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云震，高益民 | 论影响政策借鉴的地方化因素 ——基于澳大利亚与韩国媒体对PISA的报道
✦吕云震，男，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讲师，教育学博士；
✦高益民，男，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
从历史角度看，向别国寻求“先进”的政策是现代教育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19世纪国家教育制度首次出现以来，民族国家就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别国的教育状况，而这些国家往往是军事或经济上的竞争对手。那些“先进”的政策观念和实践不仅被跨国借用，而且它们往往脱离这些观念或实践起源的特定国家背景，并在国家决策的话语中作为“国际标准”广为流传。[1]因此，教育政策制定一直都是一个跨国经验借鉴的过程，对外部标准的参考总能在各国的政策议程中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并内化到本国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本文基于对澳大利亚与韩国媒体关于PISA结果报道的比较，试图探索除PISA排名之外能够促进或阻碍一个国家或地区成为国际“参考标准”的条件，进而探究全球化背景下影响一个国家教育政策借鉴的地方化因素。
一、全球化时代政策借鉴的“外化”趋势
自从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学生学业评估出现以来，“教育间的比较”开始或多或少地推进着教育标准化时代的到来，学生成绩以排名表的形式呈现出来。这引发了一种全新的“排名政治”，或“通过比较来治理国家”，给参与国家的教育改革带来了一种“规范性”的压力（normative pressure）。[2]自此，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引领国际学业排名榜，成为了教育卓越的显著标志。因此，各大国际组织相继热衷生产教育数据、对各国教育进行比较、制定教育排名表等，从而对民族国家教育改革产生政策权力，施加政策影响。[3]在所有的国际组织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开发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在推动这一外部政策参考模式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当教育政策制定者选择“参考标准”的时候，往往受双边关系、区域权力平衡、前殖民关系以及政治和文化相似性等因素的制约。[4]然而，随着3年发布一次的PISA排名表将全球教育表现最佳的国家和地区作为教育改革的“全球模式”深入推进，从其他国家与地区寻求“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s）的实践如今已经完全变成一种全球化的行为。例如，对于德国政策制定者来说，瑞典的教育不再为其所关注，对于澳大利亚的政策制定者来说，也不再将视线锁定美国和英国。相反，芬兰教育在连续荣登PISA排名表之首后成为了教育改革的“高效系统”，如今业已成为全球大部分地区教育改革的典范。[5]
当然，如果没有优秀的PISA成绩，芬兰教育并不会在国际上享有如此高的声誉。但仅凭PISA成绩同样也无法解释它在全球范围内享有的“参考地位”（referential status）。事实上，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在PISA测试中取得了相似的成绩，甚至超过芬兰，但它们却没有获得类似的国际赞誉。尤其是亚洲的一些国家或地区的PISA成绩优异，中国上海2009年第一次参加PISA 就在阅读、数学和科学素养三大领域获得第一，在之后的几轮测评中也都表现突出。另外，韩国同样也在PISA排名榜中持续保持高排名。
国际社会对芬兰和亚洲国家及地区PISA成绩的不同反应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本文试图分析澳大利亚和韩国媒体对亚洲国家和地区PISA成绩优异的有关讨论，探索除PISA排名之外能够促进或阻止一个国家或地区成为国际“参考标准”的地方化因素。本文选择研究两国政治上偏左与偏右立场的报纸各一份，具体来说分别是澳大利亚的《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偏左）和《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偏右），韩国的《今日时报》（Hankyoreh News，偏左）和《东亚日报》（Dong-A Daily，偏右）。本文无意去比较这两个国家的左派或右派报纸的区别，而是希望在两派对立的报纸所代表的意识形态范围内，去探索这两个国家的媒体话语。
