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成文 | 论马克思社会观的内在逻辑与理论特质——兼对萨特的社会观进行批判

论马克思社会观的内在逻辑与理论特质

——兼对萨特的社会观进行批判

牟成文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学部、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以“社会关系”概念作为支撑且在唯物史观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社会观遭到萨特的“指责”。萨特要用“人类关系”概念来对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概念进行所谓颠覆性“改造”并在此基础上以其自身的社会观代替马克思社会观。通过对萨特最为集中地“指责”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方面，即作为核心概念的“人类关系”与“社会关系”、作为基本研究方法的“渐进—逆退”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对人在“偶然性方面”存在状况的考察与研究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以“社会关系”概念为基石确立起来的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社会观是科学的，即使在今天也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这就意味着萨特对马克思的“指责”及其所谓的颠覆性改造方案纯属多余。 

关键词　马克思；社会观；社会关系；萨特

马克思社会观是以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概念作为支撑确立起来的理论，它在唯物史观中起决定性作用。然而，马克思社会观尤其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概念的论说却遭到萨特的“指责”。萨特认为，马克思在阐释“社会关系”概念之内涵时存在着诸多“缺陷”，这导致“马克思主义”忽视人的现实存在甚至出现“人类学”空场。于是，萨特试图用“人类关系”概念来对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概念进行所谓颠覆性“改造”并在此基础上以其自身的社会观代替马克思社会观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内部重新恢复人”。然而，时至今日，萨特对马克思乃至“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指责”以及由此产生的不良影响不仅未受到学界批判，反而还有人附议。其实，正如我们所熟悉的，以马克思“社会关系”概念为基石确立起来的马克思社会观是科学的，即使在今天也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因此，对萨特对马克思乃至“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指责”进行深刻批判以更好捍卫马克思主义就非常必要。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予以探讨。

一、作为核心概念的“人类关系”与“社会关系”

从核心概念切入，是完整把握马克思乃至“马克思主义”社会观之内在逻辑与理论特质的关键，也是深刻批判并清晰展露萨特对马克思乃至“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指责”之理论错误的关键。这就需要我们对萨特提出的“人类关系”概念与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关系”概念进行比较分析。

萨特将“人类关系”界定为存在于“人的有机体的分散状态”或者“离散情形”中的“具体的内在性历史关联”，界定为“在特定的历史契机和规定性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为特殊的个体而产生”的“综合关联”。萨特认为，运用“人类关系”概念能合理把握到“人类学”中最深厚的“价值内涵”。“人类学”中最深厚的“价值内涵”就集中展现在“离散情形”下或者分散状态中的人与人之间。所谓“离散情形”或者分散状态，就是个人因彼此区别或阻隔而产生的“相异性状态”，此种状态只能属于因“隔绝、无知、外在化的并置”而形成的“相互否定”的情形。

萨特还对“人类关系”的形式和特点进行了解析。其一，不同的个人有不同的具体工作、特殊兴趣、个性爱好和家庭关系等，均会受制于“他者”的关系约束或者说“他者”中的不同个人相互之间的关系约束。萨特把此种情形仅当作一种“准整体化”甚至“伪整体化”，而非一种“真正整体化”。此种情形所展现的就是无限的变化着的相互性的分散状态。人能通过感官经验在“最具体的层次”上对此予以识别。由此就能揭示“离散关系”的相互性。其二，处在“实践活动场域”中的个人，其“最初关系”是“相互否定的”，也就是说，“我”并“不属于他们的阶级”，也“不熟悉他们行业”，更“不会知道如何去做他们在做的工作”，当然也就“不会有他们的焦虑心情”。“我”对于“他们”而言是如此，“他们”对于“我”而言亦然。这就意味着，人之存在中的“否定”具有“双重性质”。萨特还提出，“每一种否定都是一种内在性关系”。由此就能揭示“相互关系”的内在性。其三，“每一种人类关系都是历史的”，每一种历史关系都是人类的，因为“人仅仅在特定的环境和社会条件下才为人而存在”。由此就能揭示“内在关系”的肯定性。其四，“人类关系”在结构上分为“最简单的”、“双重性”和“三重性”等“层次”。分布于“孤独”状态的“人类关系”居于“最简单的”层次，分布于“相互性”状态的“人类关系”居于“双重性”层次，分布于“三元关系”状态的“人类关系”居于“三重性”层次。由此就能揭示“肯定关系”的层次性。 

