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与《一九八四》：保罗·索鲁在中国丨燕京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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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他不喜欢中国”」
2005年10月，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全线贯通。2006年7月，这条“天路”正式通车运营。其间近一年里，我无数次在各种报章杂志上看到同样一句话：“美国现代火车旅行家保罗·泰鲁在《游历中国》一书中写道：‘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
如果读过保罗·索鲁（Paul Theroux）1988年出版的游记《骑着铁公鸡——乘火车穿越中国》（Riding the Iron Rooster: By Train Through China），不难认出媒体摘引的句子正是出自《骑着铁公鸡》一书，“保罗·泰鲁”就是保罗·索鲁。2006年，这位英语作家中的“当代旅行文学教父”在中国还少有人知，其代表作如《骑着铁公鸡——乘火车穿越中国》、《铁路大巴扎——乘火车穿越亚洲》、《老巴塔哥尼亚快车——乘火车穿越美洲》都还没有中译本，但“保罗·泰鲁”却因为他二十年前对青藏铁路的一句评语而在中国媒体刷屏。我记得当时市面上只见过两种译成中文的索鲁作品：《喜爱新鲜空气的人》（作者名译为“保尔·梭罗克斯”，海南出版社2003年出版）和《维迪亚爵士的影子》（作者名为“保罗·索鲁”，重庆出版社引进台版，2005年出版），前者是个随笔集，收录了作者1985至2000年间写的几十篇旅行文章，后者是一本文学回忆录，追述索鲁与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奈保尔之间延续三十年的友谊。
2010年以后，索鲁的一些重要作品才陆续译成中文出版。2020年，《骑着铁公鸡》被媒体鞭挞多年后，也终于在中国翻译出版，书名里去掉了“铁公鸡”几个字，改为“在中国大地上——搭火车旅行记”。也许因为这本书里有不少“碍语”，简体中文版是个“洁本”，而台湾马可孛罗公司2016年出版的繁体中文版《骑乘铁公鸡——搭火车横越中国》则是全译本。其实，不管在台湾还是大陆，这部书都被忽视得太久了。书里记述的是索鲁1986~1987年间在中国乘火车旅行的经历，中文读者晚了二三十年才有机会读到。中国这些年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铁路不仅通到了拉萨，还延伸到日喀则，高铁已经覆盖大片国土，索鲁当年搭乘的“不停喘气、滴水、冒烟的铁公鸡”（指蒸汽机车）早已被淘汰。那么，在当下阅读这本“过时”的中国游记还有什么意义？这会是个有趣的问题。
索鲁素以“毒舌”闻名，随便翻开任何一章都能看到他对周遭人、事、环境的抱怨和挖苦。在烟台开往青岛的508次慢车上，他记录下乘客的行为：“即使在这种当天就能抵达终点的短途车上，中国人也照样有本事用垃圾塞满整列火车。几乎每个乘客都在忙着弄脏有限的空间。我坐着看书时留意到对面的人在短短几小时内就在小桌上堆满了各种东西，我在空白页上随手记下：鸭骨头、鱼刺、花生壳、饼干包装袋、葵花籽壳、三个茶杯、两个玻璃水杯、一个热水瓶、一个酒瓶、两个罐头盒、食物残渣、橘子皮、虾壳和两块用过的尿布。”
比乱扔垃圾更恶心的是随地吐痰，我不得不佩服他在吐痰这件事上都能发现中国和美国的文化差异：美国人总是利落地把痰吐得远远的，中国人却“不是向外吐，而是向下吐”，“痰不是‘啪’的一声命中痰盂，而是滴滴答答的，经常落在那个恶心的容器边上，再继续往下流”。常人见到这个画面肯定别过头去不想细看，索鲁却认真地说他在中国旅行将近一年后才终于把这一细节观察清楚，像多了不起的发现一样。
我有时觉得他写吐痰写得太多太细，不堪入目，是没有必要的自然主义恶趣味，但很快发现没那么简单，作者往往不满足于照相写实主义，还会形成进一步的比较和判断，把他的刻薄程度再往深推进。比如他在上海看见戴红袖章的老头当街批评吐痰者，赞许之余，不禁沉思：“然而，中国人随地吐痰的习惯还远远比不上他们吐痰前清喉咙的声音来得恶心，那种浑浊的喉音隔了几十米都听得到，像防洪下水道排水时发出的抽吸声。相比之下，吐痰本身不过是高潮过后令人扫兴的尾声罢了。”同样的结论，在“开往烟台的‘天湖号’轮渡”一章里又重复一遍：“我本来已经下定决心对吐痰者视而不见，但在这艘船上我明白了一件事：中国人吐痰的习惯之所以深深困扰我，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他们并不擅长吐痰。”