澳大利亚和韩国两国媒体对亚洲国家和地区PISA成功的报道十分有趣，因为这两个国家在过去几轮PISA中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因此PISA影响其教育改革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澳大利亚学生在前两轮PISA中的表现，使澳大利亚成为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超出了公众的普遍预期。然而，在2006年和2009年的PISA测试中，澳大利亚学生的排名突然下降，媒体报道从赞誉突然变成恐慌。与澳大利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21世纪初的PISA项目开始以来，韩国一直是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尽管PISA排名一直很高，在其他地方也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但还是有人将韩国的PISA高分看作是教育体系中的“危机”。这些背景性因素的差异，加上地缘政治、经济关系、文化差异等，都影响着这两个国家媒体对亚洲国家和地区PISA成功的报道。
实际上，关于“外化”（externalization）的研究早已存在，即理解全球教育政策理念和实践如何融入国家的教育政策领域中。“外化”一词最早出现在尼克拉斯·鲁曼（Niklas Luhmann）的系统理论中[6]，它突出了一个社会子系统——如教育系统——是如何进行外部引用（external references）的，包括“国外的例子”（foreign examples）以及“国际共识”（international consensus）。“外化”是一种“离散的形式，它可以在借鉴的背景下变得有意义，而且很容易就能产生合法性”[7]。斯坦纳·卡姆斯（Steiner Khamsi）等学者在将“外化”的理念扩展到特定内在目的时，将焦点转移到了外化的政治目的上，展示了政策决定者如何使用外部参考将其优先倡导的政策理念和价值观合法化。[8]在围绕“外化”概念的讨论下，本文主要讨论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媒体对“亚洲”教育的哪些方面特别强调？是谁在强调？第二，这些媒体报道有何影响？哪些政策被合法化以及哪些被拒绝？第三，被媒体所强调的亚洲国家和地区PISA成功还有哪些其他的特点？以下首先分别讨论在澳大利亚和韩国的媒体对亚洲PISA成功的讨论，然后再对这些结果进行分析，总结促使或阻止在PISA中表现出色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是否成为这两个国家教育政策“参考标准”的三大地方化因素。
二、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特点：脱离文化背景的教育借鉴
传统意义上，英国和美国一直是澳大利亚教育政策制定者的主要“参考标准”。[9]“澳大利亚总体上显示了对英国和美国的依赖和从属”[10]。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今天，如陆克文（Kevin Rudd）工党政府（2008-2010年）提出的所谓“教育革命”，即国家课程、国家测试和问责制建立在测试结果的基础之上，“不过是在复制英国十几年前尝试过的东西”[11]。
尽管澳大利亚对英国和美国新改革理念的依赖持续存在，但这两个国家不再“垄断”（monopolize）澳大利亚教育改革话语的外部参照标准。例如，自2009年开始，芬兰的教育在澳大利亚媒体中被广泛报道。许多政治家，尤其是左翼人士，批评陆克文和吉拉德（Gillard）工党政府盲目追随英国和美国的教育市场化改革模式，并坚称他们应该从芬兰教育中吸取经验，因为芬兰已经取得了最好的国际学术成果。[12]在澳大利亚的教育大争论中，“亚洲模式”成为其最新的参考标准之一。然而，直到2007年前后，除了对少数国家在PISA中的成功介绍[13]，或对中国香港地区新课程改革的描述[14]，亚洲表现优异的国家与地区在媒体讨论中基本上都没有出现。这是因为中国香港地区、日本、新加坡、韩国等教育系统在PISA测试或其他国际学术测试（如TIMSS）中的表现虽然很优秀，但并没有超过芬兰。
这种一开始对亚洲高成就国家和地区的不关注，反映了澳大利亚作为对亚洲教育出口国的自我认知，以及对于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地区的优越感。通过使用“亚洲”和“教育”等关键字查询，可以发现《悉尼先驱晨报》与《澳大利亚人报》两家媒体的大多数文章都关注澳大利亚教育体系中的亚洲国际学生、澳大利亚教育产品在亚洲的营销，以及澳大利亚对东南亚和太平洋国家教育发展的外国援助。此外，两家报纸对21世纪初澳大利亚几大城市的亚裔移民家庭对子女的高教育愿望也有比较多的报道。报道大多将这些现象经常视为“问题”，如称之为“过度学术辅导”。因此，直到21世纪初，澳大利亚的媒体话语中并没有将亚洲作为教育理念和创新的来源，更别说对亚洲的教育改革模式有所青睐。[15]
