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主之地》导演丹尼斯·塔诺维奇：好的战争片必须传递和平的信息
来源：上海国际电影节
战争影片以深邃厚重、气势磅礴、发人深省等不同风格，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众多影迷。第二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学堂昨天（6月13日）请到的连线嘉宾，就是以战争片见长的波黑导演、编剧丹尼斯·塔诺维奇。
塔诺维奇1969年出生于波斯尼亚。1992年波黑战争爆发，塔诺维奇被迫中断学业，参加了波黑的摄影团队，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这段经历也为他日后拍摄战争片提供了最真实的素材。1995年，塔诺维奇前往布鲁塞尔学习电影，毕业后即投身电影行业。首部剧情长片《无主之地》即让塔诺维奇一战成名，该片获第5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第7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随后，《渺生一页》获第6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死于萨拉热窝》获第6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
“电影摄制是我和其他人共生的过程”
在很多电影网站、电影排行榜当中，只要提到战争片，丹尼斯·塔诺维奇的《无主之地》基本都会榜上有名，这也是中国影迷最熟悉的塔诺维奇作品。在第7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的角逐中，《无主之地》击败了此前呼声高涨的法国影片《天使爱美丽》。《无主之地》讲述了波黑战争期间，一名波斯尼亚士兵与一名塞尔维亚士兵因一连串的意外而陷入困境，不得不联手请求援助的故事。而塔诺维奇本人，正是这场战争的见证者和记录者。
1992年波黑战争爆发后，曾有过电影学习经验的塔诺维奇很自然地拿起了摄影机，成为一名战地摄影记者，直到1995年战争结束。因为这段独特的个人经历，“战争”，成为塔诺维奇作品中最为重要的关键词。1997年从电影学院毕业之后，塔诺维奇就开始酝酿自己的第一部影片，战争片则是他的不二之选。
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电影人，要拍摄大场面、大制作的战争片，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因此塔诺维奇想的是用比较低的成本，拍出真实的战争故事来。塔诺维奇回忆说，这个故事在自己脑海里足足酝酿了一年多的时间，等到胸有成竹之后，真正写出来只用了大概一周。
在剧本完成之后，《无主之地》的进展算是非常顺利的：塔诺维奇先将这个故事介绍给一位著名的电影制片人，被委婉回绝。他随后将剧本打印了三份，分别投给三家制片公司。结果其中一家十分钟之后就给他打来了电话，对方表示对这个故事的强烈兴趣，详细询问了创作的情况。三天之后，塔诺维奇就接到了确认电话。
塔诺维奇介绍说，《无主之地》的全部拍摄时长只有36天，除去其中连续下雨的9天，真正的拍摄天数只有27天。但是，因为在拍摄之前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对剧本了如指掌，艺术构思非常成熟，所以在拍摄现场，第一次拍剧情长片的塔诺维奇，已经有能力带领团队跟着自己的构思走。“我不太跟演员们说戏，我让演员们看了剧本以后，自己去想该怎样表演，有时候会有一些很好的效果。如果我喜欢他们的效果，那么我在剪辑的时候就保留；如果他们的表演不能让我满意的话，我就要求他们改。”
塔诺维奇特别注重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并给予每个岗位的工作人员足够的尊重。“每个人之所以在现场，是有他存在的合理理由的。因此你如果允许他们贡献的话，他们能给你很多。我把电影的摄制过程，看成是我和其他人共生的过程。”
“战争片必须传递和平的信息”
在战争片当中，塔诺维奇尤其擅长以客观细腻的手法，展现战争时代小人物的真实生活。他举例说，比如一位妈妈觉得家人要喝干净的水，所以她冒着生命危险，每天步行5公里出去为家里人取水，这样的妈妈就是一位英雄。“我们从小到大都看战争片，但是我觉得一部好的战争片，必须要传递一个和平的信息。因为我们经历过战争的人都知道，在一场战争里面，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不一定是一个士兵，就算是一个平民也有可能成为一个英雄。”
