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俩》，天上见丨金雅琴离世一周年，宫哲的一些心里话

原创 2017-06-23 吕彦妮 吕彦妮

今天是2017年6月23日。一年前的今天，凌晨3时，表演艺术家金雅琴在睡梦中安然离世，享年91岁。一年后，我约访了10多年前与她合作电影《我们俩》的主演，演员宫哲。

这是一次满怀私心的谈话，事实上，去年7月我们就曾在一次工作中相遇，在从外地回京的汽车上，最后排座位，一路谈论「她们俩」，宫哲一直喊金雅琴「奶奶」，几次说到难抑处，红了眼眶，也只是红了眼眶，能强烈感觉到宫哲的自控，又想起告别式上，记者拍到的她，一袭黑衣，紧紧抿着嘴，眼睛红肿，但就是不让自己在公众面前失控哭出来。

那时我就想，找个合适的时候，再听她讲出来，自己和奶奶的故事。

《我们俩》朴素悠长。一个北京的胡同小院里，穿着棉袄骑着大二八自行车撞开院门的外地女孩遇上了守着旧屋的老妪，两个人从初始的矛盾、怀疑、陌生，到一点点走近彼此。人近了，离别也近了。终于将所有失去历经一遍，春夏秋冬四季转过一圈，尘归尘，人飘散。

13年前，宫哲被导演马俪文在中央美院的食堂门口「捡」到时，才只有21岁，没有丝毫一丁点的表演经验，这是她的第一部电影作品，以几乎纯素人状态饰演「小马」。《我们俩》也由此，把她和时年79岁的金雅琴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以下，是宫哲的自述。

《我们俩》：离开奶奶的日子

采访、整理：吕彦妮

奶奶走了一个多月之后，去年夏天，有一天我在拍片现场睡午觉，梦到了我们当时拍《我们俩》的小院，在她那个房间，记得2004年夏天拍摄的时候，片场一有空，我就在奶奶房间里那张多出来乘凉的床上睡觉，奶奶有时候也会在另外一张床上眯一会儿。他们都说这俩人心真大，旁边叮呤咣啷，老太太就能在那张着嘴睡得特别香，然后我在那也张着嘴睡，他们说你们嘴里都能养个鱼。

我梦到拍戏时，她在那边睡，我在这边睡，没声音，梦里就是静音状态。不知道睡了多久，一睁眼，不对，是现在的片场，没有小院，没有那两张床，也没有她。

我真的太想她了。

《我们俩》是2004年6月21号开拍的，奶奶是2016年6月23日走得，转了一轮，我想她应该也挺安心的。「21」这个数字特别有趣，我们取景的院子是在北京焕新胡同21号，「我们俩」这三个字，也正好是21划。

唉，我挺怕难过的，奶奶要知道我在她走了一年之后做了这样一个采访，她也一定会不开心的。她性格那么乐观，肯定知道我难过。她就怕我难过。

有很多东西，以前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没说的那些，不知道是自己不愿意说，还是因为我们之前在一起太过于强调我们的共同意识，因为我和她性格里都有深藏的坚强。

我们两个人从一接触，就是纯粹，简单，其实谁也没想过会因为这样一个片子走到彼此生命里，说是「忘年交」都不太对，我和奶奶超越了亲人，它里面有很多复杂的情感在里面。浑然天成。

她走之后这一年，常常，无论我在任何一个地方，抬抬头，看看天空，就会觉得，那一刻其实她也在看着我。

《我们俩》的场景很简单，就两个单独房间的场景，剩下就是院子，景「单调」，拍出来却不能单调，这个很费劲，像舞台剧一样，又要用电影的方式呈现。所以常常要等待工作人员置景、布灯，我们俩就耐心地、开心地等。她总给我讲笑话。她会问我，你想听荤的还是素的？我说素的吧。她说好，我给你讲个荤的。

她的「荤笑话」是，有一个人烧伤了，觉得自己脸上的皮肤特别不好，就去找整形医生要求植皮，医生说好你想植哪块呢？病人就说咱们身上哪最嫩？医生说那一定是臀部。病人说那行吧，就从自己身上植。过了几个月之后去复查，医生说怎么样？病人说特别好，皮肤比以前光滑很多，但就是有一个问题，脸总想往凳子上靠……这就是她给我讲的「荤」笑话。她说话声音特别大，因为耳背，她自己听不到就以为别人也听不到，其实她那个说话和笑的音量能穿到隔壁去。

