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哲生 |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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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再出发

欧阳哲生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北京大学有着长远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传统，蔡元培、郭湛波、任继愈、石峻、冯友兰、李泽厚等先后从事过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哲学史)著述。20世纪90年代，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出现了新的转向，逐渐朝着精致的专业主义方向发展。中国近代思想与古代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路径主要可分为三条：以思想家为对象，以社会思潮为对象，以观念(概念)演变为对象。近代中国围绕如何处理传统文化、认识西方、建构未来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珍惜和继承。历史情怀与现实关怀的统一是我们拓展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未来应抱有的胸襟。 

关键词　中国近代思想史；20世纪90年代；学术转向；思想遗产

作者简介

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著有《新文化的传统——五四人物与思想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严复评传》《科学与政治——丁文江研究》《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傅斯年一生志业研究》《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等，编有《胡适文集》《傅斯年文集》《丁文江文集》等，在《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一百余篇，近获第十五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第八届高等院校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

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曾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从广义的角度当然可以这样理解。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是狭义的思想史，即作为历史学科一个分支的思想史，它是记述思想的历史，甚或是思想的思想史。中国近代思想史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里是相对比较活跃且话题翻新不断的一个分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从其初创迄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它的发展经验及其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值得总结。

一、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北大传统

北京大学素有研治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传统。早在1923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即撰写了长文《近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从西洋哲学的介绍和古代哲学的整理两方面总结了近代中国从严复、康有为、王国维到胡适等人的哲学(思想)研究成就，这实际上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开始。被人们视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开山之作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作者郭湛波，1932年毕业(一说肄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他的《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1935年初版后，“即请胡适之、冯芝生、张申府诸位先生指导，各有所是正，采其说增加和改正多处”。胡适、冯友兰、张申府都是有北大背景的师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思想史第一部教材是由石峻、任继愈、朱伯崑编撰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他们三人均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教师，编写此书是应当时教学需要赶写而成。以《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979年)、《中国古代思想史论》(1985年)、《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987年)震动学界的思想史名家李泽厚，1950—1955年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本科，受到他的老师们的指导和影响，他在大学时代即已进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1955—1957年发表以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为研究对象的系列论文，他的成名和早熟当然是在北大打下的学业基础结下的果实。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镇冯友兰，早年在北大就读本科(1915—1918年),1952年院系调整后，从清华大学重回北大哲学系执教，晚年在燕园重新焕发异彩。他开始执笔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表示“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到他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的总结时，他的心境真正到了“修辞立其诚”，“海阔天空我自飞”的境地。他以95岁高龄完成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

从上述诸人研治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背景和经历可以看出，北大有研治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传统，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奠基、发展和演进，与北大学者的教研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像北大这样长期保持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兴趣和传承，全国高校中堪称独此一家。

过去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可谓与时俱进。学者们研究的动机、阐述的主题、表现的思想、采用的方法都与其所处的时代和语境密切相关。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的研究都打下了浓厚的时代烙印。不过，与同时期中国近现代史著述不同程度地带有即时性消费的痕迹，较快成为历史的陈迹相比，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著作的生命力相对要长一些，郭湛波、冯友兰、李泽厚等人相关著作的多次重版和外译即是明证。思想史著作毕竟有其不可磨灭的个性魅力和穿越时空的思想光芒。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演进经历了三个维度的变化。第一，以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为代表的反传统的维度。举凡该书探讨的问题，诸如“五十年来中国思想之演变”、“五十年来中国思想方法”、“五十年来中国旧思想之整理与批评”、“五十年来中国思想论战”、五十年来外来思想的介绍，实为从甲午战争以后到20世纪30年代新思想演变的历史总结。郭湛波自诩采用新的科学方法——即唯物辩证法和辩证法唯物论，显示了他追求进步性的一面；他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时代感，意识到“中国思想史”最重要的两个阶段，“一是战国诸子，一是近代，而近代比战国思想复杂”；近代的变革与人们有切肤的关系，“要研究近代中国思想，以明了今日中国思想之情况，演变，和将来之趋势”。他自称，“本书以大无畏的精神，纯粹站在学术立场上，无任何党派的背景，以真理为依归，无丝毫成见；不畏权势，不循私情；本书所述各家，有许多为作者亲授业之师，但不因师生之关系，而抹煞自己之见解，仍要秉笔直书，因此或不免有失礼之处，望诸师友原谅”，显示了其原初确有求真的学术冲动。

