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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麟荪:民国银行家不是我们以前想象的那种买办财阀丨燕京访谈

曾梦龙

采写丨曾梦龙

全文共 10000 字,阅读大约需要 9 分钟


《近代中国的银行业》被誉为“英语学术圈对近代中国银行业最重要的整体性研究”,认为中国近代银行在1897—1937年取得不同寻常发展,归功于一大批具有现代企业家精神与中国传统商业实践结合在一起的银行家。


去年新冠疫情刚开始爆发时,程麟荪在中国,感觉很紧张,赶快改了飞机票回到美国。没想到回到美国后,中国情况逐渐好转,美国倒越来越厉害。于是,他一年多没回上海,最重要的作品《近代中国的银行业》Banking in Modern China中文版发布会变成线上举行。

程麟荪是美国马萨诸塞州达特茅斯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在发布会上,他称,这本书2003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时有几家出版社希望把它译成中文出版,但因为自己没有时间,婉言谢绝。这一拖近20年,现在出版是“了了我的心愿”。


“我认为中国近代银行在40年(1897—1937)里面,之所以取得不同寻常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经济、中国工业化发挥不可取代的作用,这一切归功于一大批具有现代企业家精神与中国传统商业实践结合在一起的职业经理人,就是中国的银行家。”他说。


近代中国的银行业和银行家,是程麟荪关注的主题。他觉得,买办可能是19世纪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先驱,近代中国银行家则是20世纪上半叶的商业领军者。如果近代银行业的发展没有被日本侵华战争打断,那么各大银行可能会以集团化企业的形式进一步发展。


在《近代中国的银行业》的序言中,程麟荪的博士导师、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William C. Kirby)回忆:“当我还是费正清教授指导下的一名研究生时,中华民国作为晚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过渡时代,被普遍视为一个失败的政权。学者普遍认为,中国陷入经济困境是促使中国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原因之一。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如果没有标志着民国时代的国家制度的建设基础,人们将难以理解今天中国的崛起。中国现代银行的崛起和私有化是这个故事的核心。”


柯伟林提醒我们注意历史和今天的延续性。如果你在上海的外滩漫步,可以看到近代金融机构留下的宏伟建筑群。从南往北走,你会经过有利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汇丰银行总部、江海关大楼、德华银行、华俄道胜银行、台湾银行、友邦保险大楼、麦加利银行等。如今,中国和国际上知名银行机构,都在黄浦江对岸浦东的玻璃墙摩天大楼里设有分支机构;浦东,还是中国最重要的证券交易所以及重要保险公司和金融服务公司的所在地。20世纪初中国银行业的变革,不仅促进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让当代国有银行的前身纷纷建立。


程麟荪和柯伟林,相识于1986年。当时,已经在上海社科院工作的程麟荪,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有关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文章,不久收到柯伟林的来信,交流学术。1988年,由于柯伟林和康奈尔大学高家龙教授的推荐,程麟荪获得资助前往美国进行为期半年的学术访问。但是,当时上海的政策规定,出国访问不到一年,不能携带家属同行。于是,柯伟林帮他争取到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全额奖学金,使其妻子和儿子得以一同赴美。后来,柯伟林转任哈佛时,还帮他取得哈佛研究生院奖学金,让其在美国中国学重镇继续深造。


《近代中国的银行业》
程麟荪著,徐昂、袁煦筠译
启微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月版


除了柯伟林代表的美国中国学,程麟荪另一深切感激和受影响的是上海社科院的老一辈专家。1979年,上海社科院恢复招收研究生,他通过考试,成为该院“文革”后首批37名硕士研究生之一,后留院工作。当时,上海社科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汇聚了郑友揆、张仲礼、丁日初、马伯煌、唐传泗、蒋立等一大批专家。九年的时光,为他此后的学术研究奠定基础。


考上研究生之前,程麟荪是个普通工人。1968年,初中尚未毕业的他,被分配到上海东风机器厂当锅炉工,工作了十年九个月。他回忆:“我17岁进工厂,干最艰苦的工作,烧锅炉,1000多斤的煤拉着就走,一勺子几十斤煤,甩很远。那个时代狂热的人多,我没有插队落户,坚持留在上海,对以后我能够走到现在条路有很大好处。尽管工厂工作辛苦,几百度温度,炎夏照样没法离开,但好处是时间比较多,我就看书,看了很多很多书。那时候看书不行。从领导角度来说,你没事干没关系,睡觉,只要不出事情,我不管你,但你看书,那你的思想就有问题。不管怎么样,那个时候上班时有两三个小时学习,每天下班之后要学习。”


