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甦，时月芹 | 俄罗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时代轨迹、行动逻辑与现实路径
✦肖甦，女，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时月芹，女，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及多极化格局的演进，全球治理的权力结构面临重塑，而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与扩散加剧了地区冲突与紧张局势，全球教育治理因此亦面临种种问题与困境。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从人力资源大国变为人力资源强国的征程中，认真思考新形势下我国如何拓展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平台和路径、如何提升我国对国际规则和国际议程的建议水平、如何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以及如何“讲好中国教育故事”，并为全球教育治理贡献中国经验与智慧等一系列问题变得尤为重要。同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俄罗斯与我国面临诸多类似的国际环境和转型发展任务，对推动构建更加公正、民主、合理的多极化国际秩序亦有一致诉求。同时，俄罗斯的教育基础雄厚、教育体制与模式独具特色，分析其在全球维度下的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变迁，研究其新时期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行动逻辑，探讨其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路径与面临的挑战，亦能够为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提供些许借鉴和思考。
一、俄罗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时代轨迹
作为地跨欧亚大陆、国土面积世界第一的大国和传统教育强国，俄罗斯在全球教育空间内占据重要地位，虽然每个历史阶段的战略重点和历史使命各有侧重，但其增强教育与文化的统合和塑造能力、影响全球教育空间的努力一直未曾改变。
（一）苏联时期：意识形态驱动下，维护社会主义统一空间，争霸世界
苏联时期的全球教育治理战略主要定位于维护和控制社会主义国家统一教育空间。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苏联免费培养了大量来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留学生。1960-1991年间，苏联在36个国家共建立了 66 所高等学校、23 所中等职业学校、400 多个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和 5 所普通教育学校。[1]苏联还以提供低息贷款（年利率约为2%-3%）、免费援建教学机构、免费提供教学-实验设备和教科书等方式向受援国提供经费和物质支援。[2]1990/1991学年，在苏联高校留学的外国学生共计12.65万人，占世界留学生总量的10%，仅次于美国、法国，位居世界第三。[3]此外，苏联还通过海外办学、无偿提供专家支持、直接施以资金和物质援助等方式为受援国培养专家人才，输出“苏联教育模式”。
免费留学生教育和无偿教育发展援助为众多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多方位支持。这些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与物质援助为苏联赢得了国际声誉和地位。但不言而喻，苏联时期的全球教育治理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取向，且随着世界两极冷战的升级，苏联的全球教育治理更多显现出服务于其“输出革命”“对抗美国”和“称霸世界”的需要。
（二）20世纪90年代：构建独联体统一教育空间，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能力弱化
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治、经济领域的激进变革导致经济下滑、社会动乱，严重影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俄罗斯在全球教育空间内的地位和话语权日渐式微。
从1992年起，俄罗斯与外国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近乎停滞，几乎所有外派专家都被召回，许多国家的俄罗斯科学与文化中心被迫关停。留学生人数的急剧下降使俄罗斯在国际留学生服务市场上的占比不断减少。俄罗斯从苏联海外教育空间抽离所造成的全球教育服务市场真空地带，迅速被其他国家以及国际组织所填充。
这一时期，由于经济原因，俄罗斯沦为国际组织的受援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能力弱化,向独联体地区倾斜成为此时俄罗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战略重点。即使在自己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俄罗斯也未停止对独联体国家的教育援助，一直以双边或多边协议的形式竭力保障后苏联教育空间的统一性和学术流动性。与此同时，俄罗斯也通过加强与“欧盟”“七国集团”等国际组织的合作，展示出努力融入国际教育空间的姿态。
总之，20世纪的最后十年，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动荡，俄罗斯错失巩固、维护苏联时期形成的国际教育合作空间的机会，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能力弱化。
