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莉：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主义剥削的发生、实现及其批判

摘  要：在电信技术与互联网的共同催生下，数字资本主义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数字资本主义制度下，数字劳动的价值创造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同传统劳动相比都有了新的变化。数字劳动包括数字企业雇员的劳动与数字用户的劳动，意味着两种不同类型剥削的发生。具体数字资本主义剥削的实现是通过数字劳动的剥削实现载体即广告商以及中间商、数字劳动剥削的实现主体即数字雇佣劳动和数字用户的无偿劳动以及垄断的数字资本展开的。在数字资本主义运行机制下，劳动的贫瘠、贫乏和不稳定日益加深，资本与财富的不均衡加剧使数字资本主义国内矛盾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数字劳动；剥削；无偿劳动；新自由主义

作为全球信息沟通和社交网络系统的互联网遇上市场驱动形成的电信产业，一个新兴的生产基地和控制结构随即迅速生成并且快速扩张。在新自由主义思想与官僚政府的推动之下，市场数据的数量、速度和种类已经由量变发展到了质变，资本主义进入了以数字为导向和核心的新阶段。数字革命强化了数字与数据的地位，作为商品的数字信息表现出抵抗商品化的特征；深化了数字对经济的渗透，传统的生产、管理、经营活动让位于数据时代；推动了商业战略、职务简介、组织政策、产品链、就业形式与劳资关系不断发生变迁，人类在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中的活动逐步被边缘化。

一、数字劳动的界定和形式

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人类劳动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变成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之处和神学上的微妙之处”。因为即使劳动能力最初通过劳动力的商品化而变得可行，但它在其影响下也会变异为“某种超越的东西”。当人类劳动与数字资本相结合，物化劳动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劳动的更多特质。

数字劳动是一种利用身体、思想、行为或者三者的结合体而展开的生产与劳动，通过组织自然、资源、文化和人类经验，以此产生数字商品，创造数字资源。它与传统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以及劳动产品相脱节，它是主体和自身的异化（由资本控制），是劳动对象以及劳动产品的异化。

数字劳动主要包括两种劳动。第一种是数字雇员的劳动。这种劳动与传统工资劳动相似，即创造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使生产资料与劳动相分离，分散的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资本不断增殖。但是数字雇员的劳动与抽象的、实质的、物质的商品主体在数量与质量关系上比传统劳动更加密切，随着商品本身交换价值兼容性的增加，其潜在的使用价值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比如，数字雇员设计一次性编程，产生了一个抽象商品体（或者代码），开发出一个软件，交换价值的兼容就会发生。因为市场商品生产的增加并不需要进一步编程生产，能够下载原有软件即可，商品的使用价值开始与商品生产脱节：一次性投资于软件编程生产，在接下来的复制过程中，商品的交换价值会超过每次再生产的成本。事实上，这种潜在使用价值的再现性可以解释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辩证关系中的一个新的运动方向，使活的劳动的重要性及其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专用过程变得更加突出。实际上，数字化本身不会呈现线性趋势，它本身是一种矛盾的体现。

数字劳动的第二种形式是数字用户的劳动，互联网平台的商品是用户数据，创建这些数据的过程同样被认为是一种创造价值的劳动。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具有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双重特征。作为具体劳动，它“产生满足人类需要的使用价值”。它是“物质财富之父”和“人类生存的条件”。但它也是抽象劳动，一种创造“商品价值”的活动。数字用户的劳动同样体现出双重特征。比如说，脸书（Facebook）用户创造使用价值，这些使用价值以商品的形式出售给广告客户，满足人类和社会需求；同时，Facebook用户的劳动也是一种抽象的、产生价值的活动，也是人类劳动的凝结。为此，数字媒体平台上的用户的劳动同样构成了数字劳动的一部分。具体数字用户劳动可以通过学术期刊、社交网站、购物平台等从中获益，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所有信息平台活动中，对个人数据资料生成的价值产品的贡献。

所以，数字劳动的价值创造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同传统劳动相比都有新变化，商品化扩展超过了后者。数字劳动促使劳动更加虚拟化、数字化或信息化，数字劳动产生的数字化影响到生产的所有领域和劳动力市场的所有部门，因此可以作为合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变革的基础。

