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校兼职教师崛起的原因与影响探微
✦ 张伟，男，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社会环境与院校转型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教师群体成为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度参与者。兼职教师（Part-Time Faculty）崛起是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值得注意的现象，也被视为未来教师聘任制度改革的方向，这一现象的出现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也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
一、兼职教师——美国高校中崛起的现实力量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在2016年发布《处于十字路口的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at a Crossroads）报告指出：“美国高校教师聘用制度正发生重大变化，人们必须进行抉择——是要继续寻求短期利益而雇佣兼职教师，还是要面向长远目标坚持终身教职制度，选择结果将影响甚至决定美国高等教育的根本利益与方向”。[1]作为维护高校教师权益的专业组织，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态度基本上代表了教师群体的普遍意见。
兼职教师，主要指那些无法进入终身教职轨道、没有获得全职岗位许可、通过签订固定期限合同（多为1～3学年）与高校建立聘用关系的任期制教师，属于临时教师（Contingent Faculty）。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将兼职教师按照来源不同划分为四种类型：旨在追求全职岗位的人员；自愿从事兼职且没有被全职雇佣的人员；从事兼职工作但拥有其他全职工作的人员；退休人员。[2]目前，几乎所有类型的美国高校都在大量聘用兼职教师。
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统计，1995年到2015年间，美国高校教师总人数从93.17万增加到155.22万，增长率为66.6%，其中全职教师人数从55.08万增加到80.71万，增长率为46.5%，兼职教师人数从38.09万增长到74.51万，增长率达95.6%。[3]除了数量急剧增长外，兼职教师占高校教师总数的比重已经远超其他类型的教师，从1975年到2015年间，兼职教师占高校教师总数的比重从24%迅速上升到40%，且不断拉大与其他类型教师的差距[4]（详见图1）。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曾预言，未来大学教师在很多方面将不同于传统教师：拥有专职的终身聘用职位将更少，兼职教师的数量会增多；更多教师将担任专职的、非终身聘用的教学职位，这些教师将形成一种大学中的流浪无产阶级，他们不断从一个岗位转到另一岗位。[5]目前，这一预言正成为现实。
二、兼职教师崛起的原因分析
“受传统教师观念、政府投入增加与终身教职普及等因素的影响，兼职教师在很长时期内并未成为高校师资队伍的主要力量，往往仅作为教学、咨询、行政等岗位的辅助者角色存在。”[6]兼职教师崛起是美国高等教育在新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持续变革的产物，克罗斯(JohnG.Cross)等人认为：“兼职教师取代终身制教师的趋势之所以出现，是由于各机构寻求资金、人员和学术上的灵活性，而环境机会和必要性的结合又进一步促进了这种灵活性。”[7]事实上，学术机构寻求灵活性仅是兼职教师崛起的原因之一，政府教育投入不足、高校管理理念转型、学术劳动力市场饱和与个体职业需求多元化等因素共同推动这一现象的出现。
（一）新自由主义盛行，教育投入严重不足
兼职教师崛起与美国社会环境特别是政府执政理念的变化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指引下进行了改革，教育作为公共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场改革的主要对象，长期担任高等教育“金主”角色的政府机构（主要指州政府）减少了教育投入力度，使得高等教育机构（特别是公立院校）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从而不得不寻求各种途径降低办学成本。
