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天舒 | 交流史上的“脱亚入欧”——以明治时期日本人来华游记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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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史上的“脱亚入欧”
——以明治时期日本人来华游记为中心
胡天舒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作者简介
胡天舒，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韩东育工作室”成员，研究方向为东亚游记学、中日关系史，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项。
明治时期对于近代的中国与日本而言是一个文化价值观解构与重构的时代。江户时代的“锁国”，使“中国”这个“他者”对于明治时期多数日本人来说是一个未尝亲历的异域世界，“文本中国”承载了他们太多的想像。但当他们踏足这片大陆的时候，“现实中国”给予他们的异质感却更为深刻，加之中国在东西方文明碰撞时的衰退以及日本学习西方文明的“成效初显”，日本人的“对华傲慢情结”开始初露端倪，成为日本在东亚地区自我膨胀的心理渊源。其中，日本知识人的中国调查及中国体验对此发挥了重大作用。近代日本游华知识人曾根据自己的中国体验塑造了新的“中国形象”，这一形象是在中国“华夷”观念与西方“文明”理论的双重规定下产生的，进而形成了近代日本知识人的中国观。这些观念当中的许多内容，与其说反映了现实本身，不如说是在确认其来华前的日中“落差”预设：他们在中国所发现的问题，是他们想在中国发现的问题；而中国“落后”的形象一旦形成，纵使寒暑易节、时代变迁，其影响力仍十分巨大，并持续制约着日本人对中国的观察、理解与判断。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日易位
在近代以前的东亚文化圈中，中国曾长期处于核心地位。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所展现出的强盛，使日本等东亚各国无论在制度、思想，还是文化和日常生活层面，均纷纷效仿、学习中国，对中国敬仰有加。这一局面持续了近千年。直至19世纪中后期，东亚最主要的两个国家才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中国从闭关锁国的封建大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开始了资本主义近代化建设，政治经济迅速崛起。
鸦片战争以来，日本在密切关注中国这个东方大国被西方“蕞尔小邦”英国打败的现实并重新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开始重新认识亚洲，重新定位中国与自身的关系。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展开与清政府之间的外交事宜，最终于1871年，两国正式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规定双方可以互派外交使节或领事——这标志着中日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还意味着日本以西方“条约体系”挑战中国“华夷秩序”的肇始，尽管签约之初该动向尚处于蛰伏状态，但日本通过条规的签署拆解“宗藩体系”的整体设计与虚实进路，事实上意味着中国在东亚的传统核心地位即将丧失。甲午战争中，清帝国被新兴的日本击败，被迫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中日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逆转：日本由昔日的“蕞尔小邦”一跃成为亚洲霸主；中国则从“天朝上国”瞬间沦为战败国家。此后，日本在“海外雄飞”强国之梦的驱使下，对中国的关注形成了与以往不同的内涵，产生了形形色色的中国观。日本人的中国观虽以“中国停滞论”与“中国蔑视论”为主流，但其背后却存在不同的认知路径，而且日本人对中国的关注也比以前更加强烈。