不过这一局面到2010年前后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2009年PISA测试结果公布之后，上述亚洲国家和地区在PISA排名中名列前列。自2010年PISA2009结果发布之后，由于上海在PISA中的优异表现，《悉尼先驱晨报》与《澳大利亚人报》对亚洲教育的报道率大幅增加。此外，澳大利亚学生在PISA测试中的成绩和排名都在下降，这进一步推动了大众与媒体对PISA成绩的关注。在PISA2009成绩发布后，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强调“澳大利亚必须与亚洲邻国展开教育竞赛”[16]。于是，这两家媒体都开始将表现最好的亚洲学生的PISA成绩作为基准，来评估和讨论澳大利亚学生的表现。[17][18]在PISA2009测试结果公布的一年内，吉拉德总理发布了一份关于“亚洲时代中的澳大利亚”的白皮书，“以帮助澳大利亚在亚洲世纪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面对澳大利亚与东亚国家及地区的特殊地缘关系，再加上澳大利亚学生在国际评估的排名不断下降，使得中国上海的PISA成功敲响了“澳大利亚的警钟”[19]，亚洲教育的特征逐步成为澳大利亚的教育改革借鉴模式，并不断被合法化。
在PISA2009测试结果公布后不久，《悉尼先驱晨报》与《澳大利亚人报》两家媒体就开始广泛地介绍亚洲国家和地区的PISA成绩，尤其是“上海创造的PISA奇迹”。然而，上海的成功却被澳大利亚媒体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加以解释。一方面，一些观察人士强调了“儒家对教育的崇敬”，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和亚洲东北部的学生表现得如此之好，但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孩子如此不快乐。[20]在这些报道中，对亚洲教育的刻板印象——“激烈的竞争、死记硬背和测试”不断被强化，其象征着“诅咒和折磨”。也有学者没有将亚洲教育的成功看得如此消极，而是将亚洲国家和地区PISA的成功与家长对孩子的高期望、学生的勤奋和努力等儒家价值观联系起来，提出了文化主义的解释。[21]
另一方面，其他观察人士则避免或甚至忽略了这种文化主义的解释，并从亚洲的成功中引出了有关澳大利亚的具体政策经验。有学者就指出，PISA表现优异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有着类似的教育特征，即统一的国家课程、定期的测试和反馈、以竞争为核心的价值观，以及许多传统的教学方法。他们声称这些教育特征在澳大利亚教育中是“缺席的”。[22]前OECD教育官员巴里·麦克高（Barry McGaw）和澳大利亚学者理查德·斯威特（Richard Sweet）强调了亚洲国家和地区成功的课程改革，指出“在中国课堂上发生的事情……是一种教孩子思考的过程，而不是一种仅仅以事实为依据的过程”[23]。也有学者对亚洲学校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强调中国上海和其他亚洲国家在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方面的多方共同努力。[24]
总部位于墨尔本的智库葛雷坦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教育项目主任本·詹森（Ben Jensen）在改变澳大利亚对亚洲教育的过于简单、往往是负面的解释方面尤其具有影响力。葛雷坦研究所是陆克文总理在2008年为其政府建立的智库。在政治家和媒体的支持下，詹森在PISA2009结果发布之后对澳大利亚教育改革的讨论被《悉尼先驱晨报》与《澳大利亚人报》两家媒体广泛报道。尤其在PISA2009结果公布后不久的一次新闻记者会上，詹森提问“当上海、韩国、香港和新加坡学生的表现都明显优于澳大利亚学生的时候，澳大利亚在亚洲的经济角色将会变成什么样？”他同时强调，“我们应该向东方学习，向世界上最好的学校学习”[25]。同年晚些时候，在詹森的领导下，葛雷坦研究所发布了报告《向东亚最好的学校系统学习》（Catching up: Learning from the Best School Systems in East Asia）[26]，该报告仔细研究了亚洲4个成功的学校系统——中国上海、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和韩国。该报告迅速得到了广泛的媒体报道，并在随后的媒体教育讨论中被再三提及。
詹森通过对这4个亚洲教育系统的研究得出：“教育的成就与教育投入、班级规模的相关性远小于教师的表现。”[27]他淡化了文化的作用（例如儒家思想教育），也不认为过度关注学术成就是亚洲PISA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而是强调了这4个亚洲教育系统有助于提高教学和学习的教育实践策略：教师的指导和示范，课例研究（观察和研究课），分配最有才华的老师去最弱势的学校，以及严格的教师职前教育。[28]
三、韩国媒体报道特点：教育危机与成就并存
自PISA测试以来，芬兰和韩国在国际排名表上一直表现优异，吸引了全球的关注。然而，韩国媒体对这两个国家PISA表现的反应却截然相反。尽管韩国媒体称赞芬兰在PISA测试中取得的杰出成就，并将芬兰教育作为全球教育改革模式，但却忽略了自己国家在PISA测试中的成功。不同政治立场的韩国媒体都将学生的PISA优异成绩归因于韩国教育体系的过度竞争、“考试”“影子教育”和“教育热”等因素。[29]这种自我认知与传统的亚洲教育形象——“诅咒和折磨”——相呼应。
