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了，或“我们气候的诗歌”
是时候了，或“我们气候的诗歌”
新世纪以来当代诗的语境、问题与主义
茱萸
所谓“我们气候的诗歌”，是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一首诗的题目。将这个说法及这首诗援引入本文话题的语境，主要是因为，诗的末节所描绘的状况，不惟恰好构成对新世纪十五年以来整体的汉语诗歌生态的隐喻，而且说明了新诗的文体和精神构成状况：作为一种文化杂交的产物，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欧美诗歌传统有着非常深的渊源。这几乎是无需再次声明的基本常识。但新世纪十五年以来的汉语诗界，盛行起一股高扬所谓“本土性”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建构汉语诗歌自身主体性（这固然是正当的）的宏大目标的遮盖下，充分暴露了当代诗在创作意识和批评领域的诸多问题。所以，重申新诗的现代主义因素，再提新诗的异域精神来源，初步拎出十五年来层出不穷的有关新诗的问题与主义聊共探讨，是为了提醒大家：在富有活力的当代诗歌现场直面这个“喜忧参半”的大局。
一
近年出版的《中国新诗编年史》（刘福春著）将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发表的胡适、沈尹默和刘半农的九首白话诗，视为新诗诞生的标志。这种认定，基于那批作品在语言和形式两方面所做出的革新，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种潮流效应。不过，关于新诗诞生的具体年代问题还是可以商榷的。若以单篇作品论，胡适的《朋友》（后改题为《蝴蝶》）等八首诗发表得甚至更早一些；若以观念奠基论，甚至可以追溯到1915年胡适为康奈尔大学留美中国学生会所作的年会论文《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在这篇论文里，他首次将语言的“死”与“活”，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引入到自己的思想和创作里。从此，“活的汉语”开始注入到我们的诗歌气候中来，新诗的百年演进，也成为了参与汉语变革的新气候。
然而，无论是将汉语新诗的起点定在1915年、1917年、1918年或胡适白话诗集《尝试集》出版的1920年，对当代汉语诗歌现场来说，都是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这个一百周年的时间节点总算离得很近了，大家试图为此开始做点总结，也显得理由充分。更何况，新世纪运转至今，也已有十五年时间，这十五年来的变化实在太剧烈，衬托在百年新诗史的大背景下，更是显得醒目。汉语新诗在百年前以创世之力自我造就，套用胡风的诗句而抽离其原语境，可谓“时间开始了”（《欢乐颂》）；对历经内部和外部双重剧变的新世纪十五年的当代诗进行一次阶段总结，借用沈泽宜、张元勋的诗，也算得上“是时候了”（《是时候了》）。
胡适于1917年2月发表的八首白话诗和三年后出版的《尝试集》，确立了其新诗开山的地位，却未必是他对新诗之贡献的主要部分。或许，基于1915年那篇论文而发展起来、随后由他主导或围绕着他而进行的确定新诗合法性的诸多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才是汉语新诗得以自立的关键所在。不过，诗人张枣曾有言论，认为写下《野草》的鲁迅才堪当“新诗之父”，而胡适则在新诗现代性方面显得毫无意义且无需被文学史提及。这亦算新见之一种。然而，相比于鲁迅的《野草》，胡适在新诗草创时期的作品也许不值一哂，但鲁迅本人对新诗的态度更像是一个偶尔表示关心的旁观者，甚至不无嘲弄（这些态度零星见于一些杂感，相对集中见于1936年5月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记录中）。所谓“新诗之父”，总得有对新诗的诞育、培植和维护的姿态和功绩，在这方面，胡适是足以服众的。