在日本政府的筹划与支持下，1875年2月至1898年1月，三菱会社、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等先后开辟了横滨—上海航线、长崎—芝罘—天津航线和长江航线，更加方便了日本人的中国旅行。日本的学者、作家、记者、政治家等，或出于兴趣，或受命公务，开始前往中国。他们以游记、日记、见闻录等形式记录了中国当时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文化政治等综合信息。由于游记本身的亲历性与现场感，旅行者能够在异文化的体验与碰撞中形成更为直观的对华印象，成为研究近代日本人中国观诸类型的特殊文本。而且，多数游记在旅行结束后便结集出版，被当时的日本人广泛阅读，其中国见闻已成为普通日本人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知识来源。进而，这种方式的“中国阅读”对此后中日两国的集体文化认知乃至民族感情、国家关系、革命运动、日常习俗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二、羞与清朝为伍的言行举止
作为近代第一位深入中国西南内陆旅行考察且留有详细记录的日本人，时任外交官的竹添进一郎(1842—1917)，曾于1876年在中国进行了为期112天、行程九千余里的考察，并留有旅行记录《栈云峡雨日记》。他在自序中写道：“余足迹殆遍于禹域，与其国人交亦众矣。君子则忠信好学，小人则力竞于利，皆能茹淡苦考，百折不挠，有不可侮者。但举业囿之于上，苛敛困之于下，以致萎靡不振。譬之患寒疾者为庸医所误，荏苒弥日，色瘁而形槁，然其中犹未至衰羸，药之得宜，霍然而起矣。世或有蛊惑之疾深入膏肓，而张脉偾兴，自以为强健者。令越人见之，将望色而走。”在竹添看来，他所见到的中国所呈现出的状态是古盛今衰的“病态的中国”，充满了“内忧”。换言之，衰弱停滞的中国已病入膏肓，而清政府作为统治者亦没有表现出良好的国家治理能力，却更像是一位病急乱投药的“庸医”。其落后的君主专制制度、官治的不力与治安的混乱以及苛敛之政，均让竹添感到困惑和不满；而民风的不古与儒学的颓废，就更让竹添无奈之极。在游览岳武穆故里时，竹添看到安放在门外被人唾弃的秦桧夫妻铁像，慨叹道：“彼与君父争曲直者，独何心哉？”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君为上，臣为下”的君主专制论的不满与讽刺。
如此充满“内忧”的中国现实社会，与竹添进一郎以往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形成极大的反差。尽管如此，他仍认为“病态的中国”只要“药之得宜”，便可“霍然而起”，并强调中国“谋富强之术”的重要性：“(清国)畏负债于异邦，不啻猛兽洪水。凡诸器玩之来自海外，足以悦目适体者，如盲之于色，如聋之于音，曾不过而问焉。独船舰火器，与夫行阵之方，熔化之学，因西人所创作，渐拣而取之。方今之时，谋富强之术，盖莫善焉。”面对中国的现实社会，竹添描述了对中国“内忧”与“外患”的担忧，但由于其本人的汉学家身份，加之明治维新尚属初期，其未来的发展亦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因此，竹添进一郎的中国观往往表现为对中国的“失望但不绝望”，其心理层面对传统文化中国的眷恋之情及明治初期中日两国政治军事等实力尚未定论的文文莫莫之感，在他的游记中亦表现得淋漓尽致。
竹添进一郎中国之行八年后来访的日本汉学家冈千仞(1833—1914)，其游记《观光纪游》却一改竹添游记中侧重于对中国风土介绍之风格，偏重关心中国的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大事。日本学者町田三郎认为，在此八年间，日本国民的意识也随着日本政治的巨变而有所转变。竹添在中国旅行之际，日本虽已开始明治维新，但是新政府仍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政治体制尚未完全巩固，明治十年(1877)日本西南战役结束以后才真正进入安定的近代化国家建设期。所以，虽然竹添与冈氏的中国旅行仅相差八年，但是日本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却足以让二人以不同的心境和心态来审视其旅行对象。竹添面对疆域辽阔的中国大地，虽为其处于“内忧”与“外患”的境地而有所失望，但中国作为文化先进的文明古国，其所处之国际地位仍较为突出。而冈氏游华时期，日本社会因明治维新已成效初显，其近代文明国家国民的优越感业已生成，而这时又恰逢中国处于中法战争的焦灼状态中，其来华时目之所及和关注点自然迥异。
