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埃文斯：当前对民主的真正威胁是假消息、阴谋论、模糊事实和谎言丨燕京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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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拜登顺利就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代落下帷幕。但是，前景并不一定意味着光明。面对如此撕裂的国家，拜登光喊十多次“团结”肯定是不够的，至少得好好反思特朗普主义（Trumpism），从根上愈合伤痕。
一些人认为，特朗普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是反思重点，包括攻击新闻媒体和司法机关，不容忍反对他的人，认同外国独裁者和政治强人，蔑视民主、国际组织和条约，煽动暴力等。比如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等，都持这样的看法。
另一边，一些人认同特朗普某些想法和行为带有法西斯主义回响，但从学术严谨角度看，不管特朗普是什么身份，他都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这种观点代表包括历史学家理查德·J. 埃文斯（Richard J. Evans）、罗杰·格里芬（Roger Griffin）、马修·费尔德曼（Matthew Feldman）、斯坦利·佩恩（Stanley Payne）等。
埃文斯爵士是第三帝国研究权威，所著的“第三帝国三部曲”去年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受到不少好评。1月13日，他在英国《新政治家》杂志发表一篇文章《为什么特朗普不是法西斯主义者》（Why Trump isn’t a fascist）。埃文斯认为，特朗普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民粹主义者，未来可能成为极右派政党领导人。
但是，时间对特朗普不利。在1923年，希特勒和追随者都是年轻人，但特朗普已经70多岁，以后美国也可能比较难出现和他吸引力相当的继任者。人们与其和过去的恶魔（如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欧洲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军事化政治）作斗争，不如和当下的新恶魔作斗争，它们是假消息、阴谋论、模糊事实和谎言。
“禁止像特朗普这样危险而不负责任的人进入社交媒体是一个开始，他们煽动暴力、传播错误信息的程度，让戈培尔看起来像华盛顿。特朗普不断地虚假宣称选举被操纵，这让许多美国人相信，他们的选票不再有任何意义。这种对民主信仰的缺失，而非暴力夺权，才是对美国真正的威胁。美国公民能否成功维护民主制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成功识别出真正威胁，并采用适当手段战胜它们。”埃文斯写道。
「关于第三帝国和希特勒的阴谋论」
埃文斯是个有现实关怀和责任伦理的历史学家，他曾作为专家证人，在法庭帮助学者黛博拉·利普斯塔特击败否认大屠杀的作家大卫·欧文。后来，他不但写了面向大众的“第三帝国三部曲”，让更多普通人了解历史，还参与“阴谋和民主”的研究项目，讨论阴谋论和独裁、民主之间的关系。
“阴谋和民主”项目催生两本书，一本为去年十月出版的《希特勒阴谋论：第三帝国和偏执狂想象力》（The Hitler Conpiracies: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Paranoid Imagination），另一本是尚未出版的《阴谋论：真实与想象，过去与现在》（Conspiracy: Real and Imagined, Past and Present）。
在《希特勒阴谋论》中，埃文斯处理流传范围广、存在时间长的五种阴谋论，逐一驳斥。它们分别是据说影响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小册子《锡安长老会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背后捅刀子”传说，即认为德国军队在一战中不是在军事上被打败，而是被国内革命者在背后捅了一刀；围绕国会纵火案，左、右翼阵营都传出阴谋论，左翼阵营认为是纳粹为了夺取权力，故意制造的事件；1941年，纳粹党领袖鲁道夫·赫斯带着所谓的和平使命飞往苏格兰，围绕这件事也有很多阴谋论；最后，有阴谋论认为，希特勒1945年逃出总理府地堡，之后一直生活在阿根廷。很多人无法接受“元首”的下场：1945年4月13日，他在地堡开枪自杀。
以最后一种阴谋论为例，如果你在搜索引擎键入“希特勒 阿根廷”，会看到无数相关文章。而且，它还被改编成影视。比如从2015年到2018年，电视连续剧《追捕希特勒》（Hunting Hitler）展示一队人马前往南美寻找这位独裁者，平均每集的观众达300万人。