萨特武断地认定，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概念之内涵的论说存在着结构性“缺陷”，这些“缺陷”集中展现为对“我们同朋友、伙伴、熟悉的顾客、萍水相逢者、甚至是(办公室或工厂里的同事之间的)私人关系”和“被称作社会的各种机构或复杂的集合体”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关系无法照面。于是，萨特提出“人类关系”概念并由此来代替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概念以颠覆性改造马克思乃至“马克思主义”社会观。

在合理解决萨特的相关“指责”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引述马克思的相关论说。

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其现实性上展现“人的本质”，“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生产与再生产人自身的能力构成“生产力”，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由“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所建立的各种关系或者联系构成“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映并决定于“生产方式”本身。

在此，我们有必要追问：处在“共同活动”中的“许多个人”是否蕴含着“有生命的个人”及其“存在”呢？马克思在历史地展现“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就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论说中已经肯定性地给出了答案，他强调，“有生命的个人”决非“想象中的那种个人”，决非“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的“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而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个人”，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个人”。这些“个人”显然包含着我们所熟悉的朋友、伙伴、顾客、萍水相逢者、同事等，这些“个人”所从属的共同体显然包含着“称作社会的各种机构或复杂的集合体”，由这些“个人”所确立的各种关系显然包含着“私人关系”和“共同体关系”。如果处于“离散情形”或者分散状态中的人不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个人”，如果处于“离散情形”或者分散状态中的人不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个人”，那“他们”又是什么样的“个人”呢？如果“他们”仅是通过“展开想象的翅膀”才可捕捉到的那种带有“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的“个人”，如果“他们”仅是萨特能看见而别人没法看见的那种“个人”，那又有什么必要在“社会哲学”或者“人类学”中去探讨其最深厚的价值内涵呢？若非如此，或者说，“他们”本身就具备现实存在的基础，甚至直言之，“他们”就生活在现实社会中，那么，萨特对马克思的相关“指责”不又很显多余吗？即使萨特看到“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存在着忽视现实人之生存状况的倾向并由此致使“理论解释”出现了“令人疲倦的犹豫不决”情形还有些合理性，但这也根本无法构成萨特“指责”马克思乃至“马克思主义”的理由，因为，把“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出现“缺陷”的账一股脑儿算在马克思头上是不合适的。说白了，这不是一个有关原创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关继发性的问题。