她耳背，所以现场总是有一个人负责在我身后摇一面小红旗，我说完词了，红旗一摇，她就知道该她说了。她的助听器一段时间内都只能适应一种分贝，她刚开始没有适应我声音分贝的频率，等我们拍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她却只能听到我的频率，她女儿和她说话，她也听不见。

奶奶在专业上是极其厉害的，看台词从来不忘，不仅记自己的词，也记别人的。但是她从客厅走到厨房，就会忘了要拿什么。

在表演上，她其实从来没有给过我什么具体的指导。我唯独记得，2004年6月21号《我们俩》开机发布会，剧组派奶奶上去讲话，结果她讲得停不下来，感谢这个、感谢那个，讲自己对这个戏的理解，但是发布会其实不需要说这些，最后是工作人员硬把她拽下来。后来拍照片，她坐在那儿，我搂着她，趴在她耳边，其实我一直挺怵这种场合，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种，她凑在我耳边跟我说，没事，你就把他们都当成萝卜白菜。这是她在剧院演戏时，她的前辈告诉她的。然后我就不怕了。因为有她在。

拍戏时有一天她在院子里摔了一跤，当时我在换衣服，吓死人了，她额头上磕了这么长的疤。没想到一下倒把她身体里的结石给摔出来了。

2005年《我们俩》参加东京电影节，她得了「影后」。她从来没跟我谈过这个奖，但是我觉着那是她生命的延续。其实东京电影节之前，她刚刚做了手术。当时就真的跟电影里最后一样，我听说她病了，就一直跑，跑到北大医院。陪完夜以后，她早上醒了，医生过来复查，把肚子上面的纱布一打开，我一看，这么长，我说阑尾炎不是应该小小的刀口吗？我刚一问这个，她女儿就把我拉出去了，怕她听到。原来我们俩都被他们蒙在鼓里。他们骗我们俩说奶奶得的只是阑尾炎，其实是直肠癌。他们怕她知道了会闹，怕我知道了受不了。

所以东京影后是导演马俪文替奶奶去领的，我知道奶奶肯定高兴，那么大年纪的演员，一辈子演了一个电影，一下子拿了国际大奖，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后来在金鸡奖舞台上她说，我的艺术生涯才刚刚开始。所有人在底下都特别开心地笑，一个老奶奶在台上说这样的话，还特别酷，戴着墨镜。

我们俩后来有一起看过《我们俩》，太逗了。在北影厂的洗印厂看样片，我们都坐在第一排。灯黑下来之后她跟我说我睡了啊。她不看，离太近，她也看不见，就塞给我一块德芙巧克力，让我一会儿看饿了吃。我一看什么路子……她就坐我右边，还说导演要是来了，你就叫我一声，我说行。看了一会儿，她开始打呼噜。我推她，她说，导演来了？我说不是，你打呼噜了，后面都能听见了。

《我们俩》拍了一年多，因为导演要求所有的取景都是真实的，所以就等着春夏秋冬季节变化。我当时没有想过，电影可以一直不拍完，我知道这不现实，我只是想着，眼前这个人别说没就没了。电影的最后，奶奶走了，我们都知道生老病死是不可逃避的，但我还是害怕这一天真的到来。

拍我最后去郊区山上看她那场戏的时候，我们当时真的好几天没见了，我特别想她，去凤凰岭的路途很远，我听说那天她感冒了很不舒服，一路上都担心着。推门进去看她在床上躺着，太难受了。她伸手抓我的手，她也想我。我们俩只是展了一面，她很虚弱，还没等我问完话呢，导演就把我叫出去，先拍我在外面的戏，怕一会儿没光了。

