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维 I 国际风险治理：分析范式、框架模型与方法策略—基于公共卫生风险治理的视角
一、风险与公共卫生风险治理
风险常被理解为日常生活的伴侣，是生命的基本组成部分，只要人们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就会面临风险。就像卢曼所说的，我们生活在一个“除了风险别无选择的社会”。当今世界，风险无处不在。这些风险包括物理性风险、生物性风险、化学性风险、自然力风险、社交性风险、组合性风险等多种类型，新的风险“影响社会赖以生存的系统——健康、交通、环境、电信等”。贝克也指出，贫困风险、技能风险和健康风险是人类理性化进程的风险主题。风险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一种常态，在这些风险中，公共卫生风险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难题。
仅就公共卫生风险而言，20世纪就发生了4次大规模流行病。进入21世纪，自2005年版《国际卫生条例》生效以来，世界卫生组织（WHO）已宣布多次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包括2009年H1N1流感、2014年脊髓灰质炎疫情、2014年埃博拉病毒疫情、2015—2016年寨卡病毒疫情、2018—2019年埃博拉疫情、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此外还有未列入但也有较大风险的公共卫生事件，如禽流感以及各种流感等。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据Worldometer网站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7月31日6时30分，全球共有21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超过1743万例，累计死亡超过67万例，82个国家确诊病例超过万例，相关数据还在继续增加。
由此看来，风险具有全球性和不确定性，风险需要预防，更需要正确应对，实现有效的风险治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高度重视风险应对和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要求强化风险意识，完善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研判、评估、决策、防控协同机制，重提了8个方面16个具体风险，要求时刻警惕和防范各种重大风险。风险治理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公共卫生风险治理研究已然成为学术研究的迫切需要。在理论上，我们不仅需要有风险经济学、风险社会学，还需要借鉴国际前沿理论建立风险治理学、风险政治学、风险公共卫生学等；在实践上，需要吸纳国际有益方法进行相应的治理体制和机制改革，提高公共卫生风险治理效能。
国际上风险社会和风险治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自20世纪末以来快速增加，近年来国内关于风险管理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主要是围绕经济金融、食品安全、自然灾害、生态环境、城市治理、农村贫困、社会稳定等展开防范化解风险的案例性、技术性或政策性研究。而关于风险治理尤其是公共卫生风险治理的研究不多，很少建构关于本土风险治理的范式、模型和方法；有关国外的研究也只是对国际风险治理理事会的IRGC（International Risk Governance Council）框架、部分国家地区的风险治理框架及相关国家在IRGC框架下的经验推介，还远不能反映国际上风险治理的理论方法概况和前沿。鉴于此，本文力求系统梳理国际上风险治理基本理论及与公共卫生风险治理相关的分析范式、框架模型、方法策略，并揭示其对我国的公共卫生风险治理实践所具有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二、系统风险社会与风险治理观
