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晓娟 | 唐诗中的游侠形象与都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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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中的游侠形象与都城空间
辛晓娟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游侠是都城多元文化的产物，唐代诗歌中的游侠形象，最典型地体现出人与都城空间的互动关系。游侠通过“游”的行为，不仅从物理上意义上打破了空间阻隔，也勾连起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从社会意义上打破不同阶层的壁垒。游侠不仅是都城景观的观察者，也是景观的构成者，丰富了都城景观的美学层次。文学作品中的游侠形象，更是世俗欲望与理想光辉的集合体，他们有重利轻义、扶危济困的一面；亦有铺张浪费、肆意陈欲的一面。“以武犯禁”时，他们是秩序的破坏者；为王前驱时，他们又是特权的维护者和享有者。这种矛盾背后，正折射出游侠形象与都城间复杂而独特的关系。唐诗中的游侠形象，从地域及心理两个层面拓展了都城空间，并完成了对都城的人格化塑造。唐代诗歌中的游侠形象，最典型地体现出人与都城空间的互动关系。诗人通过对游侠形象及行为模式的书写，打破了都城内部不同功能、阶层的空间壁垒，在丰富都城景观的同时塑造出独特的夜间景观。这样就从地域及心理两个层面，拓展了都城空间并完成了对都城的人格化塑造。
关键词 唐诗；游侠；都城；空间
游侠是都城繁华的产物，《游侠列传》中无论“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等“卿相之侠”，还是朱家、剧孟、郭解等“匹夫之侠”，都生长、活动于名都大邑。秦汉以来迁豪强于长安一带的政策，又造成了京畿附近大族云集。《汉书》云：“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长安五陵一带游侠多为上郡子弟，更有王侯公子成为“侠魁”，广蓄豪杰。就某种意义而言，正是繁荣的都城孕育了游侠阶层，游侠群体也是都城繁华的象征。而与此同时，游侠阶层对都城所代表的王权制度又有天然的反叛性。荀悦《汉纪》认为游侠是礼崩乐坏的产物：“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纲纪废弛。”这一阶层从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不受制度及空间约束的特性。剧孟、郭解等游侠植根都城，行迹遍布大道与里巷，势焰波及地方。其活动范围之广，影响之深，皆为其他“布衣”群体罕见。游侠群体既有司马迁所言“赴士之厄困”的积极面，亦有“肆意陈欲”“以武犯禁”的消极面。当其活动于象征王权的都城空间时，也会呈现出依附与疏离、维护与反叛的双面性。
这一特性也反映在唐前文学作品中。汉代辞赋如《西都赋》《西京赋》中“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轻死重气，结党连群”的侠客们，与名姬、美人、商贾一起，成为彰显都城繁华、王朝兴盛的符号。而《长安为尹赏歌》《颍川儿歌》等作品，又将“任侠”视为破坏法律制度及社会公平的恶行，加以批判。史传文学中的侠客形象也由于“不轨于正义”，引起儒家正统士人的不满。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批评司马迁“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就文学层面而言，如何塑造侠客、如何让诗文中的侠客形象符合儒家伦理，这个问题直到魏晋时期才得到初步解决。