冈千仞来华前祈盼在中国之行中能够找寻到振兴日本汉学的方法，但是，在实际观察后，他开始对清政府统治的不利及清朝士人对于五洲变局的“矒焉如无见，漠焉如无闻”现状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多次提及中国犹如日本二三十年前的幕末时期，并对日本维新后学习欧美新学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冈千仞多次指出，清国已礼仪全无，儒学在中国已衰败、颓废，且中国人喜浮夸，无信义。至于中国人开口辄曰“夷狄殊类，不知礼仪”等现象，冈千仞讥讽道：“自外人而观之，为孰知礼仪？”并慨叹：“呜呼！政教扫地，一至此极，而侮蔑外人，主张顽见，傲然以礼仪大邦自居。欧米人之以未开国目之，抑亦有故也。”在他看来，“中人辫发垂地，嗜毒烟，甚食色，妇女约足，人家不设厕，街巷不容车马”，这些陋习使其根本不具备“以内笑外”的资本，而对于“五洲往来，互订友谊”这一“宇内大变”全然不知的事实，则更令其焦虑。在与王梦薇(延鼎)笔谈中见王否认日本学习欧美的做法时，冈千仞惊呼：“呜呼！陆有轮车，海有轮船，网设电线，联络全世界之声息，宇内之变，至此而极矣。而犹墨守六经，不知富强为何事。一旦法虏滋扰，茫然不知所措手，皆为此论所误者。”
冈千仞认为中国士人无视世变，拘泥六经，然而“六经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若“中人拘泥末义，墨守陈言”，而“不复知西人研究实学，发明实理，非烂熟六经所能悉”，则六经之毒与老庄对晋宋之毒无异。冈千仞笃信帖括无用，科举无益，提倡应仿欧美而兴大小学校，讲有用之学，更是对自己“费平生精神于无用经史”而深感“追悔无及”。特别是在拜访了同窗日本驻华公使榎本武扬后，看到公使屡次游历欧洲，讲究格致实学，且每每言之有物，他更觉自己“用力空文，迂疏可笑”。冈千仞强调日本维新后“设各科讲欧学”，从而使得日本“后进辈出成器”，能够“驶大舰，装巨炮，与欧米各国抗礼讲交”。更重要的是，“彼(欧美各国)亦待(日本)以友朋国”，而“此宜大为家国庆也”。与此相反的是，冈千仞认为英法“以豺狼报中土”的原因是由于“中土以豺狼待彼”，若能够“以尧舜心事待彼”，则其亦能“诚接中土”，并将这一切归咎于清廷“逞一时之愤”的“粗暴无名之举”。冈千仞甚至肯定了盐谷宕阴在《六艺论》中“三代圣人之学，亡于中土，而存于欧米”的说辞。由此可见，虽为汉学家出身的冈千仞在面对中国时，早已以“近代化模范国”的日本国民身份自居。
甲午战争后，日本人的中国观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对文化中国的崇敬之意开始弱化，对现实中国的批判言辞趋于激烈。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奠基者之一的内藤湖南(1866—1934)曾于1899年第一次来华期间完成中国行游记《燕山楚水》。旅行期间，内藤对中国社会所显现的纷乱嘈杂极为反感，多次诟病于底层社会的苦力与车夫们，甚至认为与中国人擦肩而过时衣服袖子的接触都会使其心中不快。内藤反复强调清政府的弊端在于“安于旧态难以改变”，在财政上产生巨大的困难，虽然领土十倍于日本，但是每年财政收入却不过一亿多两，远远低于日本(每年二亿五千万两)。中国的积弊并不是到内藤游览时的清末才得以显现。内藤认为，即便在国运达到鼎盛的乾隆时代，也只是在“粉饰太平”，并没有消除掉中国“深刻的危患”，且已经“渐渐显露出衰落的征兆”(如乾隆时期铸造的铜钱品质已经开始低劣)。不仅如此，内藤追究中国的积弊直至商鞅的废井田开阡陌以及科举取士的有名无实上，再加上郡县制度后地方官员不将百姓生计放在心上等，认为这些都构成了清政府无能的渊源。
清廷面对内外困境而做出的改革，显然未能令内藤满意。在他看来，清政府的洋务人才多轻佻浮薄，只会巧弄言辞，而不会读书思考，这一点与日本十年前十分相像。而对于刚刚结束的戊戌政变，内藤认为政变的主导者康有为虽才力有余，但是见识和度量均不足，且人也不够沉稳，喜欢与人争论，标榜学术观点的异同，这也是其失败的原因；而梁启超的论著多恃才傲物，有自我炫耀的感觉，且在日期间模仿日本某些人的浮躁风气，攻击西太后的时候动辄谈到下流的事情，是为人之低的显露。他认为，中国社会所表现出的种种“沉滞”之气，已无法不使改革前途令人担忧。内藤在中国旅行时，戊戌变法刚刚过去一年，这种风气尚未完全散去。内藤将这一现象与日本进行比较，指出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杀身取义的人，有几十上百人”，即便在“幕府强盛的时候，也有人捋起袖子要打倒幕府”，然而清朝“人士如果只是坐在那里讨论，试图以口舌来完成维新，那是大错特错”，清朝士人空谈务虚，缺乏果敢的行动精神。由此，内藤作为近代日本人的优越感及对于西方文明的推崇已展现得淋漓尽致。
