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德 | 欧洲中心论与罗伯逊的美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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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心论与罗伯逊的美洲观
王晓德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罗伯逊是著名历史学家，在史学研究方法上的确令人称道，但受欧洲中心论的局限，罗伯逊终究难以突破布丰、德波和雷纳尔等人在美洲印第安人研究上设置的藩篱，成为启蒙时代“美洲退化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罗伯逊的美洲史研究在他所处时代无疑影响了很多欧洲人美洲观的形成，不乏正面或积极的因素在内，但负面的作用同样显而易见。他从“退化”角度对美洲土著人特性的描述看似无超出布丰等人的独到之处，只是以学界认同的名人身份促使了这种理论的广泛扩散。其实，罗伯逊在研究中没有完全照搬布丰等人的命题，而是在确认美洲土著人体质“退化”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从《美洲史》整个行文来看，罗伯逊的相关描述充其量只能是“退化论”在欧洲学界的余音而已。
关键词 罗伯逊；印第安人；退化；进步史观
作者简介
王晓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拉丁美洲学会会长，入选教育部2012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美洲史，著有《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美国文化与外交》《挑战与机遇：美洲贸易自由化研究》《文化的帝国：20世纪全球“美国化”研究》《美国外交的奠基时代（1776—1860）》《文化的他者：欧洲反美主义的历史考察》，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研究成果两次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一部著作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外译项目并在英国出版，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三项。
在谈及启蒙运动时期流行于欧洲学术界的“美洲退化论”时，学者们通常将布丰、德波、雷纳尔和威廉·罗伯逊列为这种风靡一时之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在这四个人之中，罗伯逊对美洲的研究相对较晚，但从整体上来看，其研究深度却是布丰、德波和雷纳尔所不及的。布丰不是专研美洲问题的，但在研究自然环境与动植物的关系中构架起“美洲退化”的理论体系；美洲人是德波研究的重点，他将“美洲退化论”发展到极端，在天马行空的想像中全面否定了美洲；雷纳尔对美洲的描述比较全面，他的“退化观”介乎布丰与德波之间，随着北美局势的巨大变化不断修订自己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出现改变以“退化论”把整个美洲视为“低劣”的倾向；罗伯逊是名副其实的美洲史专家，在描述美洲历史与现状时接受了“退化论”的基本观点，但与布丰、德波和雷纳尔相比较，罗伯逊对美洲自然环境与土著人体质“退化”描述的笔墨不是显得很重，往往给读者留下一种“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感觉，有时甚至会从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的“美洲退化”之说不是包括所有美洲土著人。有鉴于此，把罗伯逊列为这种体系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多少有点“高抬”他的味道。“美洲退化论”影响了启蒙时期欧洲人对美洲形象的构建，罗伯逊步随学界这种主流思潮，在研究美洲时同样是带着“中心主义”的有色眼镜来看待欧洲之外的世界，在很多学者的眼中成为继布丰、德波和雷纳尔之后这种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和延续者。然而，“退化论”显然不是作为一根主线贯穿于罗伯逊对美洲史的研究之中，他选择的退化对象局限于尚未走出蒙昧野蛮状态下的美洲土著人，意在揭示出人类最初阶段的原始状况，显然有弘扬欧洲文明进步的含义在内。从布丰阐述“美洲退化论”开始，这一理论经过德波和雷纳尔的发展登峰造极，到了罗伯逊之时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原点主要指“退化所涉及的对象”不再包括移居到美洲的白人及其后裔。其实，罗伯逊的相关描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对象范围上远不能与布丰相比，更是难以望德波与雷纳尔之项背。美国革命的爆发与成功逐渐让很多欧洲精英人士开始重新认识美洲，然而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美洲退化论”的基础，这种业已遭到很多学者怀疑和驳斥的理论在欧洲学界依然占据主流地位，对欧洲人的美洲观继续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与此同时却在夹杂着强烈异议的赞扬声中开始呈现出衰落的征兆。罗伯逊把“退化论”引入他的研究之中但又不占据主导，在某种程度上昭示了这种很难扭转的趋势。罗伯逊对美洲史的研究包罗万象，以“退化”来描述美洲土著人在其三大卷的《美洲史》中所占篇幅不是太多。从《美洲史》整个行文来看，罗伯逊在这方面的相关描述充其量只能是“退化论”在欧洲学界的“余音”而已。
罗伯逊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与大卫·休谟、亚当·斯密、托马斯·里德以及亚当·弗格森等人齐名。1769年他出版了四卷本的《查理五世国王统治时期的历史》，试图展现出欧洲大国向全球殖民扩张的历史进程，行文中体现出一种从野蛮向文明迈进的进步主义历史观。在这部多卷本的著述中，有很大篇幅涉及欧洲殖民者对美洲的征服与殖民，不过美洲只是作为衬托欧洲文明征服世界其他地区的配角，欧洲大国在全球纵横捭阖的扩张构成了全书的主线。罗伯逊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欧洲学者一样，“欧洲中心主义”是其观察欧洲之外的世界时所持有的一种强烈倾向。如果说《查理五世国王统治时期的历史》把欧洲文明的优越感体现得淋漓尽致的话，那么八年之后罗伯逊出版的三卷本《美洲史》却以大洋彼岸世界的野蛮落后来映照出欧洲文明是人类社会迈向进步阶段的重要标志。这种文化优越感大概是罗伯逊难以摆脱“美洲退化论”影响的主要原因。罗伯逊是欧洲启蒙时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很广，这样一位声名卓著的人物接受了“美洲退化论”，一方面表明这种理论在启蒙时代对欧洲人构建美洲形象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却导致“退化论”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以后的学者将罗伯逊列为“美洲退化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并不是说他对“退化论”的发展有超出布丰、德波和雷纳尔等人的独到之处，而是在于他以学界认同的名人身份促使了这种到后来不值一驳之理论的广泛扩散。罗伯逊的美洲史研究在他所处时代无疑影响了很多欧洲人美洲观的形成，不乏正面或积极的因素在内，但负面的作用同样显而易见。他以“退化论”来表明美洲土著人的特性与生活方式显然在其整体美洲史的研究框架中不居于主导地位，然而这种受布丰等人影响较大的看法很大程度上被一些欧美学者放大化，似乎成为罗伯逊研究美洲史的基本出发点。其实，罗伯逊受时代的局限无法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这一点体现在他的史学研究之中。他多次表明应该站在一种更为公正的立场来展现美洲的历史与现状，但最终还是难以摆脱欧洲文明必将改造和征服落后民族的优越心态。从这种更为宏观的视野来观察他的美洲史研究，美洲土著人的“退化”只是证明欧洲文明优越的强有力注脚，同时成为他描述美洲历史与现状时的最大“败笔”。
一、“欧洲中心”视野下的美洲史观
在启蒙运动时期，自然史成为欧洲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们比较热衷于对欧洲境外的自然环境与动植物及人类生存关系的探讨，一方面给欧洲人提供能够引起他们浓厚兴趣的异国他乡图景，满足一种对异文化的强烈好奇心；另一方面通过对欧洲之外自然史的研究，把一种与欧洲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展现出来，以具体的实例表明文明进步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以此加强固存于欧洲人脑海中的文化优越感。这两个方面联系密切，构成了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精英人士一直在境外试图寻求与欧洲文明相对立的“他者”，映入他们关注视野的美洲正好扮演了这种“他者”角色。这也是这一时期很多欧洲学者不专研美洲但又把美洲展现的某些方面作为说明自己研究命题之范例的主要原因，同时直接导致了欧洲民众对美洲的兴趣日增。客观上讲，对欧洲人来说，此时的美洲并不完全是一个未知的世界，欧洲大国已经在美洲殖民近三个世纪，对美洲自然环境和土著族群的描述可以说一直伴随着这个新大陆的殖民化过程，欧洲人撰写的与美洲相关的书籍不敢说俯拾皆是，但肯定不是寥若晨星。这些见诸文字的描述通常是亲历美洲之欧洲人的耳闻目睹以及他们站在欧洲文明立场上的想像，他们主要是殖民者及其后裔、殖民地官员、传教士以及观光者等。不管这些文字提供的信息是否为实，还是真实与想像交织在一起，但是到了启蒙时代，欧洲人对大洋彼岸的世界并没有真正地了解，他们脑海中的美洲依然停留在想像占据主导的阶段。美国著名学者戈登·伍德曾惊讶地发现，当代人很难“理解18世纪之人对新大陆依然是一无所知之程度”。