随着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以曹植、张华为代表的魏晋诗人，试图消解侠客身上的叛逆性与破坏性，将其纳入儒家伦理框架。《白马篇》《名都篇》《壮士篇》等乐府作品中，游侠活动范围从九衢、东郊、长楸扩大到陇头塞外。通过勾连京都与塞上两大空间，实现了都邑游侠与边塞战士两种身份的融合。这种融合有其现实依据，是汉武帝时起施行的征发“郡国恶少年”从军的制度的体现，也是出于文人对侠客身份的认同与向往。他们通过游侠“游冶都城”—“从军边塞”的行为模式的书写，完成理想人格的塑造与投射，并在这一过程中扩宽了都城的文学疆域。
唐代是咏侠诗发展的高峰，据学者统计，“唐人咏侠诗作品数量是魏晋六朝咏侠诗的近十倍”且“无论内容的开拓，还是艺术的创变均可以傲睨魏晋，气夺明清”。就空间书写而言，隋唐诗歌沿着魏晋诗歌道路发展，丰富完善都城—边塞这一转换模式，并将空间迁转的过程，与侠客人生轨迹结合起来。因而唐代诗歌中的游侠形象，也极为典型地体现出个体与都城空间的互动关系。
本文将参照活跃于都城的其他群体，探究唐诗中游侠形象的特异性，明晰其对都城空间的勾连、拓展与重塑。具体包括四个方面：都城内部壁垒的打破、都城景观的丰富、都城边界的扩展及都城形象的人格化塑造。
一、内部壁垒的打破
都城空间包含了宫殿、街道等物理空间，也包含了由生活其中人群构成的文化空间及心理空间。长期生活于都城中的特定人群，与所在的空间必然会形成密切联系。当这些群体作为审美对象进入诗歌时，也必然与关联空间构建起一一对应的关系。如六朝－唐代诗歌中常出现的嫔妃与宫殿、胡姬与酒肆、娼女与青楼等。人物的容貌衣着、言行举止都会固化为特定的审美符号，与建筑、道路、池苑绑定，成为都城图景的一部分。游侠因其特殊的身份构成及以武犯禁、弃官宠交、肆意陈欲的行为模式，受制度禁锢较为松散，活动空间的丰富性远高于以上人群，因而更能呈现都城空间的广阔性与流动性。历代以游侠为表现对象的诗歌，亦热衷于书写其游走王侯宅邸、通衢大道、郊外、山林、观宇的行为。游侠们以主动、积极的姿态，在不同属性、不同功能的空间中穿针引线，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都城中特定群体与特定空间的对应关系。
早在曹植《名都篇》中，诗人就通过描写少年游侠一天的活动，勾连起长安城中通衢大道“长楸” 与郊外猎场“东郊”。唐代此类诗作继承并发扬了这一表现形式。陈子良《游侠篇》：“东郊斗鸡罢，南皮射雉归。日暮河桥上，扬鞭惜晚晖”，崔颢《渭城少年行》：“斗鸡下杜尘初合，走马章台日半斜”，李益《汉宫少年行》：“平明走马绝驰道，呼鹰挟弹通缭垣”等作，游侠所历空间不断变化，从都城通衢大道出发，经东郊、南皮、河桥、下杜、章台……覆盖了都市及京畿地区，且不断转换迁移。较之表现其他都城人群的作品，其所涉时空无疑是更广泛也更具流动性与开放性的。
游侠通过“游”的行为，贯穿各种空间的同时，不仅从物理意义上打破了空间阻隔，也勾连起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从社会意义上打破不同阶层的壁垒。
射猎、野宴、游冶活动不仅可供个体消遣，也具备极强的社交功能。《渭城少年行》：“双双挟弹来金市，两两鸣鞭上渭桥。” 《公子行》：“红粉美人擎酒劝，青衣年少臂鹰随。轻将玉杖敲花片，旋把金鞭约柳枝。近地独游三五骑，等闲行傍曲江池。”可见，金市、渭桥、曲江等特定空间中的游赏，已成唐诗中游侠少年必不可少的社交方式。而随着社交扩大，自我展示需求不断上升，游侠们的活动范围必然会打破私人空间及特定圈层的局限，进入公共空间。长安少年精心准备的华服名剑，最终不会敝帚自珍，而是要展示给整座长安城。如李白《少年行》中所言：
少年游侠好经过，浑身装束皆绮罗。兰蕙相随喧妓女，风光去处满笙歌。骄矜自言不可有，侠士堂中养来久。好鞍好马乞与人，十千五千旋沽酒。