“文革”期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历史研究也要工人阶级领导,所以复旦大学要求和工人合写中国通史。于是,程麟荪有很多机会读各种各样的书,跟着复旦大学经济史教授叶世昌学了很多,培养了一些对历史研究的兴趣。他记得,当时大家几个月不上班,专门集中一起写书,现在想想很可笑。


2020年2月,我们和程麟荪做了一次视频访谈,回顾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历史和对今天中国经济改革的启示。他也回望了自己60年来的人生经历,觉得比较幸运,没有走太多弯路,但也不可预测,阴差阳错地留在美国,一晃就三十多年了。


“生活的节点是谈女朋友。那时候工厂也有鄙视链,我是最差的工作,每天跟煤打交道,很脏,人家看不起。我太太在同一家工厂,几千个人,她的工作是整个工厂最好的工作,精密仪器测量,从头到尾没嫌弃我。我们从谈恋爱一直到结婚,基本比较顺利,但是因为有这个反差,逼着我必须要不断努力。1982年毕业以后,开始有人逐步留学或者出去访学,觉得如果不能出去,那你很差劲。我1988年来美国,当时说读三年就回来,谁知道一下子30年都不止了。”他说。


程麟荪在上海的中国通商银行旧址。图片:受访者提供


以下为《燕京书评》和程麟荪的访谈节录。



「银行家们与国民政府的微妙平衡:不完全支持蒋介石,也不完全反对」


燕京书评:《近代中国的银行业》是你在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的研究成果,能不能讲讲当初为什么会对这个选题感兴趣?在研究过程中,方向有没有发生过变化?


程麟荪:到美国留学之前,我是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主要写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到美国之后,我希望进一步搞这个题目。当时我想到台湾去看看,因为很多资料都在台湾的“国史馆”,但他们不让我去,没有批准,所以要另想博士选题。


当时考虑过好几个选题,1992年我回中国,想找到比较大批的资料。因为写博士论文跟写一般论文不一样,篇幅要这么多,还要原始档案资料。后来,很偶然的机会,我跟洪葭管先生认识了,他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工作。我跟他聊了以后,他告诉我,当时一些档案资料就在他们所里,说如果你想写这方面的东西,大力支持。我有点运气好。这是个宝库,银行业方面的档案资料都在那里,比较全。当时,他们没有移交给上海档案馆,现在移交过去了。我在那边待了几个月,比较辛苦,大部分都靠抄,不像现在可以复印。


这个课题很少有人搞过,以前的观点好像更多从政治角度来说:因为国民党政府不好,所以一切跟国民党政府密切联系,特别银行业提供大量资金,可以说万恶。这样的讲法已经很长时间,观点可以商榷,1990年代开始转变,但研究很少。


这几个角度加起来,我跟导师也商量过,觉得这方面搞下去有深入挖掘的可能性,就开始做了。我想比较详细描述银行业发展历史,搞清楚发展比较快的原因,这个大方向没有变。


变的是越来越深考虑的,第一是公债。国民政府以后,公债发得铺天盖地。我看了好多资料,大家都说,各个银行就是靠公债发财。因为那时发公债,不像现在3%、4%的利息,而是发的时候就给你大的折扣,60%-90%都有。我找了好多资料,没办法证明这一点,主要银行负责人都在反对太深卷入公债买卖,并不是我们抓紧机会多买一点,而是非常勉强地买公债。这里面就想到一个问题,能不能具体算一下到底赚了多少钱?如果赚了钱,这在银行整个业务和利润里有多大比重?我算了一下,总体来说,银行并没有(靠公债)赚多大钱,而且好多银行是被拖累的。


下面的问题来了,为什么银行业那时能够这么快发展?那时比较有名的一些经济学家,包括马寅初,都认为银行在整个中国所谓新事业里面发展最快,基础最稳固。


当时,我和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 Jr.)、高家龙(Sherman Cochran)在亚洲研究学会搞了一个专题讨论组。一个是研究美国企业管理革命的权威,最有名的书叫《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讨论美国企业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他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一批大企业脱离以前的家族企业,加速发展一批职业经理人的管理模式;还有一个是研究中国企业史的权威,你可能知道他那本书《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