自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产生以来，各级政府（特别是州政府）的财政拨款始终是公立高校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这支撑起高等教育大众化，也为高校教师创造出一种稳定、宽裕和良性的经济环境。随着美国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向，新自由主义成为社会上的主导理念，这一理念反对国家和政府对经济及社会事务的过度干预，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性，许多州政府由此调整了与教育的关系，两者逐渐从拨款与被拨款转变为补贴与被补贴的关系。自1987年以来，在公立高校获得的所有收入中，州和联邦政府投入的数额有所增加但所占份额急剧下降，这种趋势在著名公立大学中更为突出。“从1987年到2012年的25年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获得的来自州和联邦两级政府的财政支持占学校总收入的比例却从49.4%下降到22.6%，降幅达到26.8%；同一时期的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的政府支持从3.23亿美元上升到6.34亿美元，其占学校总收入的比例从56.0%下降到29.9%，降幅达到26.1%。”[8]按照这一趋势，政府教育财政投入已经很难满足高校发展的需求，未来的公立高校很可能像私立高校一样逐渐与政府脱离财政关系，只是在名义上保留州立大学的称谓。
全美州立高等院校联合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指出：“对于州政府和高校而言，整个资金总额已增加，但高校在整个州政府拨款中所占份额，以及州政府拨款在整个高等教育资金中所占份额都没有同步增长。”[9]各级政府高等教育拨款增速远低于高校支出的增长速度，这就使得许多高校面临着财政紧缩的现实，持续招募“物美价廉”的兼职教师成为应对困局的手段之一。
（二）绩效管理备受推崇，高校追求效益优先
兼职教师崛起也与绩效管理模式在高等教育领域受到追捧有关。受外部环境的影响，高校近年来持续推动管理模式改革，处于夹缝的院校管理者将企业所推崇的效益优先原则作为改革指导原则，力图以竞争模式实现资源整合与效益最大化。高校正逐步实现从传统的学院精神向经济理性主义和新管理主义意识的转化，“管理超越学术成为大学应对激烈竞争性市场挑战的主要动力源泉，市场价值、成本效益、管理绩效、战略规划、质量保障、问责审计等成为描绘大学发展的常用词汇”[10]。兼职教师作为市场化改革的标志，被视为终身教职教师的理想替代者，是推进绩效管理模式可资利用的力量。
绩效管理在高校中的兴起与近年来各级政府推行绩效拨款政策密不可分，“美国地方政府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财政极为紧张，高等教育绩效拨款政策进入2.0时期，高等教育绩效拨款经费占州高等教育财政经费总额的比重大为提升，由1%~6%普遍提高到5%~25%，同时绩效拨款不再作为一个独立列支的经费子项目，而是嵌入州高等教育财政预算中，从而在预算过程中不易被更改或删除，绩效拨款稳定性明显提升”[11]。绩效拨款政策的推行使得高校不得不更加谨慎甚至“吝啬”的对待每笔花销，由于教师工资是学校最大的一项支出，许多高校基于效益优先原则对师资结构进行了改革，把雇佣兼职教师作为一种节约经费的策略（详见表1），力图实现维持学校正常教学秩序不受影响但教学成本降低的目标。
另外，近年来美国大学都努力向综合性大学转型，这意味着在各种资源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学校仍要开设各种各样的专业以期获得各种学位的授予权，因此不得不招聘大量教师。同时由于教师的科研能力（特别是在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数量）是衡量一所大学是否成为综合性大学的重要指标，而雇佣兼职教师能够使全职教师承担更少的教学任务以将时间投入研究工作中，高校管理者便有了更强的聘用兼职教师的冲动，这是效益优先原则的生动体现。
