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带娃一边搞科研，科学家爸爸们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

原文作者：David Payne

五位父亲讲述了如何与另一半一起平衡工作与家庭。

Kourosh Saeb-Parsy带着孩子Nadia和Kiana一起参加小型泥人障碍赛。

来源: Kathryn Saeb-Parsy

务实思考 灵活应对

Geraint Rees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生命科学系主任。他的女儿Milly 15岁，儿子Alex 13岁。

Milly的预产期原本是2003年3月末，但她2002年12月就出生了，当时被医生判定存活率为50%，患严重残疾的可能性为50%。

那时，我正忙于组建自己的研究团队，实现完全的独立。我已经获得了一笔惠康高级临床基金，而且马上就要搬家。最后，我们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一共待了99天，那是个非常压抑的地方。

三个月后，我重新回到工作中。第一年的重心主要是招聘博士后，以及适应新的变化。随着一切重回正轨，我们不必担心需要把Milly紧急送医了。我们开始考虑托儿看护，并享受了首个家庭假日。

我的妻子Rebecca是一名临床肿瘤学家，我们尝试平摊育儿任务。我们在孩子上学前雇佣了不住家保姆（能负担保姆是我们的幸运，但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保姆通常会从早上八点待到晚上六七点。这让我们的工作必须遵照明确的时间节点，我们常常要提前离开会议往家赶。

即使现在，抽身参加工作时间之外的会议仍不容易。孩子们早上8点上学——最早能让我自由支配的时间是8点45分。我必须从实际角度出发，灵活决定哪些事可以取消或改期，哪些不行。

一定要和另一半保持沟通，确保你的育儿任务能顺利完成，不然你会觉得自己没有做好分内事。

Milly会吹长笛，几年前，她的小学提前6天告诉我们将举办一场午间音乐会，而Milly将表演她的第一次独奏。那一周恰逢大脑意识周（Brain Awareness Week），我也需要在午餐时间发表公开演讲，Rebecca也忙于临床工作，无法抽身。

我既想参加音乐会，也想发表演讲。但我最后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我让同事Sarah-Jayne Blakemore顶替我，而她的演讲比我本来要做的演讲更精彩。这也让我能欣赏到Milly的表演。

偶尔有人会说选择加入我的团队是因为我鼓励他们取得工作生活的平衡。我在邮件里写的那些休假留言已经出名了。我会明确（且幽默地）表示，有时候需要优先关照工作之余的生活，而且我很享受和家人一起度假的时光。这些留言慢慢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如今，每次外出度假前，我都要绞尽脑汁想一条更有意思的留言。

我的上一条留言是这么写的：“在这个悠长夏日里，国际政治话语出现历史性崩塌，脱欧前景一片混乱，新一轮学生满意度评分（NSS），科研水平评估（REF）准备工作迟迟无进展，英国研究与创新署（UKRI）的截止日期步步逼近，所有这些都说明——是时候去度假了！我和妻子正带着孩子们到处游玩、交流、游泳、阅读、享用美食美饮、思考、呼呼大睡、彻底放松。你们也应该立刻启程，现在可是八月呀！”

我反复强调的一点是我对家庭的重视程度，而且家人有时候必须排第一。但我也理解并非所有人都喜欢在工作中谈论家庭或个人生活。

世界上不存在人人适用的方法，经常有人问我什么时候要孩子最好——这个时间从来不存在。

生命中的每个阶段都需要取舍。而且，还有些人不想要孩子或无法要孩子，我们必须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并尊重每个人的决定。

我的同事Mairéad MacSweeney在她的教授就职演讲中谈到了男性和女性应该团结起来，尤其是男性需要站出来呼吁建立弹性工作制。除非男女双方都承认育儿是工作生活的一部分，否则这种观点不会被所有人接受。

平衡是个动词，不是名词。工作生活平衡不是你需要修理的问题，而是你反复操练，不断反思的问题。

分清轻重 防止冲突

Kourosh Saeb-Parsy

英国剑桥大学医学院移植外科医生。他的女儿Nadia和Kiana分别为8岁和7岁。

我的妻子Kathryn是一名小学教师，平时晚上或周末经常要参加社会或工作活动。我们像团队一样工作，共同分担各项任务。

也就是说，当Kathryn在工作时，我会接女儿们放学，或送她们去吉他班。基本上75%的时间都是她来接孩子们放学，但我们不会算得很清。如果我无法去接她们放学，那是因为我正在做Kathryn相信有益于我们这个团队的工作。

我并不赞同那些认为需要牺牲家庭才能发展事业的说法。过去或许存在这种情况，但时代在改变，我也一直告诉学生要两者兼顾。

家庭和工作之所以会出现冲突，是因为每个人的优先事项并不一致。如果你牺牲掉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你就走上了一个滑坡，长期而言是不可行的。