他这里主要是指欧洲人而言。伍德还特别强调，在19世纪初德国著名学者亚历山大·冯·洪堡“未到美洲观光以及出版其著名的研究成果之前，甚至有文化的欧洲人继续对新大陆持有稀奇古怪的观念”。其实，即使洪堡想以自己在美洲大陆的见闻来纠正这些错误的看法，但效果如何尚待进一步探讨，至少很难改变欧洲人把美洲视为“他者”的传统观念。追根溯源，这些文化人对美洲的“古怪”描述把一个真实与想像结合在一起的美洲传递到欧洲社会，成为民众不能了解美洲的主要原因。他们中的很多人尽管亲临美洲考察与生活，体验了当地的自然环境，目睹了土著人的风俗习惯，但他们笔下的美洲却处处体现出与欧洲的截然不同。这种不同往往表现在与文明、科学以及理性相对立的方面，勾画出一个处于原始蒙昧状态下的凄凉大陆。即使是那些痛恨欧洲君主制度以及殖民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同样提供了一幅展现美洲野蛮落后的画面，所不同的是，他们把美洲这种与文明对立的状况归因于欧洲殖民主义的罪恶，意在借美洲的“低劣”来抨击专制制度的邪恶。美洲成为启蒙时代学者们关注的对象，然而他们提供给欧洲社会的美洲图景却难以反映出这个大陆的真实面貌，根源主要在于把一个与欧洲不同的美洲展现出来是他们著书撰文的基本出发点之一。罗伯逊把他的史学研究转向大西洋彼岸的新大陆，本意大概是想通过对美洲历史发展的考察来进一步说明文明发展阶段论，可是他与同时代的很多欧洲学者一样，无法摆脱欧洲学界对美洲描述的传统偏见。罗伯逊比较注重论从史出，言必有据，他笔下的美洲不再是想像居于主导，他尽可能地通过自认为翔实的材料反映出美洲的本来面目，但美洲依然在各方面体现出与欧洲的不同，美洲的愚昧落后更是彰显出欧洲的文明进步。这是罗伯逊撰写美洲史的基本导向，他没有在著述中明确表示这种倾向，只是体现在行文的字里行间，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其美洲史观的基础。
在启蒙时代，很多思想家扬起科学与理性的大旗向愚惑人们的君主体制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挑战，他们留给后世的犀利文字至今依然闪烁着照耀人类文明进步的光芒。然而，对君主制和殖民主义的讨伐并非必然意味着他们摆脱了从文明优越的观念来观察欧洲之外的地区发展。这种观察定式似乎成为启蒙时代欧洲学者涉及非欧洲地区的一个通则，他们很少能够超越“欧洲中心论”来客观地展示出这些区域或大陆的真实，对美洲更是体现出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罗伯逊身居这样一种主流思潮的学界，不仅很难置身其外，而且其研究成果对加强“欧洲中心论”贡献良多。作为一个知名历史学家，罗伯逊试图从文明演进阶段来表明欧“优”美“劣”的总趋势。在他看来，不同区域的人走向文明或继续保持野蛮是社会演进的必然结果，个体的人处于何种状态乃是环境因素使然。大到不同区域的种群，小到相同种群内的个体，无不体现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在他们现存状态下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美洲的未开化原始状态正好表明了社会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静态”，这种多少世纪的静止不变造成了美洲人习惯于野蛮愚昧，这种状态又恰恰表明他们的生存方式距“文明”社会甚远，与文明的欧洲形成鲜明对比。罗伯逊从本源意义上向人们提供了理解美洲的看法，构成了他描述大洋彼岸世界的史学起点。
启蒙时期很多欧洲学者秉承进步史观，认为不同区域种群在初始阶段所表现出的特性几乎没有差别，他们所处的社会在向文明转化过程中基本上都经历了狩猎、畜牧、农业和商业四个阶段。“文明发展阶段”论反映了他们提倡的“唯历史主义”哲学观念，把人类文明看作遵循某种事先设置好的阶段向前运动，不同区域的种群无不经历了这几个阶段逐渐向更高的文明形态迈进。在这几个发展阶段中，社会由畜牧向农业的转变对于摆脱野蛮状态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农业社会通常伴随着财产权、法律和社会阶层的出现，这些因素成为迈向更高文明的推动力。这种进步史观总是以欧洲文明作为参照系来看待其他区域的发展，以欧洲文明的标准或话语来衡量它们的生产活动和善恶观。罗伯逊没有明确提出人类文明发展必须经历上述几个阶段，但他受托拜厄斯·斯莫利特、詹姆斯·密尔与亚当·斯密等人的影响，把这种“唯历史主义”发展观贯穿到他的研究之中，成为启蒙时期进步史观的主要代表之一。从总体上看，美洲土著人还处在前文明发展的初始阶段，多数族群靠狩猎或大自然提供的天然食物生存。当然，美洲任何种群的生存皆不可能依赖某种单一方式，社会进化程度也存在很大差别，罗伯逊根据美洲印第安人所处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的差异对他们进行了分类，从最原始的野蛮部落到脚步已经接近文明门槛的国家。罗伯逊这种分类无非是想表明美洲土著人同样存在自身提升的能力，但并不是说他们已完全改变了处于初始阶段的特性，即使是最为发达的南美印加人和北美墨西哥人，也谈不上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社会。罗伯逊之所以把他的研究视野从欧洲转向美洲，主要目的之一是通过把美洲作为与欧洲文明对立之个案的考察，试图在美洲愚昧落后的映衬下证明欧洲的“生存方式”乃是处于最高文明阶段的命题。罗伯逊在著述中没有明确谈及此点，但这无疑是其提倡的进步史观或“唯历史主义”观念的最后归宿。
商业社会是罗伯逊进步史观的最终归宿，唯利是图的商业活动在他的眼中是社会不断向更高文明形态迈进的巨大推动力。在社会处于最初的原始状态下，人们需求很少，欲望受到极大限制，他们只能靠大自然提供的产品存活，不存在用剩余产品与他人交换的条件。商业是文明社会的主要特征，也是能把全球不同区域构架为一个整体的媒介。作为秉承进步史观的学者，罗伯逊对商业的赞扬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了。在他看来，商业“往往逐渐弱化了保持国家之间差别和敌意的这些偏见。商业让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得温和优雅。商业通过最为强烈的纽带之一，即提供他们相互需要的愿望，把人们联系为一个整体”。欧洲之所以进入文明社会，主要原因在于“商业的进步对使欧洲国家生活方式变得优雅以及在它们之间建立秩序、平等地位和仁慈具有重大影响”。美洲尽管处在人类社会的幼年阶段，但“却表现出极为有利于商业交往”的环境。罗伯逊这里所谓的“有利”，主要指新大陆的地理条件，暗含着通过商业往来为土著人文明程度的提升提供了可能性。这正是罗伯逊用进步史观撰写美洲史的主要原因之一。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埃利奥特便作如是观，认为“对启蒙运动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来说，美洲的过去与现在对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深刻理解，尤其是提供了商业进步对文明进程做出决定性贡献的深刻理解。这便是罗伯逊1777年出版的著名《美洲史》的主题”。美国历史学家安东尼·帕格登也持类似看法，称罗伯逊的《美洲史》“是对18世纪关于欧洲文明推进过程中商业地位辩论的一大贡献。对罗伯逊而言，哥伦布的远航构成了欧洲文明发展的转折点。在某种程度上讲这是由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这些航行极大地扩大了世界贸易的范围，使主要从事农业的社会向完全发达的商业社会的最终转变成为可能”。在启蒙时代的绝大多数学者眼中，美洲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文明社会相距甚远，格格不入，他们中的一些人把极具蔑视性的词语强加给美洲，似乎这个大陆很难摆脱愚昧野蛮的状态。罗伯逊脱离不开学界这种主流思潮的影响，但其以欧洲为中心的进步史观让美洲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罗伯逊是个虔诚的基督教神职人员，其史观中包含着上帝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的强烈神学色彩，这一点同样体现在他对美洲史的研究之中。无论如何，“神”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超自然存在，罗伯逊的美洲史观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世俗世界。他的进步史观具有美洲土著人尚处于社会形态初级阶段的含义，以他们的未开化状态来解释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罗伯逊在描述美洲历史时在总体上以欧洲文明作为参照点，美洲扮演了彰显欧洲优越的特殊角色。美洲社会如果能够获得提升，那么这种结果显然是受外部更进步文明力量的推动，欧洲已为美洲提供了不断进步的模板。“欧洲中心论”风靡于启蒙时期的欧洲学界，描述欧洲之外的社会通常打上这种“文明优越”的深深烙印。罗伯逊也非例外，其进步史观的轴心主要是围绕着“欧洲中心”来转动的。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历史学教授布鲁斯·伦曼谈到在“欧洲中心”话语下罗伯逊作为一个启蒙运动历史学家的局限性，认为“罗伯逊的先入之见根植于以欧洲为中心的哲学史，导致对美洲印第安社会的毁灭抱着某种无动于衷的态度”。伦曼对罗伯逊史观的认识可谓洞若观火，一针见血。从“欧洲中心”命题出发势必会导致对美洲的贬抑，罗伯逊的本意是以美洲处于文明发展的初始阶段来突出欧洲文明的优越，具有把美洲描述为与欧洲对立“他者”的潜意识。这种意识大概也是他欣然接受布丰等人阐述的“美洲退化论”的主要原因。
二、研究美洲史的资料与“退化”思想来源