初版封面
索鲁的尖刻之处，经常体现在这类建立在观察基础上的归纳比较，有时显得主观，有时也不无道理。他乘国际列车经过西伯利亚和外蒙古进入中国后，在口岸车站二连浩特看到当地人朝列车微笑，同车的老外就有些兴奋，因为一路所见的苏联人都板着脸。可是，索鲁的刻薄劲儿一刻也不闲着，他怀疑那伙人是否真的在对他们笑，没准只是被太阳晒得眯眼咧嘴，或是在嘲笑车上的外国人长着大鼻子。
在中国旅行一段时间后，在呼和浩特时他已经悟出“中国人的笑大概有二十种”，有紧张的笑、尊敬的笑、警告的笑、绝望的笑；有种像喇叭一样高亢的笑声是掩饰突如其来的焦虑感，有种轻快的窃笑则表明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还有种笑声其实是惊恐的咳声，意思是“天哪我该怎么办”。他在上海跟一个准备去美国参演话剧《骆驼祥子》的大学生聊起老舍之死，对方报以尴尬的“哈！哈！”两声，索鲁便明白这种笑是想说“你就别提那件事了吧！”还有一次，在广州开往北京的16次特快列车上遇到一个表情严肃的推销员，一旦两人眼神相遇那人就会面露灿烂笑容，然后立刻转脸皱眉，这个“十足中国式的”表情变化被索鲁解读成“求求你别跟我说话”。他自信能够分辨出中国人各种笑声里的潜台词，“没有任何一种是真正幽默的笑”。
我想，中国人读到这些“笑”的描写恐怕笑不出来，会有被冒犯之感，连《铁与丝》的作者马克·萨尔兹曼（Mark Salzman）也在书评里说“看来索鲁先生不太喜欢中国”。中国人不讲卫生、不守秩序的行为都让索鲁写尽了，他还攻击中国食物差——“名称华丽但其实大同小异”、“能使肠胃翻江倒海”，多次评价中国城市丑陋——“一提起‘中国的城市’就会有一种特定的恐怖感，好比说到‘苏联的厕所’、‘土耳其的监狱’或‘新闻伦理’之类特定的词语搭配”。更令他深恶痛绝的是中国的景点——“对旅行者来说，在中国观光是最无益的一项活动，完全是浪费精力，却极少获得享受，它带来的疲惫感不亚于朝圣仪式，却不会给人半点心灵上的满足”。那么问题来了，不喜欢中国为何还要像受虐狂一样地来中国旅行，在十二个月里搭乘近四十趟列车，一边抱怨一边又不知疲倦地走遍中国？
「“老外最好骗”」
索鲁还写到另一种笑，他在桂林被人忽悠去吃野生动物，结账时付了200元，当时是天价。收钱的人开怀地笑了，索鲁评论道：“在中国很少听到这样纯粹的笑声，它的意思是说，糊弄老外太容易了。”
整本书读下来，我感觉索鲁始终在跟“老外最好骗”这句话较劲。一开头他就说：“中国人总爱说‘老外很好骗’，那我偏要来挑战一下。”毫无疑问，中国人的招数，他是不服气的：“中国人懂得怎样用简单的方式摆布外国人，他们的做法其实有点笨拙，像一帮小孩在跟另一帮小孩套近乎。”具体怎样摆布他没细说，我们不妨去看看苏珊·桑塔格1984年写的《对旅行的反思》：“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不少到访中国的西方人都对中方接待者认真告诉他们的那套话信以为真：中国不存在偷窃、同性恋和婚前性行为。”“随着去过中国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发现各自的行程大同小异，甚至一模一样——杭州附近的同一家生产茶叶的公社，上海的同一家自行车厂，北京某个片区的同一个‘胡同居委会’。尽管如此雷同，大批的人还是热情不减地前往中国，回国后写的见闻录也都千篇一律。”
桑塔格本人也在七十年代初到过中国，纷至沓来的还有各路政界、学界和演艺界人士，比如曾获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的好莱坞明星雪莉·麦克雷恩。傅高义教授在《邓小平时代》导言里透露，雪莉·麦克雷恩在1979年1月的华盛顿国宴上对邓小平说起她在中国时遇到一个“文革”期间被下放的知识分子，那人说他很感激在农村种番茄的经历，从中受益匪浅。邓小平听了当即打断女明星：“他在撒谎。”我觉得索鲁之所以厌恶“中国式观光”，肯定因为“中国式观光”通常只有公式化、填鸭式的行程。当然也有人并不以为这有什么问题，《骑着铁公鸡》里就写到了几个参团来中国的游客，其中有个热衷于在旅途中捡石头的英国人用讽刺又无所谓的语气总结中国之旅无非是“古墓、筷子加佛塔”。雪莉·麦克雷恩显然也不觉得“中国式观光”有什么问题，她把1973年访华的经历拍成了纪录片《半边天》，还获得奥斯卡奖提名，影响了很多无知的人。