少年游侠风光出游的过程，也是主动置身公共空间、接受大众审视的过程。他们浑身绮罗的外表、名马换酒的骄矜行为，皆源于“侠士堂中养来久”。通过游侠们的自我展示，原本秘藏于王公贵族门下的“侠士堂”空间，得以揭开一线面纱，呈现于长安大众面前。又如李益的《汉宫少年行》：
君不见上宫警夜营八屯，鼕鼕街鼓朝朱轩。玉阶霜仗拥未合，少年排入铜龙门。暗闻弦管九天上，宫漏沈沈清吹繁。平明走马绝驰道，呼鹰挟弹通缭垣。玉笼金锁养黄口，探雏取卵伴王孙。分曹陆博快一掷，迎欢先意笑语喧……
长安清晨，街鼓鼕鼕，威严的仪仗中羽林少年们从打开的宫门鱼贯而入。铜龙原本是太子门上专属装饰，后来也作为宫门的统称。巍峨大门后便是象征着最高权力的宫禁空间，也是普通人无法窥探的神秘所在。羽林少年们因其禁卫军的特殊身份，得以打破这一壁垒，进入其中。就叙事角度而言，少年形象可视为锁闭空间的观察者、侵入者。借他之身，我们得以听到弦管、宫漏、清吹等“只应天上有”的声音。这一森严而神秘的空间借少年之“入”得以显于人间。而随着天色亮起，下值后的少年驰马长安大道，呼鹰挟弹，招摇过市，接受长安城中大众的审视。此刻他们的角色从观察者变成了被观察者，从宫廷的侵入者变成了宫廷的象征。大众通过审视他们服饰、衣着、言行，想象、感受宫廷。可以说，羽林少年们驰骋于长安大道的行为，不仅在物理上沟通宫禁空间与长安城的公共空间，也从心态上为下层人民提供了窥视上层的通道。唐诗中的游侠少年充当起连接公众空间以及王公贵胄之私域的桥梁——自上而下，体现了出身贵胄羽林少年对无拘无束、自由生活的下探；自下而上，则实现了下层民众对贵族乃至宫闱生活的窥视。
二、都城景观的丰富
游侠不仅是都城景观的观察者，也是景观的构成者。东汉以后，任侠行为逐渐脱离了司马迁“赴士之厄困”的本意，成为一种可以效法、模仿的生活风气。都邑游侠们一天的活动，多为斗鸡走马。“侠的自由理想和追求，也从理想的天国回到世俗生活，主要表现为对自我权利及生活方式的追求。换句话说，侠已通过‘肆意陈欲’，而充分生活化了。”与此对应，六朝以来诗歌中游侠形象的道德意义渐渐淡化，成为更纯粹的审美对象。在诗人看来，侠少年们华服玉貌、金鞭名马，行走于都城的行为本身，就值得歌咏。当这些少年聚集在一起，遍布于都城通衢与狭斜时，便构成了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都城景观。正所谓“长安游侠无数伴， 白马骊珂路中满”，少年们鲜衣怒马的形象，融入巍峨楼台、通衢大道，一起构成繁荣的都城画卷。
唐人延续六朝任侠主题的同时，也继续将游侠形象作为都城景观的必备要素加以书写。只是随着时代发展，人物之美从绮丽转为刚健。正如《长安古意》与《帝京篇》中所言：“挟弹飞鹰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桥西”，“侠客珠弹垂杨道，倡妇银钩采桑路”。构建都城景观时，游侠形象还展现出其他群体形象不具备的主动性。对自己成为被观赏的“景观”，游侠们不仅心知肚明，还乐见其成。出行前，游侠往往要置办精良装备，以图炫人耳目。如李白《少年行》：“浑身装束皆绮罗”，李贺《嘲少年》：“青骢马肥金鞍光，龙脑入缕罗衫香”；游冶过程中，也往往选择通衢大道，呼朋引伴，引人瞩目：“兰蕙相随喧妓女，风光去处满笙歌”，使“贫人”艳羡惊叹，唤为“天上郎”，无不显示出游侠有意炫耀财力、彰显个人魅力的意图。崔颢《代闺人答轻薄少年》中，游侠之妻以夸耀的口吻叙夫君“青丝白马冶游园，能使行人驻马看”，不仅游侠自己，周围亲友也会以此为荣。与“被动”成为描写对象的宫女、名姬不同，汉唐诗歌中游侠群体是有意被欣赏、被观看的。自身成为都城景观的过程，也是自我满足、自我实现的过程。
“侠以武犯禁”，游侠从诞生之初起，就具备独特的叛逆性与破坏性。其不遵常规的生活方式，从另一个角度，补充、完整了都城形象。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对长安城夜景的呈现。