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出现的“东洋盟主论”在日俄战争取得胜利后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日本也似乎最终确立了其在东北亚的霸权地位。不过，日本并不满足于仅仅是移植西欧文明，而认为亚洲的文明化和近代化中应当包含日本文明的要素。在这种社会文化观念影响下的文艺家小林爱雄(1881—1945)，在来中国旅行之前，感觉自己去中国就像是“巨人”去“小人国”一样，充满了文明进步的自信与心理优越感。中国民众的国民性在小林的描述中亦显得落后与无知：港口蜂拥而至的苦力让他不想和德国邮轮告别；深信药物万能且会到深山中寻找不死灵丹的国民让他感觉不快；没有头脑的如呆滞偶人般的中国女性让他没有丝毫的痴迷，直言只倾心于近代女性与西欧女性。中国文化的退步让小林不由得发出感叹，中国学的衰退与无用亦让其惊奇，而中国人的“无知”更让他觉得“不体面”。小林描绘了自己乘坐汽车在中国道路上行驶时的感受：“开得快的时候如风驰电掣一般，再没有比汽车更方便快捷的文明工具了。赶超了地面上的一切，当走在路上的行人瞠目结舌地目送的时候，汽车已经没了踪影。我感觉自己像在奔驰，当在街道上拐弯时，心情犹如坐在西式床上那样兴奋。……当我们的汽车开过的时候，来往的人便驻足观看。如果汽车能让人停下脚步，则可以推断出这里的文明程度太不体面了。”这段描写形象地刻画了小林的心理感受，面对落后与文明程度低下的中国社会，小林的优越感以及享受近代文明的畅快感被生动地展现出来。
与此截然不同的是，面对西方文化及西方人时，小林的景仰与自卑也通过游记的记述跃然纸上。在乘坐德国露以士公司的BULOW号轮船来中国时，小林多次称自己为“土老帽”，认为船上吸烟室里都是“文明的香气”，厕所都能“看出人文水平的高低”，甚至屡屡为自己的黄色皮肤而感到“可悲”。此时的小林爱雄早已唯“西方文明”是从，甚至连英国人所经营的铁路线，在小林的眼中，也透露着“坚固的质朴美”，“蕴含着英国人的国民性”。与此同时，小林又不得不在日本与欧洲在中国的势力对比中感到一丝落寞。欧美人无限地扩张着势力，不断地筹划着各种企划，而日本人只能受雇于师范学堂等处，只知道把一百、二百的钱宝贝似地积攒起来；在九江的港口，英国公司的停泊场抢占了最好的位置，而日本的停泊场却被赶到了乘船最不方便的最偏僻的地方；北京的商店中生意兴隆的要数英、德两国的商店，而日本的商店资本少，店铺布置得很寒酸。在这些比较中，小林开始着眼于对中国及日本未来的描绘，其奇怪的想法竟在与其同胞的谈论中狂狺不休：“东洋文明新建的理想……要达到这个目标路途还很遥远，可是，每年以五六十万人的速度增长的日本人，将来埋放骨灰的青山，除了中国还有哪呢？”
三、日本“脱亚入欧”的历史潜流与现实呈现
从以上大量的“思想格斗”中不难发现，如何摆脱并凌驾于东亚的落伍文明——传统中国之上，已然成为涌动于日本精英层心底的潜流。实际上，早在江户末期，日本人就已经对中国微词不断并对西洋艳羡有加了。兰学者孔平(萩野)信敏经中西对比后感慨道：“三代之道，果存于诸邦喎兰(荷兰——引者注)矣！”画家司马江汉(1747－1818)在其著作《和兰通舶》中表达了自己对欧洲世界的艳羡之情，他认为欧洲是“天下第一大洲”，是“人类肇开、圣贤之道首乡也”。而且，欧洲“人物之气质略同，性温厚而不躁。与亚细亚人相比，巧甚而思深。……与吾亚细亚诸国人相比，其志甚异”，“其后由欧罗巴诸州对外开辟者甚多。有南北广大之土地，共名曰亚墨利加洲，即所谓新世界云”。由此看来，司马对于欧亚两大洲的对比与褒贬，已经完全相异于昔日的日本学者，甚至当其与幕府讨论荷兰人的制作工艺，幕府认为荷兰人“细工极尽巧妙”乃“兽类”之时，司马竟回答 ：“人不及兽！”这足以表明，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向西方文明大举倾倒的倾向，早已在日本社会埋下了根柢。值得关注的是，上述对西洋的赞美与对亚洲的贬斥，总是被平行推出，仿佛不拿出西方的进步和富丽，就无法衬出亚洲的落后和寒酸。