但索鲁明显属于拒绝被“中国式观光”洗脑的人。他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80年11月，与一批美国游客组团从重庆出发，乘“东方红39号”江轮游览三峡，然后在宜昌换乘“昆仑号”豪华客轮顺流而下抵达南京。这段旅程，被索鲁写成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船行中国》（Sailing Through China），后来与另外两篇有关广东和香港的文章一起收入旅行随笔集《喜爱新鲜空气的人》（Fresh Air Fiend）。此书出版简体中译本时删去了《乘船穿越中国》等三篇与中国有关的文章，台湾马可孛罗公司出版的繁体中文版是全译本，书名改为《旅行上瘾者》。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索鲁的长江之旅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私人订制”超豪华行程，旅行团总共有33人，船员和服务员却有102人，除索鲁外全体团员都是百万富翁，旅行费用高达每人一万美元。他们乘坐的“昆仑号”，原是中国专为接待外国（比如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游船，直接由江青督造，装潢风格被索鲁形容为“中式华尔道夫”——糅合了明式传统家具与纽约华尔道夫大饭店的那种Art Deco设计风格。在国外，“昆仑号”被称为“毛泽东的游艇”，据说客房浴缸是蓝色的，沙发宽到可以并排坐七人，酒吧大到三角钢琴放进去也只占到总面积的零头。十天的长江航行却没有给索鲁留下什么好印象，《船行中国》读后令人心情抑郁，很可能作者那时就已经看透了这种旅游方式的无聊，所以当他1986年再次来中国时便下定决心自己制定行程，“默默记录，少说话，不停地行走，让火车把自己带到中国的各个角落，去到这个国家的最高处、最低处以及最炎热、最寒冷、最干燥、最湿润、最空旷和最拥挤的地方。”我想，支撑着他像受虐狂一样走遍中国的，无疑是这个誓言。让他卯足了劲挑战“老外最好骗”那句“中国民谚”的，大概也是它。
在北京时，索鲁受邀参加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夫人包柏漪（小说《春月》的作者）的家宴，席间有个中国知识分子哪壶不开提哪壶地说，中国人从来就没认真地把外国人当一回事，现如今最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外国人好糊弄”。索鲁立即反驳：“这样说很危险，事实并非如此。”几天后，他在上海开往广州的火车上，又跟一个中国人为“外国人容易上当”的论调争了起来。索鲁认为，“老外好骗”完全是中国人自我陶醉、自欺欺人的想法，他由此想到前辈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结尾处曾经提醒世人警惕“中国式的自大和人类停滞不前的自满”——这可以说是对中国人相当严厉的评论了。
在《骑着铁公鸡》的末尾，作者发表结论：“我不同意‘中国人莫测高深’的说法。我认为他们就像地球上许多其他人一样，是能够让人读懂的，甚至比大多数人还要浅显易懂得多。”时隔三十多年，这句与“老外好糊弄”唱反调的话终于反馈回了中国，我很有兴趣看它在中国读者中会得到什么样的反应。
别的不说，索鲁那股倔劲儿还是很好玩的，他的用功劲儿还可以说很励志。我一直有个疑惑，索鲁在书里写下如此多的对话，连“铁公鸡，瓷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这样的市井俚语都记得一清二楚，究竟怎么做到的？后来在《对世界的感受——著名旅行作家访谈录》里找到了答案。索鲁对记者说，他在旅途中一贯保持亢奋，每次与陌生人交流都是一等到对方在面前消失就冲到自己的铺位上奋笔疾书，巨细靡遗地记下刚才交谈的内容。在第11章里，他感叹中国之大无奇不有，为了读懂中国，他不放过任何打探秘密的机会：见到身边有女性打开皮包，他会设法用眼角余光往里瞅，看包里都有些什么；到别人家做客，不惜偷偷拉开抽屉、橱柜看里面的东西；走在街上不忘留意各种标语、海报，请人翻译文字，尤其是枪决布告，他想弄清楚上面列出犯人的具体罪行是什么——旅行作家当到这份上，跟间谍也没啥差别了。
乘火车是索鲁了解中国的方法论和立足点：“在中国乘火车旅行的好处之一是，这个国家充满令人震惊和困惑的事物，火车可以帮助旅行者建立视觉上的联系。其他任何一种旅行方式都会让这个国家显得令人费解。当然，即便在火车上观察这个国家，有时也一样难以理解，但坐火车多少会对你有所帮助。”