当Nadia和Kiana分别只有3岁时，我就会告诉她们我在做什么，什么是移植。我们还谈到过器官捐献，肾源从哪来，以及患者不幸去世的话题。

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希望她们理解为什么我有时候不在她们身边，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在岗位上待命。比方说，如果我不能和她们共进圣诞午餐，我会告诉她们这是因为一位患者刚刚获得了一个很棒的礼物——一个新肾。

她们对我的研究工作也有所了解，喜欢来我的实验室，认识我的团队成员。我们会（安全地）摆弄移液管和溶液，我也会让她们帮我贴标签。我不希望她们对我的研究工作一无所知。

我经常和我在剑桥带的学生谈论事业和家庭。一个学生问我，他如何才能在有两个孩子的情况下完成博士学位。我们谈到了观念的重要性，以及如何确保在整个家庭生活的规划中，不让工作总是凌驾于“生活”之上。

这反映了一个更普遍的问题——把育儿看作一个问题，而不是生命中最精彩的一部分。

我们让女儿相信她们可以成为任何她们想要成为的人，并乐于向她们介绍一些值得学习的女性榜样。 

巩固关系 增进感情

David Smith

英国约克大学化学家。他的儿子5岁。

我的丈夫Sam患有囊泡性纤维症，他2011年完成肺移植后，我们才得以领养孩子。我们的儿子2015年来到我们家，我当时40岁出头，是一名正教授。

我们一开始希望把领养假分成每人6个月，但领养中心的社区工作者建议最初12个月应由一位主要照顾人和孩子建立亲密关系。Sam收入不如我高，所以他休了一年的假。我有点失望，又有点嫉妒。我希望能在最大程度上参与其中，于是申请了2个月的假，并在之后一年安排了80%的全职工作时间。

许多科学家母亲疲于应对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我希望更多父亲能肩负起育儿责任，改变现状。

儿子知道自己的爸爸从事科研工作，平时会穿白大褂。他对火山很痴迷，既向往又有点害怕。

我们最近去了冰岛，回来后，我们做了一个石膏模型火山，并向其中加入小苏打、清洁剂和食用红色素。我们尝了尝它的酸度，确定哪些能导致喷发。他喜欢极了。

我们化学系还主办Athena SWAN金奖（一个促进性别平等的英国奖项） ，但会议都安排在核心工作时间，所以早上9点45分以前不会开会，下午4点前所有会议也都结束了。我们早上9点有课，但我必须在8点45分把儿子送去学校，所以我上不了那些课。好在我们系的换课流程很方便。

过去，我因为参会每年有50个晚上在外出差，这个数字现在降到了10晚左右，而且每次不超过一晚。我最近在布里斯托尔完成了一次博士生口头测试。我早上8点出发，半夜返回，在火车上坐了9个小时。照过去来说，我肯定会留宿一夜，但你必须简化你的学术生活，才能与家人培养感情，促进家庭生活美满。

我最近拒绝了去印度、加拿大、美国的参会邀请。没错，你的单位会把差旅时间算在你的工作时间内，但这些时间却是你离开家人的时间。

我认为很多男性在会议上谈论的话题是有毒的。他们总是在说自己的研究小组规模有多大，发了多少篇论文，但从不说有没有带随行的孩子到处转转。这一点需要改改了。

David Smith的儿子在学习培养晶体。

来源: David K Smith

认真安排每日生活

Brian Cahill

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项目经理。他的儿子分别为5岁和3岁。

我的妻子Lini来自印尼，是一名电视制片人。我们之前在德国生活了10年，10月份刚搬到爱丁堡大学。

大儿子出生时，我们在德国已经有5年了，对这个国家不再陌生。一些德国朋友在育儿上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比如出生注册等。而且，如果你需要在大半夜和助产士交流的话，你最好能说当地语言。只说英语的科学家身处异乡，或许不妨碍其从事科研活动，但在实验室外会说当地语言能够帮助应付很多事。

在我们的孩子出生前，我会在早上6点起床，7点出门，7点半到单位。当我们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我还是会6点起床，但大多数情况下只能8点半赶到单位。现在我们有两个孩子，这个时间已经延至9点左右。我会在早上7点45分把孩子们送到幼儿园。参与孩子的幼儿园生活很重要（Lini会在下午接孩子放学），否则你就缺失了他们的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在德国，工作日从早上7点开始，因此，9点不到，我的同事都在那儿喝咖啡了。我在这里看到了其他地方没有的一种做法，那就是弹性工作制。我的工作单位还强烈反对周末工作，这一点也很赞。