马克思还历史地本质地展示了现实的人之存在及其相互关系的诸多面向。其一，“社会关系”是通过“生产”来促成的。马克思指出，“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人们”在生产“社会关系”的同时也“生产”着自身，“人们”在“生产”自身的同时也“生产”着“社会关系”。在此意义上，“社会关系”表现为“生产关系”。其二，“社会关系”是在“交往”中形成的。马克思指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都展现着“双重关系”，即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因此，此种交往形式既表现为个人同自然之间的“相互交换”以及由此展现出来的“自然关系”，又表现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民族内部的分工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往来等以及由此展现出来的“社会关系”。在此意义上，“社会关系”表现为“交往关系”。其三，“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一方面，个人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彼此协作”，只有“彼此协作”，人们才能在解决吃喝住穿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的同时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才能在提供满足自身需要的生活资料的同时赢获发展自身的各种条件并创造历史；另一方面，包括家庭、阶级、民族、国家等在内的社会共同体的存续离不开“相互往来”，只有通过“相互往来”，包括家庭、阶级、民族、国家等在内的社会共同体才能将自身的活动融入“社会活动”，才能将自身的历史融入“人类历史”。在此意义上，“社会关系”表现为“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其四，“社会关系”决非仅牵涉某个抽象的机构或者集合体以及由此展现出来的相互关系，也决非仅牵涉费尔巴哈所指谓的那种“孤立个人”与“市民社会”以及由此展现出来的彼此倚赖，而是牵涉“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以及由此展现出来的世界性交往。这就意味着，它既牵涉家庭、阶级、民族、国家等社会共同体的内部与外部及其相互之间所发生的历时性关系，又牵涉家庭、阶级、民族、国家等社会共同体的内部与外部及其相互之间所发生的共时性关系。这就决定，“社会关系”既包括整个“人化”的“历史”，又包括整个“历史”的“人化”。在此意义上，“社会关系”表现为“全面关系”。其五，“社会关系”决非一个封闭的区域，而是一个开放的境域，因此是发展的。这就意味着，“社会关系”以“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为基础在“变革”中不断迈向新境界。随着“个人”日益受“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个人性活动”逐渐转化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这就决定，每个人的解放程度同地域性历史转变为世界性历史的进程日趋一致。当“共产主义革命”将“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抛到历史垃圾堆的时候，“社会关系”必将展现出全新面貌。在此意义上，“社会关系”表现为“发展关系”。其六，马克思指出，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的历史是在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或者说，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是长期存在的；大多数人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劳动却很少得到享受的，因此，阶级分析方法“对至今的阶级统治作了自然而合理的解释”。在此意义上，“社会关系”表现为“阶级关系”。

无疑，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概念的界定与论说对人之存在状况进行了最为深刻而完整的揭示，相比于那些仅拘执于对抽象人的抽象存在进行咀嚼把玩的唯心主义，相比于那些仅拘执于对僵死的事实材料进行追腐逐臭的旧唯物主义，显然要科学得多。不仅如此，在马克思乃至“马克思主义”社会观中也未发现萨特所“指责”的那种“缺陷”存在。这就意味着，由“社会关系”作为核心概念来确立马克思乃至“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的做法并无不妥。这同样意味着，萨特提出并运用“人类关系”概念并由此来“弥补”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概念之“缺陷”的想法纯属多余。

二、作为基本研究方法的“渐进—逆退”与“辩证唯物主义”

萨特不仅认定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概念存在着结构性“缺陷”，而且认定马克思考察人之存在的基本方法也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因此便提出“渐进—逆退法”并由此来颠覆性“代替”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这就需要我们对萨特的“渐进—逆退法”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进行比较分析。

其实，“渐进—逆退法”并非由萨特发明，而是由亨利·勒费伏尔最早提出的。萨特认定，它是一种能“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把社会学和历史学融为一体”的方法。运用好此方法，还需要在使用“辅助手段”的同时把握好如下“契机”：“(1)描述……。——观察，但需要用一种由经验和总体理论来提供情况的目光……；(2)分析—逆向推论……。——分析现实。努力推定它的确切日期……；(3)历史—发生……。——努力再现现在，但这是被澄清、理解和解释的现在。”

萨特认为，“渐进—逆退法”之最突出特点是能实现“外部的内在化”和“内部的外在化”之间的结合。而支撑起该“结合”的拱顶石就是萨特精心构思的“实践”与“计划”。

萨特构思的“实践”并非如我们所领会的那种“物质活动”，而是“以需要产生的实在的名义来否定被取决的实在”以及由此所展开的活动。萨特强调，对已知事物来说，“实践”是否定的，且始终是“否定之否定”；对于“被当作目标的客体”来说，“实践”是肯定的，且此种“肯定”是能通向“非存在”(non-existent)或者“尚未存在过的东西”。由于“认识”只是“实践的一个契机”，因此，即使面临萨特所指谓的那种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此种“认识”也无法把握“绝对知识”，于是，就需要把马克思所提出的“人是实践活动的产物”的命题改写成“人是自己产物的产物”。萨特还说，“一个由人类劳动创造的社会结构，为每个人确定了某种最初的客观境况：人的实在性是他的劳动的本质”。此种“实在性”确定了人之存在的存在样态，由于人不断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来力图超越其自身“劳动的本质”，因此，“这种超越只能被理解为存在物同他之间的全部可能的关系”，就此而言，“描述一个人的‘现在’的样子，也就是描述它能够做的事，反之亦然”。人之存在的物质条件规划了人之存在的“可能性场域”，于是，“可能性场域”就成为施动者在超越自己的存在境况时所趋赴的目标。这就意味着“必须把可能性设想为被双重规定”的现实性，即“一方面，在特殊行动的中心，存在着作为匮乏的东西和通过这种匮乏来揭示的未来的实在，另一方面，它是被集体不断维持和改变的实在，是持久的未来”。