二、数字劳动剥削的发生

数字劳动从本质上仍是将一些具有不同劳动能力的劳动者聚集起来展开生产的劳动，是生产数字产品的活的机器，他们用自己的劳动与资本家相交换，把资本家的货币作为资本再生产出来，数字资本家获取超越传统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数字劳动的剥削不仅存在，而且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存在着。实际上，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劳动者本身没有任何好处，原因在于以社会劳动为基础对这些科学技术的应用主要是为了获取更多剩余价值，仍然是剥削的手段。伴随通信技术的发展，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和冲突更加显著，无产阶级仍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资本家仍是将这种剩余价值转变成剩余资本的机器。

1.对数字雇员劳动的剥削

在数字资本主义下，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仍然是通过竞争、胁迫等多种方式，促使每个雇员用于数字劳动的总平均工作时间和无薪工作时间增加，以此确保资本家从中获取更多剩余价值。

首先，从数字雇员的国内性来看，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的发展，数字雇员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在数字雇员中出现普通数字雇员与劳工贵族。由外国直接投资推动，外向型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模式创造了一个新的工人阶级阶层，主要以半熟练的、低工资的、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为主，他们成了全球信息时代被剥削最多的数字员工。同时，在数字雇员中还出现了一类新的“劳工贵族”，即软件工程师。以美国数字公司为例，2012年，加州半导体处理器雇工的平均收入为36584美元，谷歌软件工程师的平均工资是112915美元，即后者是前者收入的3.1倍。同年，加州电子设备装配商的平均工资为33179美元，而谷歌软件工程师的平均收入是他们的3.4倍。这些数字表明，在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装配工和软件工程师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工资差距，普通数字雇员严重被剥削。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劳工贵族没有受到剥削，高薪软件工程师和其他高薪知识工作者的工资的确比低薪信息和通信技术装配工的工资高出许多。然而，这种相对过剩的工资是有代价的，如工作时间长、压力大、劳动力流动相对较高、工作—生活平衡差，以及在公司以外没有社交生活的倾向，甚至被征用大量的无报酬劳动时间。硅谷就是从信息通信技术行业获得高额利润的阶层的梦想之谷，它既是IT制造业工人的死亡之谷，也是软件工程领域劳工贵族的压力谷。硅谷是由不平等、死亡、压力和对人类生计的破坏形成的，以各种手段延长工作时间，增加资本积累，这既是资本主义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及其利润的基础，也是数字资本雇员被剥削的核心所在。

其次，从数字雇员的国际性来看，不同国家的数字雇员受剥削亦有差异。以印度为例，1984年英迪拉·甘地遇刺后，拉吉夫·甘地以政治取代了技术民族主义政治，放松了对印度计算机行业的管制，促进外国资本以及印度信息和通信技术出口增加。2000—2009年，印度软件业的出口导向显著增加，2010年，软件服务占印度所有出口服务的54.4%，到2011年这一数字增加到58%左右。尽管印度软件业的增长率很高，在服务出口中所占份额很大，但2012年劳动力在软件行业的就业比例仅为0.6%。印度软件生产规模为西方公司外包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提供了强大的吸引力，他们的目标是通过降低印度公司雇员总体工资成本来提高利润率，2008年，印度软件公司的平均工资是美国软件公司平均工资的9.6%。因此，考虑印度从发达国家离岸的最大动机是降低劳动力成本。通过军事手段(吞并一国)和(或)经济手段，可以在剥削率高的殖民地剥削劳工。印度软件工程师创造的大部分价值并没有留在印度，印度人也不能从中受益，相反，它被西方资本占有和拥有。当代新帝国主义仍是以对殖民地的剥削为基础的，西方资本扮演着“金钱统治”的角色，掠夺着印度和全球其他西方国家。

2.对数字用户劳动的剥削

网络上社区体验是剥削与资本积累的来源。虽然数字用户可以通过信息平台获取免费信息、数据以及社交软件，但是信息共享背后都有一个“阴暗面”。相对于传统劳动，数字用户的劳动者没有工资或薪水、社会福利，他们的线上时间为资本家无偿创造剩余价值，他们所受的剥削比传统劳动下的劳动者所受的剥削更重。