在启蒙时代，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但学术研究不是十分规范，包括一些名著在内的许多著述引文很少标明出处，文中要么没有注释，要么注释寥寥无几，更谈不上在文末列出所有参考书目了。通常而言，尤其是撰写文史哲的论著，作者肯定大量地参照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或相关文本描述，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如果在书中没有注释的话，读者很难明白无误地知道作者研究某个论题的资料来源，只能根据作者在文中提到的名字或文字表述，推测作者在研究中所参考的已有研究成果或查阅到的资料，进而搞清楚作者的思想受到哪些人观点的影响。笔者阅读布丰、雷纳尔和德波等人著述时便留下这种深刻印象，这是时代的局限性，无人对他们的写作是否符合学术规范提出质疑。罗伯逊是启蒙时代众所周知的历史学家，做学问可谓一丝不苟，谨言慎行，凡言必有据，绝不轻信他人之说，对存疑的说法，皆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进行考证甄别，以求还原历史真实。罗伯逊自称，他“对历史内容本质思考得越长，越会更加确信这种严谨的准确性是必须的”。“求真”为历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不能逾越的底线，阅读罗伯逊的著作时我们能深深感到，这位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历史学家力求做到这点，至少以当代学术标准来衡量，罗伯逊对美洲史的研究在学术规范上走在同时代人的前面，树立了一个如何做学问的楷模。我们从阅读他的著述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他的资料来源，从中窥探出他的相关思想受到哪些人的影响。罗伯逊是否穷极材料，读者大概很难下论断，即使罗伯逊做到了这点，但在使用资料上肯定有所甄别或选择，这主要是受对欧洲之外落后民族抱有传统偏见或凸显欧洲文明优越的影响。罗伯逊研究美洲史，本意是想在大量史料基础上真实地展现这个大陆的发展，但却把自己的先入之见或偏见强加给美洲，一些资料很大程度上成为对“谬说”的证明，而罗伯逊还以为“谬说”为真。罗伯逊在描述土著人特性的“真”最终多被证明为“谬”，这一点大概是这位久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始料未及的。
在启蒙时代的苏格兰，具有影响的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很多学者的研究涉及欧洲之外所谓“未开化”的种群，研究成果之所以能够产生较大影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作者利用了多种相关原始档案资料。罗伯逊撰写美洲史无疑也参考了大量法语版的书籍和相关资料，但他具有高出其他学者一筹之处，即他是“能够流利地阅读西班牙文的极少数人之一。他熟知已出版的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的西班牙语原始资料，这在讲英语的历史学家当中是极为罕见的”。正是借助对西班牙语的娴熟掌握，罗伯逊把搜集相关西班牙语的史料放到首位。罗伯逊在《美洲史》第一卷序言中感谢一些人为他搜集资料提供了便利，他特别提到当时担任英国驻马德里王室大使的格兰瑟姆勋爵，这位大使与罗伯逊比较熟悉，帮他购买了很多研究所需之书。格兰瑟姆勋爵大概由于使馆工作繁忙，遂把罗伯逊介绍给在使馆内任专职牧师的罗伯特·沃迪拉夫。据罗伯逊讲，沃迪拉夫为他提供了所查找的大多数西班牙书籍，“其中很多书为16世纪初印刷，现在极为少见”。罗伯逊尤其感谢沃迪拉夫帮助他在位于西曼卡斯的档案馆查找到“几份重要手稿的复制件”，其中包括他“寻找无果的事实与细节”。当时西曼卡斯档案馆不对任何人开放，即使是本国公民也须手持王室谕旨，方可入馆查询。在沃迪拉夫的斡旋之下，西曼卡斯档案馆对罗伯逊网开一面，让他获得了求之不得的手稿复制件。罗伯逊为了查找相关档案，不惜耗时费力，所得甚丰。攻陷阿兹特克帝国的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从新大陆致查理五世的第一封信原件据说存放在维也纳帝国图书馆，罗伯逊到该图书馆查询未得，但却意外地发现了新西班牙韦拉克鲁斯市议会写的一封很有价值的信件副本，还得到了科尔特斯描述他远征洪都拉斯的手稿副本。类似这样的例子在罗伯逊查询西班牙文重要资料过程中可以举出很多。
罗伯逊很重视西语资料在撰写美洲史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尚未涉及正文之前就列出了参考书目，共有253种从西班牙搜集到的文本资料和16件手稿。这种列出参考书目的做法在当今学术研究中司空见惯，不可或缺，但在启蒙运动时期却不失为一种与传统相悖的研究方法“创新”，可谓对“18世纪惯例的明显背离”。罗伯逊从未亲临美洲考察，关于美洲的全部知识主要来自文本。为了弥补这一欠缺，罗伯逊别出心裁，做了一次问卷调查，问卷上列出很多他需要知道答案的问题。罗伯逊把这个问卷调查寄给了沃迪拉夫，由沃迪拉夫将之翻译为西班牙文，寄给了生活在西属美洲殖民地的西班牙人或其后裔，请他们根据自己与当地土著人接触的亲身经历做出回答。这次问卷调查对罗伯逊研究印第安人特性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罗伯逊自称令他“受益匪浅”。为了得到相关研究资料，罗伯逊积极寻找各种渠道。平托当时为葡萄牙驻英国公使，他曾担任葡萄牙征服者在巴西内陆建立的玛塔克罗索殖民地最高长官数年。这个殖民地生活着众多印第安人，他们与葡萄牙人常有接触和交往，但原来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发生改变。罗伯逊为了获得这个地区印第安人的情况而咨询平托，平托“很高兴地就某些关于美洲印第安人之特性和制度”给他非常全面的回答。平托对他所了解的印第安人身体轮廓做了大致描述，给罗伯逊提供了很多文本描述之外的经验直感，罗伯逊常常把平托称为他“最受益的指导”。这些人长期生活在美洲或在美洲居留过很长时间，他们具有的相关知识多为亲身经历，不管是问卷调查，还是直接咨询，他们对罗伯逊所提问题的回答进一步证实了文本描述的某些论断的正确或谬误，可以说是对文本资料的一种有效补充。
罗伯逊撰写美洲史，从其列举的参考书目来看，基本上囊括了启蒙时代之前比较重要的著述。这些著述对美洲的描述不可能划一，作者观察的视野大概仅局限于所熟知的区域，即使是直观感受，彼此描述也存在很大的区别。罗伯逊与他们有所不同，把阅读他们的著述置于更为广阔的视野之下，对比鉴别，从中判断优劣。罗伯逊从未到过大洋彼岸的世界，缺乏对美洲的切身体验，这是他描述美洲现状的短缺。当然他研究的重点是近三百年的西属美洲殖民地史，查阅了很多未刊手稿和官方档案，这是他研究过去发生之事的优势。不过，对他而言，早期西班牙作者展现美洲的画面时，何为“真”，何为“谬”，何为“实”，何为“虚”，大概只能靠文本材料和问卷调查来确定，很大程度上具有先入之见的选择性，这也是罗伯逊在使用资料上遭致一些人批评的主要原因。一个与罗伯逊同代的苏格兰人抨击罗伯逊是个剽窃者，在交谈中他“总是对别人的思想做出解释”。杰斐逊认为罗伯逊的资料来源不可靠，他“从未在美洲生活过，他描述的一切与他自己的知识毫无关系，他只是把其他人撰写的有关联的文字编撰在一起，充其量只是布丰先生观点的翻译者”。杰斐逊的批评显然有所指，只是针对罗伯逊的某种看法而言，大可不必以点带面，波及全书。罗伯逊撰写美洲史前在资料上做了充分准备，这一点是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学者所不及的。对这些文本材料的整理、阅读、鉴别和解释对他树立自己的美洲观无疑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大程度上成为他研究美洲史的重要思想来源。
在启蒙时代，以欧洲为中心观察世界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居于主导地位，很少有欧洲学者能够站在欧洲境外被观察对象的立场来看待他们的生存方式及其他。欧洲学者对美洲印第安人的描述，这种我“优”他“劣”的对比显得尤为强烈，后者通常被刻画为与欧洲文明格格不入的“他者”形象，即使对印第安人生活方式持赞成态度，他们同样是作为欧洲文明对立面出现在文本叙事之中。1964年，哈佛大学教授霍华德·芒福德·琼斯出版了《哦！陌生的新大陆》(O Strange New World)一书，提出了欧洲人描述美洲的两个主题：一个是伊甸园形象，由人间乐土所构成；另一个是相反的形象，由恶人、恶魔统治、不毛之地和退化组成的畸形世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美洲图景完全是出于想像，涉及生活在这块大陆上的土著人对应的“正”与“负”两种形象，在启蒙时代欧洲学者的相关著述中皆有体现。罗伯逊研究美洲史，对印第安人在欧洲文本书写中的这两种形象心知肚明，从自己理解的角度对之做出简要评价。首先，印第安人这两种完全相反的形象反映了欧洲人对美洲土著人生活方式的关注，因为“对美洲人处于初始状态的境况和特性的思考有助于完成我们关于人种的知识；能够使我们弥补在人类进步历史上所产生的巨大裂缝”。其次，这两种形象反映了当欧洲学者“怀着极大的热情进入了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时，好奇心远远大于潜心思考。这样，他们“不是阐明了这个论题，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使之更加扑朔迷离”。再次，对欧洲学者而言，对印第安人特性的研究“太重要了以至于顾不上调查研究，他们便匆匆忙忙做出决定，开始构架体系，其实他们应该查询确立体系基础的事实”。这个事实是“他们对遍布新大陆这个人种退化的面貌惊讶不已，惊奇地注意到一个一望无际的大陆被一个赤身裸体的、虚弱无力的和蒙昧无知的人种所占据”。最后，面对这一事实，欧洲学者提出了几种解释。有些大名鼎鼎的学者“坚持认为，地球这个部分只是近期才浮出海面，变得适合人类居住；这个大陆的一切无不留下近期起源的痕迹；其居民很晚才开始存在，依然处在他们生涯开始阶段，不配与已得到改进的更古老大陆的人相比较”。布丰是持这种看法的学者代表。另一些学者设想，“受抑制生命本质并使之缺乏活力的恶劣气候之影响，人类在美洲从来不会实现属于其本质的完美，只是保持着低劣等级的动物状态，机体缺乏活力，在其头脑运转中既没有情感，也没有智力”。德波为持这种看法的学者代表。还有一些学者不赞成上述两种看法，想像“人类在实现文雅状态很早以前就赢得了最高的尊严和卓越；野蛮人生活的天然简朴展示出了感情的升华、思想的独立以及爱慕的热烈，要在文雅社会的成员中寻找这些无异于徒劳。他们似乎认为，人类的最完美状态乃是最不开化之时。他们欣喜若狂地描述未开化的美洲人的生活方式，似乎把他们作为其他人种的模式”。卢梭为持这种看法的学者代表。从罗伯逊对欧洲学界关于印第安人形象构架的学术梳理中可知，罗伯逊必定仔细阅读了他们的相关著述，逐渐形成了对印第安人的总体看法，成为他接受“退化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罗伯逊研究西属美洲殖民地史，从文本书写本身讲的确是下了很大功夫，尤其是以资料丰富见长，罗伯逊自然也想在理论上有所创新。阿米蒂奇认为，罗伯逊“试图把美洲的历史意识回归到美洲历史本身的撰写。他所取得的成就应该提醒我们，每当我们谈及早期现代历史时，我们的历史和现代性视野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启蒙运动把美洲纳入欧洲意识的结果”。罗伯逊是否把这种本土意识体现在美洲史的书写之中，学者们恐怕有不同的看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描述印第安人的特性上显然没有突破启蒙时代“欧洲中心论”的藩篱。罗伯逊博览群书，甄别优劣，从中选取可用材料，这种从资料入手来展现美洲数百年来发展的研究方法在他所处时代亦属少见。对印第安人特性的研究，罗伯逊无疑掌握了大量文本材料和相关调查数据。他本想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构架新的研究体系，他最初对“退化论”持有某些疑虑便可证明，但罗伯逊没有迈出这重要一步，终归还是“落入窠臼”，以他所掌握的资料表明了美洲土著人身体机能发生退化的趋势，成为继布丰、德波和雷纳尔之后阐述“美洲退化论”的著名学者。