我数了一下他在《骑着铁公鸡》里走过的中国铁路：集二线、京包线、京沪线、沪杭线、浙赣线、京广线、广九线、包兰线、兰新线、陇海线、宝成线、成昆线、昆河线、贵昆线、黔桂线、湘桂线、韶山线、京哈线、哈佳线、沈大线、蓝烟线、胶济线、鹰厦线、兰青线、青藏线，这是一份可观的成绩单，除了铁路网稠密的东三省走得不够细，中国铁路第一次大提速以前的重要干线几乎让他跑遍了，只有焦枝线、同蒲线、成渝线、皖赣线、杭甬线等几条“二线”铁路没有涉及。
有机会的话，我很乐意回到1986~1987年向索鲁推荐一趟他遗漏的列车——我当年经常乘坐的315次合厦快客。这趟隔日开行的火车下午15:18从合肥出发，沿淮南线到达长江北岸的芜湖北站，被拆分成几截后并排推上渡轮，黄昏时横渡长江，到南岸的芜湖站后再重新拼装成完整的一列，经由皖赣线、浙赣线、鹰厦线抵达厦门。在八十年代中期，这是长江上唯一的旅客列车轮渡，很有些特别。如果索鲁知道它的存在，大概不想错过吧？没过几年，这条火车轮渡线就宣告停运，315次绕道南京长江大桥（从合肥经淮南线到蚌埠，经京沪线到南京，再经宁铜线到芜湖续接皖赣线），立刻变得平凡无奇了。
火车是观察时代的窗口，铁路本身也成为掠逝的风景。我乘坐过的长江火车轮渡或索鲁乘坐过的云南米轨小火车都不再存在，只在特定时代的窗口期内可以瞥见。我自己刚开始旅行写作时，曾经写过1987年1月的一个大雪天在315次列车上横渡长江的感受，那年冬天索鲁从冰冷刺骨的哈尔滨乘火车去大连，再乘船横穿渤海湾到烟台，我和他不约而同写到铁路旅行既混乱又包藏秩序这一点，也写到那年冬天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后人当然可以通过阅读历史书来认识1986~1987年的中国，比如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但我想说，《骑着铁公鸡》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记载远比《追寻现代中国》更直接生动，也更多面，这是旅行文学的一个好处。
1988年，马克·萨尔兹曼在《纽约时报》撰文批评《骑着铁公鸡》丑化中国，一年后索鲁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旅行写作：意义何在》（后收入随笔集《喜爱新鲜空气的人》），承认他“直到不久以前还心安理得地把旅行写作当成一种无法归类的创作，就像与现实脱节的旅程一样”，然而时代的变迁迫使他重新审视这一文体，转而认为一切旅行书写都应具备某种历史前瞻性，否则就是失败的写作。“我觉得凡是真相都有先兆，只要你精准叙述所见的一切，运用想象给文字注入生命，那么，写下的东西就会有持久的价值。这跟文字中流露出来的情绪没有什么关系。”
索鲁提到，他在中国时，美国主流媒体热衷于报道北京的第一家肯德基、时装秀、广州的保龄球馆之类，他对这类“新潮流”没有兴趣，也不想看旅游景点，而是更乐意在火车上同普通旅客交谈。他在中国遇到的大学生与1960年代的美国年轻人很像，使他感触到时代的激荡，也见识很多矛盾。这一切并不是“喜欢”或“不喜欢”中国就能弄清楚的，他能做的只是记录：“旅行作家的工作就是尽可能走得远、走得多，写大量笔记，说真话。这是件辛苦活儿，但写成的书自有其生命。” 索鲁自信地认为，《骑着铁公鸡》尽管不去刻意预言什么，却也构成一种预言，全凭它记录的事实说话。关于这点，读者可自行评判。这本中国游记出版一年后就卖出五十多万册，也算回击了萨尔兹曼等人的劣评。
他听作家桑晔（曾与张辛欣合著《北京人：100个普通人的自述》）说北京有一段铁轨是“十年动乱”期间的卧轨案件高发地，就止不住好奇去看个究竟。“这地方看上去很普通，无非是一段轨道而已，然而一切恐怖都隐藏在平淡无奇之中。”
他在地图上看到云南有条窄轨铁路，火车时刻表显示列车通行到宝秀为止（如今这个车站已从12306铁路官网消失多年），立刻来了兴趣。这条铁路在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后被切断，但在1986年，从昆明出发仍可通行三分之一到宜良为止。索鲁得到特批后被允许上车——“最理想的旅行莫过于在这种仿佛沉睡的铁路支线上乘坐吱嘎作响的火车穿越乡野”。到了宜良，双脚刚接触地面，还来不及看看宜良这个地方，吃顿饭，和当地人说句话，他就被催促着立刻坐上返程列车回了昆明。