他们的讲法给我很大启发,怎么样把企业家精神和管理革命结合在一起?这就不光描述历史,也解释历史,扩展到对整个中国经济的认识。


电影《八佰》热映后,上海的“四行仓库”成为热门旅游景点。“四行仓库”全称“四行信托部沪分部仓库”,是金城、大陆、盐业、中南四个银行储蓄会的堆栈。图片:视觉中国。


燕京书评:关于近代中国银行业迅速扩张的原因,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华资银行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政府的密切关系,能够通过投机公债大发横财。在《近代中国的银行业》中,你以史实和论证反驳这种说法,认为是错误的。在你看来,促进华资银行扩张最关键的因素来自这些银行本身,尤其归功于一群在这时期主事的银行家。两种观点分歧的核心,是我们该如何理解近代中国的银行家和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能不能再集中谈谈你的看法?


程麟荪:日本记者最早使用“江浙财阀”这个词,指张嘉璈、钱新之、陈光甫等银行家。我们那个时代,四大家族、江浙财阀的概念根深蒂固,认为江浙财阀为了自身发展,倾尽全力在经济上支持国民政府。这是很贬义的词,是从政治观点来讲;但从经济上来说,实际上是不对的。


《辞海》认为,他们靠着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发了大财,但问题是,这批人并不一定是大资本家。现在大家可能很难理解,他们当然是大银行家,银行完全由他们控制,但问题是,从资料里看到的和我采访过几个以前在这些银行里工作的一些职员的说法,都可以证明,这批人绝对不属于大资本家、吸血鬼、强盗大亨。


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中国银行董事长宋汉章,每天就一身上海中产阶级穿的长衫,你绝对看不出这是一个大银行董事长,掌握着中国经济命脉。有一次,他去钱庄见一个人,旁边看门的人不让他进去,觉得看着是穷鬼。而且,从住的房子、车子看得出他没有发大财。


所以,“江浙财阀”的说法不公平也不合理。美国学者帕克斯·M. 小科布尔(Parks M. Coble, Jr.)写过《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认为这批人并不是完全支持蒋介石,而且是与蒋介石对立的。蒋介石上台之前,可能要依靠他们一点;上台以后,百般设法控制他们,他们就想办法反抗。从我看的事实,确实也是这样。我觉得他们有好多情况是被逼,没办法,比如经销公债。


张嘉璈说:“作为私人企业,我不能依靠政府力量经营业务,应该按照私营企业原则来干。”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敬而远之”,反对在当时情况不太现实,所以对他们来说,尽量不触犯你的利益,但你要叫我违背银行原则做些什么巧取豪夺的事情,我也不干。他们好多人都是这样,不愿当官,但到抗战时,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操发挥作用,很多人加入政府,深入卷入国民政府日常活动,比如徐新六、张嘉璈、陈光甫。


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北洋政府纸币停兑。之前是一块钱纸币兑一块钱银元,任何时候都可以兑,但那时北洋政府命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把纸币储备金完全上交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随意发行纸币,对银行损害很大。张嘉璈、陈光甫、李铭这批人公开反对,组织起来,利用租界特殊地位和法律漏洞,维持他们的职位,执行政策。


从政府角度来说,好多政府官员也知道,从长远来说,政府想要维持下去,光靠巧取豪夺是不行的。国民政府时期,财政赤字非常大,没有银行家的帮助,他们不可能把公债发下去,打了折扣也没人买。所以,我不认为他们完全支持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但也不能说完全反对,这里面维持比较微妙的平衡关系。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
帕克斯·M. 小科布尔著,蔡静仪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6月版



「儒家精神里有好多和现在的企业家精神相通」


燕京书评:你在结论中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所表现出来的企业家精神和现代银行业扩张的经验,同样值得当今中国经济改革借鉴。”能不能展开讲讲,你觉得哪些历史经验值得今天中国经济改革借鉴?