这个态度依然适用于看待新世纪十五年以来的汉语诗界，即：创作实践上的推进固然起着根本而重要的作用，但对尚存合法性焦虑的新诗一脉在理论和批评上的推动和辨识，更值得我们注意。但对我们时代的诗歌/诗学的维护，既包括正面的树立、包括反面的推翻，也包括对随意挥霍批评话语行为的反省。近四十年来汉语诗歌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而新世纪十五年的诗坛则充满活力，但理论和批评领域的落后保守依然是最值得警惕的地方，这迟早会成为汉语诗进程的心腹之患。所谓局势大好，很多时候只是诗人们的自我膨胀和一厢情愿的想象。
二
新世纪的到来伴随着人类历史上“最血腥动荡的一个世纪”（威廉·戈尔丁语）——二十世纪的结束。汉语诗歌、在经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发酵后，避免了声嘶力竭，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也由“对抗”转而为“周旋”的姿态，变得沉稳而内敛，同时又似乎激情不再，在历经对“日常叙事”和“历史想象力”的开拓之后，诗人们对新的未来并不抱持有一种“千禧年主义”式的热情。但在这个新旧之交的时间节点内，当代诗坛似乎有两件事值得重提：一件是作为群体性事件的“盘峰论争”（1999年），另一件是作为个人事件的“昌耀之死”（2000年）。后者本有可能再次成为一个值得过度阐释的象征事件——然而，因为语境的变迁，它再也无法获得“海子之死”这般的神话特质和浓重的形而上色彩。而“盘峰论争”，在接下来十五年的诗歌语境中虽然还经常作为标志性事件被提及，却或许也将显得越来越不重要。
我曾在谈论出生于1990年代之诗人们的一篇文章《瞥见世纪之光隐秘的晦暗》中写道：“伴随着这场论争的硝烟，1990年代正不可遏制地朝着它自身的结束走去”。然而，一切关乎诗歌的热切讨论，都没能阻挡新世纪的到来，所谓的‘盘峰论争’的遗产，则似已为新世纪的喧嚣消磨殆尽。”新世纪的喧嚣得以放大，主要得益于互联网的普及。诗这个行当的准入门槛几乎消失了，大家都在扯着嗓子展示自己的歌喉。互联网的“平权”风格，开启了一个人人得以展示自己写作才华的时代，开始了对“诗坛”既定格局和传统期刊秩序的消解，甚至到后来，传统期刊的选稿及发掘作者，都要瞄准于网络潮流中的脱颖而出者；而对于籍籍无名的更年轻一代写作者来说，这种“原始民主”的展示机制更可谓雪中送炭，他们再也无须“苦守寒窑”，从旧式的文学体制中层层“打怪升级”，才能在全国性的文学刊物上露面而为“业内”所知。
互联网的开放性更是带来视野上的扩张，新的诗人们既可以认同八十余年新诗史造就的混杂遗产，也可以完全无视它；既可以服膺于朦胧诗以来的“江湖秩序”，也可以直接从欧美诗的原文中汲取营养；既可以接受九十年代诗歌造就的局部传统和“盘峰论争”中划分出的对立格局，也可以别有所宗，列举出自己的独家谱系。不少成名的诗人在互联网上焕发写作第二春，而之前苦熬多年不尴不尬的不少作者则因为互联网而获得了更高的“江湖地位”，年轻一代则在“70后”、“80后”（及后来的“90后”）这样的“无脑共名”下抱团，攻城略地，迅速崛起。互联网更新了整个汉语诗界运作的场域，随之而来的是旧秩序的逐步崩坏，新规则的陡然开始：这是我们理解新世纪十五年以来汉语诗歌的基本语境。
从高校BBS诗歌版，到数以万计的诗歌论坛，再到个人博客，接着是微博、微信平台和各种读诗的手机客户端电台，还有各地名目繁多的诗会、研讨会和诗歌节。这是充满活力的汉语诗现场，它甚至不再是传统诗集和期刊出版的补充，而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这些传播方式，在这十五年来，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四五年，汉语诗歌就这么在一个小的场域内繁荣着，近年来更是有扩大繁荣区域的趋势：诗的好时候似乎又要重临了。诗人们奔走相告，庆祝属于自己的节日。
三