他听说有人把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叫做“铁公鸡”，因为某些人抓着这条铁路的管理权不放，又不肯维修，被认为一毛不拔。索鲁一听就想去坐。有人警告他西行铁路极单调乏味，但他用自己的眼睛看过后认为恰恰是最空旷的地方景色才最美。还有人说青藏铁路很可怕，但在他听来那些“可怕”之处犹如仙乐一样动听：蒸汽机车、穿越荒漠、速度很慢。他认为“低铁”比高铁好，开得太快就捕捉不到瞬息万变的风景，时速50公里刚刚好。而最好的享受莫过于穿着睡衣在不疾不徐的火车里走来走去，手里端着“15美分一杯”的廉价啤酒。
就像有些人精通艺术收藏、红酒或美食，索鲁是个火车鉴赏家——“乘火车旅行既像探险，又让人放松；我迷恋它的舒适、它的孤独与它的自由。”他认为“糟糕的火车会把你带往神奇的地方”，又说“如果火车足够宽敞舒服，你甚至连目的地都不需要”，因为“火车不只是一种交通工具，它本身就是国土的一部分”。他觉得在中国赶火车总是像消防演习一样紧张，可旅途本身却充满了不修边幅的快乐，像“中年人的睡衣派对”。这是中国的许多矛盾现象之一，让他感慨“中国人一辈子没有选择地过着单调的生活，于是火车旅途成为他们难得的快乐时光”。从蒙古进入中国没多久，在大同开往北京的90次直快列车上他就穿起睡衣加入这场“派对”。
索鲁说，他在中国每每听见别人说“铁路”两个字就会一惊，因为他的姓Theroux按法语发音读很像汉语的“铁路”，以为有人在喊他，或是议论他。
他写的火车游记，我最爱读的一本是1975年出版的《铁路大巴扎》（The Great Railway Bazaar）。书里一开头就说，打小起每次听见远处火车驶过的声音，他都恨不得自己坐在那列火车上。这就是“铁路狂”的心态，我很有共鸣。《铁路大巴扎》写他从伦敦出发，一段接一段乘各种东去的火车，实在没火车坐的时候才搭飞机，一路走到印度、缅甸、新加坡和日本，最后沿西伯利亚铁路回家。没有什么理由，就是想坐在火车上看世界。即使越南还在打仗，铁路线被炸成了支离破碎的一段段，他也要找到残存的仍在通车的路段，从A坐到B，再从C坐到D。我相信，旅行作家心底里都存在着某种乡愁一样的“召唤”；对索鲁而言，他的召唤就是少年时期种下的火车想象。
「复盘索鲁的游踪和书径」
索鲁几次声称他在中国待了一年时间，我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他从1986年4月离开伦敦写起，到1987年3月在拉萨结束旅程，这一年并非始终不间断地旅行。细究他的旅程脉络，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1章“开往蒙古的列车”到第5章“开往广州的快车”是第一单元。索鲁从伦敦启程，穿过割裂的东西德、社会主义的波兰和正在发生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的苏联，沿着西伯利亚铁路和蒙古纵贯铁路一迳向东进入中国，抵达大同、北京、上海、广州，告一段落。这段行程，他实际上是报了个国际旅行团，我猜测终点是香港。第5章末尾写他离开广州前夜做了个“中国式噩梦”，不提离开广州后去了哪里——极有可能是香港。八九十年代时，外国人在香港很容易获得中国签证，他可以在这舒适的英殖民地小岛休养生息，更新签证，为再次“潜入”大陆做准备。二连浩特—大同—北京—上海这段路，索鲁设法脱团行动，直到搭乘上海开往广州的49次特快列车时才与其他团员复合。既然他厌恶观光，为何还要参团，必有现实的考虑。在第1章里，形形色色的旅行团成员都成了他观察、调侃的对象（由此也看出作者的“毒舌”是不分国籍的无差别攻击，绝不只针对中国人），同时也给他带来麻烦，以至于写下那个很有电影感、梦魇般的比喻：原以为参团能够省心，混在人群中，换八趟列车，睡十几觉就到中国，哪知仿佛是刚出门一脚没踩稳就咣当滚下一截楼梯，像是哪个超现实画家设计的那种永远不会结束的楼梯，摔了一截又一截，一路跌跌撞撞，直到世界另一头才爬起来。
第6章“开往呼和浩特和兰州的324次快客”（原文有误，北京开往呼和浩特和兰州的西行列车车次应是奇数，不可能是324次）到第12章“乘慢车前往长沙和韶山——‘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是第二单元。索鲁从他在北京与铁路局官员的会面写起，5、6章之间有个明显空档，没有交待他是如何从广州到了北京，只说他为了乘火车走遍中国需要寻求官方支持，于是出现了一位姓方的随从，一路紧跟索鲁：北京—呼和浩特—兰州—吐鲁番—乌鲁木齐—兰州—西安—成都—乐山—峨眉山—昆明—桂林—长沙—广州。除了乌鲁木齐到兰州是乘飞机（厌恶飞行的索鲁形容苏制民航飞机像香烟抽完剩下来的锡箔纸包装，同样的比喻他在《铁路大巴扎》里也用过，形容西贡飞往芹苴的飞机“机身皱巴巴的，活像旧香烟盒里的锡箔”），其余路段都是乘火车。方先生一坐火车就睡不着觉，苦不堪言，几乎崩溃，而索鲁也为无法甩脱这个可怜又讨厌的“保姆”而苦恼。其实完全是他自找麻烦，谁让他主动寻求官方协助，搞得自己不自由。这一单元又一次结束在广州，明显比上一段艰苦，我猜索鲁又一次逃回香港那舒适的资本主义小天地去休息了一阵子，甚至去了更远的什么地方，他避而不谈。在广州时他悟出“心情坏的时候不宜继续旅行，你会错误地因为自己的恶劣心绪而怪罪这个国家，从而得出错误结论。”广州的保龄球也抚慰不了疲累的身心，于是他再次从广州人间蒸发，一消失就是好几个月（据我推算，从6月中下旬到12月初），休了个长假，待他在第13章里再次在广州露面，已然是冬季。