（三）2000年以来：谋求恢复大国地位，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
普京就任总统后，开始奉行“可控民主”与“主权民主”的国家治理理念，重新强调国家在治理中的地位和权重；利用能源优势，重振国民经济；以“俄罗斯新思想”统一国家意识形态空间，重视本国民族文化传统的社会统合作用。经过近十年的高速发展，俄罗斯在国力逐渐恢复中开始谋求恢复大国地位，“巩固俄罗斯作为现代世界政治影响力中心之一”的地位，占据“多极世界的真正一极”，成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4]
为维护国家在国际上的正面形象、增强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参与度，在强化自身军事和能源外交手段的同时，俄罗斯也更加重视“国际人文合作”“公共外交”和“软实力外交”策略。不仅在《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中强调发挥“公民社会、信息和通信、人道主义手段、技术等软实力工具”的作用，而且俄罗斯还先后颁布了《俄罗斯联邦在文化和人道主义合作领域政策的主要方向》《俄罗斯联邦国际发展援助构想》等专项法规，为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提供法律保障。
21世纪以来，俄罗斯以教育现代化改革为导向，逐步提高教育质量和国际化水平，增强俄罗斯在国际教育空间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如，以西方模式为基准，改革本国教育体系和教育结构、增强与世界教育体系的兼容度；加强国家教育标准与问责-评价体系建设，提高教育质量，增强教育系统的国际竞争力；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扩大教育服务出口，提高教育品牌知名度；开展国际教育援助，提升教育品牌形象等。
经过20年的努力和积累，俄罗斯不论在国内人才培养，还是国际教育援助、国际教育合作领域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全球教育治理能力逐步提升，为其恢复大国地位提供了人才、智力和舆论支撑。
二、俄罗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行动逻辑
苏联解体后，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管理理念、管理工具在俄罗斯得到了广泛的推介和应用，治理、全球治理等西方理念也纳入俄罗斯学界的研究视野。
(一)俄罗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逻辑起点
俄罗斯对“治理”（governance）和“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概念的阐释在学理层面基本与西方学者和国际组织的概念一致。例如，O.B.米哈伊洛娃认为，“治理”语境下传统的单一决策主体转变为多元决策主体，可以促进具有竞争关系的多元利益主体间的联合，有助于提升国家管理活动的效率。[5]В.Е.彼得罗夫斯基将全球治理理解为在国际层面参与集体行动和解决全球问题的所有机构、机制、程序、合作伙伴和组织机构的总和。
但同时，俄罗斯专家也对“全球治理”概念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因素进行了批判。В.Е.彼得罗夫斯基认为，一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固然有促进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等普世价值层面的追求，但更多是基于维护本国的利益。[6]М.В.哈尔科维奇等专家提出，“全球治理”本质上源于西方话语体系，现行全球治理的国际规则与话语体系体现的是国际力量对比关系，是西方强权国家在全球扩展其利益范围的手段。俄罗斯等新兴力量中心的崛起势必增强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和多极化趋势。[7]
简言之，俄罗斯一方面将全球治理视为维护民族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主张新兴主权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是对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的解构，有助于“构建积极、平衡和包容的国际议程”；另一方面则强调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力量比规则重要，因而应该对全球治理的作用和潜力持审慎态度。此外，尽管目前军事力量和能源贸易仍然是俄罗斯全球治理政策的核心，但俄罗斯政府已经意识到全球治理的资源基础正开始逐步由军事和经济资源向文化和教育资源倾斜。
(二)俄罗斯对全球教育治理的认知定位
相比于“全球治理”，目前俄罗斯学界对“全球教育治理”（global educational governance）这一概念的关注度不是很高，基本将其视为全球治理的下位概念、归为全球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认为是国家和各级非政府组织所采取的一系列旨在协调全球空间内教育事务的综合举措。[8]
