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诱惑
曾国藩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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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把政治家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政治为生”，他们醉心于权谋斗争，通常权术大于生命气质；另一种是“以政治为业”，他们的一生致力于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通常生命气质大于权术。
然而，还有一种可谓凤毛麟角的政治家，他们不仅影响了历史进程，而且把自己的生命气质拓展到了其他领域，并深刻地影响了后来者。曾国藩就是其中的典型。
曾国藩不仅改变了晚清时局，还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与蒋介石：
据说蒋介石的案头只有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书就是《曾文正公全集》。他经常说，“平生只服曾文正公”，毛泽东也曾评价曾国藩“完美无缺”。
蒋介石常看的《曾文正公全集》（点击图片一键购买《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历史学家袁伟时在《晚清大变局》中写到，毛泽东和蒋介石，都竞相模仿曾国藩的治国与治军之道，因为只有他才完美地实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壮举——立功、立言、立德。
▍立功：以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曾经的天朝上国突然变得无比地惶恐与迷茫。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短短两年，太平军便攻克南京，并控制了大清的赋税重地——江南。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咸丰皇帝被迫放弃北京，逃往承德。
晚清再现大变局，曾国藩登上了历史舞台。
他历时十年，依靠团练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一起“剿灭”了“太平天国”，给行将崩溃的大清王朝带来了一个小小的回光返照——“同治中兴”。
然而，彼时的大清早已根烂叶败，国政匡废，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朝中几乎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
帝国垂暮，位极人臣的曾国藩和他的同僚们，试图使大清王朝这棵枯树焕发新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江南制造总局——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座现代化兵工厂——正式破土动工，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
洋务名臣：曾国藩、李鸿章
尽管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最终失败了，但它的意义，于晚清而言，等于再度续命；于近代中国，则是学习西方器物文明的开端。后来的晚清名臣，李鸿章、盛宣怀乃至袁世凯等人，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
▍立言：承前启后，影响后世
在传统叙事中，“儒家”总是僵化而又陈腐的，其实这是将被捧上政治祭坛的儒家和儒家思想混为一谈。任何思想，如果没有自我更新能力，是不可能存续下去的，儒家思想也不例外。
清末，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儒家思想面临空前危机，以倭仁为代表的守旧派，却完全拒绝变革——“是否学习洋枪洋炮”争论了20年，“是否用电报”争论了12年，“是否修铁路”争论了17年……
而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大臣则成了“承前启后者”——以开放的心态，应时代巨变，为儒家思想注入了新鲜血液。
所谓承前——博儒家各派之所长，并把当时“睁眼看世界”的魏源、冯桂芬等人的“先进理念”融入儒家思想中。
所谓启后——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将学习西方的蓝图付诸实践，开启洋务运动，培养了大量如李鸿章这样的“中兴名臣”。
曾国藩不仅对儒学理论造诣颇深，还能身体力行。他留下洋洋洒洒数百万字的全集，其博大精深的程度使诸多学者沉浸其中。
洋洋洒洒数百万字的《曾文正公全集》
以至于学贯中西的陈寅恪，在总结自己的学术思想时，都自称是曾国藩的学术传人。
▍立德：事君至忠，事亲至孝
“一生事君至忠，事亲至孝。”——这是袁伟时在《晚清大变局》中对曾国藩“立德”的高度概括。
在儒家传统中，忠君便是最大的“德”。
剿灭太平天国后，曾国藩麾下的湘军，事实上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而且，他们还占据着天下赋税重地——江南。
当时不少人纷纷劝进，甚至还有人给曾国藩写密信说“鼎之轻重，或可问焉”，而曾国藩却对此置之不理，并将密信一律焚毁。可谓“事君至忠”。
而“事亲至孝”更是在曾国藩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与兄弟曾国荃，互见肺腑，毫无芥蒂；与妻子相敬如宾，感情至深；对待儿女，他既慈爱又严格，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