后来好多年我都在想那场戏，如果让我现在演，可能就不这样了，会加一些处理，那会儿就很直接。现在也许层次会更丰富一些，但不会有当时的纯粹和所有那些质感了。

《我们俩》拍完之后，我大约隔两、三个月去看她一次。她住在史家胡同的人艺宿舍，每次从她那出去，我都会走路去灯市口的中国书店逛逛，买几本书再回家。

好多人艺的老辈演员都搬走了，奶奶不想搬，她跟旁边社区的邻居们关系特别好，社区有什么活动她都去助个兴，唱个歌、朗诵一段诗。我有一次下午过去，正好赶上去接她，问她下午表演得怎么样，她说特别好，都给我鼓掌，我又多念了一段即兴的。我说你念哪段即兴的？她说我其实是唱的。我说你唱完歌以后，他们什么反应？她孙女在旁边说，吓人。她说，高兴！他们都说了，下次再有这种活动还叫我。我说是，你最棒了。

每次去家里，她都给我准备一大壶茶，一盆小蜜橘，然后吃炸酱面。每次都是一样的戏码，就是重复，重复就是力量。

我喜欢听她聊她的故事。

她接了一个新戏，就说我给你背一下词。有一次让她要去演慈禧太后，后来那戏没拍成，但是奶奶把那个剧本都背下来了。她说小马，我要去演慈禧了，我给你念念台词。我说成。她说我得演一个不一样的慈禧。

有一阵她刚给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衩》里面的演员做动作培训，因为她以前在舞台上演过老鸨，有很多经验，他们就请她去封闭的训练营，给人指导了一周。

她还会给我讲她刚拍了一个电视剧，里面某个年轻演员尬着戏记不住台词，然后她坐在轮椅上等得都快崩溃了。人来了以后就跟她对词，也是演孙子和奶奶，说词哪次都说不对，永远卡，拍的时候也卡、也忘词，她一急就给了人一嘴巴。然后她才知道人家是个「腕儿」。她女儿在旁边说，你说奶奶二不二？

但我从没在她的话里听出过怨气，老人那么大岁数了，能有一次出去拍戏的机会，对她来说是特别开心的。一般剧组不爱用这么大年纪的演员，怕出问题。

《我们俩》去过一次意大利的电影节，因为特别远，人家不给签证，她当时已经超过80岁了，我记着大家有一天早上六点多把她弄过去使馆，商量了好久，最后人家让签一个保证书，出现任何问题，跟谁都没有关系，自行承担，这才过去的。她特开心。飞机上安眠药过劲儿了她醒了，就把我们都弄醒，要酒喝，喝了就美了，唱《祝酒歌》。老外都在那看着。她女儿就说，妈你能小点声吗？她说小什么声？大家一起唱！其实奶奶唱歌还有点跑调。太刺激了，我印象特别深，当时飞机窗外电闪雷鸣，她也听不见、看不见。

她年轻时和爷爷吵架，然后她闺女就给她爸出了一个主意，让他跑。他说行，打不过我躲得过。两个人又吵架，奶奶生气了在家里发脾气，爷爷就跑了，回来以后，就发现他的宝贝儿鸟飞了，笼子门是开的。奶奶说，对啊我放的。你跑了，我把它给放了，人和鸟，都自由了。

她还给我讲，当年在北京人艺特别想演虎妞，但是演不上，因为不是「腕儿」，没办法，这个就是这样讽刺的。后来好不容易争取机会当上了李婉芬的B角，排练都排好了，最后时刻机会还是没了，她那个生气啊，直接敲开院长曹禺的门，一进门一把就把曹禺推到沙发上，问，你为什么不让我演虎妞？把自己的委屈都说出来了。曹禺也知道她性格，但没想到这么火爆。后来她就开始哭，哭完一卷手纸走了。回家之后，她家和曹禺家住对门，开着门冲着楼道接着哭，吓得曹禺爱人也不敢开门。后来她女儿和我说，晚上人家炒了两菜送过来，说你别生气了，她都忘了。当时生气，过了就完了，然后她也炒个菜还回去了。

她是融到我生命里的那样一个人，这个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一辈子，也许会跟很多人很热络，但是TA没在你心里。奶奶这个人，是已经在你心里了，她长了十几年，根已经扒在你心脏那个地方了，钻到你的肉里、血里，很多太细微的东西了。