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普通人而言，游侠活动时段更广。其杀人报仇、搏揜饮宴、冶游宿娼等行为，必然包括夜间活动。《汉书·酷吏传》载，东汉永始、元延间，王侯贵戚蓄养宾客，交通轻侠，藏匿亡命。在其庇护下，大量奸猾恶少，在长安城中劫杀官吏，受贿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城中薄暮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枹鼓不绝。”以暮色为分界线，白日里法纪分明、秩序井然的长安城，化为一座暗夜之城。深院大宅关门闭户、良民百姓们进入梦乡后，侠客便登上了舞台。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唐代文学作品中的侠客形象也往往与夜景长安联系起来。如卢照邻《长安古意》展现长安城白天的繁华，而后，又以“御史府中乌夜啼，廷尉门前雀欲栖”引起，暗示了御史、廷尉都已休息，门庭冷落。随着执法者的退场，一座与白天面貌迥异的长安城徐徐浮现：“隐隐朱城临玉道，遥遥翠幰没金堤。挟弹飞鹰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桥西。俱邀侠客芙蓉剑，共宿娼家桃李蹊。”又如骆宾王《帝京篇》：“丹凤朱城白日暮，青牛绀幰红尘度。侠客珠弹垂杨道，倡妇银钩采桑路”，侠客与娼妇同时出现，构成都市夜间的代表景观。这是唐代游侠现实生活的反映。游侠在都城中的活动“大抵有斗鸡飞鹰、走马纵犬、击剑骑射、搏揜饮宴和冶游宿娼数事。”《开元天宝遗事》载：“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平康坊是妓女居所，也是侠客荟萃地。新科进士眼中颇具狂欢色彩的宿娼活动，于京都侠少而言则无非日常。因此游侠与“青楼”空间的关系，便非“偶入”可以概括，而是长期浸润其中。故“四杰”等人表现长安风物的歌行作品中，往往将游侠与娼妓并举，作为夜景长安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当娼女们局限于固定空间、被动等待选择时，游侠们则可四处行走，选择游乐的方式、同游的伴侣以及落脚地点，其展现的长安景观空间自然更加生动开阔。有时还因游侠“报仇”、“斗武”、“博戏”等特定行为，具备独特的传奇性与神秘感。如张籍《少年行》中的侠客“百里报仇夜出城，平明还在娼楼醉”，百里在常人而言，是不短的距离，且还会受宵禁制度局限，然而在游侠世界里，往来其中，不过一夜之间。随着距离的消解，长安夜景的版图得以向外延伸，呈现黑暗、混乱而浪漫的色彩。
相对于官员、儒生，游侠受伦理束缚较少，更能摆脱道德约束。诗歌作品中，游侠的这一特征被美化为异于常人的豪阔与洒脱，对个体欲望的自由表达。如刘希夷《公子行》：“此日遨游邀美女，此时歌舞入娼家”，崔颢《渭城少年行》：“可怜锦瑟筝琵琶，玉壶清酒就倡家”，李白《少年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无论是娼家，还是胡姬酒肆，少年们“入”与“就”的过程，都充斥着主动性与享乐精神。“肆意陈欲”是游侠的本质特点，他们享用都城供给时较少负疚感，更为本色洒脱。因此，这一群体身上呈现出的都城夜景，也更加世俗化，具有蓬勃的生命力。
总之，游侠们享受都城繁华的同时，也主动成为都城景观的一部分。又因其放荡不羁、肆意陈欲的生活方式，描绘出独特的长安夜景，丰富了都城景观的美学层次，实现了游侠形象对都城空间的文学重塑。
三、外部边界的延伸
勾连都城内部空间、丰富都城景观外，游侠个体形象及辞京从军的行为轨迹，还从现实与心理两个方面，实现了对都城边界的拓展。
随着招募游侠从军政策的施行，都城中以武乱禁的浮华少年，被编入军队。个体逞能好勇的行为，转化为杀敌报国的动力。反映到诗歌创作，魏晋乐府中走马斗鸡的少年，一旦“边城多警急”，就会主动离开名都大邑，奔赴边关，“濯鳞沧海畔，驰骋大漠中”。游侠们辞别帝都宫阙，奔赴“沧海”、“大漠”的过程，也是都城辐射力向外开拓的过程。