萨特构思的“计划”也并非如我们所领会的那种顶层设计式的“规划”，而是指被人所规划出的那种“可能性场域”。萨特说，“计划通过超越被超越和被拒绝的实在性”来确认“实在性”。对“实在性”的确认，既不在“对象化”中，又不在“异化”中，更不在“制度化”中，只能在“对一种境况的超越”中，只能在一种“可能性场域”中。萨特还说，“我们所说的计划”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最赤裸裸的形式下”的“匮乏”，而“匮乏”表达着社会中的一种存在境况，并且已经包含着一种要超越此种存在境况的“努力”；二是对“最基本的行为的确定”，而对“最基本的行为的确定”，“必须根据制约它的存在的真实因素以及它企图产生的某种将要出现的客体”来决定。

萨特对“计划”津津乐道且不厌其烦，他说，“唯有计划，作为客观性的两个契机之间的中介，亦即人类的创造性，才能阐明历史”，“才能使人在实在中建立整体化运动”；“计划”是“辩证法”产生的根由，因为只有在人类同自然、同“初始条件”的关系中，只有在人际关系中，才能发现“辩证法”，而且“辩证法”就“起源”于“各项计划之间的冲突”；“计划”与“理解”之间存在着必要的逻辑关联，“只有人类计划的特征才能使人理解”，而“理解的结果”“不光是一个平均值，而是一种崭新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实在性”。

在更有效贯彻落实“渐进—逆退法”上，萨特强调，其一，“应该把我们自己的童年置入其中”，这是描述—观察所要求的必要步骤。其二，“计划”需要穿越“可能性场域”。这是回溯—逆向推论所要求的必要步骤。在此步骤中，需要“更加确切地重新进行逆退式分析，研究工具场域，以确定可能出现的偏离”。其三，个体需要通过其“设想”来确定其自身的存在坐标。这是通过历史再现“发生”所要求的必要步骤。

在此基础上，萨特认定：“在这种渐进和逆退的双重途径上，我们发现了真正的辩证法的一种新结构：每一种实践都是物的统一化和揭示性的超越，并且在物质性中定型为对先前早已物质化的行动的一种意指性超越。一切物都通过预先构筑的意义的消极统一而制约人类实践。任何物质客体都通过人的中介而在它们之间沟通；每一个人都生于一个人化的物质现实和物质化的制度的世界，都看到在历史运动的中心向他显示的总体未来。”萨特还对“渐进—逆退法”大加称颂：“这种方法——以及它的客体可能迫使它作出的改动——适用于人类学的一切领域”，“正像人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种方法将被我们应用于意义、个体和个体之间的具体关系”，因此，只有“渐进—逆退法”，才能合理解释“人类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存在状况，才能深刻把握到“在同一个行为中产生横向综合和深入的整体化”的“发展本身”，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却无法把握到甚至还“拒绝”去把握这些。萨特还说，如果“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拒斥同“西方的某些学科”进行“融合”，那“就会……变为一副骨架”。于是，就需要运用“渐进—逆退法”来“代替”“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对人之存在状况进行考察与研究时出现“尴尬与不测”。

接下来，我们需要对“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及其特性做些简要梳理。

正如我们所熟知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主义”方法，而“新唯物主义”方法就是马克思在深刻批判与根本颠覆唯心主义方法和旧唯物主义方法的基础上重新确立的一种崭新世界观和方法论。“新唯物主义”方法之最为突出特点就是其科学性。这主要展现在：