我记得意大利人看完《我们俩》就说了两个字，「佛缘」。

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排斥过别人说你就是《我们俩》里那个「小马」，我从来不排斥，也不会觉得是什么骄傲。

有一次我问马俪文导演，如果我当时没有考中央美院，你还能不能把我找到？她说你不去美院要去哪儿？我说我去中戏，我当时已经拿到了中戏舞美系的录取通知了。她说，你去什么戏，我都挖地三尺把你挖出来。

她觉着她就是一定要找到我，其实我们三个都挺倔的，我跟奶奶，还有导演。

奶奶性格特别独。她有一个弟弟在老家，去世比较早。她有一天特别想她弟弟，什么也没说，就自己开了一瓶啤酒，坐在她那屋喝了一会儿。后来保姆跟我说，你要不要问问。我说不要问，这就是她。

我也是这样，我不会说有什么不舒服就跟人家说，我自己就消化了。奶奶是那种可以自己去吃涮羊肉的人，我一听，就知道对了，因为这种事我自己也会做。我会自己一个人去唱歌，一个人看电影，再正常不过了。

有一天我和《我们俩》同组另外一个演员一起去看她，是在戏里演她孙子的那个男孩，她带我俩去北海公园，临走时还叫我带上个馒头。到了才知道，馒头是叫我喂池塘里的锦鲤的，她说小马你喂，那个孙子说给我一块，她就打一下，不给你，这是给小马喂的。他说奶奶你偏心眼，奶奶说我就偏心眼了。

对，平时生活里她叫我「小马」，因为她叫不出来我的本名，她总叫成「拱哲」，因为她眼睛不好，看不见我的名字，她必须知道这个名字怎么写，才能记住。

那天，在北海公园，我们就坐在那里一直喝茶，喝了一下午，最后茶都没有味道了，也不怎么说话，她抽烟。那个下午，就像静止了一样。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从来不听别人跟我说了什么，我不信的，我一定要自己亲耳听到、亲眼看到，我要有自己的判断。所以我并不会觉得奶奶是我的镜子，我要像她这样去生活……这些想法都没有过。我听她家里人说，她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在舞台上唱戏，就有军官写纸条递给她晚上约着吃饭，她把条撕了说我才不吃这种饭，她很刚烈。这种我也干得出来，肯定的。

但她不是我的模版，她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情感联姻。

我从小是在黑龙江长大的，奶奶以前是长春人，我们在北京茫茫人海里通过这么一部片子团在了一起。对于我们外地来上学的孩子来说，对家里都是有亏欠的，尤其是对老人，我爷爷、奶奶、姥姥去世时，我都没在身边，这种情感上的缺失是很难过的。

其实她走之前，有好几次我很想她，想去看她，路过了却没有上去。我在楼下看一看，听听有没有她的声，她住二楼，我有一次站在底下听了半天，我说怎么没声，后来听她一笑，行了，我就走了。

她走那天早上，特别奇怪，我半夜莫名其妙从床上坐起来了。我说怎么了？然后打开微博，看到有人@我，说英达已经在网上说了奶奶离开的消息。我当时没哭，哭不出来。差不多中午12点的时候，才给家里打了电话。她女儿接电话的第一句话：宫哲，奶奶没了。然后我们就一直在电话里哭。

我是晚上去的，走到史家胡同的路口，再往里走，每一步都特别重。这条路以前走的时候，是要去见一个人的，这次走是要送一个人的。当时我就知道，那条路我再也不会去了。

她睡觉的房间，墙上贴了好多《我们俩》的海报。上完香我一转头，就看见她的假牙在那泡着。我当时就想我要不要拍一下，因为以我的性格是不会拍的。可是我想，如果不拍的话，我就再也看不见了，假牙不能一起火化，只能单扔。

奶奶比我大那么多，我从跟她认识的时候，就已经想到这一刻了。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总期待她能在的更久一点。

有一次跟朋友们去唱歌，去年冬天，特别冷，在三里屯台北纯K，一进去，一个领班小伙儿认出我了，他说我特别喜欢你演的《我们俩》，我说谢谢你。他说我一会儿能和你合张影吗？他说这么多年我一直关注你们两个人。他说，追思会我有去。我也没有去追问这个片子他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些都不重要了。我跟他说，奶奶知道会很高兴的。我们都不是明星来的，我们都是用心演戏，这么多年还有人记得她，记得我们这个片子，还有人愿意那么远去送她，谢谢你。