（三）学术劳动力市场饱和，求职者调整职业预期
兼职教师崛起与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情况密切相关。美国高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历一段发展的“黄金时期”，高等教育在这一时期深获公众推崇并且得到充足的资金支持，终身教职岗位不断扩充，学术职业被年轻人所追捧。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高校进入发展紧缩期，学术界就业前景持续暗淡，“相对于可得到的大学终身教授职位，大多数学术领域的博士学位持有者已经供过于求”[13]。劳动力市场格局的变化使得毕业生不得不调整岗位预期来应对现实困难。
学术劳动力市场是学术与市场相互结合和相互作用的产物，它既受学术活动特点的影响，也受经济与市场规律的制约。1994年起实施的《关于就业中年龄歧视修正案》（Older Workers Benefit Protection Act）使得强制退休制度成为历史，高校每年新提供的就业岗位不断减少，而求职者却在持续增加。“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博士教育规模急剧扩张，学术劳动力市场逐渐饱和，博士毕业生开始出现稳定的远离教育和基础科研职位的趋势，某些领域的研究生在毕业后长期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14]。在2013-2014学年，美国名义在学博士研究生已处于40万人左右的规模水平，实际在学博士研究生数达到31万人；2015-2016学年，名义在学博士生数已接近48万人，实际在学博士生数接近37万人。[15]那些原本对职场生涯充满期望的求职者发现，在日趋饱和的就业市场里已经很难得到适宜而满意的岗位。越来越多的求职者日趋理性，一位在德瑞大学（DeVry University）和康考迪亚学院（Concordia College ）同时兼职的教师宣称：“我为自己能获得博士学位感到自豪，这是值得追求的（Well-Earned），但就作为一名劳动者而言，这就像是一种惩罚（Penalty），而我除了适应也无能为力。”[16]在学术劳动力市场需求机会的个体，实际上寻求的就是与文凭价值等价的条件，当这种追求落空时，个人会主动或被动地调整预期，这种选择充满痛苦，却是一定环境下不得不接受的理性选择。
（四）岗位设置灵活多元，个体倾向自由就业
兼职教师崛起与求职者在职业选择上日趋个性化的特征密切相关。相较于烦琐严格的全职岗位，兼职岗位为从业者的不同需求预留了协商空间，同时在时间安排上也更为灵活自由，这些特征满足部分人的特殊要求。在当前职业环境下，许多人主动放弃前途暗淡的终身教职晋升之路，选择以兼职职业获取生活自由。
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和层次的提升，高校教师的性别结构正发生深刻转变。然而传统终身教职制度的评审程序与审核条件是以男性标准设立，这些规定与女性的生活方式存在冲突，“获得终身教职一般需要七年试用期限，这对于那些在求学期间推迟生育，而现今又面临年龄限制的女性教师来说极为艰难，她们要么需要获得终身教职之后再组建家庭，要么需要在获得终身任职之前照顾孩子”[17]。对于女性教师来说，选择生育会影响终身教职晋升节奏，不生育则会错失生儿育女的最佳年龄，面对日益苛刻的终身教职评审要求，许多女教师在权衡后放弃全职岗位。
兼职岗位灵活、自由与独立的工作性质极为符合部分人的天性，他们把兼职看成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当兼职教师的一个好处就是期末考试之后可以立即收拾东西换个地方继续工作，而这个新地方通常很有趣，工作节奏的变化甚至让人感到兴奋。”[18]通过兼职工作，从业者扩大了生活与工作圈，同时也有机会实践教学艺术，检验自己与专业的适切性，如果兼职结果不理想，个体可以在一定时间内体面地离开，这种自由是全职工作无法给予的。兼职教师的择业动机是极为复杂的，“他们或者是有教学的兴趣，或者是来自工作本身内在的满足感，或者是正值职业轨道转换，或者将近退休或已经退休，有些兼职者本身喜欢同时待在不同岗位上体现一种特殊的‘自由’”[19]。
三、兼职教师的影响分析
美国高校兼职教师崛起对教师职业、高校发展和社会思潮产生深远影响。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建设一支高素质与专业化的师资队伍，兼职教师崛起尽管在短期内降低了办学成本，但长期来看，其溢出效应更值得重视。