其一，“新唯物主义”方法是“革命的”。马克思把“共产主义革命”简要概括为两个“最彻底的决裂”，即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和“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两个“最彻底的决裂”意味着要“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为少数人的，只有无产阶级的运动才是为绝大多数人的，才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就是“感性的人”通过“社会实践”来实现人的解放的过程及其结果的展现。“共产主义革命”要求“感性的人”既要具备理想蓝图，又要具备“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既要根本变革内在世界，又要彻底变革外在世界。

其二，“新唯物主义”方法是“实践的”。在“共产主义革命”中，“感性的人的活动”就是要把“变革自我”与“改变环境”当作同一实践过程来看待，就是要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当作“革命的实践”来领会，就是要把“人的思维意识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当作“解放性叙事”来理解，就是要把“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上升到“共产主义革命”高度来认识。就此而言，“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其三，“新唯物主义”方法是“整全的”。“人的世界”本应包括“理性世界”和“感性世界”，或者说“抽象世界”和“具体世界”。而传统哲学仅仅“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做是有生命的个人”，却“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从来看不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只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之中，这样一来，仅把“理性世界”或者“抽象世界”视为“人的世界”，或者，把整个“人的世界”仅领会为所把握到的“理性世界”或者“抽象世界”。而“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者社会的人类”。

其四，“新唯物主义”方法是“辩证的”。马克思告诉我们，他的辩证方法即建基于“新唯物主义”之上的辩证法，从根本上而言，不仅与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还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那里，只有“思维过程”才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于是，“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而他的辩证方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学者的极端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为此，卢卡奇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决不会把“反思范畴”视为把握现实的一种永恒手段，而只是看作资本主义社会中必然会出现的一种思维形式或者物化形式，因此，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历史中“发现”“辩证法”，才能在“辩证法”中发现“历史”。

其五，“新唯物主义”方法是“阶级的”。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阶级斗争中的观念表征，因此必然“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这就决定以“新唯物主义”方法作为支撑确立起来的马克思乃至“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是一种党派学说，即为实现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解放而服务的理论。

“新唯物主义”方法之科学性不仅展现在理论论说中，而且还展现在如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理论或者“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科学指导中。“新唯物主义”方法之科学性决定“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必然是科学的。

因此，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来深度考察与研究人之存在状况的做法并不存在不妥。这就意味着，萨特用所谓“渐进—逆退法”来代替“辩证唯物主义”的想法显得非常多余。

三、对人在“偶然性方面”存在状况的考察与研究

所谓“偶然性”，主要是指谓事物在发展变化中出现的不规则性和不确定性。所谓“人在‘偶然性方面’存在”，主要是指谓处在不规则性和不确定性中的人之生存与发展状况。“人在‘偶然性方面’的存在”构成人之存在的基本前提、重要内容和必要部分。萨特认定马克思乃至“马克思主义”忽视了对人在“偶然性方面”存在状况的考察与研究并由此导致马克思社会观出现结构性“病症”，因此，需要对马克思社会观进行所谓“抢救性治疗”。这就势必需要我们对萨特的相关“断定”和马克思的相关论说进行比较分析。

萨特认为，深刻审视“集合体”和“群体”是揭示人之存在的不规则性和不确定性的契机，因此是把握人在“偶然性方面”存在状况的决定性步骤。他把“集合体”定位为“实践—惰性场域的一种物质的和无机的客体”。与“集合体”具有最切近关联的是“群体”。“集合体”一方面不同于“群体”，因为“集合体”由“存在”来确定，而“群体”则由“事业和一体化的不断运动”来确定；作为整体的“集合体”是“实践—惰性的”，而作为整体的“群体”则是“实践的”。“集合体”另一方面又同“群体”互为关联，因为“群体是对产生了它并支持它的集合体的否定”，这就说明：“集合体”构成“群体”存在的前提，而“群体”则是“集合体”演变的结果。直言之，“集合体”是处于“实践—惰性”中的“群体”，而“群体”则是处于“实践”中的“集合体”。