俄罗斯对全球教育治理的关注既源于其对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的基本研判，也是基于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维护全球教育空间内国家利益的需要。俄罗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主要基于以下认知：首先，全球化进程不但带来了人才的国际流动以及科技与知识的全球共享，也带来了教育理念、教育制度的模仿与趋同，俄罗斯必须融入全球教育空间，并分享全球化红利。其次，全球新的力量中心开始挑战并解构原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并在传统“硬实力”治理模式之外，更多诉诸数字外交、公共外交等新型“软实力”外交模式，使得全球教育治理日益成为竞争高地。第三，逆全球化思潮和国家利己主义正加剧地区冲突、制造技术壁垒、限制人员流动，这将导致更深层次的全球范围内的动荡和不平等。因此，俄罗斯等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有助于构建更为合理、公正的多极化全球教育治理新秩序。
“全球教育治理”概念在俄罗斯未得到广泛应用的原因大致有三。首先，是因为俄罗斯对源于西方的理念和概念持审慎对待的态度。2000年以来，俄罗斯开始纠偏20世纪90年代的全盘西化路线，注重建构基于自身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新俄罗斯思想”，并以此为价值导向统合俄罗斯社会，不再迷信西方的社会理论与思想。其次，是源于俄罗斯对自身教育与文化的高度自信。“俄罗斯民族的这种文化自信几乎没有失落过，即便在经济暂时衰退且遭遇西方制裁的当下”[9]。这种文化自信的表现形式之一就在于坚持生产、维护和推广自己的文化话语体系，而对外来文化表现出适度的“排外”性。再次，虽然教育与文化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相较军事力量和能源贸易而言，教育在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中还处于“人轻言微”的地位。
当然，对“全球教育治理”概念本身的关注度不高，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不关注全球教育治理。相反，21世纪以来俄罗斯特别重视文化与教育在其对外政策中的地位与作用。无论是从其参与全球治理的行动逻辑还是现实路径上，都可见一斑。
(三)俄罗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主体联动
俄罗斯将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视作维护民族国家利益、建构全球教育空间公正、民主、多极化治理秩序的重要途径，是国家主导下的综合性、战略性教育行为。因此，政府是俄罗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行为体，涉及外交、财政、教育等多个行政主管部门。其中，外交部是全球教育治理领域的核心部门，负责制定该领域的国家政策、协调和监督相关项目的实施等；财政部主要负责多边国际教育援助下的经费拨付工作；科学与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则是留学生教育、教育服务出口和国际教育合作等领域的主要管理部门。
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教育治理格局，俄罗斯认同“治理”是“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的联结，多元利益主体间的互动、联合与共同决策机制有助于提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效率和效益。同时，考虑到政府主体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过程中会被质疑政治动机和意识形态倾向，俄罗斯也积极利用非政府行为主体的身份合法性优势，调动多元主体的参与积极性，逐步构建起政府、智库、社会组织和媒体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化、网络化主体格局。此外，俄罗斯还通过政府组建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加强对媒体的国家控制、发展国家高端智库等方式扶植非政府行为体的发展，以国家资本或政府项目的形式为其提供资助，提升其全球教育治理参与能力和参与力度。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俄罗斯逐步构建起了国内与国外协同、官方与民间携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的全球教育治理主体网络结构。
总体说来，俄罗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逻辑起点在于维护本国政治、经济利益，恢复和巩固其大国地位，争夺“对未来国际体系构建原则的话语权”，促进全球教育治理格局的多元化和民主化发展。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直接动因，源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时代机遇和逆全球化思潮扩散导致诸多全球性问题的必须应对。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结构及其联动机制为俄罗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提供了多样化的行动路径。
三、俄罗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现实路径
随着国力的日益恢复和增强，俄罗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路径逐步拓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
(一)依托全球性国际组织平台，提升自身话语权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全权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这不仅保证了其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法律基础，而且也使其自然拥有了广阔的参与平台。