在被问及哪些战争片曾对自己产生过影响时，塔诺维奇列举了一部中国影迷非常熟悉的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此外，影片《伊万的童年》《猎鹿人》等，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塔诺维奇特别指出，每位导演在拍摄战争片时都有自己的处理风格，但总体而言，有战争就会有人牺牲，就会有家庭分崩离析，“所以一部好的战争片，其实都是反战片”。
塔诺维奇称，正是基于对“和平”“反战”的共同愿望，他所拍摄的反映波黑战争、反映本国本民族的影片，才会获得那么多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观众的反响。“有的观众在别的国家看了我的电影以后，会给我写反馈。我收到过来自巴西、中国、日本、南非等国观众给我的邮件，告诉我看了我的电影以后，他们有多感动。”
不仅是战争片，在塔诺维奇看来，任何一个拥有“好故事”的影片，其实都能获得不同国家、民族观众的共鸣，因为这是全人类的共性。“我觉得一个好的故事，它本身就是美的，这也可以称之为‘异中有同’。我昨天刚看到一个新闻报道说，科学家们花了20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人类DNA99.9%的测序，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也就是说，我们人体里面有99.9%的DNA是一样的，但是剩下的0.1%的差别，使得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甚至同一家的兄弟姐妹也都不一样。电影也和DNA一样，大部分是共性，很少的是差异。”
“电影人都要承担讲好故事的责任”
很多年轻电影人在刚刚起步时，会把“拍电影”“找投资”看成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塔诺维奇的导演生涯开展得非常顺利，他给年轻人的建议就是：首先要把故事讲好。因为无论是电影公司、导演还是演员，他们统统都在期待好故事、好剧本。“如果你有一个好故事，迟早它会变成电影。虽然这个电影的制作成本是小是大，我们无法预先知道。但我要说的是，行业里人人都在盼望能够找到一个好故事，人人都在想怎样找到一个好剧本。”
但塔诺维奇也直言，自己曾因拍摄战争片惹过麻烦，因此如果年轻电影人想拍摄某些严肃题材，除了讲好故事，还要在研究、调研方面下功夫。“我觉得电影比起其他艺术门类，改变社会的力量可能会更大。如果我们找到了一个好的理念，拍出了一部好的电影，我们可以给这个社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电影人都有这样的责任，那就是讲好故事，用他的故事来改变这个世界。虽然也许世界不会因为我们的电影而改变，但是能够稍稍地推动这个社会向前进。”
“找到讲故事的最佳角度”
在有一个好故事的前提之下，一个好的导演还要学会找到讲这个故事的最佳角度。从业二十多年来，塔诺维奇每部新片上映，都能带给观众不小的新意和惊喜。比如2013年上映的《渺生一页》中，就启用了素人演员，并且模仿纪录片的风格进行拍摄。塔诺维奇介绍说，这部影片预算非常有限，剧组只有7个人，摄影器材也不是非常先进。“我总觉得我们一定要去尝试，一定要犯错误，因为只有犯过了错误才能够学习到新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尝试，不敢犯错误，那我们就会陷入从众心理。作为一名艺术家，艺术表达就很难有什么进步。”
说到此，塔诺维奇话题一转，“你们现在人人都拥有的这台手机，比我当年在战场上拍那个战争片时候的功能要强大几千倍，所以为什么你们不拿着它走出去拍起来呢？”
当被问及如何看待时下年轻人当中流行的短视频，以及电影与短视频之间的竞争时，塔诺维奇直言不讳：短视频就像婴儿食品，也有用，但它的用处是有限的，只能是“找找乐子”。“但拍电影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你要深刻研究一个主题，你要开发你的人物，你要设计你的场景。所以我理解为什么有的年轻人喜欢这些短视频。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想做一个导演，还是应该多看看伟大的导演的片子，你就知道导演们拍出来的片子要比拍一个短视频复杂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