她走后这一年，我变化挺大的。

我跟她，我们两个人的性格都是那种高兴了、不高兴了，都不会跟别人倾诉，但是如果她在，我也许会在情绪波动时给她打个电话，问问她你在家干吗呢？我们出去喂个锦鲤吧。现在这个电话再也打不出去了。你也接不到这个电话了。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挺奇怪的，你至于吗？跟一个老太太拍了一部戏，有这么一个缘分就挺好，也别有那么多执念。但是我觉得不是。我虽然知道，她在我走到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在那个空气里和我对话，然后希望我好，希望我快快乐乐的生活，但是她变成气体了，她不是一个实际的了。气体用手去抓，它会流过的。可是人在的时候，你抓是可以有温度的。

她女婿在她走的时候跟我说，宫哲你不许哭，你要好好的，奶奶特别惦记你，就担心你，就是希望你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好好的。

我有的时候会在自己的空间里，特别难受的时候，也会跟她说，我说我好想你。可能那一刻，即便她已经投胎转世到另外的地方，或者就在我身边，或者变成一棵树，应该也能听到吧。我路过的时候，可能也稍微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怎么办呢？

我说我们下辈子再演一出「戏」，不知道这个「戏」是什么「戏」，也可以是带引号的。或者我们成为某种层面上的亲人，怎么样都可以。

我们俩都不擅长告别。

跟奶奶最后一面，是在她家里，当时还有好多人。那一次我呆的时间特别短，我说我先走了，她说没事，一起。我说不用了，你们先聊。因为空间其实很小。对，没有好好告别，我们俩可能也没办法好好告别，每次我走，她都恨不得都得送个三里地，怎么告别？我出来，她要下楼，我说你别送我，她说我不，就扯来扯去。我只能赶紧走，免得她下来，我不想让她跑来跑去的。我最看不了背影，要了命了。

她离开这一年，我在努力让自己变好，因为我知道她希望我活得好，她希望我快乐。我希望自己变得够坚强、够强大，是真正意义上的坚强、强大，而不是别人以为的。这样她能安心。

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以为自己长大了，大到足够面对一些事情，但其实是没有消化掉的。这一年我在让自己不停地去加速成长，加速到我会察觉到皮肤撕裂的感觉。这种成长是我自己一直期待的，它不期而遇地来了，我就接受。

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冷静一点。我很享受年轻时候的冲动，那让我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我也很欣然接受现在这种。更多的是在跟什么对抗呢？是在跟生命吧。如果再有别的生命从我身边流失、消失的时候，我有那个勇气去接受，我现在还没有，我没有那个能力，我需要不停地去建设。

我觉得与奶奶最好的告别，就是我们对彼此的祝福。我不留她，这样是牵绊。

前年年底吧，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演员？我要为这个世界带来些什么呢？我渴求去填充自己，希望有一天一个真正重要的东西来到时，我不是毫无准备的。

我常常想起《我们俩》最后一场戏，我推开门，院子都空了，曾经我们在里面拍戏热热闹闹的，那一刻真的就是人去院空，什么都没了。我们谁也阻挡不了生命中各式各样的流逝。

奶奶其实到现在也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就知道是小圆脸。我们第一次见面，导演带我去她家，说这个是演「小马」的，她就凑得特别近看我，说，这个行，小圆脸。就走了。

后记：

北京一直在下雨。

我从香港颤颤巍巍地飞回来，被倾盆浇了一个透。宫哲亦在遥远的异地，她说，你如果太辛苦，就明天再发，我执意要今天，我们都知道为什么。

此刻，屋外雨声依旧潺潺。我把稿子给宫哲看过，许久，她哑哑的声音从听筒那边传来，几度顿挫。她说，太多画面浮出，但是不能难过，对吗。

我又想起前几日我们聊完，分别之后她发信息给我说谢谢，说奶奶特别喜欢被采访，如果今天是她坐在你对面，一定会更精彩。我回她说，奶奶在的。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