希特勒活着的阴谋论盛行的原因很复杂，比如它是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或是一种攻击对手便利的政治工具，还可以是一个可以借机宣扬神秘主义的故事。“更普遍的是，就像其他阴谋论，希特勒活着的想法为被边缘化和被排斥的感觉提供一种心理补偿。那些相信或声称相信它的人，通过确保知道‘真相’，提升自尊心。而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要么故意掩盖真相，要么被政府机构和特工蒙蔽。”埃文斯写道。
他觉得，社交媒体助长阴谋论流行。对很多人来说，280字符的推特承担着传递信息的重要功能。观点取代争论，偏见取代知识。越来越多的人似乎认为，在详细研究和认真评估证据的基础上，再对一个话题做出判断，毫无意义。传统的把关人已经失效，最离奇荒诞的说法进入公共空间，贬低了专业人士的价值。
据《纽约书评》，埃文斯在书里区分两大类阴谋论：一类是系统性阴谋论，讲述一个庞大、阴险、超乎寻常有效的国际阴谋网络，旨在实施最邪恶的行为；一类是事件性阴谋论，希望揭露奇异事件的背后隐藏原因，包括暗杀、瘟疫、登月。这两类阴谋论可能分开，也可能联系在一起。
以现在的美国为例，很多都是联系在一起。像当前最流行的“匿名者Q”（QAnon）阴谋论认为，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一个反对总统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深层政府；众多自由派好莱坞演员、政治家和高级官员参与国际地下娈童网络；特朗普假装通俄，诱使罗伯特·穆勒暴露出深层政府的存在，并且成功阻止由奥巴马、克林顿和索罗斯发动的政变……它就像一个不断叠加的巴洛克建筑或者平行宇宙，任何新兴事件都可以加入到这套阴谋论的架构中，比如疫苗、5G、新冠病毒等。
不过，因为“国会山事件”和拜登就任，“匿名者Q”最近丧失不少支持者。他们期待的审判日——全境停电、特朗普主持军事法庭、民主党人在街头被大规模处决——未能出现，令信徒们感到失望。据《金融时报》，信徒开始在即时通讯应用上喊“什么都没有发生！！！”，有时他们还会在自己的结论旁添上愤怒或伤心的emoji表情。“我们都被骗了，你让我们都因为这场骗局失去了朋友。”在国会大厦暴乱几天后成立的一个匿名者Q讨论组里，有成员发帖称，“现在我们都一脸蠢相地坐在那。”但也有一些人继续找到解释，相信这套体系。
埃文斯担心，阴谋论的流行，使得以证据为基础的讨论变得更加困难，决策过程依据的理性评价也容易走偏。就像我们面临新冠疫情大流行时，对科学和理性的蔑视，可能会付出生命代价。从长远来看，它还可能使人类失去未来。
「阴谋论的解释机制和传播机理」
阴谋论，不仅在美国流行，在中国也一样。从早年的《货币战争》到隔段时间出现的共济会，再到去年疫情期间美军释放新冠病毒等，层出不穷。
《金融时报》评论员托尼·巴伯（Tony Barber）在谈论《希特勒阴谋论》一书时，特别提及了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其经典作品《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的议题：重要的不是简单否定阴谋论，而是要问为什么人们会爱上阴谋论。
一般来说，人们爱上阴谋论，大致可从个人和环境两方面分析。
在个人层面，人们由于思维惰性和认知能力的局限，阴谋论能简单快捷“消除”困惑带来的焦虑；现实世界变动太大太快，人们可以通过阴谋论获得一种对生活的可控力和秩序感；阴谋论让一些人获得归属感、正义感和心理补偿，觉得自己是英雄，阴谋家是敌人……
在环境层面，社交媒体的特性、信息茧房加深阴谋论者的偏执信赖；缺乏公共权威，变动剧烈的社会为阴谋论流行制造基础；社会只提供单一信息和视角，各种信息无法自由流通；各方势力（如权力、资本）希望通过阴谋论操纵受众；人们反复暴露于错误信息环境中会增强其可信度，这种“真相幻觉效应”通俗解释就是戈培尔的“谎言重复一千遍就能成为真理”……
对埃文斯来说，有些人不能接受偶然性在重大事件中的作用。政治和社会令人困惑的复杂性，被简化为一个人人都能理解的简单公式。在互联网时代，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观点放到公共空间，不管它们有多么离奇。这正在成为致命的严重问题。阴谋论传播得越多，在理性基础上组织社会和保护自由就越困难。
关于人们爱上阴谋论的原因，以及相关的假信息、模糊事实和谎言等问题，大量传播学者的研究也可给我们带来启示。
2020年12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在学术期刊《二十一世纪》发表了一篇《“信息流行病”的传播机理——兼论新冠疫情下的后真相政治》，就相对比较全面地剖析了在信息泛滥情况下的假信息、阴谋论等传播机理。
所谓“信息流行病”（infodemic），特指“信息过多——有些准确而有些不准确——这使得人们在需要时难以找到可信赖的来源和可靠的指南”。相比过往，新冠疫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社交媒体信息流行病，真假混杂的信息传播速度相当快。
胡泳认为，信息流行病的传播机理可以分为五点：
一是技术导致的“部落化”。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研究表明，人有寻找或相信确认自己固有信念的信息的倾向，而这往往成为我们接受新信息或改变固有想法的障碍。
二是情感驱动型社会的出现。有证据表明，煽情性更高的内容会使人们的辨别力下降。他觉得，我们创建的由多巴胺驱动的短期反馈回路正在破坏社会的运作方式——没有公民话语、没有合作、假信息泛滥、无意理解他人。