风险治理是基于风险而展开的治理，因此首先厘清风险概念是必要的，风险往往与不确定、不安全、不稳定、威胁性、脆弱性等相连表达。例如，奈特1921年出版了《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认为风险虽不确定但能预测。皮尔特也认为，不确定性是人类成为世界参与者付出的代价。风险在不同学科上的界定略显差异，涉及流行病学、心理学、社会传播学、风险社会学、文化学、治理术、经济学、系统论等不同视角。使用较多的有三种：一是保险学、精算学和统计学界定，风险是某个事件造成破坏或伤害的可能性或概率。二是人类学、文化学界定，风险是关于未来的知识与对于最期望的未来所持共识的共同产物。三是社会学、政治学界定，风险不仅是一种认知形式，而且具有时间规定性，是一种意外图式。贝克认为风险是以系统的方法应对由现代化自身引发的危险和不安，与传统危险不同的是，风险是现代化的威胁力量和令人怀疑的全球化所引发的结果，在政治上具有自反性。其后他进一步指出，风险是预测和控制人类行为未来后果的现代方式，而这是现代化的意外后果，因此风险也成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力量。吉登斯推广和发展了贝克的界定，不同于贝克强调技术性风险，吉登斯侧重制度性风险。此外，还如雷恩用列举法，汉森用归纳法界定过风险。近来常见的风险定义有两类：一是用概率和期望值表示；二是用事件/后果和不确定性表示。为便于评价、比较和管理风险，国际风险治理委员会采用了一个宽泛定义，即风险指一项活动或事件相对于人类所重视的某种东西的不确定性和后果的严重性。风险的类型也较多，除了前文所述的六种风险外，还有按风险的领域、风险的来源、人类的认知、学科的视角的划分，以及吉登斯的内外二分法、贝克的时代三分法等。应对此次疫情中，我国在部署分区分级精准防控和治理时，重点区分了低风险、中风险和高风险。
风险的复杂社会场景构成的风险社会，作为一个概念和理论被学界和公众所了解是近来的事情。1986年贝克的《风险社会》德文版问世，直到1992年被里特翻译成英文后才逐渐流行。贝克后续的论著中对风险社会的理论进行了阐释，风险社会即为现代性的一个阶段。之后，大量学者开始对风险社会进行研究，于是风险社会所内含的复杂性、跨界性、全球性、脆弱性、容忍性和不确定性等特性逐步被认知。系统风险社会，是对风险社会的最新概括，其对风险治理更具有现实意义。与传统风险社会相比，系统风险是指整个系统由于高度的连通性、重大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以及非线性因果关系而出现故障的风险或概率。风险越来越系统化，可能严重威胁到关键系统的功能，对经济和社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系统性风险隐藏在经济社会、卫生健康等变化的更大背景下，这些风险不能通过单一部门的行动加以管理，而需要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包括政府、行业、学界和民间社会成员。系统性风险，需要在地方、区域、国家和国际各个层面采取协调管理办法，需要系统性风险治理。
系统性风险治理涉及将治理的实质和核心原则转换到风险和与风险相关的决策环境中，并将治理原则应用于风险的识别、评估、管理、测量和沟通多元价值和分散权威的背景。关于治理的研究已有很多，对其概念界定和类型划分也很繁杂。在系统风险社会治理意义上，治理是指行使权力，做出和执行集体决定的行动、过程、传统和制度。风险治理，超越了风险管理，是指如何收集、分析、理解和沟通相关的风险信息，以及管理与决策有关的所有重要的参与者、行为者、规则、惯例、流程和机制的总和。风险治理本身规定了善政原则，其观念包括透明度、问责制、效力效率、战略重点、可持续性、公平公正、尊重法治等，以及所选择的解决方案必须在政治和法律上可行，在道德上和公众上可接受。因此，在系统风险社会治理中，包括公共卫生风险在内的治理，不仅要强化风险意识，还要强化风险治理观，而其又通过分析范式、框架模型和方法策略体现出来。
三、国际上风险治理的分析范式
风险治理观需要明晰风险治理分析范式，与公共卫生风险治理相关的主要有卢普顿（Lupton）的三种理论范式、津恩（Zinn）的五种方法范式和雷恩（Renn）的七种学科范式。
1.三种理论范式
卢普顿将风险治理研究总结为三种理论范式。第一是以贝克和吉登斯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范式。这种分析侧重于后现代社会中加深人们对风险关心程度的宏观结构因素，认为风险不仅大量出现而且全球化了，因此比过去更难以被计算、管理或避免。第二是以道格拉斯、约菲等人为代表的利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风险的“文化/象征”理论范式。这种分析把风险看作人们应对紧张的一种手段，也当作一种维护文化边界的手段。第三是艾瓦尔德等人借助福柯的理论提出的“治理术”理论。这种分析强调，维持秩序和规则依靠的是自愿的自我训诫而非暴力和强制，风险被理解为政府使用其训诫权力的一种策略，用来控制和管理人口。这些理论范式用于分析公共卫生风险治理时需要注意的是，“文化/象征”范式虽然关心真实存在的风险，但更关心公共卫生风险是如何政治规制化的；“治理术”范式不仅关心调查风险的本质，更关心如何治理公共卫生风险的措施和技术。
2.五种方法范式