俄罗斯非常重视联合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儿童基金会、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等全球性国际组织已成为俄罗斯发表教育治理主张的重要平台。俄罗斯积极参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系列全民教育计划、《教育2030行动框架》（Education 2030 Framework for Action）等全球教育治理议程与规划的研究、规划与推广工作，在提升教育大国形象和国际影响力的同时，还注重利用国际教育发展经验倒逼国内的教育现代化发展进程。
除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合作之外，俄罗斯还积极与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组织（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Quality Assurance Agencies in Higher Education）等专业性国际组织合作开展教育研究工作，旨在提升本国专业话语权，增强教育品牌的国际声誉。
俄罗斯也非常重视国际组织发起的全球性教育质量评价工作，将其视为检验自身教育质量、提升教育品牌国际知名度的重要平台。近年来，俄罗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教育成就评估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开展的国际教育测评项目（PISA、PIRLS、TIMSS等）中表现出色，既为本国教育体系赢得了国际声誉，也使得政府能以此为契机积极宣传俄罗斯教育品牌，对外推广参与国际教育测评的经验。2019年4月，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签署协议，为乌兹别克斯坦参加PISA2021、 PIRLS2021和TIMMS2023测试提供专家与技术支持。[10]
面对西方的遏制和封锁，由“全盘西化”逐步走向自主发展的俄罗斯充分利用全球性国际组织在全球教育治理领域的合法性基础，将其作为发表教育治理主张、维护国家正面形象、提高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平台。同时，俄罗斯也积极培养并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增强其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
但必须看到，在自身能源型全球贸易结构和硬实力外交政策驱动下，俄罗斯对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合法性依赖大于实质性依赖。这一方面是因为西方主导的全球性国际组织对与俄罗斯的合作始终处于忌惮和排挤状态；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凸显和逆全球化思潮的扩散，全球性国际组织在教育治理领域的公平与效率等问题也受到多方质疑，俄罗斯对其教育治理潜力或成效也持怀疑态度。
(二)推动区域性国际组织合作，增强教育治理能力
顺应全球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出于更好维护国家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目的，俄罗斯积极利用区域性国际组织平台，加强区域一体化教育空间构建，提升自身在区域教育空间内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由于独特的历史、地缘政治等原因，俄罗斯一直将加强独联体统一教育空间建设、巩固其在后苏联教育空间的中心地位视作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优先任务。独联体框架下，俄罗斯积极推动各成员国教育原则、教育大纲、教育标准和学位/学历证书的相互认可，促进独联体空间内的文化认同和学术流动性。俄罗斯还通过境外办学、设立科学文化中心、俄罗斯中心等方式加强俄语和俄罗斯文化的推广；通过设立海外学校、提供俄语教学资源、培训俄语教师等方式输出其教育模式和教育理念。俄罗斯尤其重视独联体地区的青年工作，积极通过对话、论坛和短期游学等形式，加强新生代对俄罗斯历史、文化的了解和认同；更是通过设立各类奖学金的方式吸引独联体国家优秀人才赴俄留学。2017年在俄罗斯高校学习的外国留学生总数约为24万人，其中57%的留学生来自独联体国家。[11]
融入欧洲教育空间是俄罗斯独立后一直的努力方向。1994 年俄罗斯加入欧盟“坦普斯计划”（Tempus Programme），2014年继续参加了“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 Programme），以加强与欧洲高等院校间的合作与交流。2003年俄罗斯签署《博洛尼亚宣言》（Bologna Declaration），正式加入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开始参照西方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本国高教体系，以增强俄罗斯教育系统与西方教育系统的可比性和对接性。加入“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不仅是俄罗斯高等教育融入欧洲教育一体化空间的重要举措，而且也为俄罗斯融入世界教育空间、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教育特色与成就奠定了制度基础。