程麟荪:当时,中国广泛接受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西方发展是因为基督教精神,中国不能发展是因为儒家精神。儒家精神跟基督教精神完全对立,不鼓励商人,商人几千年在中国社会一直被压制。整个社会认为,最成功的商人是你的后代不再当商人,没有企业家精神。后来,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做新儒学研究,谈到儒家精神里有好多和现在的企业家精神相通。


我们现在说的企业家精神,更多是从熊彼特那儿过来的。他采用比较广的企业家定义,引进新的产品或生产方式,从事创造性活动。这一点来说,中国企业是有这样一个问题,缺乏企业家精神。前几年,我给美国咨询公司做顾问。他们要到中国投资,购买企业,所以要了解中国的市场情况。当时很多私营企业,哪怕已经做到了行业第一、第二,但想法还是这样,我赚了钱就走,卖掉企业,或者跟外企合资,或者等外企搞出新方向,然后再跟着做,并没有想怎样进一步创新。


第二,企业领导者要有一点社会情怀。中国人说儒商,不光是我要赚钱,更重要的是,我这样做跟整个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有可能并不光想专注个人利益,哪怕有时我失去一点个人利益也没关系,只要在整体上对国家有利。这类精神在这些银行家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如果按照他们企业的规模,他们要发财、投机,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但这批人基本上就没有这样的例子。


张嘉璈那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们这批中国的银行家,看起来不能跟上街游行的五四青年比,他们很明显在爱国,但我们做的事情也是一种爱国,可能对国家命运更加重要。


当时在上海银行界,那些比较著名的银行家,一方面接受过外国教育,好多人留学日本、美国;另一方面,在这之前,大部分有比较深厚的中国传统教育,好几个人都是秀才、举人。他们是儒家知识分子的社会情怀和西方先进管理经验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企业家才真正能够持久、成功。后来,很多年纪很轻的去国外留学,新名词学了很多,但回来后,事业上成功的很少。这一点,我觉得值得好多人考虑。


近代中国银行家合影:前排宋汉章(左一)、张嘉璈(左二)、钱新之(右一);后排陈光甫(右)、李铭(中)。


燕京书评:你在一个注释中称,1995年时采访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前职员陈树政,能不能讲讲这段经历?除了他,你还采访过哪些银行前职员?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


程麟荪:我采访的时候,这批人年纪老了,有的是我的邻居,有的是我以前在工厂里的同事,他们离开银行也很久。采访他们的总体感觉是,他们非常骄傲、自豪当时在中国那些大银行工作。所谓的“金饭碗”,名不虚传。静安寺那边万航渡路有一个中行别业,就有一大批宿舍。


你们现在不可能理解我们当时上海的居住条件怎么艰苦。一直到1980年代,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卫生间,那是非常奢华的事情,大部分人都是共用卫生间或者到街上去。但在中行别业的公寓房子,1940年代就已经有卫生设备,所以他们讲起这个非常自豪、兴奋。他们也讲了好多例子为什么是“金饭碗”。


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叶文心有一篇文章写得不错,写当时中国银行里的社区生活、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叫“Corporate Space, Communal Time: Everyday Life in Shanghai's Bank of China”。


《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1939-1949》
张嘉璈著,于杰译
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0月版



「混合经济可能是中国最近这些年能够发展这么快的重要原因」


燕京书评:《近代中国的银行业》关注的是1897年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建立,到1937年由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导致近代中国银行业发展进程被迫中断。能不能讲讲1937年到1949年间,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发展、特点和变化?如何理解当时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和通货膨胀?比如我注意到这两三年中国翻译出版了两本关注这一话题的著作,张嘉璈的《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1939-1949》、阿瑟·杨格的《抗战外援:1937-1945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程麟荪:开始我想从1897年写到1949年,但后来为什么改了。一是因为资料不够;第二,最重要的原因,1935年的银行业政变,国民政府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强行收归国有。以后的情况,特别到了1937年之后,从银行来说,可以说是大幅衰退,没办法干活,通货膨胀太厉害。随便什么银行,如果你想正常营业,肯定亏本。到1945年抗战结束,所有中国私人银行的资本加在一起,还不及1937年中国一家私人银行的资本,所以没办法做比较有意义的分析,我就把这段砍掉,不去讨论了。


银行业是整个金融总的枢纽,所以在整个经济崩溃的情况下,银行不可能有很大发展。当时,国民政府搞了“四行两局”(四行指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两局指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把所有金融活动全部控制起来,完全没有给私人银行留下什么余地。你要打仗,反抗日本侵略,需要把所有资源,特别是金融资源,抓在政府手里,才可以坚持长期抗战。当时除了“四行两局”,其他私人银行基本没办法生存。