第二，以任继愈、石峻、朱伯崑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为代表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维度。这是一部教材——一部贯彻反帝反封建革命精神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教材，题为“提纲”，实为简明扼要。该书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描述表现出强烈的阶级分析色彩：

中国近代的革命是中国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因而，中国近代思想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就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发生、发展及其衰颓和没落的历史；也是无产阶级思想的成长和壮大乃至最后在中国获得胜利的历史。

其基本内容主要是阐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进步思想，同时兼及“对于一切敌对思想的批判和总结一切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经过及其教训”。该书可以说是中国革命史范式向中国近代思想史领域伸展的成果，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教材，它培育和影响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

第三，以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七册为代表的以民主、科学为主体的启蒙思想维度。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除了《谭嗣同研究》(1955年)、《康有为思想研究》(1955—1957年)、《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1956年)、《论孙中山的思想》(1956年)四篇写于1957年以前，其篇幅约占全书的一半以上，其他篇什，如《论严复》(1977年)、《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思想散论》(1978年)、《章太炎剖析》(1978年)、《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不详)、《梁启超王国维简论》(不详)、《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不详)均在“文革”后写作或发表，它们从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左倾路线出发，带有明显的纠正“左倾”错误、清算“文革”危害的倾向。《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则写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时改革已经启动，国门已经打开，知识界解放思想，打破禁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探索勇气。李泽厚对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思想内容的分析和肯定、对中国革命与六代知识分子主题的提示、对“五四”以后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解读、对“西体中用”命题的提炼，以及他别具一格的文字表述和挥洒自如的思想表述，为他的著作赢得了众多青年读者。冯友兰在谈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主题时说：“中国维新时代的主题是向西方学习，进步的人们都向西方学习，但不能倒过来说，凡向西方学习的都是进步的人们。这要具体地分析，要看他学习的是什么。”在具体评述严复的思想时，冯友兰又说：“他在政治上宣传‘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在学术上宣传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这就抓住向西方学习的要点了。后来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更明确地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这当然比严复所提出的那些议论明确得多了。”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论及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贡献时，冯友兰再次写道：

新文化运动把新文化的要点归结为两件事：民主与科学。民主，并不是专指一种社会制度，而是一种人生态度和人与人的关系；科学，并不是指一种学问，而是一种思想方法。新文化运动讲到这里，可以说是把西方的长处认识透了，把向西方学习说到家了。它所要求的实际上是一比较彻底的思想改造，要求人们把封建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改变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就是所谓“攻心”与“革心”的真实意义。

显然，冯先生是以把向西方学习民主、科学作为理解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史的一条主线。尽管如此，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不脱其旧作《中国哲学史》“正统”观的窠臼，他还有表现“自我”的那一面，他对曾国藩历史作用的肯定，对中国现代哲学新儒学一支的偏好，更多地表现了回归“自我”的倾向，冯的影响主要是在专业学者圈。不过，李泽厚、冯友兰对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的基本描述和把握，应当说还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框架之内，他们的自我发挥维持在一定的限度。李泽厚明确表示：

在这个近百年六代知识者的思想旅程中，康有为、鲁迅、毛泽东，大概是最重要的三位，无论是就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说，或者就思想自身的敏锐、广阔、原创性和复杂度说，或者就思想与个性合为一体从而具有独特的人格特征说，都如此。也正是这三点的综合，使他们成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最大人物。

对康有为、鲁迅、毛泽东的偏爱，表现了李泽厚当时的思想与学术共同体的主流倾向基本一致。再举一例，在《胡适 陈独秀 鲁迅》这篇评述三位“五四”代表性人物的论文中，李泽厚的喜好顺序其实也是反过来的，可见他的思想认识与主流意识形态并不矛盾。李先生的这一评判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他那一代人的思想趣味。在接受中国革命史理论范式的规训和熏陶方面，李泽厚比冯友兰留下了更深的印迹。由于冯、李都是哲学专业出身，他们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哲学史)的著述更多地具有思辨的色彩和建构理论体系的向度，历史的伸展并不充分。

二、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转向及其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影响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人文学界发生了新的转向。这种转向并不是像在改革开放之初以解放思想、打破禁区的形式展现，而是体现在朝着精致的专业主义方向发展。