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被数字资本剥削的工人往往与其产生的产品疏远。在企业社交媒体中，异化呈现出一种特定的形式，因为如果他们离开垄断的资本平台(如Facebook)，他们就会受到孤立和社会劣势的胁迫。就劳动的对象而言，工人的劳动经验受到资本的控制。就劳动工具而言，这些平台不是由用户拥有，而是由私营公司拥有，私营公司将用户数据商品化，以此实现价值增殖。就劳动产品而言，货币利润由平台所有者单独控制。实际上，这三种异化形式共同构成了资本在企业社交媒体中对数字劳动的剥削。

对于线上用户来说，像Facebook这样的大型平台成功地垄断了某些服务的供应，比如在线社交网络拥有超过10亿用户。这使他们能够实施一种软性的、几乎看不见的胁迫形式，将数字用户捆绑到商业平台上。2015年，美国劳动者享受的闲暇时间，平均每人每周44.5小时。观看广告的时间为4.9小时，使用商业社交媒体时间是12.4小时。社交媒体平台不断监控用户兴趣、使用行为、浏览行为、人口数据、用户生成的内容、社会关系等，生成关于用户的个人情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数据，社交媒介的数字公司会对用户的财富、健康、消费习惯等资料进行筛选与处理，从而获取大量有利于广告商的数据，完成对数字用户的剥削与压榨，数字用户劳动成为“无限制剥削的来源”。

所有形式的数字劳动糅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全球新型剥削生态系统，数字资本主义以此得以存在、发展与扩张。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剥削就会始终存在。

三、数字劳动剥削的实现

数字资本家关心的是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增加、抽象财富的增加、对他人劳动占有的增加，所有这些都是通过数字资本形式来予以满足，它必须出现在剩余产品中，以商品的额外增量为标志。在数字资本主义下，数字化与数字大众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基础，利润的满足与增加则是资本家的终极目的。以学术出版业为例，2016年，爱思维尔（Reed Elsevier）实现税前净利润19.34亿英镑，收入为68.95亿英镑。施普林格（Springer）的利润为2.964亿欧元，营业收入为8.331亿欧元。如此高的利润是通过销售昂贵的文章、图书馆的数据库和期刊以及个人内容访问收费来实现的。应该说，数字劳动创造利润的过程又是数字劳动剥削的过程，通过提高利润率不断加大对数字劳动者的剥削与压迫。

1.数字劳动的剥削实现载体——广告商以及中间商

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数字资本家的利润一部分来自广告收益，广告收益与用户数据直接关联，数字公司将用户数据转化成商品，并将其出售给广告公司，以此增加与扩大利润空间。公司规模越大，越是加大对广告商的依赖。比如，虽然苹果、亚马逊、谷歌和脸书等公司已经通过寡头统治，垄断全美的音乐录音、书籍、游戏和电影市场，但是它们在购买相关商品与服务的同时，重点仍是关注广告商的反馈与赞助，因为后者利润往往更加可观。为此，这些公司努力围绕销售内容，重建受用户欢迎的产品与服务，不断扩大广告投资和直接费用，由此获取更多的超额利润。

社交媒介的广告虽然不生产实物产品，但是能生产意识形态的商品。广告工人不能把广告从空间A处搬到B处，但是可以将商品通过广告形式，被实际客户与潜在客户默认与接受。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不断努力刷新广告的浏览时间与数量的过程，也是为广告商提供定位数据的过程。所有社交媒体上的用户都在进行具有生产性的劳动，除了少数人习惯在广告拦截软件的帮助下阻止广告，大多数人会向社交平台或者公司提供个人数据。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工作的时间越长，生成的数据就越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花费的时间越长，广告生成和呈现的时间就越多。这也是那么多公司愿意选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刊登广告的原因，因为可以拿到客户和潜在客户的数据。

在线广告的价值不只是取决于登录共享网站或其他相似社交平台这样的用户的数量，在线浏览或与某一特定网站互动的时间也不是界定或衡量在线广告价值的关键参数，通过社交纽带、情感分析、网络分析来衡量所获取的感性要素则是线上广告价值的主要来源。一旦在线劳动力在社交平台上产生了商品数据，网络平台就会通过点击付费(CPC)或每1000次付费—视图(CPM)的支付方法提供给广告客户。广告客户感兴趣的是接触特定的群体以此满足相应标的。在谷歌和脸书上，广告商为一次广告活动设定了他们愿意为点击一次广告或1000次印象付费的最高预算(在个人资料上展示目标广告)。一次点击或1000次印象的确切价格是在一个自动投标过程中确定的。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对特定组感兴趣的广告商(所有广告都针对这个特定组)展开竞争。在按点击付费模型中，当用户点击广告时，价值转化为金钱(即实现利润)。在付费—视图模型中，当广告出现在用户的个人资料上时，广告价格是由算法确定的，并以投标为基础，特定用户群体在网上花费的小时数决定了社交媒体消费商品的价值。数字公司仅提供一个线上平台，以这两种模式计算不同广告收费界定，来剥削广告商，从而获取利润，并实现资本增值。