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对风险治理的重要性是无可争议的。然而，缺少一个关于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风险、个人行为和机构反应的清晰图景。就公共卫生风险治理而言，按照个人主义和结构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两个维度排序，有五种主要风险治理方法范式（见图1），分别为雷恩等人的理性选择方法、贝克和吉登斯的反思性现代化方法、迪恩等发展福柯的后现代方法、卢曼的系统理论方法，以及基于哈贝马斯的开创性和批判性理论方法。
3.七种学科范式
根据可能的结果、不确定性和出于实际目的的聚合规则等方面，基于雷恩的研究，可以构建风险治理及应用领域的七种学科范式（见表1）。
这一分析范式可以较好地协助进行风险治理。以毒理学（动物实验）或流行病学研究（比较接触危险因子的人群和未接触危险因子的人群）为例，学者试图确定和量化潜在危险因子和在人体或其他生物体中观察到的身体伤害之间的关系。基于毒理学或流行病学模型的风险评估可以作为早期预警信号，即使这种影响对一个不熟练的观察者来说并不明显，也可以告知社会某种物质可能对人类或环境造成伤害。
此外，还有其他分析范式。如有学者运用系统理论、治理术、文化转型、社会文化理论、风险社会等理论，对风险和嵌入性从理论的目标是什么、风险是怎样卷入的、风险是什么、风险的认识论地位等进行阐释，建构了风险治理分析范式。
四、全球化风险治理的框架模型
在以上分析范式之外，国际上风险治理的应用性研究主要体现为框架模型。除了在地震和自然灾害等领域中常见的ERM应急风险管理框架、TDRM全灾害风险管理框架、德国技术合作公司的GTZ灾害风险管理框架外，与公共卫生风险治理相关的主要有五种框架模型。它们是雷恩的RDTE风险管理模型（Regulation-Deliberation-TechnocracyEconomic Balancing，即基于政治规制、协商参与、技术专家和平稳经济的风险管理模型）和PSEE风险治理模型（Political system-Society system-Expert system-Economic system，即基于政治系统的法治规制、公民社会的参与关注、专家系统的风险评估、经济系统的工具决策的风险治理模型）、勒夫斯泰德的RMDT风险管理模型（Risk Management Decision Tree，即嵌入信任的决策树风险管理模型）、英国健康与安全委员会的ToR风险治理模型（Tolerability of Risk，即容忍性风险管理模型）、国际治理委员会的IRGC风险治理模型及其修改完善的调适性模型。
1.RDTE理想型风险管理模型
风险治理包括一系列的框架或模型。韦伯较早定义了四种风险管理的理想类型：一是政治规制程序；二是公众参与协商；三是技术专家/科学观点；四是在经济理性的基础上进行风险管理。这一框架模型来源于帕森斯对社会的描述，而后由雷恩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和完善。这些理想类型是根据世界各国的需要分析定制的，但它们有着不同的历史，并在不同的时期进入了风险管理范畴。
（1）模式一：政治规制型风险管理
在四种理想类型中，政治制度规划和监管过程是其他三种类型的基础，是制定规章的标准形式，由议程设置、决策、实施和评估等阶段组成。政治规制过程已有数百年历史，在西方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实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标准的政治监管程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一方面，有学者指出，由于腐败丑闻频出，欧洲人开始越来越不信任监管机构，非政府组织则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当今的监管机构在制定标准时并没有意识到风险带来的治理问题，因此监管过程应该更加科学。也有人指出，目前风险管理的政治监管成本太高。
（2）模式二：参与协商型风险管理
这种框架中的参与协商，是指公众、利益相关者和利益集团、决策者和行业代表之间的思想交流。更具体地说，它指的是公众和各种利益集团参与一个多层次的框架，这个框架描述了需要风险管理的协商有四个主要目的：规范的民主、公平和公正、更有效的风险沟通和相对主义的知识。在欧洲和美国，协商式风险管理并不在风险沟通领域流行，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相关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开始认识到彼此对话或相互沟通风险的必要性。近年来，欧美的工业界、卫生界、地方和政府的监管者渴望学习如何通过更积极的参与来增加公众的信任，并通过让受影响的公民直接参与决策来获得关于他们偏好的信息。
（3）模式三：技术专家型风险管理