首先是人们常说的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讲究实证研究，注重文献基础，对那种天马行空、无所依傍的空疏议论的摒弃，在学风上崇尚沉稳扎实、小心求证；讲究学术规范，重视梳理学术史，其影响所致是思想史研究的淡化、学术史研究的重现。学界一度热衷谈论王国维、陈寅恪、吴宓、钱钟书这类“学究”式的人物，这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有着“抑制”的作用。讲求学术规范，则对学术研究的精致化要求相应提高。

其次对思想家评价的多元取向代替过去那种非此即彼、是非分明的单一评判。这主要表现在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严复、蔡元培、胡适的评价，对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代表梁漱溟、钱穆和海外新儒家的理解，对张君劢、张东荪等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认识，重现了近代中国思想界内在的多条进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在经历了1978年以前的革命史范式、80年代的反传统的现代化范式之后，开始呈现新的多样化的状态。

再次是学术生产的主体发生了代际替换。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生产队伍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培养起来的大学生、研究生为主，在此之前，以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为主。新一代知识分子经过十余年的学术积累，在思想解放、学术视野、知识结构、专业素养方面较上一代学者都有了明显提高。新一代知识分子回归传统，走向世界，在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上有了新的拓展。90年代涌现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者在研究领域的开拓和研究方法的使用方面均与上一代学者(主要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有了新的不同，这种相异随着时间的延续，呈现加强的趋势。

最后是随着新世纪以后中国国力的迅速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中国人的自信心空前提高，中国学人的国际视野大为扩展，文化自觉相应增强。中国学术界渐渐以平等的眼光环视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评判价值标准和思考视角逐渐发生新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那种重西轻中的偏向逐渐得以纠正，谋求中西平衡的努力持续增强。

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文学界的上述变化，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文献资料的发掘和大规模整理，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的批量生产，中国近代思想史话题的不断翻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各种观点争奇斗妍，今天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面貌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三、中国近代思想遗产的整理与继承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总结中提出并回答了两个问题：一是从中国哲学史的传统看哲学的性质及其作用；二是从中国哲学的传统看世界哲学的未来。他认为，“真正的哲学不是初级的科学，不是太上科学，也不是科学。这是它的性质决定的”。在他看来，哲学“是对于实际无所肯定，科学则是对实际有所肯定”，“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哲学是以研究人为中心的‘人学’”。他以一个哲学家终身研究的经验证明：“现代历史是向着‘仇必和而解’这个方向发展的，但历史发展的过程是曲折的，所需要的时间，必须以世纪计算。”“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这是冯先生积十余年写作、研究心得所得出的最后结论，也是他的思想遗托。

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虽未以总结殿后，但也留有《后记》，他不像一般的后记那样，讲一些客套的感谢语，而是大致提炼了自己的研究心得。他表示自己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其中心主题是探讨辛亥革命到“文革”期间六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在他看来，“这些知识分子如何能从传统中转换出来，用创造性的历史工作，把中国真正引向世界，是虽连绵六代却至今尚远未完成的课题。这仍是一条漫长的路”。李先生对近百年知识分子主题的揭示，对后来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具有一定的引发作用。

近代中国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思想遗产？我们该怎样清理和继承这些思想遗产？这是我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时遇到的两个问题。中国近代思想与古代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传统儒学以四书五经(或十三经)为经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思想路线，以三纲五常、四维八德为价值体系。近代中国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它的思想主题是探寻国家富强，如何促使中国现代化。甲午战争以后，进化论经严复的译介传入中国，中国士人的内在世界开始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天演论”作为一个隐喻，启示着人们适应时代的变革潮流，求变、维新、变法成为思想的主流。20世纪初，清廷宣布新政，废除科举，新式学堂大量涌现，大批青年学生奔赴东瀛留学，中国教育体制的去旧迎新趋势基本底定。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五四”以后走向主义建构的时代，“主义”关注的是个人、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以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为主轴，社会、文明(文化)、国家、民族、阶级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新的关键词，民主、自由、科学、解放、革命这些新概念、新名词由于符合新文化的气质而被高频使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逐渐形成三民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文化传统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不同主义的选择，中国思想界形成新的场域。因此，近代中国思想所阐述的主题，所使用的范畴，所构建的话语体系，与古代思想可以说大相径庭。

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路径主要可分为三条：以思想家为对象，以社会思潮为对象，以观念(概念)演变为对象。由于人是思想的主体，研究思想者(家)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原初状态和基本常态。与此相适应，中国近代思想文献的整理主要是以思想家文献为主。实际上，文献整理与思想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对思想家的处理主要是对其思想的前因后果、内源外延、合理内核、思想个性、外在影响、历史定位做出精准的描述，以达“述学”之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论定思想家若如给人画像，最重要的是像他，从形态到神态画若其人。