和互联网上各种传媒载体（论坛、博客等）的变迁相对应的，是新世纪以来诗歌民刊在对既有形态延续基础之上的局部转向——对传统期刊大而全形态的捐弃，而代之以特辑、专题和独立出版等形式。我曾在《从“禁区”到“飞地”：诗歌民刊的语境变迁与形态转向》（民刊三论之一；载《扬子江评论》）一文中重点论及该问题，并认为“新世纪以来诗歌民刊在语境和形态上朝‘独立出版物’的转向，正是由‘禁区’而‘飞地’的变化，诗人们以这种方式，开始和体制进行一种更为巧妙和柔韧的周旋，并在这个周旋的过程中建立一种坚固的样态。”但随着对抗语境的逐渐消失，无论论坛还是民刊，此前拥有的同人或圈子化色彩，开始逐步僵化为一种新的“亚体制”。当代诗场域内大大小小的“山头”本不是问题（甚至意味着多元和开放），而优秀的文学圈子无疑更是一个好的文学时代的催化剂，但问题是，随着圈子生态的亚体制化，团体内部的互相吹捧及朝向外部的越来越具有排他性色彩的趋势，毫无疑问地有损于诗歌肌体的健康。
问题之二，在于命名（和自我命名）的焦虑和错乱。互联网的出现，以及诗歌的陈旧的认同机制的崩坏，使得评判话语的权威得到了下放，对某种写作潮流或主张的命名，不需要有待于身后，也不必苦守文学史的淘洗，一切都变得无比轻率和急于求成——那种心态或许尚可理解，但问题是，这份认同焦虑居然能轻易得到纾解：与评论界合谋，或者干脆自我命名。除了各种带有流派色彩的标榜和自我命名外，最严重的要属世纪之交炮制出的、以作者出生年代分类的“□□后”概念，即从“70”后、“80后”到“90后”甚至“00后”，以及与此略有不同但分类思路并无区别的“85后”，等等。社会人类学意义上的十年断代法，被直接挪用为一种约定俗成、习而沿用的诗学概念，显出的不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批评家们的懒惰和缺乏洞见，还有诗人们普遍的速成心态和急于进入历史的情结——即使在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时代，历史的不朽甚至不再可能，用一句网络流行用语来说，可谓“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这几乎是一个执念般的魔咒。
问题之三，是顺着前一个问题而来的，出在当代诗的批评从业者身上，即批评家命名能力的下降。批评家的命名能力和诗人有所不同，诗人为万物重新命名，批评家则负责为诗人的命名进行命名——这是一项更需要洞见和学识的劳作。相比于活跃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批批评家而言（问题是，这部分中的多数人，如今不是江郎才尽，就是兴趣转移），新世纪十五年以来开始致力于诗的大部分批评家们显然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丰富的汉语诗歌现场。他们制造了许多糟糕的概念/话题，放纵了不少有问题的倾向和命名。相比于十五年以来表现优异的不少诗人，绝大多数批评家们并未忠实于这个初显伟大之迹象的诗歌时代。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批评家的失职：譬如试图以道德/伦理立场替代纯正诗学立场的对“底层叙事”之类诗歌创作的高拔；譬如一些兼具诗人和批评家身份的著名诗人类似于“大国写作”这样的观念和倾向——以及诗学抱负与作品分量之间的不相称：关于此点的探讨，可参看姜涛、颜炼军和李海英等人的批评文章。在这方面，这几位更年轻的批评家恰恰是“称职”的例子。譬如在诗学上对地方性、身份认同或社会角色之类角度的重提，无论是“打工诗人”还是“新红颜”，诸如此类，都过于标签化而失之草率，况且作品本身与这些提法之间的关联程度也不足以塑造一些具有足够说服力的诗学概念——一切还有待淘汰和厘清，还有待基本前提的确立。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某些诗歌风格及批评观念的被滥用，也是值得警惕的。譬如“悲悯”，譬如“真诚”。不少诗人们倾心于在诗中表达某种对事物的“悲悯”，而另一些人则不断强调着所谓的书写的“真诚”。批评家们似乎也陶醉于这样的表述，甚至认为由这两个维度，当代诗的写作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光荣。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从词源学角度来说，倘若缺乏宗教性之超越色彩（而这恰恰是启蒙话语下诞生、又历经革命话语的洗礼的汉语新诗自始至终所缺乏的维度），真正的“悲悯”是无以可能的——一个普通的凡人，世俗意义上的诗歌书写者，又能以何种立场来施予与你并无不同的众人或个体的“悲悯”情怀呢？悲悯论者往往忽略了当代诗所根植的深层文化背景，而滥用这样的超越性话语，使本来或有所实指的批评流于无效：我实在指望某些批评家的词汇量能够大一些。