第13章“北京特快：16次列车”到第20章“开往厦门的夜车：375次快客”是第三单元。这一次，索鲁学乖了，只身潜行内地，像隐形间谍一样走南闯北。五个多月的长假让他恢复了元气，另一个因素来自外界，如第13章开头所说，“这段日子发生了一连串公共事件，撼动中国社会”，这使他再度兴奋起来，为继续在中国旅行找到新鲜动力。这一阶段艰苦程度又超过了上一阶段，索鲁写尽了东三省的严寒，我觉得是全书文学性较强的部分，这不奇怪，索鲁在《我的读者生涯》（收入随笔集《风景中的人》）一文中说过他平生最喜欢的一部旅行书是阿普斯利·彻里-加勒德（Apsley Cherry-Gerrard）写极地探险的《世界上最糟糕的旅行》，索鲁的很多作品里都能看到他对描写恶劣天气很有一套，比如《乘船穿越中国》写过上海的空气污染，《骑着铁公鸡》更是可以看成一本以“寻找荒野”为主题的中国游记。这一单元的行程重点是北方：广州—北京—哈尔滨—朗乡—哈尔滨—沈阳—大连—烟台—青岛—上海—厦门。在厦门时，由于春节临近，买不到火车票，旅程又一次中断，估计他又去了香港。
最后两章“开往青海西宁的慢车：275次列车”和“开往西藏的列车”是第四单元。为了乘火车去西宁，作者先去了西安，但既没说从哪去，也没讲如何去，我猜是从香港直飞。此时已是1987年3月初，索鲁搭“慢车”（原文有误，西安至西宁的275次列车并非慢车，实际上是“直快”）到西宁后转乘真正的慢车沿着1984年开通的青藏铁路（一期）抵达格尔木，再包了辆汽车去拉萨，全书结束在拉萨。
推演其旅行时间线，我意识到索鲁的“铁公鸡壮游”虽然前后跨度将近一年，实际旅行时间只有六个月左右。这一发现解答了初读此书时的一个困惑：他带那么多书在路上读，那年头没有电子书只有纸质书，行李得有多沉啊？随便数一下，他的旅途读物包括：辛克莱·刘易斯的《孽海痴魂》和《大路》，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厚达两千页！），盖群英的《戈壁沙漠》，鲁迅的《阿Q正传》，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绑架》，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亚瑟·莫里森的《墙上的洞》，孔子的《论语》，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100个普通人的自述》等等。现在我知道了，这些书不必全部随身携带，索鲁一年内三次跑回香港，除了休养生息还可以更新替换他的精神食粮库存。
索鲁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实践者，难为他手不释卷又不掉书袋，看他读什么书、如何读书是件愉快的事。毛泽东的《矛盾论》他读过，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起码读过一部分，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很多中国人都未必读过，他读过。他在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列车上思考外国人在中国人眼中的刻板印象，联想到旧小说里靖人国、女儿国、毛民国、穿胸国的描述，说明他知道《镜花缘》。前往新疆途中，在兰州停留时他读了王蒙的小说《高原的风》。他在哈尔滨开往沈阳的绿皮火车上苦读《论语》，车里没有暖气，车厢内壁结了冰，他把双手插进袖子里用鼻子翻书。
我们中国人视“雪夜闭门读禁书”为人生快意事，我看索鲁一定觉得穿着睡衣歪在列车软卧的上铺读禁书更快乐。董乐山教授跟他聊起《肉蒲团》、《金瓶梅》两本“危险”的禁书，接着他就在21次京沪直达特快列车上掏出《金瓶梅》研读，真是无巧不成书。索鲁读的《金瓶梅》是艾支顿（Clement Egerton）在老舍帮助下译成英文的未删节版，据说译者把过于淫秽的部分译成拉丁文以抬高阅读门槛、缩小读者面，也算一种“软禁”，索鲁却在《骑着铁公鸡》里大段大段摘引《金瓶梅》里的情色描写，没准是勤奋的索鲁亲自从拉丁文转译的。