网络大学是俄罗斯在区域教育治理领域的重要举措。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独联体网络大学、金砖国家网络大学等高校网络联盟的建构目的在于打造一个非实体合作网络，使之成为推进区域统一教育空间建设、促进成员国间人才培养和流动的重要平台。网络大学框架下推广的硕士联合培养项目已获得各成员国的青睐和支持，目前发展势头良好。
在被西方主导的全球教育治理组织和机制排挤与边缘化的情况下，俄罗斯在区域性国际组织框架内的教育治理活动有助于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提升其在全球教育治理空间内的地位和话语权。与成员国间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相比，教育领域的合作并非是这些组织的首要目标，但在国家人口下降、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大环境下，俄罗斯在区域性国际组织层面的教育治理活动更具务实性，成效也更显著。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相较欧盟对俄罗斯的忌惮和独联体教育空间内的离心趋势，近年来，中国与俄罗斯共同参与创办的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联盟框架下的教育多边交流与合作机制则更充满机遇和活力。
(三)参与国际教育援助，重塑教育大国形象
随着国内经济的复苏，俄罗斯以担任“八国集团”峰会主席国为契机，于2005年主动摆脱受援国身份，加入了国际发展援助国家行列，积极致力于展现大国责任担当、提升“国家品牌形象”的工程。
在从受援国变为援助国的最初阶段，俄罗斯主要通过向国际组织捐款或参与国际组织教育援助项目等方式在多边框架下实施。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教科文组织、儿童基金会等都是其开展国际教育援助的合作伙伴。从2006 年起，俄罗斯开始向世界银行“全民教育快车道倡议”（Education for All-Fast Track Initiative）基金会定期捐资。2008年，为了通过帮助独联体、亚洲和非洲低收入国家构建具有可持续发展性的教育评价体系，开发教育测量工具，提升受援国教育评价能力和教育质量，俄罗斯联邦财政部和世界银行合作推出了俄罗斯在国际教育援助领域的最大举措“俄罗斯教育发展援助项目”（Russia Education Aid for Development）。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在两期项目中共投入3800万美元。[12]
俄罗斯政府认为多边援助模式受制于国际组织，援助国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自主选择援助目标，会使国际教育援助的政治、经济效益大打折扣。因此，随着国力的增强，俄罗斯国际教育援助重心逐渐由多边模式向双边模式倾斜。自2013年起，俄罗斯“联邦独联体事务、俄侨和国际人文合作署”（简称“国际人文合作署”）成为双边框架下全面实施国际发展援助的专门机构。独联体地区是国际人文合作署实施国际教育援助的重点区域。这种双边教育援助多以提供公费留学生名额、开展国际教育援助项目和捐助的形式开展。近年来，俄罗斯的双边教育发展援助也开始向更加多元化方向发展，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陆续成为俄罗斯重点关注地区。
俄罗斯参与国际教育援助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其国际地位和形象，发展与受援国间的友好伙伴关系，同时也为本国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并反向促进国内教育体系的改革与发展。俄罗斯在国际教育援助领域的作为，对于改善受援国的教育落后状况、彰显其教育大国影响力、塑造正面国际形象具有重要意义。但相比传统教育援助大国，俄罗斯目前在国际教育援助领域的影响力还比较有限。2018年俄罗斯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为10亿美元，其中国际教育援助仅为881万美元。[13]
(四)加强国际教育合作，增进国际理解与支持
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由封闭走向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管理和发展国际间伙伴关系，特别是加强与战略重点国家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越发成为俄罗斯与国际社会形成“共同语言”、增进国际理解与支持、增强全球教育治理能力的重要路径。
为融入和影响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改善国际教育服务市场占有率下降的情况，俄罗斯积极致力于提升本国教育体系现代化水平，扩大教育国际化步伐。首先，通过实行多级高教体制、加入“博洛尼亚进程”等举措，推进本国教育体系与国际教育体系的对接与融合。其次，不断整合本国教育资源，提高国家教育品牌的国际竞争力。从2008年起，俄罗斯开始对高等教育资源进行整合，逐步构建“金字塔”式高教结构体系。自2012年起，俄罗斯开始以世界大学排行榜为“靶点”，集中优势资源提升国内一流高校的国际知名度，提出到2020年前至少要有5所大学进入世界100强大学排行榜，即“5-100计划”。同时，俄罗斯认为现有高校国际排行指标体系不能充分反映其教育体系的特色和实力，于是在2017年开发和创建了“三项大学使命”莫斯科国际大学排行榜，以便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俄罗斯高等教育的优势。2020版莫斯科国际大学排行榜已涵盖97个国家的1500所大学，影响力逐步提升。欧洲地区上榜大学数量最多，约占上榜大学总数的33%，亚洲约占32%，北美约占17%，俄罗斯约占7%。其中，俄罗斯有3所高校、中国有4所高校进入该排行榜前50名。[14]第三，以“国家优先项目”的形式，制定教育服务出口量化指标，专项提升俄罗斯的教育服务出口潜力。第四，利用国际合作网络，依托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构建更加立体化的教育品牌宣传推广网络，提升教育服务市场占有率，塑造教育大国形象。