在美国，关于增加使用技术官僚方法的讨论不断增多。在瑞典，几乎所有的风险管理决定都是由政府、企业、工会和一些特定团体的代表集中做出的，决策依赖专家的产出，但很少有基层组织或公众的参与。技术专家的风险管理模式是由格雷汉姆（Graham）提出的。他认为，风险管理应该留给为政府和决策者提供咨询的精英/专家，非专业公民缺乏时间、专业知识、资源和认知能力，无法做出复杂的风险管理决策，只有通过强有力的科学引导、专家意见和严格的同行评审，风险管理才能最终发挥作用。健康等技术官僚/专家希望政府所设计的方案是在公务员经过相关的科学引导、培训思考后制定的。
（4）模式四：经济理性型风险管理
这一风险管理类型是根据制定合理的风险政策需要，基于政治规制一定不能造成经济浪费和高昂成本的判断。这一模式认为，基于经济标准的理性风险政策应优先于政治审议程序，因为后一种实际上可能导致人们不必要的浪费和死亡。例如，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开始，政策制定者就认为有必要建立经济监督机制，以确保新出台的环境、安全和健康法规等不会造成过高成本。到目前，经济效益或平稳经济风险策略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是所谓的“无损失”现象：一是降低监管成本（无诉讼）；二是工业界在成本和环境效益方面没有广泛的不确定性；三是在健康风险等评估中没有过分保守的做法。
2.RMDT信任性风险管理模型
该框架强调公众信任水平在决定采用最佳风险管理策略中的重要性。在解决风险管理争议问题时，虽然协商风险管理技术目前很流行，一些决策者、顾问和实业家似乎认为这是唯一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但研究表明，事实上这种方法过于简单化。他们认为，协商通常确实可以发挥作用，但最好的风险管理工具取决于公众是否以及为什么首先不信任监管机构/行业，公众信任政府或重获信任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在公共卫生风险中，如果公众认为监管者不称职，那么让医疗技术专家参与的办法比让公众或利益集团参与协商更可取。同样，当公众信任度很高时，政策制定者自然也会采用医疗技术官僚的监管方式，而不是协商地进行试验。学者研究表明，由于监管战略的实施本质上是模糊不清的，基于英国、德国、瑞典和美国的经验，风险管理决策树是一个可能的风险管理工具（见图2）。
3.ToR容忍性风险治理模型
在英国，风险容忍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复杂的框架，特别是在健康和安全部门，它可以指导决策者履行其将风险控制在实际合理水平之下的法律义务。风险管理职责范围框架的构建是为了反映人们一般如何处理风险。换句话说，有些风险很高，以至于无论通过冒这些风险可能获得什么好处，都会被视为不可容忍；有些风险被认为太小，不值得进一步关注；介于两者之间的风险值得关注，只要减少最低合理可行原则（ALARP），就可以容忍。在英国公共卫生领域，当要确定风险时，健康与安全执行局（HSE）要求既考虑个人风险，也考虑有关危险活动引起的社会关切（见图3）。个人风险涉及对个人的潜在伤害，如健康不良，社会关切的问题涉及对更广泛的社区损害、公众对管理制度失去信任而对社会结构造成的损害，以及在风险出现时对创造和控制风险的责任人造成的损害等。因此，此框架为确定风险管理策略提供了一个指南，说明在进一步风险控制方面还应该做些什么。在英国，考虑风险监管时，它一般会通知健康与安全委员会（HSC）或HSE决策；但真正起作用的地方是，当它考虑特定责任人对特定风险采取了何种行动时，会通知HSE决策。
4.PSEE包容性风险治理模型
欧美国家运用该框架，强调包容四大系统参与（见图4）。在公共卫生风险治理中，四大系统相互作用。一是政治系统，政府通过遵守民主原则、一般法律和正当程序，增加了程序的合法性；二是社会系统，民间社会参与者根据个人或集体受到风险或风险管理决定影响的经验，将他们的偏好和价值观添加到这一进程中；三是专家系统，专家根据方法规则和同行评审提供了关于因果关系和管理备选办法有效性的证据；四是经济系统，经济参与者通过使用帕雷托法则风险管理系统为风险管理过程提供效率和目标实现的手段。原则上，所有这些参与者都能够并且合法地将这些贡献纳入治理过程。
5.IRGC系统性风险治理模型
IRGC框架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现在的模型，其由国际风险治理理事会/国际风险治理中心（IRGC）2005年提出，后经过多次完善。最近一次修订是2017年，并沿用至今（见图5）。IRGC框架为早期识别和处理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提供指导，它建议采用一种包容性的方法来预估、鉴定、评价、管理和沟通重要的风险问题。该框架是通用的和可调整的，可以针对公共卫生事件等各种风险和组织进行量身定制。该框架包括相互关联的要素：一是预估，确定和制定风险或系统的界限；二是鉴定，评估风险的技术原因和感知原因及后果；三是描述（角色塑造）和评价，对管理风险的必要性做出判断，对风险治理效率进行评价，确定责任和问责制；四是管理，决定和实施风险管理方案；五是交叉方面，包括利益相关方参与，和他们沟通协商，考虑具体情况等。该框架已经在多国运用，如荷兰卫生委员会认为IRGC框架可用于处理纳米技术引发的健康风险。