另一个屡次出现的书名，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文版译者董乐山告诉索鲁这部“阴郁”的小说恰好是在1984年译成的，作为“内参”读物，同《金瓶梅》一样，只有少数人被允许阅读。不久后，索鲁在上海人民公园“英语角”遇到一个24岁的小青年，居然读过《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的英文版，还颇有心得。几个月后索鲁在厦门工人文化宫图书馆意外看见董乐山翻译的《一九八四》，管理员告诉他任何人都可以公开借阅这本书。“好看吗？”她问索鲁。索鲁说：“好看极了，你会喜欢的。”于是她说：“那我今晚就带回家看！”《一九八四》无疑是索鲁非常看重的一部著作，《骑着铁公鸡》第13章里的“真理部”在向它致敬，《船行中国》里也提到它，美国富豪旅游团抵达南京时中国导游让他们看公审“四人帮”电视实况转播，索鲁由此想到了奥威尔笔下的“仇恨周”。
「“中国治好了中国病”」
很多人不知道，何伟（Peter Hessler）之前的八十年代，其实是外国人书写中国的一个高峰期，几乎每个著名旅行作家都来过、写过中国。除了索鲁的《骑着铁公鸡》、科林·瑟伯龙（Colin Thubron）的《大墙背后》（Behind the Wall: A Journey Through China，1988年出版）和《天朝外的丝路》（The Silk Road: Beyond the Celestial Kingdom，1989年出版）、威廉·达尔林普（William Dalrymple）的《上都纪行》（In Xanadu: A Quest，1989年出版）、维克拉姆·赛特（Vikram Seth）的《自天池出发：穿越新疆西藏旅行记》（From Heaven Lake: Travels Through Sinkiang and Tibet，1983年出版）、邓天诺（Tiziano Terzani）的《禁闭的大门》（La porta proibita，1985年出版），还有马克·萨尔兹曼的《铁与丝》（Iron and Silk，1986年出版），都是有影响的旅行文学作品，只不过大都没有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此外，还有几个名家短篇：简·莫里斯（Jan Morris）在1983年的《滚石》杂志上发表过上海、北京双城记《奇怪的感觉：中国之旅》（Very Strange Feeling: A Chinese Journey），皮科·艾尔（Pico Iyer）的成名作《加德满都录像之夜》（Video Night in Kathmandu，1988年出版）有两个章节写到他在广州、北京和拉萨的旅行经历，布鲁斯·查特文（Bruce Chatwin）1986年在《纽约时报》上写过一篇云南游记《在中国寻找洛克王国》（In China, Rock's Kingdom）。丽江的“雪山神医”和士秀因查特文的报道成了国际名人，广州火车站因皮科·艾尔的文章而不朽，正如北京的雅宝路被何伟写进《甲骨文》而不朽。
英国作家L. P. 哈特利的小说《幽密信使》（The Go-Between）中有句名言说得好：“昔日如同异邦，其人行事异于本土。”（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they do things differently there.）回首八十年代，感觉如看异域风情，人来人往的旅行作家群体在文字中记录下那个“国度”的风貌，既熟悉又陌生。如果没有读过《骑着铁公鸡》，我无从知道拉萨和云南曾经是嬉皮士的天堂（第22章）、北京前门鲜鱼口的兴华园澡堂是男同志聚会地（第3章）、1986年的上海已有性工作者——男女都有（第4章）。这些都闻所未闻，但另一些细节又能准确挑动我的记忆，比如第13章开头提到的出国留学“担保费”，我清楚记得，轮到我缴款时数额已经涨了一倍，不再是书里说的五千元。
我发现，2005~2006年间各大媒体异口同声引用的那个句子：“美国现代火车旅行家保罗·泰鲁在《游历中国》一书中写道：‘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其实是从英国《卫报》上一篇关于青藏铁路的报道摘编而来的。有趣的是，引用得不完整。我试译原文如下：“正如伟大的火车旅行家保罗·索鲁在《骑着铁公鸡——乘火车穿越中国》一书中写道，‘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这说不定是件好事。我以为自己喜欢铁路；但是，看见西藏，我才意识到我远远更爱荒野’。”值得注意的是被省略掉的后半句：“这说不定是件好事。我以为自己喜欢铁路；但是，看见西藏，我才意识到我远远更爱荒野。”