有关“真诚”的问题或许更严重：本质而言，书写之真诚与否的批评就是一种“诛心”话语，这种创作之“本心”既难以考量，又缺乏藉以衡量写作实绩的意义。用保尔·瓦莱里（Paul Valery）的话来说，才华和转化能力才是值得向往的，而激情、事件或经历本身却不足以构成真正的诗。那么，一个人写作的本心真诚与否，又能说明什么？即便是存在这么一种真诚，也不是出发点意义上的真诚，而是作品所达成效果的真诚——换句话说，关键的依然不是一首诗开始时作者的“本心”，而是他经由情绪、头脑和技艺所塑造出的最终面貌。
四
当然，相对于新世纪以来汉语诗歌创作领域内所呈现出的活力与所获得的巨大成就而言——尽管这种成就到底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境地，尚需时间的沉淀，并有待于漫长的历史认证机制的确认，对部分批评话语或概念的滥用只是疥癣之疾，更何况，这个问题的产生，很多时候并不是诗人而是批评家们的责任。但是，对于庞大的诗人群体而言，细究起来，也不是那么乐观。和机会上的平权主义不同的是，美学原则依然对当下的汉语诗歌作者们的劳作进行了严格的遴选，使好作者和好作品依照巴莱特定律（二八定律）的运作而分布：少数的作者写出了大多数的好作品（这和任何行当的情况都一样），而大多数诗歌爱好者则在身为诗人的幻象中进行毫无意义的口水写作、乡村抒情、语言游戏和造句练习。
近百年前，胡适曾呼吁思想界和舆论界“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而对于当代汉语诗的现场而言，问题和主义往往互相关联：“主义”或思潮的背后隐藏着问题，而问题则能够牵扯各式层出不穷的“主义”。譬如前文谈到的“亚体制”问题，就和“山头主义”相关。相比于具有圈子化倾向的同人刊物和独立出版而言，大多数诗歌类期刊和选本呈现出的却是整体平庸的状况，照顾诗歌爱好者和门槛级作者的风格依稀可见。它们试图在更大的范围内做到视野上的兼顾，但往往只是做成了更大范围内的排行榜、通讯录、投名状和点将录，在对“山头主义”的规避中形成了一种更广阔语境内的“山头主义”。在不同级别和范围内的刊物和选本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等差，有的时候，一份地方刊物可能会因为有一位修养良好、品位不俗的编者而具有重大影响力，而有些刊物，以及大多数的诗歌年度选本或以别的尺度进行的选本之间，除了历来所积累的声名各有高低外，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这种情况，几乎是无解的。
有解的情况则往往为大家所习焉不察，或者由于视野和取向的原因而放过。譬如新世纪以来盛行在当代诗内部的一股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唯恐落于人后的“先锋”试验后，在体验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回到日常、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智性反思的丰富练习后，新世纪的又一批诗人们开始回过头去审视汉语古典传统，并因此而制造出了众多光怪陆离的景观。当然，由于新诗的特殊性（文体上的舶来性，精神上与旧体诗词/文化的断裂性），它与汉语古典传统的关系，自新诗诞生之日起就一直纠缠在它的核心精神领域，并构成一种所谓的“合法性焦虑”。这种焦虑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之间似乎消失了，不断有其他的社会思潮涌入，来干扰大家对这一路径的思考和实践（当然也不乏极少数的个体一直致力于探寻这个问题）。绕了一圈后，大家在新世纪回过头来，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并努力对此做出自己的回应，这合乎逻辑、情理与抱负。