（一）违背社会公平，制造群体裂痕
兼职教师崛起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教育领域，它以一种人为手段强行制造群体裂痕和社会不公，这在深层次上破坏了美国长期以来宣称的民主与公平的立国精神。兼职教师崛起是以一种违背公平的方式达成高校追求效益的目的，这既反映出学术界出现了阶层固化，也意味着职场新人将面临比前辈同事更大的竞争压力与更糟糕的经济状况。公平的招聘制度应该保障在学术水平和职业素养上不分伯仲的从业者享有相似的待遇和机会，然而兼职教职制度却明显地打破了这种平衡。
虽然在高校任职的大多数教员都拥有硕士或以上学位，而且几乎所有教员都至少拥有学士学位，但他们的收入与其所受的学术训练极不相称，与其他职业相比较，高校教师的收入本身处于弱势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兼职教师与全职教师间仍然存在着巨大差异。根据学术工作者联盟（The Coalition on the Academic Workforce）在2013年的测算，如果以8门课程来计算兼职教师群体的年均工资，并将其与全职员工的年均收入进行对比，能够发现两者在收入中值上的差距令人震惊，而且随着学校授予学位类型的提高，这一差距变得更加显著[20]（详见表2），同事之间的明显差异会使个体内心的不公平感更加直接而强烈。
促进社会公平是教育的基本价值追求，教师则是这一目标的主要实现力量，然而在这一群体之内，目前却发生着以聘任制度改革为旗号制造社会不公的现象，相较于全职教师，兼职教师得到的“只是一份仅仅支付劳动报酬的工作，而不是一种提供稳定的工作机会、专业地位以及健康福利的职业”[21]。如果没有兼职教师，几乎所有高校都无法正常运作，现实中绝大多数兼职教师却游离于教育体系之外，尽管和那些享有或即将享有终身教职的同事在工作内容上并无不同，他们却很难被称为“教师”，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一个社会非正义化的前兆。
（二）冲击大学理念，危害教师声望
高等教育逐步大众化以来，大学逐渐褪去光环，但几乎所有人心中仍有一个对大学理想形象的想象与期待。大学教师历来享有较高的社会声望，他们履行一种伦理使命，承担导人向善功能，也因此赢得民众尊重。兼职教师崛起不仅冲击了传统大学理念，也危害到教师的社会形象和公众认同。兼职教师崛起背后潜藏的效益至上原则将高校运行逻辑直白地显现在社会舆论面前，人们愕然发现，大学就像一个精明的商业公司，其管理者时时刻刻都在计算成本与收益，教师则像被人挑选的货物一样，任由别人随意摆布。
兼职教师崛起使得历史和传统共同建构起的学术职业期待显得不合时宜。兼职教师窘迫的经济状况沉重打击了高校教师的整体社会声望，“在太平洋岸边，学生称兼职教师为‘5号公路异类’，因为这些人经常在5号公路沿线的10所大学兼职，所有这些人都有一些共同之处，即他们对超负荷的工作、微薄的薪水和不被重视感到挫折与失望”[22]。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劳动研究和教育中心（UC Berkeley Center for Lab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的调查，由于收入微不足道，近25%的兼职教师正在接受政府援助，援助项目包括医疗补助、儿童健康保险、贫困家庭临时援助，所得税抵免与补充营养援助。[23]随着经济地位的下降，越来越多的兼职教师选择加入工会以集体谈判的方式保障自身利益，这已成为解决该群体劳资冲突问题成本最低且效果最佳的方式。工会化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兼职教师的权益，然而却代表着学术职业的状况恶化，高校教师社会地位和声望的下降。
（三）降低教师认同，削弱教学效益
学术职业曾被认为是“职业中的职业”，是能够吸引和容纳社会精英的职业，然而目前这一职业正被重新定义，其对于社会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持续下降。受到生存压力的影响，许多高校在个别情况下甚至解聘已经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师而雇佣价格低廉的兼职教师，尽管这一做法能够在短期内节约开支，但它却会对美国学术职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使得教师对于所从事职业的认同感正在下降，这既是由于兼职教师的增多意味着整个教师群体的生存状况普遍下降，也是由于它使得“教师工作的非专业化”[24]。