对中间商剥削模式类似于广告商，通过收取管理费、平台费等为数字中间商提供交易平台，为不同中间商提供不同的平台页面信息界定，来获取超额剩余价值。

2.数字劳动剥削的实现主体——数字雇员劳动与数字用户的无偿劳动

数字资本主义下，无偿劳动为数字资本家创造了巨大的利润。当然，数字资本家的利润首先来自于雇员劳动。对雇员劳动的剥削是数字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确保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前提与基础。在数字技术的掩饰下，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数字资本家利润水平不断攀升。

其次，数字资本家的利润来自于数字用户无偿劳动。马克思在描述资本积累周期形式时候，界定的模式为：M-C… P… C′-M′。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资本积累周期变成了：M-C …P1（v1，c）…P2（v2=0）……C′-M′。其中，产品（P1）不是商品，而是“免费午餐”。但是，免费午餐的获取也需要付出代价。实际上，在社交媒介上的用户在浏览网页，传递自己资料的同时，也构成了劳动的另外一种形式，通过物化劳动的方式为资本家创造新价值。数字资本主义一个典型特征是完全没有报酬或可以提供高度无偿劳动时间的劳动力的出现，资产阶级最大的兴趣是探寻最大化无偿劳动时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商品拜物教通过突出社会性来掩盖商品的作用，让用户在社交媒体上无意识地进行着无偿劳动。有了无偿劳动，剩余劳动时间就可以延长到最大，从而榨取更多剩余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言：“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尽管社会形态发生更迭，本质上仍是一样的，都是建立在无偿劳动之上。”

3.数字劳动剥削实现的保证——垄断的数字资本

在数字资本主义制度下，垄断的数字媒介公司通过数字产品零边际成本获得垄断地位，进而获取垄断利润。

从供给层面来看，数字规模较大的公司以相对较低的价格销售大量产品，甚至免费分发，以此作为促进顾客长期忠诚的一种手段。此外，成功利用数字平台的网络效应，建立社会技术生态系统。因为一旦用户被集结在这样一个社会技术交流的空间中，必然会由于封闭系统的复杂性，难以自由流动。因此，社会技术生态系统以及数字产品的网络效应和扩展可能性有助于数字垄断。在此基础之上，公司规模越大，开发新产品的成本和速度优势就越大，产品组合也越多样化，这些公司可以通过系统优势获利。

从需求层面来看，在网络效应下，数字产品的使用促使更多消费者进入这个系统或者享受某种产品，当用户或者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达到一定程度时，需求变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网络收益使强大的竞争对手变得更强，弱势的竞争对手更弱。如果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同时发生，大公司必定会通过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越是大型数字公司，用户对其需求越是显著，具有竞争力的公司就越有优势从数字劳动中强制提取价值，并实现价值增值。

如果出现新的数字公司准备进入到原有市场，并力图改变原有的垄断格局时，原有的垄断公司至少有两种策略来应对这种情况。第一种策略是由于数字公司所提供的货物和服务越来越相似，利润的竞争主要是在创新领域展开。创新的激进取向使数字经济充满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色彩，其基础是熊彼特的理论，即价格是市场战争中的首选武器，现代市场的决定性变量是新技术。实际上，在硅谷的意识形态中，数字资本主义的未来战略尤其依赖于破坏性创新——以能够重组消费者需求和整合市场利益所实现的技术进步为发展的核心要素。第二种策略是实施合理化劳动管制。无论是数字化大公司、独立平台还是亚马逊这样的平台公司，市场的数字化不仅正在改变传统贸易，也将劳动力贸易转变为一种商品。从传统的垄断资本理论出发，大公司可以保持高水平的定价，同时仍然通过自动化和加强劳动控制降低生产成本来保证原有的竞争地位。