6.IRGC调适性风险治理模型
雷恩领衔的国际风险治理理事会曾在2008年和2010年对最初的IRGC框架作过调整，也成为2017年的基本雏形。此外，2012年，克林克（Klinke）和雷恩对原始的IRGC框架进行过修改，添加了一个动态的、适应性的组件，强调多学科评估和总体评价。在公共卫生风险治理中，尤其考虑人力资源（医护人员）、社会资本（民间参与）、财政金融（经济支持）、技术物资（医疗资源）、制度手段（防控措施）等条件的评估，突出专家、社会与制度的协商融合，体现为动态风险治理过程（见图6）。过程的适应性和综合性要求有能力从以前和类似的风险处理经验中学习，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风险问题。该模型提出了四个核心功能：一是在风险治理周期中系统地补充相关的风险处理能力；二是应对不同阶段的不确定性的一般性挑战所引起的脆弱性；三是在风险治理结构中提供适应性和灵活性，以应对可能低估风险的实际结果或预期后果；四是提高风险治理系统的复原力或韧性，增强风险处理的基本职能和提升风险处理的干扰能力。
2014年，罗莎（Rosa）、雷恩等人在《重访风险社会》一书中分享了他们对风险社会和风险治理的一些思考。他们特别侧重于应对迅速变化的社会条件所需要的新的治理形式，例如全球化和系统性风险不断上升的现象，新的技术如转基因和纳米对生命健康的影响，这些风险有可能破坏整个社会系统。这表明，社会应进一步发展其“政治—制度”手段，利用“分析—协商”过程，有效治理和管理这些风险。
五、风险治理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运用风险治理的分析范式和框架模型，也产生了多样风险治理策略。除了风险预估、鉴定、评价以外，单就风险管理而言，近来在公共卫生风险治理方面运用较多的是埃文和雷恩在改进以往方法的基础上，针对不同风险，从管理策略、工具选择、利益相关者是否参与等方面提出了四项风险管理战略，专门制定了风险问题分类与风险管理策略扶梯，并列出了最适合各自战略的方法工具。他们指出，战略和工具清单并非详尽无遗，如果情况需要，可以加以修订。例如，针对简单的风险，在利益相关者参与上，就没有必要让其全部参与进来；针对复杂的风险，在管理策略上，就需要聚焦稳健性和风险指引；针对模棱两可的风险，在工具选择上，就需要强调政治过程，包括应用冲突解决方法，对风险进行评估和选择达成共识或容忍，以及整合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等。还如，针对不确定的风险，在管理策略上就需要谨慎预防，在工具选择上就需要技术应变，在利益相关者参与上就需要集体协商。
这四项战略中的每一项战略都有不同的过程和要求，包括选择适当的工具，吸收专家、利益相关方和公众参与，以及具体的讨论安排。第一，简单的风险可以使用常规的策略来管理，比如引入法律或法规。由风险监管机构实施的传统决策框架可能适用于简单的风险。第二，复杂的风险应通过由内部或外部专家参与并依靠科学模型的基于风险的决策来处理。其可以通过利用现有的最佳科学和专门知识来解决，目的是制定一个注重风险和稳健性的战略。稳健性是指减少风险措施抵御威胁事件或进程的可靠程度，即使这些事件或进程尚未得到充分理解或预期。尽管存在信息缺口，但仍能实现具体目标，那么系统对不确定性具有很强的稳健性。第三，不确定的风险应采用以预防为基础的战略来管理，以避免接触不确定性较大的风险源，并采用以复原力为重点的战略来降低风险吸收系统的脆弱性。如果一项活动的后果可能非常严重，而且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则必须考虑采取预防性做法。这些方法旨在确保重大决定的可逆转性和韧性，并提高系统的应对能力，使其能够承受意外。韧性是指系统在发生风险事件后维持或恢复其基本功能的能力。韧性方法的目的是应对意外产生的风险与高不确定性的影响，以及潜在的灾难性后果。建立复原力可能包括发展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在这种背景下，韧性是一种应对未知或高度不确定性危险的策略，它关系到整个系统。第四，模棱两可的风险要求基于话语的决策，涉及所有对风险有特殊利益或价值承诺的群体。以话语为基础的风险治理战略力求创造对相互冲突的观点和价值观的容忍及相互理解，以期最终调和它们。
另外，还有一些区域性和全球性风险治理方法和策略可为公共卫生风险治理提供借鉴。例如，亚洲灾难的复原和恢复，特别强调经济体系中的社会团体、市场与国家的合作；还如，有效应对灾害风险，还需要跨域合作治理和区域协作治理；又如，有的还运用社会文化、风险社会、系统论、治理术和刀刃作业等理论，从价值、知识、理性、权力和情感等方面分析入手，进行风险防范和治理。