左翼媒体《今日时报》更明显地倾向于低估韩国学生的PISA成绩。如有学者就倾向于对韩国学生的PISA成绩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亚洲教育模式的必然结果，他们不愿意把韩国学生的优异表现视为韩国教育体系的优点。[30]也有一些学者将韩国的PISA成绩作为他们拒绝受市场化教育改革的工具。[31]在他们看来，优秀的PISA成绩证明了韩国公共教育的实力，其特点是奉行平等主义的政策，但政府却试图选择市场导向的教育政策。还有一些学者特别关注PISA数据中的负面指标，以凸显韩国教育的系统性故障。他们指出韩国学生尽管成绩很好，但对这些学科的兴趣却很低。他们认为韩国学生并不是自主学习者，在所有PISA测试国家中韩国学生的控制策略（control strategies，也称为“自我调节学习”）是最低的。在他们看来，亚洲（包括韩国）教育的成功源于一些“错误的原因”——过度的学术竞争与长时间的私人家教补习，这带来了严重的中学生高自杀率以及学习动力的丧失。
同样，右翼媒体《东亚日报》的保守者们同样对韩国学生在PISA中的表现持怀疑态度，但他们的怀疑反映了不同的教育问题。其中一些人认为应更多地关注精英学生。韩国课程和评估研究所所长金宋尹（Seong-Yul Kim）认为，韩国PISA表现最好的、名列前5%的学生依然落后于亚洲其他国家与地区，如新加坡、中国香港和日本，他将之归因于韩国缺乏精英教育。这些保守党作者利用这一事实制造教育危机，并用来使他们的教育议程合法化，以促进精英高中的发展。[32]支持保守党的政策聚焦于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学生，精英学校的支持者坚持认为精英学校对于国家应对全球经济竞争至关重要。
尽管韩国媒体对其他国家对韩国教育表现的称赞方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不同政治派别的媒体对这些称赞表现出不同的反应。比如，2011年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对韩国教育成功的赞美引起了韩国媒体的轰动。[33]左翼媒体《今日时报》作家批评奥巴马“忽视韩国父母在教育上的投资已经超过了家庭承受范围，每年超过100名韩国学生因忍受不了学习上的压力而选择自杀”[34]。相比之下，右翼媒体《东亚日报》的专栏和社论更容易接受美国对韩国教育成功的评价，或者至少没那么具有批判性。他们要么强调奥巴马对亚洲教育模式（如韩国）的赞扬，以证明在韩国和其他地方进行的“准市场教育改革”是正当的，要么强调竞争和问责在奥巴马改革计划中的核心作用，以及这二者在韩国的缺失。[35]
回应政治左派将芬兰的成功作为教育质量与平等的象征，《东亚日报》的保守派作家批评进步主义者们试图利用芬兰教育来实现他们一直所倡导的教育政策议程——即取消全国性测试、提供免费的学校午餐与公共教育、取消教师评估等。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保守派专栏作家金宋德（Sun-Deok Kim）表示，“盲目地采用芬兰的平等教育体系，而不考虑北欧国家独特的教育环境，将是徒劳的”[36]。也有作者指出了进步教育家关于芬兰教育的报告中存在扭曲现象。
正是在保守党试图揭开芬兰PISA 成功经验这一背景下，东亚教育开始被韩国媒体作为参考标准的备选，这一趋势在2009年PISA测试结果公布后变得越来越明显。有学者就上海PISA 2009年的成功提出了4种可能的解释：第一，中国教育系统是基于“成绩第一”的，而上海有100所这样的学校；第二，中国学生的学习时间是世界上最长的；第三，每个学校根据学生的学术能力提供不同的课程，从而为“有天赋”的学生开设特殊课程；第四，中学入学考试就已经开始鼓励学术竞争。这些特征与韩国保守派所强调的比较一致，因此他们希望通过肯定这些特点来提高韩国教育的竞争力。[37]
值得注意的是，《东亚日报》发文者对上海PISA成功的讨论，是为了证实韩国教育的成果和有效性。在这个过程中，正如在德国的案例中所看到的，对上海“PISA奇迹”的媒体报道与中国的教育优势，或者更广泛地说——由蔡美儿在《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a Tiger Mother）一书中投射出来的教育方式相联系。这些发文者赞同蔡美儿严格的育儿方式，他们认为这种方法有效地培养了“孩子们在未来的自信和竞争力”[38]。在中国的教育背景下，《东亚日报》的发文者将上海和韩国教育的成功视为“竞争教育”和“教育热”的结果。相比之下，《今日时报》很少关注上海PISA的成功。因为《今日时报》不太倾向于强调以竞争为基础的亚洲教育模式，认为这种模式是消极的自我教育认知。