当然，数字公司持续保持垄断地位也有一定难度。例如，尽管亚马逊、谷歌、苹果、微软或脸书等公司正试图建立稳固的垄断地位，但由于供应结构趋同而产生的竞争，可能再次给价格带来压力，使这些公司无法为其产品设定超出接近零的生产成本的价格。利用数字产品的低边际成本，通过新观点、新思想和一些风险投资就足以彻底改变市场，让领先者下台，实际上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此外，随着物联网的兴起，零边际成本的逻辑将在经济中无处不在，主要是由于产品的复制几乎是免费的，企业很难长期获得高额利润。与此同时，共享经济的兴起和新型协作生产被认为是一种新的非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来源，在新的后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力必将会从合理化和控制的链条中解放出来。

四、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由于互联网与电信技术的结合，对数字劳动与剥削的认知就不能拘泥于传统分析，批判性数字资本主义理论和数字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被更多采纳与运用，以此作为一种数字资本与社会关系的对立“识别和分析”的方法。在揭示数字资本的形成以及数字资本主义竞争与合作建构的前提下，展示数字资本主义的统治与剥削运作模式。为此，在统一的哲学批判理论基础上，拓展实证研究和以实践为导向的批判方法，成为批评分析数字劳动中剥削、支配、压迫或行使权力和结构性暴力现象的主要方法，目的是寻求实践路径，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数字媒体的商品拜物教、数字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数字资本的全球化呈现出不同特质，揭开这层面纱，不仅仍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与剥削理论，更重要的是在复杂多变的数字资本时代不断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1.数字媒体的商品拜物教

传统社会中，劳动者通过与世界的互动，从行动上与精神上学习，成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社会个体，从而与现实的社会世界展开互动。但是到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数字技术的出场导致人的异化，因为数字劳动是与数字工作疏远的数字工作：它与自身、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以及劳动产品相分离。异化是主体与自身的异化（劳动力用于资本并由资本控制），与劳动客体、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的异化。数字工作和数字劳动是广泛的类别，涉及数字媒体技术和内容生产中的所有活动。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数字产业中，可能会遇到不同形式的异化和剥削。如今，被异化的数字劳工已经嵌入到全球价值创造链中，但是涉及各种形式的劳工往往被忽视，因为数字商品在向消费者展示自己的时候，背后的社会劳动关系被掩藏了起来，数字媒体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而是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独有的社会性质”。

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军事通信技术快速发展，跨国公司的巨头开始占领互联网，并借以国家监督与监管缺失，获得市场自由许可。随着大型企业对会计、银行、广告、工程、教育培训等领域的资本控制，它们开始在全球层面寻求新自由主义政策支持。当通信产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介入之后，数字集团不仅可以控制生产基地，也可以控制新兴的数字资本的结构。在重组生产和分配活动中，资本通过网络实现劳动力的重组。网络化业务流程可以很大程度提高管理与劳动能力，以便于利润最大化，重要的是，在网络化生产链中可以突破先前的限制，数字技术发展推动了一个更加商品化和商业化系统的出现，并嵌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由此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形式的剥削与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实际上，数字资本主义就是“用物的形式掩盖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和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为此，揭开数字资本主义的神秘面纱，打破数字媒体商品虚幻的地位，重要的是在基于数字商品所创造的公共逻辑基础上，构建属于数字劳工的数字媒体，才能真正发挥数字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中应起到的作用。

2.数字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与矛盾贯穿于整个社会制度之中，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斗争是静态经济中的零和博弈。在数字时代，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矛盾更加突出。“普通工人”与全球范围内社会经济活动存在日益紧密的联系，被剥削的类型、水平突破了传统的限制；数字资本这个抽象概念掩盖了资本无所不能的事实，具体行事虽然通过资本不同的所有者与控制者运作，但是无论好坏，只做资本家认为对的事情。资产阶级“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马克思认为，剥削不是从来就有的，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技术推动与促进之下，资产阶级的私人资产迅速增加，并在生产条件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导致了阶级的对立与剥削的加剧。在数字劳动中，数字用户劳动通常不被支付“生产或者复制”的劳动报酬；数字雇员的劳动更是“通过支付比真实时间价值少的工资来剥削劳动力”，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涉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相互关联的四个环节，所有环节的数字工人成为被剥削阶级的一员。在“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首要人权”的指引下，“资本发展成为了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需要从事更多劳动”。特别是数字用户，在隐私受胁迫的条件下，会投入更多时间用于无偿劳动；数字雇员在资本的利诱与压力之下，为“资本家谋求利润的无休止运动”延长工作时间。为此，数字资本在“精力、贪婪、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解决阶级对立与冲突，从技术层面入手，可以创建通常由日常用户管理，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数字媒体，以此实现共同生产、复制与控制，但是资产阶级绝对不会拱手让出资本红利，资产阶级与数字工人之间的斗争与对抗会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主旋律。