唐代尚武任侠之风盛行，很多诗人如岑参、高适、王维等都曾经历战争。他们根据亲身经历及对游侠群体的了解，完善了“游冶都城”－“从军边塞”的书写模式，加入了大量从军生活的细节。游侠形象所涉边塞空间相比六朝人更为真实、可感，如“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等。随着游侠们走马击胡的行迹，陇头、虏塞、天山、瀚海与长安大道的距离，不再遥不可触。正所谓“誓辞甲第金门里，身作长城玉塞中”，这一时期诗歌中，游侠之“身”已成为勾连都城与玉塞的桥梁。
侠少年们的形象也不同于普通军士，更多保留了西魏－初唐时的“府兵”的特点。即多出身士族“元是特殊阶级”，“即在关陇所增收编募，亦止限于中等以上豪富之家，绝无下级平民参加于其间”。他们的主要使命，则是“番上” ，宿卫京师。由于装备精良、武艺超群，常得到主将优待，在军中享有特殊地位。这在诗歌作品中时有体现。韩翃《寄哥舒仆射》：“帐下亲兵皆少年，锦衣承日绣行缠”，言其保留都城中鲜衣怒马的生活方式。王维《燕支行》：“报雠只是闻尝胆，饮酒不曾妨刮骨”，则是言其不改报仇、饮酒等侠客作风。在侠少年的世界里，千里之外的陇头、塞上，不过是长安大道的延续；军中生活，也可看作游猎“东郊”“五陵”的另一种形态。他们辞别都城的同时，也把都城的文化及生活方式带到了边塞，从而模糊了都城与边塞的界限，拓展了都城的疆域。
同时，唐代诗歌中游侠形象也突破了六朝时期表面化、模式化的局限，具备丰富的情绪与心理变化。从军前，他们渴望建功立业，将辞京作为建功立业的必经之道，欣然奔赴边塞。从军后，又会思念长安，将之视为心灵寄托和人生的归所。这个过程中，都城形象逐渐被抽象化，成为精神寄托与归往之地。
初盛唐几代帝王皆“志在四夷”，上层普遍有推崇军功的倾向。高祖时李靖、李勣、侯君集，太宗时期的刘仁轨、娄世德，玄宗朝薛讷、郭元振、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牛仙客、李适之等皆以军功入相。太宗《赏渡辽战功诏》：“授以勋级，本据有功。若不优异，无繇劝奖。今讨高丽，其从驾爰及水陆诸军战阵有功者，并听从高品上累加。”咸亨五年以后，“战士授勋者动盈万计”。任侠到从军的道路，不仅是文学化的想象，而是可实现的道路。初盛唐人普遍追求建功立业，自然会将都城到边塞的从军之路，视为个体命运的升迁之路。这种心态下，唐人往往有意省略从都城到边塞的过程，“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表达对胜利的渴求及对功业速成的预期。这种手法在游侠从军主题类诗作中尤其常见，随手撷取就有：“麒麟前殿拜天子，走马西击长城胡”，“君王按剑望边色，旄头已落胡天空”，“天子金坛拜飞将，单于玉塞振佳兵”，“昨夜星官动紫微，今年天子用武威。登车一呼风雷动，遥震阴山撼巍巍”等。又以李白《塞下曲》其三最为典型：“骏马似风飙，鸣鞭出渭桥。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手法与杨炯接近，相较于杨诗偏重行军之速而言，李诗更强调主人公辞京时愉悦高昂的情绪，从而凸显出心理层面的空间迁转。
一旦战事不利，游侠们便会厌倦塞外，思念都城。“昔时闻道从军乐，今日方知行路难……无复归云凭短翰，空余望日想长安”。游侠诞生于长安五陵等富庶之地，离开都城只是暂时之举，为日后荣归其中的准备。只有游走于九逵、长楸时，他们才会感到如鱼得水。这种与生俱来的联系，决定了他们与都城的分离不能长久。一旦移往塞外，便成无根之木。天长日久后必然产生强烈的痛苦。正所谓“羁人此夜寐不成，万里边情枕上生”。此刻，功业蹉跎，帝阙不见，他们日思夜想的，正是“洛阳陌，长安路”、“灞城隅，滇池水”，以及昔年打马纵歌、游冶宿娼的生活。这种失落的心情，与文人思京恋阙的心态接近，故引起了广泛共鸣。因而此类诗歌中对游侠思京心态的描写，也不局限于这一群体本身而具备了普遍意义，成了个体与都城、自我与理想关系的隐喻。