六、公共卫生风险治理的启示
国际上已有与公共卫生相关的风险治理分析范式、框架模型和方法策略，为公共卫生或其他风险治理理论和实践提供了一些启示。主要有：一是参与和协商并重；二是沟通与回应并举；三是技术与政治并用；四是问责与激励并行；五是防控与经济并进。
第一，有效的风险治理均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决策出台前的协洽。国际风险治理理论方法表明，参与协商在公共卫生风险治理中至关重要。参与就要有公众，协商就要有代表。这就要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包括政府、市场、社会等组织和各类代表等个体的参与和协商作用。一方面，要重视参与。尤其不能忽视社区力量在风险防控中的参与。既要重视正式治理，也要强调亚正式治理。另一方面，要强调协商。协商是参与的升级，公共卫生风险治理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都要落实协商机制。协商要超越传统，应具有广泛包容性、去中心化、超时空性的特征，可以是正式的圆桌辩论，也可以是非正式的日常对话。公共卫生风险治理不仅需要官员，也要专家；不仅要决策者，也要吹哨人；不仅需要政治协商，也要社会协商，需要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协商系统。
第二，政府与民众间的沟通与回应生成信任和信心是风险治理的关键。国际风险治理范式框架强调，公共卫生风险治理侧重沟通回应增强信任。风险治理中，信息、信任和信心至关重要。沟通才能增进民众的信任，回应才能增强民众的信心。在公共卫生和健康政策只有充分沟通和及时回应，才能避免恐慌和形成自觉防控。无论在中央层面还是地方层面，都要及时进行组织沟通和协调回应等，这不仅可以增强民众的信心，增进世界的信念，还可以诠释命运共同体的担当。一是要及时沟通，沟通一方面可以化解矛盾，另一方面也可以了解实情。二是要实时回应，回应是沟通的增强，是善治的基本要素，是民主的重要元素。回应意味着政府就民众对政策变革的接纳和民众要求做出的反应。在群众关心的问题上，尤其是病例新增、死亡和拐点、趋势等方面，实时回应会增强疫情治理效果。
第三，技术治理和政治规制在风险治理中不能孤立运行而应该互洽。国际风险治理模型方法显示，公共卫生风险治理要求技术和政治互动。系统风险社会需要迎接系统风险治理，强调技术治理与政治规制的融合。在公共卫生风险治理领域。一方面，要凸显技术治理。贝克等提出风险社会以后，风险社会学逐步兴起，有学者认为技术治理时代已经来临，当下风险政治学、风险治理学、风险公共卫生学也应受到关注。无论怎样，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特别强调专家力量的重要作用。政治规制需要专业协助研判，科学决策后需要专家协助执行。防控过程中救治和疏导都离不开技术治理。一是患者治疗需要医学卫生技术，专业诊断、药物研发、形势预判等都离不开疾病防控和临床研判的专业优势；二是附带症状、后遗阴影、溢出影响等需要心理学、社会工作学等其他专业技术的协同攻关。另一方面，要优化行政治理。不仅要基于多学科专业技术整合，还需要依靠行政执行。尤其是全面提高依法防控和依法治理能力。
另外，还有两点启示需要关注。一是问责与激励要并行。由国际风险治理监管过程可见，公共卫生风险治理要求问责和奖惩分明。问责和激励相伴而生，善治达成既要有问责惩罚，也要有制度激励。奥尔森和奥斯特罗姆等也曾提出，集体行动能够达成不仅要问责，也要激励。问责和激励，都会在实践中激发潜能和引导正能。二是防控与经济要并进。国际风险治理的经验表明，公共卫生风险治理中平稳经济是基础，防控规制是手段。不能因为防控而忽视经济，也不能因为防控而忽略成本。对疫情风险因素要有底线思维，找到管好每一个风险环节。在做出防控决策时，也要核算效益以避免浪费。要一手抓风险防控应对，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在统筹中协同推进二者以实现公共卫生风险有效治理。
当然，因为公共卫生风险治理也归属于风险治理范畴，相关分析范式、框架模型和方法策略除了在病理学、毒理学、流行病学、医疗技术、卫生健康等方面的特殊性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风险治理的通约性，以上启示借鉴也适用于相关类型的系统性风险治理。
作者信息
张大维，1981年生，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
文章原载：国际风险治理：分析范式、框架模型与方法策略——基于公共卫生风险治理的视角，《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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