萨特断定，只有深刻把握到了人在“偶然性方面”存在状况，才能把握“历史的结果和遗迹之可理解性的条件”，才能领会“结构主义人类学的辩证基础”，才能确证“个体的实践是整体化的暂时化的唯一基础”，也因此才能理解“人类关系”的整体化或者整体化的“人类关系”。

基于此，萨特认定马克思乃至“马克思主义”在考察与研究人之存在时“在偶然性方面抛弃了人类生活的一切规定性”，直言之，完全忽视人在“偶然性方面”存在状况，这导致马克思乃至“马克思主义”“完全失去了人的含义”，最后“只能用巴甫洛夫的抽象心理学来弥补自己的缺陷”。于是，他认为他发现了有关马克思乃至“马克思主义”在社会观方面的又一大结构性“缺陷”。这也成为他要颠覆性“改造”马克思乃至“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的重要理由之一。

在此方面，萨特的“指责”同样显得非常武断，因为马克思乃至“马克思主义”从未“抛弃”对人在“偶然性方面”存在状况的考察与研究。不仅未“抛弃”，而且还特别重视对该方面的深入考察与研究。无论是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对人类社会规律的把握，还是对思维规律的把握，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总是把“偶然性”事象当作考察与研究的首要前提。因为“必然性”是人之存在的本体论，是深藏在现象背后的根据，这就决定把握“必然性”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非常复杂且艰难的过程。只有“偶然性”才是人之存在的现象学，也就是说，人通过感官所感知到的都是作为现象学的“偶然性”，这就决定把握“偶然性”必然构成深刻把握“必然性”的一个前提条件和必要环节。直言之，只有以深入考察与研究纷繁复杂的“偶然性”事象作为前件，才能在“偶然性”事象中归纳与总结出“必然性”规律，才能深刻把握人之存在的本质。

正是深刻把握到了人之存在的本质，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才在如下三个方面揭示了存在的真实或者真实的存在。其一，揭示了个人存在的真实或者真实的个人存在。同传统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与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必然构成个人存在的物质前提，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与精神生产资料的生产必然构成个人存在的精神前提；个人解放既包括由劳动解放、社会解放、政治解放等构成的物质解放，又包括由思想解放、宗教解放和哲学解放等构成的精神解放；解放，既表达一种动态性过程，又表达一种确定性结果；既表达一种外在作用的过程以及结果，又(甚至更为重要的是)表达一种内在紧张的过程以及结果。其二，揭示了社会存在的真实或者真实的社会存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过程，决非宗教式的或者神秘主义式的轮回过程；资本主义决非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历史，而是向着人类社会最后历史发展所需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其三，揭示了现实存在的真实或者真实的现实存在。马克思所处的现实存在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资本主义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以及由此形成的阶级对立社会。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就是以资本剥夺劳动为根本特征和主要内容的生产。资本对劳动的剥夺是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与积累为根本目的和主要内容的，由此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结构性对立，而对结构性对立的根本消解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无能为力的，因此，只有运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一颠覆性逻辑才能奏效。

当然，马克思乃至“马克思主义”自身从未把在特定时空所获得“必然性”认识当作永恒不变的教条来看待，也从未要求别人把某种“必然性”思想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来看待。不仅如此，还在把理论与现实进行有机结合过程中特别强调要注重对“偶然性”变化的考察与研究，务必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切不可盲目照搬和机械套用某种“必然性”认识。马克思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这不正是马克思乃至“马克思主义”注重考察与研究人在“偶然性方面”的存在状况的明证吗？这不正是马克思乃至“马克思主义”注重考察与研究人之存在的整体的明证吗？

实践已反复证明马克思理论或者“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在诞生后的174年中，马克思理论或者“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产生的影响有目共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实现的“四次伟大飞跃”就历史地本质地展现着马克思理论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方法和基本观点等在根本改变现存世界上的“行之有效”。马克思理论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实践性与现实性等特点决定它在基本立场、基本方法和基本观点等方面所展现的科学性还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发展和完善。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往期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