三、美洲土著人“退化”的根源及其表现
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的起源，自哥伦布远航新大陆以来在学术界便存在不同的说法，多为根据印第安人的外貌推测而已。罗伯逊研究印第安人的特征，不能不涉及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意在从本源上找到土著人身体机能发生“退化”的证据。罗伯逊深知，搞清楚印第安人从古代大陆哪个地区迁徙到美洲是个难以有定论的问题。美洲人究竟来自何处，没有文字材料或确凿的考古实物加以证明，但他们表现出的“原始愚昧是如此引人注目，致使从他们中间寻找他们来自何处或他们的老祖宗是谁的信息完全是徒劳无益的”。即使是“徒劳无益”，罗伯逊还是不惜篇幅对美洲人的起源进行了考证分析。他推测，登陆美洲大陆的第一批居民要么来自欧洲的西北部，要么来自亚洲的东北部。北美的爱斯基摩人是唯一在面貌和特性上与北欧人相似的民族，他们在人种上明显区别于美洲大陆所有其他部族，语言、性情和生活习惯都明显不同。除了爱斯基摩人之外，余下的美洲人在身体构造和智力特性上存在惊人的一致之处，他们显然是来源于相同的人种。罗伯逊不厌其烦地考证美洲人的起源，目的不是非要把这个问题搞个水落石出，只是意在表明最早迁徙到美洲的人群源于低等文化的民族，而不是开化民族的后裔。罗伯逊所持理由是，美洲野蛮人或他们的祖先不知道使用铁器，假如犁、织机或锻造已为他们所知，他们肯定“会保持这些发明的利用，他们不可能放弃或遗忘”。欧洲人首次登陆美洲大陆时便发现，土著人根本“不熟悉所有这些必需的技艺，这种状况继续为他们的子孙所不知”。罗伯逊据此断言，美洲“不是由在文明程度上已取得很大进步的古代大陆之任何部族所居住。新大陆的居民处在极为原始的社会状态之下，对人类迈向改进中首次独创的这些技艺一无所知。甚至美洲最发达的族群都不清楚这些简单的发明，而这些发明几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是同步的，在我们对公民社会具有了解的最早时期便已所知。由此推断，最早迁居到美洲的族群在他们最先被发现时，与他们的后代一样野蛮无知”。美洲土著人发生“退化”一定与他们处于野蛮状态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他们定居在这个大陆已经多个世纪，绝大多数部落在文明程度上没有取得任何提升，可谓“原地踏步”。这种状况固然与美洲印第安人“不思进取”有很大的关系，但“愚昧野蛮”难以得到改善既是“退化”之结果，同时也是“退化”的主要根源之一。
启蒙时代对自然史的研究达到一个高潮，气候与动植物生长及人类生存方式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美洲又成为说明这一命题的不可或缺之个案。新大陆之所以展现出与旧世界不同的特征，气候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弗格森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很有影响的学者，在他看来，文化形式和制度形式由所处的气候带决定，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相同地带的社会能够进行比较。社会呈现出不同的特性归因于气候之间的差异。美洲社会和欧洲社会是相似还是不同，取决于它们是否处在相同的气候地带。实际上，美洲虽与欧洲处在相同的纬度，但据观察，“不同于欧洲的气候。在美洲，成片成片的沼泽地，巨大的湖泊，年代久远散发着腐烂气息的不透气森林，还有标志着荒芜区域的其他环境，凡此种种被设想空气中充满了密集的有害气体，成倍地增加了冬天的严酷”。美国学者拉尔夫·米勒认为罗伯逊在撰写美洲史时接受了弗格森的这一观点，并“将之与布丰提出的美洲地质和文化史理论相结合”。米勒这里主要指罗伯逊“退化”观的来源。其实，关于包括气候在内的自然环境对美洲人生活方式及其特性的影响，罗伯逊阅读了很多著述，很难说他的气候观一定是对某人或某些人相关看法的重复。气候对不同地区的人类活动和形成他们彼此区别开来的特性肯定会产生较大影响，但绝非决定性的因素。“气候决定论”者通常表现出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以气候的差异来解释欧洲的文明进步和非欧洲地区的野蛮落后，这种倾向体现在启蒙时期很多欧洲学者的著述之中，几乎成为这个时代的共识，罗伯逊自然也不例外。关于气候对社会和个体特性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罗伯逊有一个总体的看法，认为地处“寒带或温带的国家似乎最喜欢自由和独立。在这些国家，思想就像身体一样坚韧不拔，充满活力。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尊严，能够竭尽全力加以维护，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不愿意屈从奴役的束缚。受更温暖气候的影响，整个社会结构表现出乏力，及时行乐是最大的幸福，休息就是享乐而已。在这种气候之下，人们对优越者的统治默不作声，几乎没有反抗”。因此，在地球上“人类生存的每个部分，气候的力量对他们的状况和特性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美洲气候的恶劣在上述之语中并未充分体现出来，但从中可以看出罗伯逊显然夸大了气候在人类精神气质和生活方式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为随后把恶劣气候与印第安人身体机能发生“退化”联系起来埋下了伏笔。
美洲地广人稀，群山连绵，河湖纵横，森林密布，气候多变，囊括了寒带、温带和热带。罗伯逊详尽描述了美洲南北气候，笔墨重点放到其呈现的特殊性之上，在与旧世界比较的基础上断言，把“美洲与地球其他大陆区别开来的主要是其气候的温度，热与冷的分布须服从于不同的规则”。美洲气候的特殊性受各种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便导致了美洲的气候极为不同于古代大陆的气候”。罗伯逊所谓的“古代大陆”主要指欧洲，美洲气候的不同或恶劣多是与欧洲气候进行比较之后得出的判断。在罗伯逊看来，寒冷是新大陆气候的主要特征之一，居于“主导地位”，甚至“在位于与亚洲和非洲相同维度的地区，尽管得天独厚地享受有利于生命和植物生长的温暖气候，但寒冷居于支配地位依然能够感觉到，冬季持续时间不长，不过却极其寒冷”。罗伯逊举出几个欧洲观光者的记载来说明美洲的寒冷。贝特伦先生在1765年1月3日的日记中记载，在东佛罗里达的圣约翰河上游，冰冻很严重。据他观察，有天夜晚，该河两岸地面上结冰一英寸厚。在圣奥古斯丁，酸橙树、香橼树和香蕉树都给冻死了。还有一位观光者1747年2月7日记载，查尔斯顿寒冷至极，致使人们抱着装满两夸特热水的瓶子方能入睡。翌日晨，瓶子冻裂为碎片，瓶中之水已结为冰块，几乎所有的橙树和橄榄树都被冻死了。观光者对寒冷的描述多集中在北美地区，他们所言究竟有无夸张之处，很难考证，但罗伯逊从中得出美洲要比欧洲更为寒冷的结论。
美洲气候除了寒冷之外，还伴随着令人难以忍受的潮湿。在烈日炎炎的夏季，空气中充满着湿气，让人感到又闷又热，难以透过气来。这种状况与美洲没有得到开发有直接联系，新大陆还保持着大自然的最原始状态。一望无际的“沼泽地淹没了平原，几乎没有人类活动试图耕作或改善土地的迹象。丝毫不足为怪的是，从欧洲派遣来的殖民者对他们首次与新大陆接触时感到惊讶不已。对他们来说，这里看起来荒无人烟，毫无吸引人之处。当英国人开始在美洲定居下来时，他们把所占据的这些地区称为‘荒野’”。与美洲恶劣的气候相比，欧洲的气候显得更适宜于人类生存，在这种温暖宜人的气候下成长，欧洲人体格健壮，思维灵敏，具有坚韧不拔的活力。然而，这些健壮的欧洲殖民者面对美洲恶劣的气候时却束手无策，能够侥幸活下来就已是相当造化了。当欧洲殖民者抵达满目荒芜的美洲时，他们“忧心忡忡地感到这些地区具有让人难逃一死的特性。很多人死于他们感染的未知恶性疾病。幸免于这些毁灭性肆虐疾病的人却无法避免美洲气候对身体有害的影响。根据早期西班牙历史学家的描述，他们返回欧洲之后，身体虚弱，面色憔悴，萎靡不振，皮肤呈病态黄色，表明他们曾经留居的地区气温不利于健康”。罗伯逊描述了美洲气候不宜于人类的生存，虽尚未触及印第安人的“退化”，但气候显然成为这种现象发生的主要根源之一。
新大陆的未开发状态不仅影响了气温，而且生活在美洲的动物和人类的质量也难以获得提升。冬季气候寒冷，夏季多雨潮湿，一望无垠的荒芜地面充斥着污浊的死水和大片的腐烂植被，成片的森林“布满了未开垦之土地的绝大部分；当勤劳之手尚未疏导河流在适当河道上奔流或排干死水时，最为肥沃的平原依然是洪水泛滥或转变成沼泽地。在南部地区，阳光温暖，气候湿润，土壤肥沃，凡此种种焕发出植物的生气勃勃，但枝繁叶茂的树木似乎遮挡住了一切，土地的表面灌木丛生，杂草茂盛，眼睛也无法穿透其中。在这种无助的野生自然状态之下，南美洲从安第斯山脉的脚下到大海这一大片区域依然保持着原状”。这样，当任何区域“受到忽视、没有耕作和森林不透气时，水中便会蒸发腐烂的气体，当地面草木茂盛时，便不会感受到阳光或风对环境起净化作用的影响。这种气候造成的恶性疾病呈上升趋势，只是对健康有害的新疾病由此而生”。在这种由气候导致的恶劣自然环境下，动物或人类身心自然难以保持健康强壮。因此，“与古代大陆相比，这里的生命似乎不大活跃，缺乏活力”。罗伯逊对美洲自然环境恶劣的描述终于接触到他所要阐述之命题的实质，即与欧洲大陆相比，美洲除了那些大量滋生于腐浊环境中的冷血爬行动物或有害昆虫之外，凡具有生命的东西无不显示出“衰弱”之趋势。