当一个职业的主体是由大量兼职人员构成时，这一职业必将很难形成真正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由于兼职教师的聘期普遍较短，因此那种在聘任全职人员时通常采用的较为严格的招聘程序不太可能会被采用。事实上，招聘兼职教师通常是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如熟人介绍或同事推荐）进行的，这种在没有严格审查的情况下做出的任命容易导致兼职教师群体质量良莠不齐。另外，专业发展已成为高校教师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兼职教师通常却没有或只能有限地参与专业发展活动，“兼职教师在服务学习方面的投入少于全职教师，在教学方法、教育创新和文化敏感性等方面缺乏主动性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尝试，这些教师中的绝大多数要么在多校区任教，要么在学术界以外从事其他工作，然而却几乎没有机构支持，与同事和校园领导的互动也很有限”[25]。绝大多数兼职教师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压力，因此不得不通过寻求多项兼职工作来应对日常负担，这种状况必然妨碍他们对学术生涯的规划，也影响其对高质量教学活动的投入。
（四）破坏职场氛围，阻碍内部合作
美国高校学术人员之间形成了一种与德国大学迥然有别的平等传统，尽管学术职业存在着分层，但这只是根据教师学术能力、水平和成就来对教师地位指标进行的分层，平等、民主与团结的学术共同体氛围曾经帮助学术人员获得外界尊重与专业权力，也提升了高校教师的职业声望，“同僚关系在各个方面保持着自治的‘卫星’，这种同步使各部门和机构能够进行思想交流，建立共识，决定，并使得大学教师可以通过申诉程序和共同治理免受同事或行政人员虚假行为的影响”[27]。兼职教师崛起破坏了高校教师群体内部的“同步”格局，它打破了传统终身教师制度所承诺的安稳、闲暇与宁静的学术圈生活节奏。终身教职教师和兼职教师之间的竞争是全方位的，既是年老教师与青年教师之争，也是有权教师与无权教师的对抗，不同类型教师之间感受到的是竞争与对抗而不是互助与温情。
除学术共同体的氛围日渐消散外，随着兼职教师崛起，教师之间的等级化趋势不断加深，兼职教师与全职教师之间横亘着一道难以逾越的制度鸿沟，双方的关系近乎陷入对立状态。目前，美国高校的学术人员队伍已经形成金字塔式等级森严、分化明显的层级结构，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师不但享有终身教职带来的优越待遇，甚至还有免除教学职责的特权；刚进入终身教职轨道的教师，为获得终身教职进行着长达7年的奋斗；底层的兼职教师，则做着其他群体不愿意做的工作，也没有获得任何特权的可能。
四、对美国高校兼职教师崛起现象的反思
在全球化时代，大学制度改革成为一项世界性议题，而其中最复杂、最艰难同时也最为关键的内容就是教师聘任制度改革。无须讳言，以终身教职制度为代表的传统教师聘任制度已经很难适应创新时代的客观要求，为了保持高等教育的创造力和竞争力，教师聘任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毋庸置疑。任何一种改革都必须以公平作为第一原则，对于高校教师而言，制度上的不公比经济上的损失更难以接受，不公平的改革即使能在短期内取得效果，长期来看却会伤害到社会有机体的团结，其造成的伤害则将形成一种“社会负资产”被所有人所背负。
市场逻辑主导下的聘任制度改革看似实现了效率为先和竞争为本，实际上却是以单一标准对教师职业进行了裁量，当高校教师一方面缺乏稳定的职场环境，另一方面又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时，很难想象这一职业仍然能对青年才俊产生吸引力。换言之，如果没有配套措施予以跟进，市场化取向的教师聘任制度改革很难避免陷入人才流失的困局，兼职教师崛起及其引发的难以预料的诸多效果不过是这一困局的现实预演。
参考文献：
[1]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Higher Education at a Crossroads [EB/OL]. (2016-04-26) [2018-05-10]. http://www.aaup.org/sites/default/files/SurveyReportTablesMA16_0.pdf.