3.数字资本的全球化

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的全球化趋势，这是由“所有人在世界市场的网络中纠缠”以及“资本主义政权的国际性”决定的。数字资本主义国家对利润的追求，资本在国内不断催生新的数字媒体出现，市场力量与商业赞助也促进了媒体极大变革。当然，新自由主义者不会满足于这种国内变革，他们希望的是数字资本的全球推广，电信系统以这个偏好为前提，实现政治干预，数字资本突破地域的限制，数字经济进入迅猛发展阶段。美国的新媒体开始并迅速占领了新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市场，并达到比较可观的规模。基于美国公司已经建立了跨国媒体平台，其他竞争对手将难以摆脱其束缚，并与之竞争。在此基础上确定的国际数字分工，为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暴利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发达的数字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对弱势国家的剥削性更加显著。

同时，面对来势汹汹的数字技术，发达的数字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向全球推销数字产品，实现数字公司的企业合作，通过数字商品的效用、品牌价值以及其他难以度量的模糊要素，补充商品定价，占领与控制弱势国家市场，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实现“世界是这样的，为了保证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必须使用一种语言，就是英语；如果世界正在走向共同的电信产业，那么安全和质量标准，必须是美国标准；如果世界正在通过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起来，节目必须是美国的”。另一方面，对其他国家的技术进入采取限制、封锁、制裁的策略，2019年美国与中国华为公司5G技术之争就是典型例子。5G技术之争不仅是话语权之争，更是两国背后技术实力的交锋，通过控制5G标准的制定，由此重新定义全球通信格局，这对于向全球不断扩张并力图控制其他国家政治经济命脉的美国而言构成了极大威胁。为此，向外输送双向标准的美国，其数字资本按照“作为他人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模式运作，必然导致国家之间冲突加剧。

数字技术不仅是全球数字背景的载体，也是发达数字资本主义国家实现集权控制的重要工具。大数据技术构成了极权主义控制意识形态的一种新形式，摧毁了原生的、辩证的批判性和非工具性行动。大数据资本主义和算法能力可能导致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购物中心，几乎所有地方的广告都是以人类数据获取为目标，而商业逻辑的演绎最终将国家沦为新的殖民地。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权威导致经济的过剩，剥削和压迫可能导致某些个人和群体拥有特有的社会优势，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从而产生意识形态工资(快乐、享受和地位的过剩)和政治工资(政治影响力过剩)。通过监控的极权控制，不仅强化对发达数字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控制，对数字劳动剥削更加隐形化；更重要的是增强对其他国家控制，以政治上的监控，实现经济上的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榨取。

“资本是在历史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于自己”，无论数字资本如何在全球扩张，“它并没有直接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其他弱势国家的剥削与掠夺获取通过“庞大商品堆积”的社会财富表现出来，全球范围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必然以斗争的方式予以展现。

总之，数字资本试图将必要的劳动(工资)成本降至最低，但同时增加无报酬的生产性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多余劳动之间的矛盾在企业社会媒体上呈现出特定的形式：有偿劳动减少，无报酬劳动增加，价值产生从有偿劳动外包给无酬劳动。多余的劳动和必要的劳动之间的矛盾被颠覆，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品质：价值创造转移到无报酬劳动。在数字资本主义这种运行机制下，劳动的贫瘠、贫乏和不稳定加深，资本的财富不均衡加深，促使国内矛盾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国际上，在数字资本向外不断扩张中，政治与经济危机的累加，对弱势国家的控制与掠夺，扩张与限制、推广与排斥，种种矛盾不断累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地会由于利润率下降而崩溃。

作者信息

方莉，1971年生，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

文章原载：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主义剥削的发生、实现及其批判，《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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