一直到1945年以后,银行有点欢欣鼓舞,抗战胜利,以前的好日子又可以回来了,所以他们很多有这样的想法,要大干一番,但马上内战爆发,又是通货膨胀,而且速度可能比抗战时候更加厉害,所以完全没有办法进行正常业务。


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和通货膨胀,这方面我比较同情国民政府。那时中国政府的税收,百分之八九十来自于上海那一带。等到日本侵略,中国失去江浙沪那一带税收。抗战前,地税都是地方政府收的。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到了抗战,中央政府把这个也收上去,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拿钱,所以搞得民怨沸腾,但这也没办法,政府要打仗,你要坚持下去。


当然有很多腐败,但总体上来说,当时的政策,我并不觉得有太大错误,太大错误是在抗战结束以后,蒋介石政府强行压制汪精卫政府的伪币,你把这东西全都怪到沦陷区老百姓身上,把中产阶级的钱归零,我觉得是比较傻的做法。这对整个中国的经济恢复起了很大的负面作用,失去很多民心,对国民政府的最后败亡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张嘉璈那本书把整个通货膨胀的历史讲得很好,没有必要专门在这方面发挥。阿瑟·杨格的几本书都很不错。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


燕京书评:你提到,国民政府一直试图建立统制经济,这也是20世纪影响所有国家的主要体制变化之一,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大幅扩张。包括你曾在论文中说,计划经济和国营企业在中国并非肇始于1949年的新事物,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经济计划及其创建国营企业的理论和实践为1950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计划者提供了具体模式和基础。我比较好奇,你怎么看待统制经济在近代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作用和影响?这也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中国银行业在1949年以后的变迁?


程麟荪:实际上,我想说的是混合经济。就中国来说,统制经济要到国民政府开始,相对来说还是可以。国民政府强调三民主义,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营资本。他们钱不够,搞了好多计划,特别是资源委员会,希望把整个经济管理起来,让政府主导经济发展进程。总的说来,这方面都失败,但在混合经济上面,他们做了一点事情。


资源委员会比较严格遵循孙中山混合经济的原则,觉得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一定要有国家控制、投资、规划、发展,但对民生的经济、消费品工业,应该尽量放开。国民政府时间不够,好不容易发展十年,日本打进来,当时发展比较好的势头完全打断。等到抗战结束,完全一团糟,定了好多计划,但因为内战,又没办法。所以,真正把统制经济实行的是新中国,但这有利有弊。


在恢复时期,在没办法的情况下,需要把那些大企业掌握在国家手里,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中国后来的做法,1956年以后,无限扩大到经济每个部分,国家完全垄断。后来现实证明,你不可能完全按照这样一个计划发展,是个严重错误。在整个世界都在加速发展时,中国实际上落后了。当然,这个错误,因改革开放而完全改了。


但是,我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上海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是政府控制了大部分关键企业。混合经济可能是中国最近这些年能够发展这么快的重要原因。比如在台湾,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做,所有主要企业都掌握在资源委员会手里。美国好多教授认为,中国经济要进一步发展,政府要完全放开。这个我不敢苟同,我总觉得中国在现在的情况下完全放开,有点担心能不能比较有效地跟美国竞争。


《近代中国的银行业》(Banking in Modern China:Entrepreneurs,Professional Managers,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anks,1897-1937)英文原版,程麟荪著,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版。



「如果中美关系处理不好,中国可能很难承受」


燕京书评:最近,葛富锐 (Frederic Delano Grant, Jr.) 的《现代银行业的中国基石——广州十三行担保制度与银行存款保险的起源 1780-1933 》被译成中文出版。在他看来,美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思想实际上源自清代广州十三行的联保制度。这个说法挺有意思,不知道你怎么看?