曾国藩家书
曾氏家族数代以来人才辈出，直到今天，依旧如此——比如著名的数学家曾纪鸿，有机化学家曾广植等。这个与曾国藩树立的良好家风有直接关系，以至于他被誉为“古今完人”，“功比周公孔孟，名垂万世千秋”。
▍成也儒家，败也儒家
曾国藩是成功的——就在儒家世界崩溃的前夜，出现了这个最后的精神偶像，恰似儒学这位“长寿老人”临死前的一次回光返照。传统意义上的完美人格集聚在他身上，在大厦将倾的最后时刻，做了一次告别演出式的呈现，绚烂而又凄婉。
然而他也是失败的——他自比“逐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补天的女娲”，而在垂暮之年，他猛然发现自己一生的奋斗，竟然如同拔刀斫水，丝毫不能影响水之东流。以他一人之力，根本无力挽回传统社会积累千年而成的巨大颓势。
这并非他的失败，而是晚清积弊太深，是被僵化的儒家文化在面对现代文明冲击时的必然结果。
晚清贵族
如今，曾国藩去世已经近一个半世纪了。
不过，吊诡的是，人们却在竞相模仿、崇拜这位“清末名臣”。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曾国藩
在坊间流传的历史书籍中，曾国藩这一主题始终长盛不衰。他几乎成了中国文化的代言人：
普通人在看曾国藩——他们渴望通过《曾国藩家书》来培育自己的子女；
历史学家在研究曾国藩——有关他的学术专著和畅销书，层出不穷；
领导干部在模仿曾国藩——希望也能像他一样成就一番事业；
企业家在学习曾国藩——模仿他的“治军范式”，把自己的企业变成强大的“湘军”。
中国历史几千年，风云人物不计其数，为何唯独曾国藩如此大热？
每个人学习曾国藩的目的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对他克己慎独、克服人性之恶这一壮举的崇敬：
戒贪——曾国藩很早便立下誓言：“以做官发财为可耻”。赵烈文曾形容，已贵为湘军统帅的曾国藩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仍然所穿旧衣……足下敝靴……可谓清苦。”
戒色——曾国藩有一次多看了几眼别人家里的美妾，便在日记中写到，“目屡邪视，耻心丧尽……”
戒奢——曾国藩主张不留给子女大笔遗产，其目的是让他们自立，免得养成奢侈之风，而且以身作则，生活清贫。
曾国藩完美地达到了儒家“尚贤”文化的要求：“内圣”——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以最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外王”——治国、平天下，以建立伟大功业为人生目标。
然而，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真正符合“贤者”标准的，可能只有曾国藩、王阳明这二人而已。“尚贤”在实践中更多的情况则是——“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古语云：“人人可成圣贤”，这句话放在现代文明语境下的含义是：学习曾国藩是每个人的自由。但是，想要通过克服人性之恶，成为他那样的“完人”，概率实在是太低了。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概率游戏，所谓侥幸就是把小概率事件幻想成大概率事件，但盲目追求侥幸，则成为人生最大的不幸！
▍叩问文明迟到的斯芬克斯之谜
千百年来的经验教训表明，人性是非常复杂而且矛盾的——人类有无法磨灭的“天使”本性，也有与生俱来的“恶魔”基因；人天生就有同情、怜悯、友善，也有自私、贪婪、嫉妒……
那么人性能否被改造？这一争论持续了上千年，大体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是：人性可以被改造，我们可以通过改造人性建设一个完美社会。
第二种是：人性无法被改造，我们只能通过良好的制度环境来制约人性中的恶。
两种不同的人性观，最终演化出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体系与社会形态。
在崇尚“改造人性”的社会，开始疯狂追求“完人政治”“乌托邦社会”，结果出现了“崇拜政治强人”的制度、“否定人性自私”并压抑市场经济的文化传统。
袁伟时在《迟到的文明》一书中，无不痛惜地写到，中国在现代文明中屡屡迟到的根本性原因有二：一是先天不足，二是后天选择路径错误——不断制造“政治完人”，并沉溺于“革命的叙事”，而疏于制度建设，最终导致中国不断陷入治乱循环的历史怪圈！
而在承认“人性弱点”与“不完美的人性”的西方，则发展出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承认人性自私”的市场经济，以及制衡权力、保障个人自由的现代政治体制。西方最终成功转型，进入现代文明。
“完人”曾国藩的诱惑为什么这么大？马立诚老师在《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一书中写到，因为基于承认人性不可改造的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是一个新道统——由于千百年文化基因的巨大差异，自由主义所崇尚的法治、平等、自由等价值观在当下仍然屡屡受挫！
《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书影（绝版、签名）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差异，源于不同的人性观，并由此演化出不同的观念体系与社会思潮。
“曾国藩热“是一种”完人的诱惑“。然而，世界上完美的事物是少之又少的。正视人性，止于至善，以人的自由作为丈量文明的尺度。这才是破解袁伟时先生在《迟到的文明》一书中，开篇即提出的“叩问文明迟到的斯芬克斯之谜”的真正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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