《东亚日报》对上海取得成功的压倒性支持与他们对最近日本在“减负”教育改革的负面评价形成了鲜明对比。三名《东亚日报》评论员对最近在日本因教育减负带来的教育水平下滑以及在PISA中的表现不佳进行了批判，认为日本放弃了以教师为中心、强调学术基础、严格的学校制度的教育传统，去效仿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儿童为中心的渐进式教育模式，将课程内容减少30%，主张建构主义式的学习。例如，俊（Jung）将以学生为中心的进步教育视为“美国化”的教育，他认为这种教育在美国和日本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这些评论对以儿童为中心的“软”教学法提出了质疑，并警告韩国公众不要在失败的教育学实验之后进行类似的教育改革。与韩国相比，日本在PISA测试的排名相对较低，这一事实被用来反对任何旨在减轻学业压力和竞争的改革措施。“韩国不应该放弃自己长期以来建立起来的竞争优势，日本可以通过放弃当前的减负教育回到过去的道路上，来阻止更严重的成绩下降”[39]。
2011年，韩国政府宣布了一项新计划，旨在促进学生“创造力和人格的培养”。为解决韩国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问题，该计划建议在2014年实施新计划，包括减少20%的课程内容，实行建构主义教学实践。作为对这一计划的回应，保守派人士声称，这种课程内容的精简已经引起了公众对学生学术成就下降的担忧。[40]总之，日本学生在近几轮PISA测试中相对于韩国学生的表现不佳，使日本成为韩国保守派人士反对将日本作为教育改革参考标准的关键原因。可见，PISA排名已成为特定国家参考和反参照的一种选择标准。
四、影响政策借鉴的地方化因素分析
对于研究教育政策的学者而言，PISA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全球教育政策制定的过程。“教育排名表”为一个国家教育被“丑化”或“美化”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并引发了“政策借鉴的新过程，以及国家教育体系的参考标准的重建”[41]。尤其需要强调的是，PISA在“将一种新的全球教育治理模式制度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这种模式下，国家对教育的主权越来越被大规模国际评估的影响所取代，而在这种国际评估中，表现最好的国家其主要教育特征被广泛地作为全球性的“万能药”广为传播。[42] 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了上述观点，如各国对芬兰教育的普遍认可证实了这一看法，即由大规模教育评估产生的高排名国家成为全球教育的“参考标准”。然而，不同政治取向的媒体对“芬兰的成功”的看法在各国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此外，与芬兰的“全球赞誉”相比，各国对“亚洲教育系统”的反应表明，需要对“参考标准”如何在全球化的政策领域中被选择和构建的地方化因素进行深入研究。
根据上述对澳大利亚与韩国两国媒体关于亚洲PISA成功不同报道的分析与比较，可以总结出促使或阻碍一个国家成为“参考标准”的三大地方化因素：（1）对亚洲教育的刻板印象；（2）国家间的经济关系；（3）因国家在PISA排名表中相对排名的变化而带来的危机感。当然，这种结论得出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它是基于对两个研究国家的案例分析。但本文认为，它对于构建全球参考标准和“全球化教育领域”的概念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亚洲教育的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决定了政策制定者对自己国家和其他国家感知的方式。许多专门从事亚洲教育的比较教育学者早就发现了对亚洲教育存在的负面刻板印象。例如，许多研究日本教育的比较教育学者一直在试图改变国际社会对日本教育的刻板性特征，如“说教性教学”（didactic teaching）、“教育妈妈”（education mama）、“学生对学业成功的过度家庭压力”和“考试地狱”（examination hell）。尽管这些学者努力描绘出一幅更真实丰富的日本教育图景，但对亚洲教育的负面印象仍然存在。
比如在澳大利亚，对“亚洲”好几个国家都存在着刻板印象。上述也提及葛雷顿研究所成功地改变了当前澳大利亚对亚洲教育的刻板印象，把注意力从严格的纪律、残酷的学术竞争和死记硬背的说教等方面转向有效的教师专业发展、创新性教学方式和对表现不佳的学校针对性的资源分配等。葛雷顿研究所在媒体和政治上的优势，无疑是澳大利亚对亚洲教育作为参考标准急剧转变的决定性因素。
韩国人的自我刻板印象非常类似于澳大利亚对“亚洲”教育的负面偏见。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韩国媒体继续把韩国的教育看作是激烈的学术竞争、过度的私人辅导、考试驱动的死记硬背，以及以牺牲创造力、好奇心和人性为代价的训练。在韩国，不同政治派别的媒体对于“这些特点是韩国教育体系的优势或劣势”分歧较大。比如，推崇竞争教育体系的保守派韩国观察家认为，日本的减负教育改革是一种可悲的偏离“亚洲”之路的做法，这导致日本学生的PISA成绩下降，韩国不应该偏离传统的“亚洲之路”。