程麟荪:葛富锐的意思是美国的担保制度吸取了一部分广州十三行作为基石,并没有认为完全取之于这边。实际上,这跟以后美国的联邦保险制有很大区别,创设十三行担保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清政府,像这类事情跟官府没有关系,你不要给我惹乱子出来,变成连坐,如果这里面出了什么事情,每个人都要担保。


书里提过好几个例子,出了事情,所有行商必须付钱,把欠外国人的钱还清楚。但问题是,它只担保了一方面,对中国政府来说没有麻烦,保护整个行业不是它的目的。如果外国贷款的人出了什么事情,欠了中国商人的钱,中国商行应该也可以问他们讨回来,但这上面完全没有。


另外,它们没有按照市场规律或者经营情况设计制度。比如,当时好多强迫贷款,利息很高,百分之十都有,利滚利,越来越多。到最后出了事情,一下子你必须要还,好多维持信用的人就倒霉了。


燕京书评:《近代中国的银行业》的英文版出版于2003年。此前,在关注银行业历史的496本书中,没有一本是专门研究近代中国银行业的。我比较好奇,在这之后,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研究近代中国银行业的著作?


程麟荪:史瀚波(Brett Sheehan)Trust in Troubled Times: Money, Banks, And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Republican Tianjin(《乱世中的信任:民国时期天津的货币、银行及国家-社会关系》)写得不错,从1916年写到1937年,天津经济发生九次危机,描述中国近代银行怎样处理,减缓危机损害。


季肇瑾的A History of Modern Shanghai Banking: The Rice and Decline of China’s Finance Capitalism(《近代上海银行史:中国金融资本兴衰,1842-1952》)。这本书跟我差不多时间出版,我给它写过书评,她对上海几十家私人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外资银行都做了介绍,有点像百科全书。好处是让人家有一个概念,坏处是没办法深入研究。


还有一本日本人编的论文集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in Asia(《国际银行业在亚洲的起源》),主要是日本方面的银行在中国怎么经营,怎样影响中国经济。


另外讲的比较多的是中国的货币政策,荷尼夫(Niv Horesh)的书写得不错,Shanghai's Bund and Beyond(《上海外滩及其周边》),讲汇丰银行等在中国发行纸币,怎样影响到中国经济和金融业发展。


现在我看的一本书叫China's Banking Transformation(《中国银行业转型》),史维平(James Stent)在2016年出的,讲改革开放以后的现代银行。他在民生银行、光大银行工作过,当过高管,通过自己的经验描述中国银行。


上海外滩的中国通商银行大楼。图片:维基百科


燕京书评:你的学术思想资源有两条脉络:一条是上海社科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一条是博士论文导师柯伟林所代表的海外汉学或者说“费正清学派”。我比较好奇,你怎么看两条脉络的特点?


程麟荪:中国方面搞历史的学者,注重史料,像上海社会科学院有一个中国企业史资料室,“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开始做了,保存了很多资料,几百万字,都是手抄的。中国只要发掘出新的史料,你就成功,观点是第二步的问题。但从美国来说,更多可能是“观点先行”,有一个总体看法以后,再去找资料,挖掘很细。后来观点修改很多,但开始有一个大的概念,课题对整个领域研究要有一点新意、促进。


另外,他们写书的有些习惯,我们应该吸收一下。比如,你写一本书,先把以前的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做个概述。前两年我买书买了很多,发现很大的遗憾,尽管名字不一样,你翻开来看,都差不多。


国内比较注重协作,好多书都是一大批人,搞个课题组一起写,这里完全没有,基本上是一个人写。


燕京书评:除了学术研究,平常你关注得比较多或者忧虑的问题有哪些?


程麟荪:最关心中美关系。我们那时是最早的一批研究生,留在国内的人好多当官,宿舍里最高的官做到副国级。在美国这么多年,我倒没什么后悔,个人兴趣不同,我喜欢搞学术,在美国比较自由。但是,这两年确实感到真的有点后悔,特朗普把美国搞得一团糟,好多政策令人非常讨厌。


现在美国公众的舆论,对中国是普遍反感。以前在美国,你要找到一些对中国比较友好的学者,很多很多,但现在很少很少。以前对中国印象比较好的,都觉得很难说话。这里面当然有部分是美国人的偏见,但也有一部分确实中国方面的做法好像不太让人能够理解。美国毕竟很强大,如果中美关系处理不好,尽管美国会衰落,但中国也可能很难承受。这是我最担忧的地方。


题图为2019年1月8日,上海,当天下午,在外滩附近俯瞰汉口路50号中国银行创始地大楼(原大清银行旧址),这座百年历史建筑有着浓郁的欧式古典风格,建筑风格相当精致美观。图片: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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