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欧美势力日益东渐，日本投向西方的热望就更加难以阻遏，也更加深入人心。1853年，佩里率“黑船”以通商之名义前来叩关。翌年，当美国“黑船”再次驶来日本时，同船的中国翻译者罗森这样记录道：“亚国以火轮车、浮浪艇、电理机、日影像、耕农具等物赠其大君。即于横滨之郊筑一圆路，烧试火车，旋转极快，人多称奇。电理机是以铜线通于远处，能以此之音信立刻传达于彼，其应如响。日影像以镜向日绘照成像，毋庸笔描，历久不变。浮浪艇内有风箱，或风坏船，即以此能浮生保命。耕农具是亚国奇巧耕具，未劳而获者。大君得收各物，亦以漆器、瓷器、绸绉等物还礼。”“人多称奇”表明，日本人对待美国所赠物品是充满了好奇心的。不仅如此，佩里亦在其日记里更详细地描述了日方如何配合其赠送礼品的展示活动，以及对其所赠礼品的围观与兴致——日本当局提供了一切可能的设施：他们的工人搭建了若干棚子以保护物品免受恶劣天气的影响；一块水平的地面用来铺设小火车头运行所需的圆形轨道，并为延长电线架设了柱子，在所有的工作中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日本人怀着天真和孩子气的喜悦，看着机器布置和组装的结果。日本政要们和许多百姓日复一日地聚集在一起，急切地恳求美国人展示如何使用电报，并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发送和接收通讯信息。佩里的记述还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日本人对于美国舰队带来的近代化科技产品的好奇与喜爱。他对日本人如何感受所赠火车的描述则更加有趣：因火车按正常比例进行了缩小，所以人们无法进入内部正常感受它每小时二十英里的速度，于是，好奇的日本人直接骑在了火车顶上，他们宽松的长袍随风飘扬，这些人迎着风趴在火车车厢上，饶有兴趣地咧着嘴大笑。佩里的“黑船”来航，让日本人意识到了自身的落后，许多年轻人主张在本源上查究西方文明的技术优势，同时也激发了日本人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欲望。正惟如此，当福泽XE"福澤"谕吉在若干年后XE"福澤諭吉"正式提出“脱亚论XE"名詞索引：十一劃：脫亞論"”时，曾慨叹道：“我日本之国土虽在亚细亚之东，其国民精神既已脱亚细亚之固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矣！”与日本人的反应迥异的是，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后，美国代表亦曾赠送几座火炮模型和一些军事技术书籍等给中国代表耆英，耆英当即表示中国对此类“利器”不感兴趣，并说他相信“中国的和平已经确保无疑了”，其“大国优越感”了然于目。至此，福泽谕吉《脱亚论》的现实呈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比兰学更进一步，福泽导入的洋学，使日本学界的面貌尤其为之大变。但是，无论是兰学还是洋学，幕末明治期日本精英阶层全部工作的前提，都是对中国旧传统的批判。所不同的是，福泽在透过来华游历者的耳闻目睹变得比以往更加了解对岸大国的真实国情且鄙薄有加的同时，还导入了一个与清朝适相对立并充满西方科学精神的近代化理念。当他使用这一新的价值参照系统来“比较东洋的儒教主义”时发现，“东洋所阙如者”，则恰好是这种“西洋的文明主义”。福泽将中国文明视为“耳闻目睹文明事物却不为心动，留恋古风旧习之状千百年未变。……由内而外皆为虚饰，道德扫地、残酷又不知廉耻，尚傲然自尊毫无反省之念”。他认为儒教文明下的中国人与朝鲜人的德行都是害人害己的“恶疾”，而中国与朝鲜更是被其斥为“恶邻”与“恶友”。在他看来，西洋人会将中国和朝鲜实行专制、无法可依、迷信无知等诸多“恶疾”均加之于日本之上，这是日本的“一大不幸”：“奈何不脱离其伍而与西洋文明之国共进退耶？”“交恶友者不免乎恶名。敢布此心，我日本当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矣！”此时，在与西方文明的对比中，儒家文化与传统中华文明被日本全盘否定，面临全面破产和彻底崩溃。尽管事实并没有日本人所讲的那般夸张和不堪。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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