我很难脱离工作状态。总是有人会在周五下午5点半发来重要邮件。虽然做科研时不应该让别人失望，但我无法每天都工作至深夜，何况我第二天6点还要起床。

我已经放弃了审稿工作，而审稿是科研人员的基本任务之一。你答应会审稿，但最后发现根本抽不出时间。写论文和项目方案对你的事业发展很重要，但工作时间往往被各类大小会议占满，最后只能带回家写。但在家工作更难，因为孩子需要你的照看。

我们在德国时需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学习语言、阅读和唱歌。不然很难让孩子们说英语或印尼语。这也让教他们讲德语的幼儿园责任重大，德语是他们在英语和印尼语之外要学的第三种语言。

德国的育婴假允许父母双方一共休14个月，其中一位能休的最长时间是12个月。此外，你还能实行弹性休假制，比如每天休半天，一共两年半。

Lini的父母住在印尼，我的父母在爱尔兰。我们过去住在哥廷根，孩子们认识很多那里住房合作社的长辈，并和他们建立起了祖孙般的感情。那里的社区纽带很紧密。

做一个好家长和一个优秀的科研人员并不冲突，但前提是你要安排好每天的生活。

在学术界，工作时间只是个概念，许多人加班加点地工作。从我的经验看来，一旦为人父母，你会意识到自己投入了多少“软时间”，也就是你认为自己不在工作的时间。你人坐在另一半身边，但心思却不在那里，手在不停地用手机收发邮件。

如今，我尝试划分工作和家庭生活。但这往往会爆发大规模“邮件”危机——尤其是当我为了完成育儿任务，每周工作 35-40小时的时候。如果我每封邮件都花5分钟时间回复，那我一周的工作时间就没有了。

提高效率

Paul Martin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细胞生物学家。他的女儿Matilda（Tilly）21岁，Charlotte 15岁。

当我告诉同事有人要就这个话题采访我时，他们有人说男人不需要这种文章，这是女人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孩子还小的时候，毫无疑问，我妻子的事业发展被拖慢得更严重。

如果孩子们因为生病需要从托儿所接回家时，她们总是更渴望妈妈的陪伴，而不是我的。Kate也是一名细胞生物学家，同时还是布里斯托大学生物化学院院长，随着孩子慢慢长大，Kate的事业开始多了起色。

当Kate怀着Tilly时，有朋友告诉她，孩子出生后，平均一年少发一篇论文。这句话有些道理。Tilly刚出生时，我们分担了夜间照看任务，虽然最后决定我照顾两晚，Kate照顾三晚，但这不平衡。

如果轮到我带孩子的晚上恰逢“伦敦果蝇俱乐部”（London Fly Club）——果蝇研究社群的一部分——要开会，我会把Tilly带在身边，那个时候她大概只有3岁或4岁。

我最近翻到了当时开会时给Tilly的一些论文。论文内容被分成一块块，Tilly会在嘉宾讲稿上涂涂画画。其中一个图案是个果蝇，还有一个是凝胶。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但也让我有些难过。

我当时曾想：“我是个多么差劲的爸爸啊？”在我看来，如果工作到晚上9点，就不能说是称职的父母。我记得有时候Kate会打电话让我赶回家。但是，当你建立了一个实验室，偶尔不可避免地需要长时间工作。科研充满了竞争。作为一名家长，你只能提高自己的效率。

一些同事选择做减法，比如减少与潜在合作者在茶室交谈，或放弃参加与本人研究领域关系不大的研讨会。

单单在大学任职就会给孩子足够的压力。但凡事总有两面。Tilly最近获得了生物学学位。作为一名学生，她和我们探讨的不是课堂上的小细节，而是整个过程，以及如何才能获得2：1学位（英国高校荣誉学位，排名仅次于一等）之类的事情。

作为一名科学家的优势在于你可以带孩子认识很多有成就、有意思的人。Tilly刚刚在我这里见到了我的一名博士研究生——一名牙医。她对成为牙医很感兴趣。

如果我们从事的工作与女儿的世界发生交叉，就会给她们留下深刻印象。今年早些时候，我与人合著的一篇论文发表在《发育细胞》（Developmental Cell）上，并得到了《纽约时报》的专题报道，随即在推特上引发了众多关注。

有一段时间，我的竞争力肯定不如那些没有孩子的同事。但我现在奉行一种更为实在的理念——我不需要时时刻刻都献身给科学事业。

激发我退后一步（同时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的机缘是，我有个正在准备生物学GCSE（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16岁中学生参加的考试） 的女儿。

有一天她问我，木质部和韧皮部有什么区别。我告诉她我对植物一无所知，但是对炎症懂得不少。她说：“爸爸，你可是个教授啊。”我说：“我们查一下吧。”

原文以Juggling research and family life: honest reflections from scientist dads为标题

发布在2018年11月27日《自然》职业特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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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doi:10.1038/d41586-018-07511-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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