随着这些措施的深入实施，俄罗斯教育品牌的国际影响力逐步增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的数据显示，俄罗斯2018年底已位列世界前6名最具吸引力留学目的地国家榜单。截至2017年，俄罗斯共设立了72所海外办学机构，其中独联体国家44所，亚洲16所，欧洲9所，中东3所。[15]近些年来，俄罗斯国际教育合作的重点也由独联体、欧盟、亚洲地区逐步向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辐射，尼日利亚、安哥拉、巴西等国在俄留学生数量均明显增加。
显然，俄罗斯新时期的教育国际化战略是其“实用主义”外交策略指导下对全球化国际大环境和本国综合国力统合考量下的现实选择，强调国际间平等互利基础上的教育合作与交流，注重市场机制调节下的教育服务市场收益，同时兼顾亲俄政治精英培养、国家正面形象的塑造和俄罗斯文化范式在全球范围内的输出。
四、俄罗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主要特征与挑战
作为传统教育大国和教育强国，历经国家激进转型之后，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时局下，俄罗斯借古开今，既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全球教育治理路径，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一)俄罗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主要特征
从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理念、历史脉络、路径和主体来看，俄罗斯主要具有如下三个特征。
1.参与动机由意识形态导向到经济利益驱动
无论是苏联时期还是独立后的俄罗斯，其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根本出发点都在于维护本国的核心利益，谋求大国地位。但与苏联时期唯意识形态、唯政治阵营的价值取向相比，俄罗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在强调地缘政治利益的同时，主张去意识形态化，且明显更具经济价值导向。俄罗斯更关注如何能够从多边和双边国际合作层面获得直接经济利益，关注教育服务市场占有的份额和教育服务出口收益。国际教育援助由多边向双边模式倾斜。而且，相较无偿的国际教育援助，俄罗斯更注重互利基础上的国际教育发展合作。这种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价值导向层面的转变，一方面是源于市场机制在俄罗斯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受制于国家综合国力下降的基本现实。
2.对苏联模式的路径依赖与新时期的发展创新并存
客观地讲，“俄罗斯在全球的‘软实力’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联过去的积累”[16]。比如，苏联时期培养的外国社会精英是俄罗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资源；俄罗斯注重培养外国社会精英和青年群体的行为偏好也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但很多国家对俄罗斯的心态是矛盾的，对俄罗斯想成为地区“教育中心”的企图心怀戒备，担心受到俄罗斯文化教育领域的意识形态侵蚀与控制。因此，新时期俄罗斯也在努力摆脱对苏联模式的资源和路径依赖，积极开发更加多元化的全球教育治理路径；改变封闭发展模式，放下教育大国的“高傲身段”，以教育国际化为抓手，学习和仿建西方教育模式，主动融入全球教育空间；注重发挥多元主体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作用，重视非政府渠道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同化作用；突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中的平等互利原则；强调国际教育援助中的中立性与非政治性，等等。
3.以强大的文化自信赢得全球教育治理话语权
坚实的军事力量和综合国力是俄罗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保障，但其在全球教育空间内话语权的直接动力源则是其强大的文化自信。俄罗斯强大的文化自信既源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地理空间，也源自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卓越表现和苏联数十年的世界霸权地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上仿效了西方模式，其文化传统也受到西方文化与思想的冲击，但经过初期的震荡，尤其是普京上台后，又逐步回归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轨道。普京不止一次指出，“俄罗斯文化是俄罗斯在全球市场推广自己的强大因素”，“不是政治体制的推广，而是教育和文化的出口，有助于为俄罗斯的商品、服务和创意提供更加良好的条件”[17]。可以说，强大的文化自信是俄罗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基石。也正因此，俄罗斯特别注重其语言和文化的全球传播，善于讲述“俄罗斯文化故事”。
(二)俄罗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面临的挑战