近代思潮五光十色、流光溢彩。但近代思潮发展得并不充分，真正从思潮演变到流派，进而形成一种思想传统，可以说屈指可数。近代思想流派后继有人承传者，只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自由主义、现代新儒家这几家，大多数思潮似乎尚未形成流派就归于沉寂。因此，研究近代思潮、流派，对他们作确定性的把握和定位并不容易。多数思潮、流派稍纵即逝、昙花一现。研究思潮更能看出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思想家的主张如不能发展成为思潮，只是停留在个人的精神世界里，就没有影响力可言。涓涓细流如能汇聚成一股巨流，掀起社会的大浪，汹涌澎湃，就能对社会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近代思潮与思想流派往往与政治结合在一起，谋求在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因此他们的升降沉浮也与其政治命运并联在一起，这给我们的研究多少增添了几分困难。

近代中国外来的新观念、新名词、新术语、新概念层出不穷。很多词汇虽古已有之，但到了近代，其含义转换，已完全不同于古义。西方思想史界出版过两部这方面的工具书：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和New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西方学术界对观念史的处理已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技术、方法。相对而言，中文世界的观念史研究可以说方兴未艾，最近十年来才零星可见这方面的一些学术性成果，观念史文献材料的整理仍然甚少，现有的研究主要依赖各种数据库，文献基础比较薄弱，观念史研究尚存较大的发掘空间。

中国近代思想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在近代，由于人们对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改革与继承的关系等问题有不同的思考，形成不同的思路，因而产生了思想流派与各种主义之争。从论争的思想规模来看，近代的思想流派之争较诸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之争，其规模和复杂程度要大得多。尽管后来有些思想流派逐渐归于寂灭，但他们的思想蕴含的合理性仍值得我们去体味。我个人觉得，对近代思想家或思想流派的价值不能简单以他们的政治地位或政治作用来评判，尽管政治是近代中国的核心，有些思想(如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因为在政治上失势而归于消沉，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存在的合理性的丧失。对他们的思想价值，我们应该给予必要的尊重。对于文化传统主义亦应如此。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一种现象，即在给某位思想家贴上一个标签以后，就忽略他的其他思想属性，从而将其作单一化的处理。这些在近三十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已经得到论者们的认可。具体来说，中国近代思想给我们留下了三个方面值得珍视的重要遗产：

第一，近代中国的思想家重估传统，批判旧学，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给予深刻反省。他们或以“中体西用”的模式保存中学，或以“国粹”的样态保守国学，或以“国故”的方式处理固有的学术文化，或以旧文化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处理留下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传统文化渐行渐远，历史资源越来越稀薄的当下，我们越来越珍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源，近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

第二，近代中国的基本趋向是走向世界，向西方学习。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要是在军事上师法西方列强的长技“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到洋务运动，致力于“自强求富”，仿效西方的工业化运动。从维新运动，实施新政，效法日本、俄国的君主立宪，到辛亥革命，以推翻君主专制，追求美国的共和政体为目标。从新文化运动认定的西方近代化精髓在于民主、科学，到胡适等自由派提出“充分世界化”或“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我们可以看出，近代思想家对西方的认识、对现代化的理解逐步走向深入，他们对中西关系的把握也越来越成熟，他们的思想成长过程值得我们省思。

第三，近代中国充满了对未来世界的憧憬和想象，产生了像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样对新社会的理论建构和宏伟构想，为时代的进步勾画了一幅幅新的蓝图。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设想逐渐由乌托邦式的空想，发展到脚踏实地的合乎科学的社会主义理想，近代中国一步一步走向光明，最终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梳理近代中国的思想旅程和社会理想，对于我们推动21世纪中国社会朝着更为美好的方向发展，对于我们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费孝通先生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世界新秩序有着重要的启示。

近代中国是一座拥有丰富思想资源的宝藏。对于这座宝藏，我们要像开掘矿藏那样，本着合理发掘、保护利用、消化充实的原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加以继承和发扬。具体如何处理？我相信这仍是一个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的问题。解决问题的途径，自然有赖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创新，而学术创新除了依赖学者的勤奋工作和拓宽视野外，更需要学术界形成互相争鸣、宽松包容的氛围。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虽贴近现实，毕竟又还是历史，历史情怀与现实关怀的统一是我们拓展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未来应抱有的胸襟。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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