美洲动物缺乏生气的“孱弱”特性是相对所谓“优等”动物而言的，恶劣的自然环境孕育了“劣等”动物的繁盛，它们展现出的旺盛生命力为旧世界同类动物所远不及。正如米勒谈到罗伯逊这种看法时指出，那些“令人恐怖的有害动物在美洲以惊人的数目繁殖，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与有益动物太不成比例”。罗伯逊认为“优等”动物的衰微和“劣等”动物的繁盛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即“遏制更多优种动物生长和活力的相同原因却有利于爬行动物和昆虫的繁殖和生长”。这些令人憎恶的动物种群依靠“由高温、潮湿和腐烂物提供充足的养分，遍及热带的每个区域”。罗伯逊承认这种状况并非新大陆所独有，但美洲的自然环境却给它们的繁殖和生长提供了充足条件，致使它们“在美洲可能更为迅速地繁殖，个头长得巨大可怕”。罗伯逊以具体实例来加以说明。在新大陆很多地区的上空，成群的昆虫飞来飞去，常常是黑压压一片，遮天蔽日，地面上到处是触目惊心的有害爬行动物。在委内瑞拉的波托韦洛，无数的蟾蜍“熙熙攘攘，挤作一团”。在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有毒或无毒的蛇“不知其数”。在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蝙蝠夜间呼啸而出，不仅“骚扰了家畜，而且让居民感到心烦意乱”。在西印度群岛，数不清的“蚂蚁兵团在不同时间吞噬掉各种植物，使地面变得光秃，好像遭遇到一场大火的焚烧”。在南美洲的奥里诺科河和马拉格农河两岸，湿气很重的森林和发着恶臭的土壤“充斥着各种进攻性的有毒动物，受又闷又热的刺激，这些动物能够迅速地活跃起来”。罗伯逊上述所举之例非他目睹，只是转述在美洲有生活经历者的描述，但他却由此得出了“生命的活跃本质以这种低劣形式的物种消耗掉其力量”的结论。罗伯逊对美洲“低等”动物生命力旺盛的描述，本意是强调包括气候在内的新大陆自然环境的恶劣，但给欧洲读者提供了一幅美洲活生生的恐怖图景，进一步加强了他们脑海中美洲负面形象的构建。
罗伯逊对美洲土著人特性的描述受到很多前往美洲考察或居住者的影响。在他看来，法国天文学家皮埃尔·布盖、西班牙探险家安东尼奥·德·乌略亚和豪尔赫·胡安以及法国地理学家德·拉孔达明等是描述印第安人特性的权威人士，原因在于他们长期生活在南美最不开化区域的土著人中间，有机会考察了很多部落族群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相关描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罗伯逊特此拿出数页篇幅详细介绍了几种代表性的看法。据布盖记载，土著人无不“是极其懒惰的，他们很笨，坐在同一个地方度过一整天，一动不动，沉默寡言。他们对财富以及所有好处毫无兴趣，其冷淡之程度很难描述。当一个人劝说他们做任何服务时，他并不十分清楚给他们提出的动机是什么。付给他们钱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回答说，他们不饿”。法国哲学家德尚瓦隆1751年前往美洲考察，在法属马提尼克岛居住了六年，与当地印第安人部落多有接触。据他观察，土著人“愚蠢的眼睛便是他们心灵一面真正的镜子，看起来毫无生气。他们的懒惰是极度的”。西班牙耶稣会士米格尔·贝内加斯是个历史学家，长期在北美传教，出版了关于加利福尼亚历史的著述，在欧洲学界影响很大。贝内加斯认为，加利福尼亚土著人以及所有其他印第安人的特性“是愚蠢冷漠；缺乏知识，没有见解；反复无常，草率行事，没有欲望；极度懒惰，厌恶所有劳作和苦活，极端喜欢各种娱乐活动”。他们的描述显然不是出于想像的无中生有，无疑是站在欧洲人的立场上对考察对象做出此番评价，以欧洲人的生活或道德标准衡量土著人，势必难免失之偏颇，但他们的观察却为罗伯逊总结美洲土著人的“退化”特性提供了原始的依据。
罗伯逊承认人与动物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人体比任何其他动物更少受到气候等自然环境的影响。在他看来，气候对人类特性形成的作用尽管是任何其他自然因素所不及的，但“人类的活动是非常复杂的，致使我们不能把他们表现出的形式归因于单一根源或原因的力量”。罗伯逊把人类说成是与被动适应自然界动物区别开来的“唯一生物，其身体构造是相当具有抗性，易适应不同环境，他们由此能够散居在整个地球，成为每个地区的居民，在不同气候下繁衍生长”。然而，人类的身体机能不可能超越其生物特性，与其他动物一样“必须服从大自然的通则，不能完全不受气候运行的影响；当处于热或冷的极端气候之下，其身材或活力也会萎缩”。人类之所以最终摆脱与其他动物那样被动地适应自然界的生活，显然是其具有改造自然的能力使然。这大概是罗伯逊认为人类比其他动物更少受气候影响的主要原因。美洲印第安人具有人的普遍特质，但与旧世界的人相比却表现出很不同的特殊性。按照社会进化规律，印第安人应该在时间长河的流逝中使自身不断获得提升，从被动适应自然界向主动改造自然界转化，可是事实却非如此。作为划入人类范畴的种群，印第安人肯定有超出其他动物之处，不会像它们那样完全是被动依靠自然界的法则生存与繁衍，但印第安人从其迁徙到美洲之日起始终未能走出原始蒙昧的状态，说明了他们改造自然界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难以在使自身获得本质提升的重大发明上有所突破，基本上依赖自然界提供的天然食物生存。他们“对技艺和工业一无所知，既无能力纠正缺陷，也无愿望改变分配给他们居住之地球的这部分现状。这种人占据的区域几乎处在相同的状态之下，似乎无人居住在这里”。因此，美洲土著人长期难以走出人类初始阶段的生存状态，显然与他们被动依靠自然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包括气候在内的自然环境对他们的生存方式影响比较大，成为他们“退化”特性形成的主要因素。
罗伯逊否定了美洲印第安人与欧洲人具有渊源上的联系，把他们视为一个区别于欧洲人的特殊种群。罗伯逊主要从印第安人的长相上来说明这一点。他描述说，当西班牙殖民者首次与美洲土著人相遇时，其惊讶之状难以言表，因为他们看到了与欧洲人在外表上完全不同的人种。两个不同大陆的人在外貌上有所区别本属正常，但土著人是在与欧洲人比较中呈现出的不同，欲要突出后者的优越，那前者必然要被描述为“低劣”，“低劣”表现在从外部形象到内心活动再到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身体机能发生“退化”乃是导致“低劣”之根本。这是启蒙时期绝大多数欧洲学者的思维定式，意在突出欧洲的优越。就连一些在美洲殖民地生活的欧洲上层人士也持类似看法，他们“坚持认为，不仅植物和动物迁徙到一种新环境时会发生退化，而且人类及其机能同样趋向退化”。他们这里的“人类”主要指美洲土著人，只有他们的“退化”才能凸显出欧洲文明的进步。受这种思维定式的影响，罗伯逊把土著人描述为“退化”就在情理之中了。当然，作为一位在欧洲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的学者，罗伯逊必会为美洲土著人“退化”寻找使读者信服的根据，这些根据基本上是拾布丰等人之“牙慧”，但却让他对印第安人“退化”特性的描述似乎具有了逻辑缜密性，绝非随意而谈，而是包括气候在内的恶劣自然环境所导致的一种必然结果。
受气候和其他自然因素的影响，美洲存在的生命形式多缺乏活力，表现出本质上的“孱弱”。这是美洲自然界“乏力”所带来的结果，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印第安人势必难逃自然界的这个“铁律”，与新大陆的四足动物一样，印第安人在体质上普遍表现出“孱弱”的特性。罗伯逊将这一特性视为印第安人“退化”的主要方面。印第安人的“孱弱”导致缺乏活力，懒散度日。罗伯逊甚至将之归于印第安人人口急剧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哥伦布发现伊斯帕尼奥拉岛时，岛上居民的数字估计至少在一百万，这一数字在15年期间减少到六万人左右。罗伯逊把该岛土著人口的锐减归结为几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便是他们体质缺乏活力，无法适应与欧洲人接触之后所感染的新疾病。新大陆岛屿的土著人比起其他半球的居民体格更为孱弱。他们与那些器官构造更有活力的人相比较，既不能干同样的活，也不能忍受相同的疲劳。他们无精打采，很高兴在懒散消闲中度过时光，这是他们衰弱的结果，习惯和体格使他们不能做“苦役”。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几乎提供不了营养，习惯于吃得很少，不足以让萎靡不振的身体充满精力”。因此，岛上的土著人“体质既无追逐猎物之积极运动的支撑，又无耕种劳作带来的活力，显得极为虚弱无力，萎靡不振”。生活在陆地的印第安人，受自然界“缺陷”的影响，其体质的羸弱状况与岛屿土著人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罗伯逊由此断言：“在我们调查的美洲这些地区，体格的孱弱在居民中间是普遍的，也许被认为是这里种群的特征。”罗伯逊与美洲印第安人无直接接触，他的所谓“调查”主要源自文本或问卷答案，对相关材料的选用与其先入之见高度一致，乃是证明土著人“退化”的结果。
美洲土著人体质的“退化”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他们似乎对提升他们文明程度的一切活动不感兴趣，主要归因于他们没有改造自然的气魄或冲动，宁愿浑浑噩噩度日，也不愿意改变现状。印第安人体内缺乏生命的活力，在外貌上便可看出。他们不长胡须，皮肤表层不长毛发，显然是其体内某种缺陷所致。这是缺乏“男子气概和力量的象征”。罗伯逊没有对他们外表的缺陷铺卷展开，大概觉得无此必要，因为在他之前提倡“退化”的学者对此已有详细描述，只是认为印第安人的这种外表把“他们与所有其他国家的人区别开来”。他不大同意有些学者将他们体内缺乏活力归因于生活方式，所持理由是美洲土著人的“食物极为清淡，因为他们完全不熟悉用盐，但地球其他地区的原始部落同样靠简单食品生活，他们就没有出现退化的标记，或活力减弱的任何明显症状”。因此，美洲土著人的外表“导致我们猜测他们的机体存在某种天生的虚弱，许多作者谈及他们进食欲望不强烈便证明了这种猜测。按照他们生活之区域气候的温度、他们进行活动的程度以及他们体格的天生活力，人们消费食品的数量是不同的。在热带地区，炎热让人萎靡不振，人们懒散悠闲地度日，在此情况下，比起温带或寒带国家不停劳作的居民，他们需要更少的食物”。美洲土著人体质的“孱弱”与他们每日进食量很少之间关系究竟有多大，罗伯逊并未做出肯定的断言，但无疑与他们好逸恶劳的懒散习惯有关，原因在于体能消耗与食物需求是成正比的。美洲土著人对西班牙殖民者对食物的贪得无厌感到很惊讶，宣称“一个西班牙人每天所吃的食物足以让十个土著人吃”。此语是借印第安人之口所言，显然有所夸张，目的只是形成欧洲人与美洲土著人在身体对食物需要上的对比，更为形象地说明了后者机体的“退化”与日进食很少有着密切的关系。