在本文研究的两个国家中，亚洲教育的刻板印象与另一种强大的对立模式——即芬兰教育——密切互动。芬兰的教育是“北半球”（the North）良好教育形象的一部分，其深深扎根于历史之中，至少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因此，对芬兰的“良好印象”常常与对亚洲教育的“偏见”相对立。在韩国和澳大利亚，对芬兰和亚洲的教育有类似的对比。在韩国，保守派积极地试图消除进步人士对芬兰教育的偶像崇拜，并将PISA在中国上海和韩国的成功视为亚洲竞争模式优点的证明。在澳大利亚，进步人士强调芬兰教育的人道和平等性质，并将其与亚洲教育模式进行对比，以使持续进行的教育改革辩论的焦点集中在公平问题上，包括澳大利亚长期以来教育不公平的资助计划——“冈斯基行动”。因此，在这两个国家，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和芬兰教育的对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媒体报道PISA中表现良好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话语，而这往往反映了两国教育讨论中存在的政治分歧。
（二）国家间的经济关系
影响政策借鉴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化因素是“参考标准”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亚洲世纪”（Asian Century）给澳大利亚带来的经济挑战有助于合法化“亚洲邻国作为参考标准”。葛雷坦研究所在媒体和政治、经济上的优势，无疑是澳大利亚将亚洲教育作为参考标准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葛雷坦研究所将“亚洲模式”的成功作为对澳大利亚将精力集中在宏观政策问题（如资金问题）上的批判，获得了保守派的支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詹森的文章2010年到2012年的3年间在右翼媒体《澳大利亚人报》共出现了4次，而在左翼媒体《悉尼先驱晨报》中却1次也没有出现。
就韩国而言，亚洲所有高水平发展的国家与地区无疑都是其关键的经济竞争对手。比如，韩国保守派就倾向于将亚洲PISA的成功用来论证他们所认为的“亚洲教育发展模式”的合法性。这也说明韩国身处亚洲经济发展共同体，与其他经济体的竞争关系直接影响到其教育发展观念。也正因如此，他们认为与其他亚洲国家竞争的经济关系是坚持教育“亚洲之路”（即拒绝建构主义课程改革）的背景因素之一。
（三）“潜在参考国”在PISA排名表中相对排名的变化
最后在地方化因素中，“潜在参考国”在PISA排名表中名次的升降也起着重要作用。亚洲成功引起媒体轰动的时候，澳大利亚媒体认为澳大利亚教育存在严重的“危机”。这可能导致一种“澳大利亚输给亚洲国家”的感觉，造成一种向亚洲国家学习以及进行教育改革的紧迫感。同样的解释也适用于韩国，因为日本较韩国的排名下降，导致右翼媒体近年来将日本的减负教育改革作为一种反参照，而不是效仿。与此同时，中国上海在PISA中的优异表现也鼓励了韩国媒体将前者的教育特点视为“我们必须保持”或“回归”的路径。
澳大利亚和韩国对蔡美儿《虎妈战歌》一书的反应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上海2009年PISA成绩的认知和反应方式。在韩国，保守派作家赞扬了蔡美儿所谓的中国式抚养孩子的方法，蔡美儿的方法代表了他们所认为的“良好的旧韩国教育”的一部分，他们担心这种教育将会被“以减少课程内容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所侵蚀。相比之下，在澳大利亚，尽管这本书被媒体广泛报道，但只有一篇文章以上海的PISA成功来阐述这本书，强调儒家文化遗产是上海PISA成功与蔡美儿教育方法成功的共同因素。
总而言之，虽然全球化对政策借鉴领域的影响不容小视，但地方背景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是否以及以何种方式能够成为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参考标准”。国际大规模教育评估中的领先排名是实现全球参考标准地位的必要条件，但它仍然远远不能成为充分条件。因此，日益全球化的教育政策输入与输出出现必然带来“全球标准化”（global standardization）和“国家与区域多样化”（national and regional diversification）的同步发展。前者必然涉及政策本土化与民族主义的产生，而后者则通过国际政策话语的本土化而不断获得活力。
（因篇幅限制，详细参考文献信息见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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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于《比较教育研究》2021年02期，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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