[2]Committee A on Academic Freedom and Tenure. The Status of Part-Time Faculty[R/OL]. (1980-11-01) [2017-03-04.]. https://www.aaup.org/file/status-of-part-time-faculty.pdf.
[3]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Number of faculty in degree-granting postsecondary institutions, fall 1970 through fall 2017 [EB/OL]. (2019-12-11) [2020-04-11]. https://nces.ed.gov/programs/digest/d18/tables/dt18_315.10.asp.
[4]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Academic_Labor_Force_Trends_1975-2015[EB/OL]. (2017-03-15) [2018-01-02].https://www.aaup.org/sites/default/files/Academic_Labor_Force_Trends_1975-2015.pdf.
[5]阿特巴赫.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M].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室,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6.
[6]Megan Kimber. The tenured “core” and the tenuous “periphery” [J].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 2003, 25(1):41-50.
[7]John G. Cross,Edie N. Goldenberg. Off-track profs: Nontenured teachers in higher education [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9:20.
[8]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25 Years of Declining State Support for Public Colleges [EB/OL]. (2014-03-03) [2019-01-05].https://www.chronicle.com/interactives/statesupport?-cid=wsinglestory.
[9]弗兰克纽曼.高等教育的未来：浮言、现实与市场风险[M]. 李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4.
[10]泰克希拉.理想还是现实：高等教育中的市场[M].胡咏梅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
[11]罗新祜，陈亚艳.美国高等教育绩效拨款政策的变迁[J].比较教育研究，2017（5）：79-87.
[12]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Visualizing Change: The Annual Report on the Economic Status of the Profession, 2016-17[R/OL]. (2016-07-01) [2017-09-03].https://www.aaup.org/file/-FCS_2016-17_nc.pdf.
[13]克莱顿M克里斯坦森.创新型大学：改变高等教育的基因[M].陈劲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306.
[14]赵世奎等著.美国博士教育的规模扩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7.
[15]王传毅，杨佳乐，李伊明.美国在学博士规模究竟有多大：测算模型及其应用[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9（1）：87-91.
[16]Patricia Cohen.Working, but Needing Public Assistance Anyway [N].The New York Times,2015-04-13(B1).
[17] Austin, A. & Rice, R.E. Making tenure viable: listening to early career faculty [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98, 41(5):736-754.
[18]孔洛斯等著.芝加哥学术生涯规划[M].吴波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8.
[19]斯马特.高等教育学[M].吴娟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310.
[20]The Coalition on the Academic Workforce.A Portrait of Part-Time Faculty Members[R/OL]. (2012-06-15) [2019-01-02].http://www.academicworkforce.org/CAW_portrait_2012.pdf.
[21]Burton R. Clark. The Academic Life: Small Worlds, Different Worlds [M]. New York: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1987:205.
[22]Rhoades, G .Managerial Professionals: Unionized Faculty and Restructuring Academic Labor [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3.
[23]UC Berkeley Center for Lab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The High Public Cost of Low Wages[R/OL]. (2015-04-02) [2018-12-23].http://laborcenter.berkeley.edu/pdf/2015/the-high-public-cost-of-low-wages.pdf.
[24]Van Arsdale, G. De-professionalizing a part-time teaching faculty: How many,feeling small, seeming few, getting less, dream of more[J].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1978, 13 (4):195-216.
[25]Adrianna Kezar.Spanning the Great Divide between Tenure-Track and Non-Tenure-Track Faculty [J]. Change: The Magazine of Higher Learning, 2012, 44(6):6-13.
[26]Charles Harrington, Timothy Schibik.Caveat Emptor: Is There a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Time Faculty Utilization and Student LearningRetention[R/OL]. (2004-11-02) [2018-11-05]. http://airweb3.org-/airpubs/91.pdf.
[27]Michael Fischer.Defending Collegiality [J].Change: The Magazine of Higher Learning, 2009, 41(3):20-25.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追问——基于15种教育类CSSCI期刊的文献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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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于《比较教育研究》2020年6期，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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