土著人缺乏活力还表现在对能够刺激体内冲动的男女之事竟无丝毫兴趣，对“美色和爱情力量感觉迟钝，麻木不仁”。罗伯逊称这种冷漠反应是“美洲人体格某种孱弱的证据”，着实令人吃惊不已。罗伯逊把对色性的反应称为人的“天生首要本能之力量”，土著人缺乏这种本能力量的程度不可思议。罗伯逊认为土著人“对待妇女冷漠无情”在新大陆比较普遍，存在于各个地方，他们“既不是发生在文明社会温柔爱慕的对象，也缺乏明显存在于原始部落中的炽热欲望。甚至在这种激情通常需要活力迸发的气候之下，美洲野蛮人也对女性不屑一顾”。很多学者的著述把美洲土著人缺乏对色性的激情说成是天生的，罗伯逊不否认这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本能缺陷，但同时认为社会道德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罗伯逊由此设想，美洲“野蛮人的生活艰辛、危险和简朴，其中生活必需品的来源飘忽不定，常常食不果腹，男人们总是不断从事对敌人的追逐或者防止敌人的攻击，不管是服饰还是居所，都不会用作向女性献媚的技艺，这样，美洲人对妇女的关注将是极其微弱的，不能只把这一点仅归因于任何身体缺陷或他们机体的退化”。罗伯逊承认土著人这一本能的缺陷，但却将之看作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他特别强调了印第安人社会处于原始状态下衍生出来的价值观使然，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罗伯逊从所谓进步史观角度来看待土著人的这一“退化”特性，试图以此区别于其他学者。其实，罗伯逊的看法充其量只是多了一种解释角度，无非是想让对这一问题的阐述看起来更具有充足理由而已。
罗伯逊对美洲土著人退化的描写主要强调他们体质的孱弱，他们表现出许多为文明所难容的特性由此衍生。一位研究者总结了罗伯逊对印第安人特性的整体看法，即“虽然野蛮人部落各有千秋，每个部落有自己的德行以及自己的恶行，但野蛮人依旧是好逸恶劳，愚不可及，冷酷无情，粗鲁野蛮，野蛮人的生活可怜卑鄙”。这种总结实际上反映出启蒙时期欧洲学界对美洲土著人的主流认识。罗伯逊研究美洲史肯定有一条主线贯穿于其中，那就是突出欧洲文明优越的进步史观，他从“退化”角度对印第安人特性的描述多属老生常谈之语，看似了无新意，但却给他进而论证美洲土著人社会处于前文明阶段埋下了伏笔。
四、对美洲土著人特性的进一步思考
罗伯逊研究美洲史，新大陆土著人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涉及这方面内容时，罗伯逊接受了盛行于启蒙时期的“美洲退化论”，从“退化”的角度展示出美洲印第安人的特性。罗伯逊对印第安人“退化”特性的描述看似没有超越布丰等人之处，实际上是为认识社会不断进步提供的一个人类在初始阶段所处状态的鲜活个案。这是罗伯逊与布丰、德波和雷纳尔等人的不同之处。印第安人体质上的“退化”尽管受到气候等自然环境的影响，但说到底终归是自身不思进取或不愿意向自然界抗争的结果。对罗伯逊来说，“不进则退”用在印第安人身上大概是再恰当不过了。“退”与印第安人的智力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心智能力展现出一种不成熟的状态，他们缺乏抽象思维，不能进行理性的逻辑推理，既不能把周边的物体“联系起来以便形成总类”，又不能“脱离这些物体本属的科目来考虑其特性”，还不能“在他们自己头脑中对这些物体的认识中形成思想”。这样，他们“完全不知道一直主宰‘一般或抽象或内省’的所有概念”。对于诸如反映抽象和一般概念的“时间、空间、本质”以及上千个其他术语，印第安人“毫无所知”。心智的不成熟必然导致生活能力的低下，从非洲输入到美洲的黑奴在这方面显然要比当地土著人高出一筹。据观察，黑人“能够通过教化得到改善。他们能够获得一些美洲人不可能理解的特定知识”。也正是因为如此，来自非洲的黑人“虽为奴隶，但却把自己看作人类中的较高等级，对美洲人不屑一顾，鄙视他们缺乏能力，没有理性判断力”。美洲印第安人的智力水平还停留在被动适应自然界的原始阶段，他们原本就是如此，不是体质发生“退化”的表现，而是“退化”带来的一种相辅相成之结果。
罗伯逊对美洲土著人生活方式和心智水平的考察无非是想表明人类社会处于初始阶段时的主要特性。按照罗伯逊的进步史观，被动依靠自然界提供天然食物的社会必定会逐渐向更为先进的社会过渡，原因在于“人不可能在虚弱无知的婴儿状态下长期持续下去。他们受到勤劳和行动的促进，他们天生的能力以及环境的需要敦促他们实现自己的命运”。罗伯逊这段话是针对美洲土著人而言的，反映出他没有把美洲土著社会看作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例外，言下之意他们最终会从狩猎阶段中走出，向更进步的新的社会发展阶段过渡。本来这一过程早就应该开始，但正是由于美洲土著人体质的“退化”以及心智的缺陷或不成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族群无法出现向更高一级阶段过渡的迹象，社会发展似乎处在一种“静止不动”的状态。社会向新阶段的转变必然伴随着能够引起人们生存方式发生改变的重大技术发明，在这一过程中，罗伯逊把有用金属的使用以及对动物的驯养视为至关重要的两大方面。一个社会的生存方式如果排斥了两者，那自然谈不上能够实现向采取新的生存方式阶段的转变。罗伯逊把美洲土著社会看作处于人类社会初始阶段，主要是基于这两个方面考虑的。美洲土著社会“没有任何驯服的动物，对有用金属一无所知”。而这种状态的长期持续显然与体质“退化”导致智力不活跃有着密切关系。
完全被动适应大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初始阶段的最主要特征，这个阶段的人类只能依靠自然界提供的野生食物生存，生存必需的食物来源很难获得保证。罗伯逊把美洲绝大多数部落视为处于人类社会初始阶段，主要根据是“他们既没有文字，也没有金属制品，更没有家畜”。在南美广阔无垠的平原，几个部落“完全依赖大自然提供生计的恩赐。他们意识不到任何忧虑之事，缺乏前瞻性，几乎不会通过勤勉来获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东西”。因此，美洲土著人只能像动物那样过着食物来源得不到保障的游荡生活。他们“像其他动物一样，居无定所，不会修建住所以躲避气候的严酷；他们不会采取任何措施来保证获得某些生活必需品；他们既不播种，亦无收获，只是四处游荡来寻找地上每年生长的植物和果实，搜寻他们在森林中杀死的猎物或在河中捕获的鱼类”。罗伯逊特别强调他这段话只是针对美洲某些土著部落而言的。其实，在罗伯逊的眼中，美洲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虽在发达程度上非其他土著部落所能比拟，但它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在本质上依然没有走出原始蒙昧的状态。罗伯逊主要是与欧洲大陆进行比较后得出这种结论的，美洲在进步方面展现出的“低劣将是显而易见的，不管是墨西哥人，还是秘鲁人，都无资格与冠以文明之名的国家相提并论。美洲这两大帝国之人，与他们周边的未开化部落一样，对有用金属全然无知，他们在支配动物上取得的进展是不值一提的”。正是墨西哥人和秘鲁人“对有用金属或依靠家畜一无所知，在必定大大阻碍了他们进步的不利条件下劳作”，即使“在他们达到最高改进的状态下，他们的能力还是如此之有限，他们的活动还是如此之无效，致使他们几乎不能被认为走出了公民生活的初始阶段”。在文明程度上已经取得很大进步的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社会尚且如此，其他印第安人部落更是难以从当时的野蛮状态中获得提升了。罗伯逊从“退化”的角度展现出印第安人的低劣特性，无非是要说明他们所处社会长期不能从狩猎阶段向进步的社会形态转变的根本原因。
罗伯逊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特性有个总体把握，但涉及不同区域的印第安人时他做出一些细微的区分。美洲印第安人是个总范畴，他们不管生活在哪个区域，都可以在他们的身上发现带有普遍性的共同特性，但由于气候条件以及进步程度存在区别，不同区域的印第安人必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性。罗伯逊置他们于不同的层次，既体现出他的进步史观，又没有忽视气候等自然条件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从启蒙时期很多学者把人类社会分为依次递进的几个阶段来看，美洲不同区域印第安人之间的差异属于非本质的，只是在相同阶段内展现出的不同而已。有的族群“原地踏步”，有的族群“进步缓慢”，有的族群甚至出现了生存方式发生改变的前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罗伯逊这种细致入微的研究无疑是可取的，但他仅仅是到此止步，没有进而深入，对印第安人的看法基本上还停留在布丰等人提出的大框架之内，与他们有所区别的是，罗伯逊把美洲土著人所处的原始状态纳入到如何理解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宏大叙事之中。法国学者西尔维亚·塞巴斯蒂亚尼认为，罗伯逊是带着新的研究方法介入了欧洲学界关于美洲大陆的争论之中，这场争论涉及美洲的本质、美洲的过去和美洲的未来。在这场争论中，罗伯逊站在布丰一边，把新大陆居民视为“野蛮人”，生活在人类社会初期的狩猎阶段。塞巴斯蒂亚尼随后特别提到相对比较发达的墨西哥人和秘鲁人，但在他们身上同样体现出狩猎阶段所固有的特性。普林斯顿大学法语教授吉尔伯特·奇纳德指出，罗伯逊关于美洲人的看法“带有浓厚哲学偏见和成见的色彩”，表现出“对维护欧洲进步事业和欧洲文明的渴望”。罗伯逊对印第安人特性的研究，在方法上值得称道，在看法上肯定存在以欧洲为中心的先入之见或偏见，他不可能脱离其所处时代的主流思潮，必会以自己的学识来为之“锦上添花”。罗伯逊本人并不避讳这一点，用他的话来讲，在欧洲大陆的“绝大部分被在艺术和工业上远远走在前面的国家占据时，我们的眼光习惯于以其呈现的形式来观察世界”。美洲土著人缺乏活力或体质孱弱或智力欠缺正是这种以欧洲为中心观察的结果。《美洲史》出版后之所以在很长时间内对欧洲人构建美洲负面形象产生很大影响，显然与罗伯逊似乎更为“缜密”和更具“说服力”的解释有很大关系，对“退化论”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之效。