《骑着铁公鸡》最末一章“开往西藏的列车”，是全书最异样的一章。整本书都在讲火车旅行，这一章里作者却脱离铁路，包了辆小汽车去拉萨（虽然第8章“开往西安的直快”里乌鲁木齐—兰州的飞行和第17章“开往烟台的‘天湖号’轮渡”里大连—烟台的航行也算例外，但作者去兰州和烟台的目的仍然是乘火车）。这是因为在八十年代中期，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只修通了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长814公里），格尔木到拉萨的1142公里还停留在图纸上，从格尔木去拉萨唯有取道1954年建成的青藏公路。于是，“伟大的火车旅行家”不得不屈尊坐汽车，路上还出了车祸，幸而伤得不重。
《铁路大巴扎》初版封面
看看作者之前那本《铁路大巴扎》，就知道他有多厌恶铁路以外的旅行方式。由于伊朗和巴基斯坦接壤处的俾路支地区局势不稳，索鲁只好借道阿富汗，可阿富汗是个没有铁路的国家，除了搭两段出租车、两程大巴加一段飞机穿越全境之外别无他路。别的旅行家可能觉得阿富汗是个让人兴奋的地方，索鲁却只求快速通过。他说“乘火车让人有成就感”，阿富汗这个一寸铁轨都没有的国家他只用一页多篇幅就打发掉，一句“阿富汗是个麻烦”似乎就能概括整个国家。相比之下，格尔木到拉萨的青藏公路他写了25页。我觉得，正因为索鲁是一个“伟大的火车旅行家”，那句话才更耐人寻味：“这（按：指西藏不通火车）说不定是件好事。我以为自己喜欢铁路；但是，看见西藏，我才意识到我远远更爱荒野。”我深信，有的时候旁观者比身在其中的人看得更清楚。《骑着铁公鸡》结尾处的一句话让我不能同意更多：“唯有亲眼见过西藏，你才真正懂得中国。”以我自身经验来说，的确也是在到过西藏之后才开始真正认识我的国家。
索鲁说：“中国之行治好了我的中国病。”如何理解？1973年，索鲁从英国出发，乘坐各种东去的列车，试图到达亚洲东部最遥远的地方。那次旅行的结果产生了《铁路大巴扎——乘火车穿越亚洲》。然而，这本书里的亚洲是没有中国的亚洲，索鲁不像苏珊·桑塔格、雪莉·麦克雷恩或安东尼奥尼那样幸运，七十年代初就有机会访问红色中国。中国的诱惑像一种“饥饿营销”，催生了《骑着铁公鸡——乘火车穿越中国》。他直奔中国而来，一次性地用将近四十趟铁路旅程彻底疗愈了积累多年的饥饿感，所以有“治好了中国病”一说。
在旅途的终点，索鲁自我剖白：“这趟中国之旅是如此漫长，使我耗尽心力，于是到最后，它已经不再是一场旅行，而是成为了我的又一个人生阶段。结束这次旅行时，我感到自己即将踏上的不是归途，而是一条离别之路，内心充满了不舍。”中国是那种能使旅行者感到卑微的地方，走得越多就越是虚心，而在整个中国又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西藏一样将人与天地的比例抻到极限。《骑着铁公鸡》的结论非常有趣，让我看到好几重的悖谬：一是关于火车，二是关于旅行，三是关于中国。其一，这是一本专讲坐火车的书，到头来却发现铁路并非作者最爱，他更爱铁路无法到达的荒野；其二，旅行不能替代生活，它本应在生活之外，但作者结束旅行时却发觉旅行已注入自己的生命；其三，中国之行治好了作者的“中国病”，本来可以放下、离去，可是临别之际，他却感到内心充满了不舍。
旅人是行走中的矛盾体，国家也是变革中的矛盾体。一个国家的铁路梦背后隐现着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观意志，“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使索鲁被迫卷入“中国人有没有能力把铁路修到西藏”这一含有民族主义意味的争论，这场争论又因为西藏的特殊性而牵涉另一层微妙的民族主义叙事。当年大小报刊纷纷摘抄的那个精彩桥段，看似精彩，却也不见得那么有理。“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其实是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认知水平上说的。借用L. P. 哈特利的话：昔日，已成了异国他乡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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