们没有系统的精神医学和心理学，诊断抑郁症案例也不会诊断出太多。六七十年代诊断出的分裂症案例较多，也和医生的培训有关系。80年代之后，精神医学和心理学进入中国，到现在将更深刻已有四五万的注册医生。抑郁症诊断的比例，从1983年的0.84‰到2019的6.7%，是成百倍的增长。这里面有好多因素，最重要的还是普及系统的推开。医疗体系的推广、医生人员的培训，实际上让我们对精神疾病的认识提高了，似乎发现这类病越来越多。当然，疾病的基本规律是，经历了一个高峰期后，会有一个稳定期，不会一直以这个倍数增长。
燕京书评：新冠疫情期间和非典期间相比，人们抑郁的情况呈现哪些差别？
马燕桃：首先，距离非典17年，新冠疫情最初的体验让我们想到非典，大家对非典已经有习得经验，起码可以非典作为参考去应对，应激反应也会更从容。人们对应激本身的恐慌的适应能力，比2003年更强了。
第二个是和17年前相比，大众对精神卫生领域的理解程度已经大大增强了，这对于我们预防精神疾病就很好。对于医疗团队来说，比如这次我们编写心理健康手册就非常快，因为医疗团队的知识储备也足够多，已经做过各种各样系统化非系统化的认知行为治疗，可以把知识迅速整合成指南。
燕京书评：我们恐慌的不只是新冠本身，还有如何面对未来。如何处理这种情绪，从个人的感受与观察出发，有什么建议可供借鉴？
马燕桃：对于医疗口来说，这种时候会更加紧张，因为身在防疫的第一线。国家那会儿意识到，这是一个大疫，这意味着全国医疗卫生一盘棋。那时候我们没别的想法，所有的医生随时都可能被派到一线去。可能没时间想对我有什么影响，想的是如果真被派到那里去，我现在需要马上学习哪些知识，学习防护、穿隔离衣、防护衣。
我们当时忙着写各种各样的心理知识，当时我们自己都笑话自己说，我们那个时候是最不害怕的，为什么呢？我们做了一个工作，叫“理智化”，马上要在24小时之内武装成为一个可以去战斗新冠疫情的医生，各个科都一样都要做这个工作。所以，医生在那个时候的感受，可能跟一般人不一样。因为医生有责任在那儿，必须得干这个事情。这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因为被大家所期待，是一个有意义的角色，这对我们的心理本身也是有保护作用的。就好像当你站在火灾面前，不是想火把我烧死怎么办，而是想怎么让火灾再小点。我也发现一些不利因素，就是说可能会导致医生过度耗竭，去前线的医生工作非常累，这种耗竭在医疗系统是普遍存在的，有可能后续会造成一些问题。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隔离、保持社交距离、回避成为生活常态，我们依然不知道新冠病毒什么时候能够离开。这种状态是不是真的永久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我们是不是一辈子永远处在这种恐慌中？
这次新冠疫情爆发，中国的防御策略和欧美的确实不一样，因为价值观也不一样。欧美真的不那么在乎，还是有很多人不戴口罩，这其中有人性的意味。他们觉得生和死的自由是个人的权利，所以一部人分不接受强制性管理的理念，哪怕你是为了我好。
我们为了自保采用目前的状态，但这不是生活的唯一状态，它只适合短时状态。不要因为这一次的疫情，就觉得我永远就应该这样去活着。这对心理健康是不利的。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我们依然要认可生活的多样性，认可我们自己对既往那种常态化生活的渴求。现在的状态是一个非常态化的，早晚有一天我们会以另外的一种方式重新回到我们的正常生活。
「精神疾病的发生与现代社会的信息过载有关」
燕京书评：走出新冠疫情的话题来看，关于抑郁症，是否有社会的救助机制？
马燕桃：实际上，从我们现在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来说，抑郁症不在其中，不属于社会层面救治的范围。对于抑郁症，无论是心理治疗，还是药物治疗，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把治疗的过程自己承担起来。也有好多人不认可自己得了抑郁症，不去看，死扛着。不管使用什么方式，自己锻炼、看书、养生也可以，只要把抑郁症的疗愈自己管理起来，提高疾病好转的概率就行。但是，它不属于社会救助系统。
燕京书评：现代性生活（互联网环境、人类生活居住环境、社会交往等）是不是加剧了抑郁症患病的可能性？
马燕桃：说起精神疾病的时代性，每个时代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它与时代的连接不一样。比如，病人出现精神病性的幻觉、妄想的具体内容和时代有关。抑郁症，一定是有社会文化的相关性的。
只不过现在整个社会的抑郁症特殊性在哪儿？普遍年轻化了。以前，我们觉得抑郁症是成年人专属的疾病，不到三十岁，没有一定生活经历，都不好意思说你还能得抑郁症。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十几岁的孩子会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我有抑郁症。抑郁症的发病年龄大大提前了，抑郁症的形式也大大增加，这本身就和时代特性有关系。
燕京书评：和什么样的时代特性有关系呢？
马燕桃：一个观点是和信息过载有关。这是全球化的普遍现象，无论哪一个国家。90后、00后是互联网、手机长大的一代，信息不是多，而是已经过载。过载信息和精神疾病的发生是有关系的。现在有重要期刊刊登的文章认为，基因表达和信息过载有关系。
燕京书评：如何走出社会或时代的影响？
马燕桃：大家都是在这些影响中生活，走出影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人们也不是互联网或手机的环境这件事本身导致抑郁症，只是有的人与此关联性强一些，所以这种影响是部分性的。
燕京书评：当下社会，抑郁症有时伴随着患者的自卑与他人的歧视。如何理解抑郁症被污名化这件事？
马燕桃：污名化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不光是抑郁症被污名化了，所有的精神心理问题都被污名化。为什么抑郁症大家就那么重视？一个原因是，抑郁症是有可能会好转的疾病，但抑郁症的人会觉得我们在人群中被划分成了另一类人群。
燕京书评：抑郁症患者该如何处理污名化的这个事情？
马燕桃：如果你期待别人、期待社会去理解，这个期待是对的。但是，期待要做的工作肯定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工作，而是整个社会要做的工作。除了从社会的系统要想办法去减轻污名化，理解、接纳、关注等，实际上对有抑郁症的人来说，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怎么从内心走出来。如果不能接受自己有抑郁症，希望别人去理解自己，别人不要歧视自己，就会很难。
抑郁症的患者本身有一个特征，就是自我感受、自我评价低：周围所有的人对他好，那都不算啥；周围有那么一句话说得不太合适了，心里如被刀割，他对情绪的过滤是有偏差的。抑郁症的治疗原则，是药物加心理；目的是打破这样一个僵局，打破在污名化中自己对自己强大的心理暗示。对抑郁症患者来说，要做的一个最大的工作，就是我们怎么从自己开始理解自己，给自己解决了这个扣。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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