很多学者把罗伯逊列为继布丰、德波和雷纳尔之后“退化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果从罗伯逊关于美洲土著人的看法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的影响来看，这种评价无疑是很有道理的。意大利学者安东内洛·杰尔比称，罗伯逊的《美洲史》是一部非常成功的著述，主要原因在于这部著述“使布丰和德波思想在欧洲众所周知，的确几乎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不过，罗伯逊只是接受了他们构建的“退化”理论，在描述印第安人的“退化”特性时并没有对考察对象恶语相加，多是引述此前在美洲考察和生活的欧洲学者或传教士的观察来加以证明。他不是在想像中来描述印第安人的生存方式与特性，而是言必有所出处，当然所引材料肯定是经过精心甄选的，以与他对土著人“退化”特性的描述保持一致。与此同时，罗伯逊受到与“退化”相对立的另一种观点的影响，难免不经意地在他的研究中体现出来。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之后不久，在如何对待土著人上便产生了两种完全相反的意见。一派“渴望永久奴役他们，把他们描述为一个难以制服的野蛮种族，既不能获得宗教知识，也不能受到培养发挥社会生活的功能”。另一派“对他们的转变充满着虔诚的关注，坚信他们虽然野蛮无知，但却是温文尔雅，充满热情，能够教化，通过适当的教导和管理，会逐渐变成良好的基督徒和有用的公民”。这两种看法在欧洲学界都有所反映，第一种看法成为“退化论”的基础，第二种看法演绎为“高贵野蛮人”的形象。罗伯逊接受了前者，但又没有完全放弃后者。针对欧洲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奢侈、腐败、专制以及对人性发展的限制等，罗伯逊与很多自由主义者一样流露出对早期阶段人类社会生活的留恋和向往，那时候的人类“只是不完全地感受到联系纽带的力量，几乎没有放弃他们与生俱来的自由。这种原始简朴的状态在我们大陆只是以诗人梦幻般描述而为人所知，但的确存在于另一个大陆。其居民的绝大多数不知道勤勉和劳作，对艺术一无所知，完全不熟悉财产的本质，几乎不受限制或控制地享有来自纯粹大自然的慷慨赐福”。正是基于这种思考，罗伯逊才会做出这样的假设，即“如果印第安人的质朴纯真激发起西班牙人的仁慈，把优越的自豪感转变为同情，诱导他们改善新大陆居民的状况，而不是压迫他们，那么采取一些突如其来的暴力行为……也许就不会与恐惧联系在一起。然而十分遗憾，这种优越感的意识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西班牙人对美洲土著人不屑一顾，认为美洲人就是本性低劣的动物，没有资格享受人的权利和特权”。这段话既包含着谴责西班牙殖民者对土著人的残暴行径，更重要的是反映出罗伯逊对印第安人认识的另外一个方面，即他们是可以通过文明教化来获得提升的。布兰丁在分析罗伯逊的“退化观”时谈到霍布斯和卢梭对美洲印第安人所处社会的赞扬对罗氏的影响。斯米滕把罗伯逊对印第安人看似矛盾的偏见说成是在寻找一种平衡，这种平衡“贯穿于罗伯逊对退化命题的思考，有助于解释他在分析中得出的某些所谓结论”。锡恩指出，罗伯逊在大多数问题上是“文化相对主义者”，同时强调土著人生活的“原始纯朴”。这些学者承认罗伯逊是“退化论”的发扬光大者，但却看到了罗伯逊对美洲土著社会认识的另外一面。当然，罗伯逊对印第安人生活方式的肯定只是偶尔表露而已，几乎没有对他刻画印第安人“退化”特性产生太大的影响，充其量只能算作在他对印第安人整体负面看法的“大盘”中增添了一点正面的“调料”，虽算不上“新意”，但却反映出罗伯逊并没有完全忽视卢梭等人对美洲土著社会的称赞。有学者称，在研究西属美洲历史时，罗伯逊介入了一场范围广泛的争论，这场争论在涉及美洲印第安人的生存方式时“存在相互对立的理论”，有学者“赞扬他们是高贵的”，另一些学者“谴责他们是退化的”，而罗伯逊却“以长期持有的公正立场介入了争论”。现代评论家由此承认罗伯逊“是其时代最不偏不倚的历史学家之一”。这种评价是否精准，姑且不论，但罗伯逊对美洲土著社会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退化论”，这大概是他们做出这种评价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洲不能产生诸如大象那样体型的动物是缺乏生命力的表现，这是主张“退化论”的学者所持的一个主要理由。罗伯逊在谈及美洲动物退化时接受了美洲很难出现体型高大动物的设想，以便与他的“退化观”在整体上保持一致。然而，罗伯逊没有到此为止，他没有像布丰等人那样断言此说一定为实。当罗伯逊向生活在北美殖民地官员或学者发出问卷调查后，对印第安人生活习俗非常了解的克罗根上校认真回答了罗伯逊提出的问题，基本上否定了“退化论”。罗伯逊在撰写美洲史时没有谈及克罗根的回答，有学者据此认为罗伯逊根本就没有看到克罗根的答卷。不过，罗伯逊阅读了克罗根留下的日记，得出了“美洲动物在身材上好像不总是次于地球其他地区动物”的判断。据日记记载，从美洲发现的驼鹿角来看，它似乎是一种身材高大的动物。在俄亥俄河两岸的附近，大量的巨型骨骼被发现。发现骨骼的地方位于赛欧托河下游与俄亥俄河连接的190英里处，距离俄亥俄河约四英里，准确位置在称作盐沼地(Salt Lick)的岸边。这里五六英尺长的骨骼数量非常多，掩埋在地下，骨骼岩层在盐沼地的岸边很明显。罗伯逊推测，这些骨骼肯定属于巨大身躯之动物。然而博物学家完全不了解这种大型生物，最初倾向于认为它们是矿物质。在对大量的骨骼样本进行比较仔细的检测之后，它们现在能够被确认是动物的骨骼。象是现存的最大四足动物，这里发现的长牙从形状和性质上差不多类似于象的长牙。有学者据此推断，在俄亥俄河岸边发现的骨骼是大象的残骸。罗伯逊认为苏格兰解剖学家约翰·亨特是“我们时代最有资格判断这种骨骼属于何种动物的杰出人物之一”，亨特对从俄亥俄运往伦敦的几块长牙、牙齿和额骨进行了检测，判断这些骨骼不属于大象，而是属于某种大型食肉动物，具体属于哪个物种尚不为人所知。这种动物虽不属于象科，但却使美洲不可能出现大型动物之说法成为谬论。罗伯逊据此认为，“诸种大型动物在美洲的存在或许为推测打开了广阔的视野”。此外，罗伯逊还主张，从欧洲迁徙到美洲的家畜退化不适应这里严酷的气候固然是主要原因之一，但其他因素甚至发挥着比气候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他看来，北美地区的气候与欧洲的气候相似，有利于家畜的生长，但“牧场生长的天然草质不是太好，农业依然处在初始阶段，为牛提供的人工食品尚未大批量种植。许多地区冬季很长，气候恶劣，对牛未能予以适当照料。在所有英国殖民地，对待马和角牛的普遍做法是不明智的和粗放型的。凡此种种可能促使了北美殖民地的马、奶牛和羊等品种的退化”。罗伯逊没有在正文中谈及大型动物骨骼的发现以及家畜退化的非气候因素等问题，而是采取书末注解的形式，从一个侧面说明罗伯逊对“美洲退化”尚无最后定论，对这一命题还在进行深入思考的过程之中。
罗伯逊撰写美洲史，主要目的是想表明人类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表现出的相应特征，包含着不断走向新的发展阶段乃是处于原始状态下美洲社会的总趋势。罗伯逊把美洲土著社会定位为人类初始阶段，显然与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主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身体机能的退化以及智力的不活跃成为族群难以走出原始蒙昧状态的主要原因。布丰认为靠美洲土著人自身的能力很难改变他们生存的自然环境现状，这样印第安人的“退化”只能是趋向恶化。德波基本上是在想像中给读者提供了一幅美洲的恐怖场面，没有给美洲土著族群的向上改善留下丝毫之余地。雷纳尔的看法介乎布丰与德波之间，实际上最终否定了美洲印第安人靠内力使社会获得提升的可能性。罗伯逊对美洲印第安人退化特性的描述与布丰等人无本质上的区别，但在很大程度上认为美洲土著社会存在向新的生存方式转变的条件，这一点与他秉承的进步史观是一致的。罗伯逊在整体上把美洲土著社会视为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但没有否认诸如墨西哥人和秘鲁人与其他土著族群的区别，他们已从“原始蒙昧状态中走出，在习得理念和采取属于文雅社会之制度上取得了很大进步。他们的政府和生活方式将自然归属于我们涉及墨西哥和秘鲁帝国的发现与征服时所做出的评论，在这方面，我们将有机会对处于已经实现最高改善的美洲人进行深刻的思考”。尽管罗伯逊把主要笔墨放到对美洲这两大帝国与其他土著部族无本质的区别之上，但其字里行间流露出：生活在这两大帝国的居民在文明程度上已经获得提升，他们与其他部族的印第安人一样尚未走出原始状态，然而身上却表现出后者欠缺的文明气质。野蛮与文明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他们趋向不断获得提升的明显迹象。即使没有来自外力的推动，哪怕是再缓慢，这些生活在野蛮状态下的印第安人终将会从狩猎阶段中走出，向标志着文明时代到来的农耕阶段转变。罗伯逊在书中没有明确谈及此点，这只是笔者阅读《美洲史》后的一种感觉。其实，罗伯逊在谈及土著社会特征时宣称，“从美洲人的内部状况来看，向着设想他们的公民政府和政治制度过渡是自然而然的”。罗伯逊这里谈到的过渡已经不仅是生存方式的转变，而是上升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创新，当然这种过渡只能是在生存方式转变之后很长时间内社会的进一步提升。这种提升对美洲土著人来说虽很遥远，但并非无期，哪怕时间再长，美洲土著社会最终会在缓慢的渐变过程中实现质的飞跃。由此可见，任何社会都会靠自身的力量实现社会发展阶段的转变，美洲在这方面也不是例外。美洲土著人体质的“退化”会对转变产生明显不利的影响，但终究不会改变这一进程。至于说美洲土著人的“退化”特性是否会逐渐得到相应改变，罗伯逊没有谈及，留下了让读者进行深入思考的空间。
作为一个以严谨著称的学者，罗伯逊在史学研究方法上的确令人称道，但受时代的局限，罗伯逊终究难以突破布丰等人在美洲印第安人研究上设置的藩篱，成为启蒙时代“美洲退化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然而，罗伯逊在研究中没有完全照搬布丰等人的命题，而是在确认美洲土著人体质“退化”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表明他对美洲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的确为布丰等人所不及。