但问题在于，时下的这股“接续传统”思潮，或者高彰所谓“本土性”的路径，在本质上已背离新诗之为现代诗的轨道，而成其为文化保守主义在诗歌领域的变体。（这个问题当然相当复杂，在本文无法展开，只好冒着说空话的嫌疑，稍作触及。）究其原因，在于这一批诗人中的大多数，尤其是一些以此标签赢得盛名的诗人，在对传统或古典的理解上，以及在如何看待这笔庞大的精神遗产并加以消化这方面，不仅缺乏基本的关于传统/古典的学养功底，而且对此还有着极为严重的认知偏差和自负，更多时候是以近乎想当然的方式，来重构一种所谓的“传统”。这种假传统之名进行的诗歌策略是可疑的，在缺乏对传统/古典资源进行必要的辨识和厘清、缺乏系统性的现代诗学意识前提下的标签化经营，比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卞之琳、废名、林庚、吴兴华、朱英诞诸人在这方面的理论建构和创作实践，甚至还更不如。只不过，得益于三十余年来汉语诗歌在长期探索中获得的新的语言气候和表达方式，扯着“接续传统”幌子的这一类言论和实践，才显得没那么不堪；更因几十年以来“先锋”语境的消退而“人心思变”，这样一股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潮，反而在诗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舆论上的重视和欢迎。
在我看来，所谓的传统/古典问题，实质上是怎样在新诗的当代经验中，如何调配和处理汉语文明的精神遗产的问题。并没有一个“过去”供我们缅怀和回归，也没有一个古典的幽灵可以让我们来招魂，从而获得现世的安身立命之基。我曾在《临渊照影：当代诗的可能》一文中提出，需要在重视我们这个时代汉语诗歌的当代性质（这种性质里自然包含了现代性）的前提下，重新审视与古典传统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假借传统/古典之名，行文化保守主义之实：“当代诗之为当代诗，不只是因为它指向此刻、今天、今天之前的几十年历史，还因为它意味着将所有分类意义上的传统－现代分野统统纳入消化之胃的天然正确性：很多问题中太多无法辨识解决的部分将被悬置，汉语诗歌中可怕的祖先崇拜意识也将被最大程度消弭，转而为面对与处理古老经验之时态度上的坦然；‘当代’成为贯通中西古今的道路，成为人类形态各异的各种经验的交汇口，在这里诗终将获得现世的光辉和彼岸的倒影。”
五
我之所以用“气候”来形容整个汉语诗歌的当代场域，是因为气候有好有坏，也经常变动，更关乎人们的收成；而诗人，就更像那田间劳作的农夫，工坊内忙碌的手工艺人，以及在旷野间赶路的行者，气候是他们的关键因素，他们永远无法安于现状、收获现成。当代汉语诗歌的状况，也如气候般阴晴多变、喜忧参半。这是我在本文开头定下的调子，也是我对自己所身处的领域的基本判断。不过，倘若继续以史蒂文斯的那首诗来作喻的话，对问题的揭橥，对诗人们的苛求，本质上是希望汉语诗能有一个更为良好的气候，是“人依旧会想要更多，会需求更多”（史蒂文斯《我们气候的诗歌》，陈东飚译。下同）。史蒂文斯诗的末节，直接介入对诗本身的谈论，也非常适合借之移用于我们这次的话题：“不完美是我们的天堂。/记住，在这苦涩之中，愉悦，/正因不完美在我们体内如此炽热，/就在于拙劣的词语和倔强的声音之中。”百年甚至新世纪十五年以来的汉语诗歌，自然是不完美的，充满着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今天，也正是时候来正视这种不完美，以及导致这种不完美的具体问题了。但这不完美也正是汉语诗歌的作者们所面临的最基本气候，在这种气候中，无限的可能性正朝着我们敞开。
茱萸，本名朱钦运，生于1987年。江西赣州人。诗人，随笔作家，青年批评家，哲学博士。同济大学诗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为日本东京大学访问学者。入选多种选集，出版诗集、随笔集、编选集多部。曾获《人民文学》青年作家年度表现奖、《星星诗刊》中国·星星年度诗人奖、北京大学未名诗歌奖及中国80后诗歌十年成就奖(十佳理论建设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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