总之，都城不仅是游侠们建功立业的起点，也是凯旋的终点。战事不利时，又成为心灵的栖息避难地。在融入游侠生命历程的过程中，都城的边界不断扩展，最终超越了现实中的时间、距离的限制，成为笼盖一切、不可脱离的象征物。
四、都城形象的人格化塑造
辞别都城、前往边塞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具备特殊意义的空间：“金殿”(或“金坛”、“玉殿”、“明光殿”等)。这个空间在六朝乐府中只是一笔带过，到唐诗中才成为重要元素，频繁出现在游侠人生轨迹中，如“长安少年唯好武，金殿承恩争破虏”，“玉玺分兵征恶少，金坛受律动将军”，“要须洒扫龙沙净，归谒明光一报恩”等。其重要性在于，唐人通过对这一空间及其中“赋权”仪式的书写，强化了游侠主体与都城空间的特殊情感联系，从而实现了对都城形象的人格化塑造。
“金殿”象征着国家最高权力，其中举行的受诏仪式即由上而下的“赋权”仪式。仪式完成后，任侠行为正式与保家卫国的国家行为建立联系，即所谓：“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得到王权许可后，原本犯禁之武，便具备了充足的合法性。这也意味着，游侠们“士为知己者死”的古老信条被赋予新的内涵。都城及其所代表的国家，此刻充当了“知己”的角色。都城繁华成就了游侠们“日日斗鸡都市里，赢得宝刀重刻字”的优渥生活，即知己的恩遇与奉养；而一旦敌军压境，以生命捍卫都城的繁华，守护国家的完整，则是侠者应该付出的回报。
为强化这点，诗中的金殿赋权的仪式往往声势浩大。除帝王外，其他王公大臣也会参与其中：“万乘亲推双阙下，千官出饯五陵东”，从“金殿”一直到京郊的五陵，给予游侠们无限荣耀的同时，也缔结起个体与国家的契约，提醒游侠们践行守卫国都、报效国家的承诺。“重然诺”本是游侠群体基本道德，正所谓“然诺窃自许，捐躯谅不难”，个体一旦将国家视为人格化的知己，许下舍身报恩的承诺，这种承诺便与传统侠客信条中的“然诺”一样，具备强大而持久的效力，绝不会随着时间流逝或空间转变而更改。
如太子丹之于荆轲、严仲子之于聂政，知己对侠客的施恩通常不是一次完成的，需要漫长的积累，方可缔结信任。而当都城与国家被人格化后，其与侠客间的施恩与报恩的模式，同样呈现出垒加的特点。最典型地体现为对游侠“回归都城”环节的强化。六朝乐府中的游侠诗更强调侠少年从军的过程，而唐代诗歌中出现了大量对游侠们凯旋后回归京城情节的描写。我们往往能看到这样一种模式：游侠们生长于都城，得到都城的滋养，当以都城为象征的国家陷于危难时，他们金殿受诏，奔赴边塞。战事平定后便再度回到都城，享受丰厚的赏赐及更加优渥的生活。在都城—边塞—都城的闭环空间中，游侠们与作为“知己”的都城一次次重复施恩、报恩、再施恩的循环，最终缔结起牢固的、拟人化的情感纽带。
王维《少年行》四首，次序分明地描写了这一完整过程：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
汉家君臣欢宴终，高议云台论战功。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
游侠建功立业后又回到都城，进入象征权力与荣耀的“明光宫”，因朝廷的丰厚勋赏而“封侯起第一日中”，再度成为都城主人，加倍享受声色繁华。
通过平日的优渥给养、战时的赋权仪式，都城及其代表的国家代替了古老游侠信条中“知己”的角色，成为需要舍身相报的对象。对于游侠而言，都城不仅是一个供游冶生息的场所，还是群体的庇护者、社会职责的化身、人生理想的寄托。随着“入”与“出”、“取”与“予”的互动过程，都城形象也逐渐血肉丰满，具备人格的力量。
总而言之，游侠阶层诞生于都城，也植根于都城，是都城多元文化的产物。其文学形象也最典型地体现出个体与都城空间的联系。唐诗通过对游侠形象及行为模式的书写，打破了都城内部不同功能、阶层的空间壁垒，为下层民众窥视上层空间提供桥梁，在丰富都城景观的同时塑造出独特的夜间景观。这样就从地域及心理两个层面，拓展了都城空间并完成了对都城的人格化塑造。