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日趋复杂多变，俄罗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同样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1.缺乏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顶层设计与协调管理
目前，俄罗斯全球教育治理的多元参与主体之间尚缺乏统一的组织协调机制。俄罗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多边国际教育援助大多依托财政部，双边教育援助职能主要由外交部承担，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则主要由科学与高等教育部、教育部负责，各部之间经常为掌控对外主导权而争斗。国际人文合作署是俄罗斯全球教育治理实践中最具有总体协调性质的部门，它在行政级别上隶属于俄罗斯外交部，却又归总统直接管辖，这就导致工作组织过程中既可能出现职能的重叠，也可能造成推诿中的低效。俄罗斯曾提出成立专门的组织与协调机构的设想，但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并未实现。
2.参与全球教育治理面临内忧外患
国家财政经费不足是俄罗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最大障碍。俄罗斯国际人文合作署2016年度经费预算约为18.1亿卢布，而同期英国用于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的总预算高达120亿卢布。[18]与欧盟大规模的项目基金资助不同，独联体成员国间的学术流动缺乏联合体层面的资金支持，学术流动成本大部分由学生承担（部分由生源所在国承担）。因经费限制，与传统的教育发展援助国相比，目前俄罗斯教育发展援助力度非常有限。此外，俄罗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不但受到本国经济和体制因素的制约，而且来自欧美一些国家的遏制和封锁也是阻碍俄罗斯发表和宣传本国教育治理主张、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一大掣肘。而中国、印度、新加坡等新兴市场国家亦是俄罗斯在国际教育服务市场上的强劲对手。
3.教育品牌国际影响力有待提升
虽然俄罗斯独具特色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成就享有较高的国际威望，但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入、国际教育服务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大环境下，自身教育体制、教育模式、教育证书的国际接轨与兼容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俄罗斯教育体系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独联体国家公民的留学教育偏好逐步向欧洲、亚洲和美洲方向倾斜，越来越多的独联体国家学生只将俄罗斯高校作为进入欧美高教体系的跳板而“有来无回”。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加入“博洛尼亚进程”后，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独联体教育空间的进一步欧洲化。此外，英语非第一教学语言、高校和学科国际排名不高，也都不同程度地弱化了俄罗斯教育品牌的国际竞争力。
综上所述，作为国土面积第一的世界大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传统世界教育强国，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不仅是俄罗斯政治经济利益诉求在教育领域的直接体现，而且也是其全球治理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和逆全球化思潮扩散的国际大环境下，面对西方国家的制裁和封锁，俄罗斯采取了更加多元化、更具实用主义倾向的全球教育治理策略，既促进了全球教育治理的民主化和多极化发展，也倒逼着本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实质性深入。俄罗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步伐与力度在逐渐加大、所形成的影响力亦在不断提升，其在此过程中的行动逻辑、现实路径、主要特征和面临的挑战，值得我国反思和借鉴，其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成效也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因篇幅限制，详细参考文献信息见纸刊）
▼往期精彩回顾▼刘琛 | 数字经济背景下越南职业教育政策分析伍慧萍 | 当前德国职业教育改革维度及其发展现状
王晓芳，杜静 |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以学为中心”课堂观察范式及其特征——基于“优质教学巡课”的考察
本文刊登于《比较教育研究》2021年11期，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总发行处：北京报刊发行局
订购：全国各地邮局
邮发代号：2-466
海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海外发行代码：ZW023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电话：010-58808310
Email：bjb@bnu.edu.cn
网址：http://bjjy.cbpt.cnki.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