余 论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罗伯逊在欧洲学界的名气本来就很大，《美洲史》出版之后，他的学术声誉达到巅峰。据一位学者统计，不算删节本，罗伯逊这部多卷本著述的英文版在1800年之前至少有11个版本，被翻译为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亚美尼亚语和希腊语等五种语言出版。这部多卷本著述是自“埃雷拉《数十年》之后首次试图系统地描述西班牙美洲的发现、征服和殖民”的历史，因此自然在西语学界引起强烈关注，反响很大。西班牙耶稣会士历史学家胡安·安德烈斯把罗伯逊称为18世纪他们这一代人的杰出代表之一，赞扬罗伯逊对“历史研究发展”做出了引人瞩目的贡献。正是靠这部著作的影响力，1777年8月，罗伯逊毫无争议地当选为马德里皇家历史学院外籍院士，院士拉蒙·德·格瓦拉奉学院高层委托将《美洲史》翻译为西班牙语。当年12月，格瓦拉便神速地完成了翻译工作。1778年1月8日，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授权《美洲史》西文版出版发行。然而，西班牙文版最终胎死腹中，主要原因是罗伯逊的这部著述给了西属美洲殖民地历史很多负面描述，一些上层人士担心西文版会引发或加强人们对西班牙王室专制统治的不满。在强烈反对的呼声中，查理三世改变初衷，不仅收回成命，而且禁止这部著述进入西班牙和菲律宾。《美洲史》虽未出西文版，但在西班牙和西属美洲殖民地所产生的影响一点都不亚于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影响，很多西班牙学者对这部书做出的评价或反响便是证明。罗伯逊被贴上了启蒙时代“美洲退化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标签，他接受这种论说很大程度上受到时代的局限，无疑给他的学术声誉蒙上了一道难以抹去的阴影，但他撰写《美洲史》的确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尤其以档案资料和研究方法见长。这部著述为他所处时代不可多得的佳作，问世之后很快被翻译为多国语言出版并非出乎意料，反映了欧洲学术界在整体上对罗伯逊美洲史研究的认可。
罗伯逊对美洲印第安人特性以及生存方式的描述貌似客观，基本上是在甄别材料基础上的逻辑发挥。其实，他对自己的论断并无绝对的自信，不时地提出一些似乎与“退化”相悖的事实。对罗伯逊来说，这种质疑只是附带性的，不会影响到他从整体上对印第安人特性的评价，但却反映出学术界在美洲“退化”问题上一种潜在的变化。诚然，布丰等人阐述的“退化论”对欧洲人构建美洲形象依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然而这种影响力开始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到了《美洲史》出版之际，“退化论”已遭到很多人的激烈批评。新的考古发现与美国革命的爆发极为不利于维持“退化论”在欧洲学界的主导地位，支撑其影响力的基础发生动摇。罗伯逊的质疑充其量只是亮出一些事实而已，没有对其从“退化”角度认识美洲人的特性产生任何影响，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显露出这种趋势的端倪。罗伯逊的退化观主要基于美洲恶劣的自然环境，原始的社会制度与道德观促进了美洲土著人的“退化”。德波与雷纳尔强调长期生活在美洲的克里奥尔人在体质和智力上与美洲土著人一样出现了“退化”，罗伯逊书中涉及克里奥尔人的文字不多，但他无法回避他们生活在相同自然环境下是否发生“退化”这一问题。罗伯逊强调自然环境对形成种群和社会特性的决定性作用，所以他还是把美洲土著人缺乏活力的特性延伸到克里奥尔人，宣称“虽然一些克里奥尔人是新大陆征服者的后裔，虽然另一些克里奥尔人能够把他们的家谱追溯到西班牙最高贵的家族，虽然许多克里奥尔人家境富裕，但是由于受使人活力衰微的潮湿气候之影响，由于一个猜忌政府的严酷统治，由于对获得人类本能渴望的荣誉丧失信心，他们思想的活力完全衰落下去，致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中消耗着生命，夹杂着使身份更为降低的偏执迷信”。罗伯逊对克里奥尔人的这种消极评价只是点到为止，没有深入追究，是他不愿意将此问题展开，还是另有隐情，罗伯逊没有言明，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时要是再像德波和雷纳尔等人喋喋不休地谈论克里奥尔人发生“退化”，势必会遭致更为激烈的批评。罗伯逊很清楚这一点，在评价克里奥尔人上打了个“擦边球”，泛泛而论，既没有否定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作用，又没有涉及“退化”的本质。这种处理方式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退化论”已逐渐成为“余音”的大势所趋。
罗伯逊的《美洲史》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对美洲土著人特性的描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斯托蒙特勋爵与伦敦一些名人仔细阅读了《美洲史》，他们一致同意，罗伯逊的“著作已经成为大家喜爱谈论的题目”。美国许多报纸纷纷连载《美洲史》的部分章节内容，其中包括《宾夕法尼亚报》(Pennsylvania Packet)、《马萨诸塞州观察》(Massachusetts Spy)和《大陆杂志》(Continental Journal)等，导致罗伯逊提倡的思想在这个新国家传播广泛。斯坦利·威廉斯的研究表明，罗伯逊的书影响了差不多一个世纪之久英美学界关于南美洲和墨西哥各种类型的散文诗歌之流行，也影响了诸如华盛顿·欧文以及威廉·普雷斯科特等浪漫历史学家。美国已故著名人类学家亚当森·霍贝尔对罗伯逊的《美洲史》评价甚高，宣称罗伯逊力图通过一种与事实相关和一致的理论赋予美洲人生活方式的意义。通过不懈努力，罗伯逊“首次让世界了解到方方面面的美洲人种学，与此同时，为人类学以后的发展奠定了一系列坚实的基础”。因此，《美洲史》“应该承认为在文化人类学发展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上述评价多是针对《美洲史》整体而言，通常涉及书中关于美洲土著人特性和生活方式，有助于加强欧洲人已构建的美洲负面形象。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济慈是英国著名诗人。1818年6月，济慈的兄弟乔治和他的妻子远航美国寻求致富机会。在他们出走的六个月期间，济慈没有接到他们到了美国之后情况如何的片言只语，他为此感到很绝望。在焦急地等待乔治夫妇的消息时，他便想通过阅读关于美洲的书籍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心情。1819年4月28日，济慈记载，他再次拜读了罗伯逊的《美洲史》。第一次读这部多卷本的著述时他还是个在校学生，对罗伯逊的思想留下深刻印象。济慈对乔治夫妇离开英格兰文明世界前往美洲的荒野感到很沮丧，他确信这两人被美国博物学家奥杜邦骗了，在前往美国途中，船只失事，他们很可能已葬身大海。数月后他在郁闷心情之中写了一首名诗《范妮颂诗》，这首诗弥漫着新大陆低劣的观念，把美洲视为“最为可憎的土地”，河流“阴沉呆滞”，大湖“冰冻三尺”，让人类“饱受折磨”，花失去了“任何香味”，鸟不再发出“悦耳鸣声”。济慈的这首诗把罗伯逊的退化观引申到极致。此时罗伯逊已谢世近二十年，他要是看到济慈这首诗真不知作何感想，但济慈能够写出这首把美洲贬抑到无以复加之地步的诗，根源显然是受到罗伯逊相关思想的影响。美国学者雷蒙德·佩尔德斯研究了美国反墨西哥情绪的根源，将之追溯到罗伯逊对美洲印第安人特性的描述，认为这种描述的广泛传播“有助于扮演必然形成一种意识形态棱镜的最后元件，通过这一棱镜，美国人在19世纪观察当代墨西哥人”。罗伯逊在世时，他的“退化观”便遭到一些美国学者的激烈抨击，但到了美国开始蚕食邻邦的土地时却影响了他们对墨西哥人的认识，这一点是罗伯逊始料未及的，说明罗伯逊这部著述在很多年之后依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与罗伯逊的原意早已风马牛不相及了。
苏格兰启蒙运动涌现出一大批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贡献的思想家，罗伯逊当之无愧地名列其中，对美洲史研究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巩固了他在学界的这种地位。著名人士埃德蒙·伯克阅读了《美洲史》之后致信罗伯逊，称赞作者“对西班牙诸殖民地的现状进行了新的阐述，为一种未来可期望合理解释在这些殖民地发生的一切提供了材料与线索”。伯克还特别强调：“我怀着极为兴奋的心情阅读了对新大陆居民生活方式和特性讨论的内容。我与你一样总是认为，我们此时对掌握人类本质的知识拥有很大的优势。”爱德华·吉本以撰写《罗马帝国兴衰史》而闻名学界，他1788年5月致信罗伯逊称，他发现自己的名字与罗伯逊和修谟并列在一起，对此他感到极为荣耀。他们与罗伯逊为同时代的名人，这种评价足以彰显罗伯逊在学界享有的出类拔萃地位。罗伯逊的《美洲史》无疑是一部时代巨著，对认识人类文明发展本质深有启迪，但局限性也显而易见，主要体现在以欧洲为中心来观察美洲，在欧洲文明的视野下构架起一个野蛮落后和毫无活力的美洲“他者”形象。这种对美洲的认识几乎是启蒙时代学者们描述美洲的通则，罗伯逊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必会以他所识来为树立美洲这个“他者”形象竭尽全力。罗伯逊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也是《美洲史》能够产生很大影响的原因之一。然而，罗伯逊从“退化”角度对美洲土著人特性的总结最终证明缺乏可靠的根据，他被后世列为启蒙时代“退化论”的四大代表人物之一，其所谓“不偏不倚”的研究遭到了后世的讥讽，这种结局大概是罗伯逊生前未曾预料到的。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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