文人对侠客的态度一直较为复杂，呈现出艳羡与批判交替发展的状态。盛唐前多艳羡之词，《少年行》《侠客行》《结客少年场》等作品，通过铺叙游侠英武倜傥的形象、精美奢华之器用、收城护国之功勋，表达出对这一群体的向往。中唐后展现游侠奢华生活的诗作多从赞许转向讽刺。如顾况《公子行》描述了一位“面如玉，紫陌春风缠马足”的轻薄少年。这本是六朝乐府中常见的题材，但接下来笔锋一转，叙其酒后之丑态：“红肌拂拂酒光狞，当街背拉金吾行”，讽刺已远远多于美赞。齐己《轻薄行》“日沉月上且斗鸡，醉来莫问天高低”的少年；徐夤《公子行》中“有耳不闻经国事，拜官方买谢恩笺”的公子，皆为社会蠹虫，既无才可用，亦无美可审。戴叔伦《行路难》对此发激愤之词：“淮阴不免恶少辱，阮生亦作穷途悲。颠倒英雄古来有，封侯却属屠沽儿。”游侠已不再是文人的理想寄托，而是作为对立面遭到批判、责难。
文人与游侠们在上升渠道、生活方式、个体心态上都存在巨大差异。导致这种差异的一大原因，就在于两个群体与都城亲疏有别。文人对游侠的矛盾心态，源于他们选择以何种态度看待、接受、消解这一差别。
游侠阶层植根于都城，受都城文化滋养，同时又能因“游冶”、“从军”、“报仇”等行为，不断出入其间。这种与都城与生俱来的联系，是多数文人不具备的。大一统王朝建立后，大批文人儒生背井离乡来到京城。面对恢宏壮丽的长安城，在惊叹其繁华的同时，也难免会对四通八达的大道、高耸入云的宫阙产生一定的疏离感。京城居不易，此地虽好而非吾土。相对于游侠而言，文人(尤其是中下层文人)更像城市的外来者。虽然唐代也不乏来自山野的侠客，但作为一个阶层，游侠们必须在都城中才能长久生存，也只有在都城开放、多元的文化中，才能得到包容与理解。“在唐都长安，逞强好胜骄纵豪健甚至胜脱略无理的无赖气都被看作是豪迈矫健的英雄行为”，即所谓“灞水欢娱地，秦京游侠窟”。地域上的接近、文化上的认同，与关陇贵族千丝万缕的联系，都使游侠群体更加亲近上层权力空间。故面对都城时，能更坦然地享受其供给，体现出一种主人意识。
王朝的上升期，这种“主人意识”常为文人们所羡慕、效法。文人在诗歌的世界里，借游侠之身寄托建功立业的愿景，践行肆意陈欲的生活，并通过对游侠形象的书写及代入，暂时缓解了个体焦虑。而当社会发展停滞，阶层迁升空间塌缩时，游侠群体与都城的特殊关系则成为文人批判社会不公的出口。如王建《羽林行》：
长安恶少出名字，楼下劫商楼上醉。天明下直明光宫，散入五陵松柏中。百回杀人身合死，赦书尚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乡吏籍中重改姓。出来依旧属羽林，立在殿前射飞禽。
诗中提到的“明光宫”这一空间，是游侠们受诏出征之所，也是立功后封赏宴饮之地。某种程度上讲，其中举行的“赋权”仪式，不仅包括了战场上的杀敌，也包括和平时期法外开恩的“特权”。“百回杀人身合死，赦书尚有收城功”，正因其曾从军报国，故不究其杀人之罪。此刻的明光宫乃至整座长安城，都化为一座巨大的庇护所。特殊的待遇既因侠少年多出身羽林，与皇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因为游侠通过游冶、报仇、从军等活动，个体命运已与都城融合为一。作为回报，他们违法时也会获得都城及其背后政治权力的庇护。李白《少年行》中的侠客“报仇千里如咫尺”，不仅未受惩罚，且“府县尽为门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诗作对这一现象，不仅未作批判，反而视其为快意恩仇、放荡不羁的人格魅力。
游侠阶层诞生于都城，植根于都城，是都城多元文化的产物。而文学作品中的游侠形象，更是世俗欲望与理想光辉的集合体。他们有重利轻义、扶危济困的一面，亦有铺张浪费、肆意陈欲的一面。“以武犯禁”时，他们是秩序的破坏者；为王前驱时，他们又是特权的维护者和享有者。这种矛盾背后，正折射出游侠形象与都城间复杂而独特的关系。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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