三是信息的“武器化”。行为者利用监管和法律真空来改变信息动力，从而操纵信息。技术公司获得足够的主导市场地位以游说自己脱离或规避政府监管，而政府也有强烈的动机使用不受监督的技术。传统媒体似乎无法抵制意在分裂的行为者通过虚假信息扩大其议程的劫持行为。
四是专业人员的死亡。这不仅指许多人对专业知识的民粹主义态度，还指官僚机构对专业人员的蔑视。
五是信息超载导致对简化叙述的渴望。环境越复杂，更少人会投入更多时间深入了解深度新闻或者复杂问题，更多个人及机构退缩到仅需较少思维处理的故事情节中。正当时代需要更多思考力和判断力之时，个人及其机构却朝着另一个方向溃败。这在公共政策方面造成的后果几乎是致命的。
“信息流行病不是意在说服人们相信一件错误的事情，而是要发布许多不实信息，给人们造成无法了解真相的感觉，从而开辟出一种权力真空，这样会符合某些人的利益。为可疑的利益而生的信息流行病不会像病毒那样致命，却会通过用虚假或有害的思想感染公共话语，令公民更加难以确定真相并追究责任。”
“正是因此，每一位合格的数字公民都有责任使自己免受信息流行病的侵袭，提高公共话语的质量，并改变造成假新闻和虚假信息传播的环境。这在今天是如此重要，因为没有信息的自由流动，就无法管理风险社会。”胡泳写道。
「和阴谋论密切相关的“宣传”」
阴谋论是一套解释，但如果我们把视角转移到行为者身上，很容易发现它和我们熟悉的另一个词——“宣传”，密切相关。理解“宣传”，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信息环境、媒介和人的关系。
在同一期《二十一世纪》，还刊载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龙的《全球语境下中国宣传模式嬗变及其逻辑》、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常江的《流行化宣传：数字时代中国的爱国主义动员》，勾勒和阐释了“宣传”的历史、现实和逻辑。
刘海龙认为，宣传是与现代性相伴而生的现象，是公民自由权利与民主制度逐渐被广泛接受后权力的让步。它可分为三种模式：一是宣传1.0，即宣传者垄断渠道与内容；二是宣传2.0，即建立于社会科学上的心理操纵；三是宣传3.0，即宣传者对宣传1.0和宣传2.0的整合和超越。
在谈论宣传2.0模式时，刘海龙提及了这些年发展迅猛的计算式宣传（computational propaganda）。这种模式基于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传播对象进行更精准地传播与说服。比如2016年美国大选，俄罗斯在推特中就使用了社交机器人的技术宣传。
如今，已经发展到了宣传3.0模式。刘海龙觉得，新技术虽然使用户获得了表达机会，但同时也加强了权力和资本的发言权。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本身所具有的中心化的政治特征，使得它们成为了宣传3.0模式的有力工具。当今中国是宣传3.0模式的典型代表，但技术造成的权力集中是个全球现象，未来宣传3.0模式可能会迎来更大的发展。
而且，大众在宣传中并非全然扮演被动角色，他们中的一些也积极生产宣传内容，并实施福柯描述的“毛细血管的权力”。“从被压迫、被欺骗，到被诱惑甚至主动参与，宣传受众在变化，宣传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去政治化和技术化，不再为某个意识形态所独有，而成为整个人类社会民主的阴影。”刘海龙写道。
常江关注的是近十年以来中国主导的宣传实践与变化，比如《我和我的祖国》、《人民的名义》、正能量艺人、二次元虚拟主播“江山娇”和“红旗漫”等。他觉得，数字时代的国家宣传体现出一种“交缠性”（entanglement）特征。传统的“主旋律——商业”二分法不复存在，国家借助互联网和数字媒体平台，建立与普通民众的认知联合体。对道德标准的解释权始终归属于国家，文化精英被排除在外，人们必须接受形式上道德话语的规训，并在大多数时候对群体情绪保持沉默。
从宣传工作的诉求和目标角度看，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成功。但是，常江认为，这种成功背后蕴藏着内在矛盾和不稳定因素。比如，当人们被宣传充分动员起来，行为无法完全可控，这与国家治理的理性思路冲突。所以，有人称这类似“养蛊”，终会“反噬”；二次元等亚文化的活力源于对主流文化的反叛，但当国家话语强势占领其场域，即亚文化“主流化”时，长远来看，可能导致社会文化活力枯竭。
常江提醒人们要看到高涨爱国热情背后隐藏的文化危机乃至政治危机。“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不仅意味着技术会被政治所控制，更意味着技术本身也有自己的政治。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命题的正确性，意味着真正从人类共同命运的角度去组织自己的思考和实践。但身在历史洪流中的每一个人，往往只乐于拥抱那些最立竿见影的，看上去像是思想，但实际上只是欲望的东西。”他在论文中写道。
（参考资料来自《新政治家》《金融时报》《纽约书评》《华盛顿邮报》《二十一世纪》《澎湃新闻》等。）
题图为当地时间2021年1月6日，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在美国国会大厦外聚集，他们挥舞着带有QAnon组织符号的美国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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