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羽，汪霞 | 美国高校人文学科专业结构研究：现状、演进及优化策略
✦闻羽，男，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新闻传播学院副研究员；
✦汪霞，女，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一、引言
高等教育的本质是专业教育，专业结构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规格、教育资源的配置和协调，最终决定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益。关于专业结构，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要素，包括学科专业的内涵、口径、质量等；二是要素之间的关系，指的是在一定学科专业内涵的基础上，学科专业间的构成状态，包括学科专业的数量、规模、布局、衔接关系等。[1]对高校学科专业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拓展人才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口径，整合教育教学资源，搭建新兴专业平台，是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基本方式与有效路径，也是高校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专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除了要契合学科发展外，还应考虑学生全面成长的需要以及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的需求，这一过程涉及政府的政策导向、社会职业的变动、高等教育的宏观布局、高校内部各群体利益博弈以及劳动力市场需求等诸多因素。在技术浪潮和实用主义冲击的时代背景下，以文史哲专业为主的人文学科显得相对封闭，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对其专业结构进行调整优化的迫切性最强，但难度也最大。
美国大学的人文专业教育向来被广为称道，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人文学科面临“困境”甚至“危机”的论调此起彼伏，“自娱自乐论”和“无用论”开始占据一定的市场。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教授安德鲁·德尔班科（Andrew Delbanco）、芝加哥大学哲学教授罗伯特·皮品（Robert Pippin）、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维克多·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等不少学者也在反思：美国大学的人文学科陷入全面危机，无论在经济、管理、知识组织方式等方面，还是在社会评价和师生精神状态等方面，都正在遭遇严峻挑战和困难。[2]面对各种挑战和压力，美国高校的人文学科专业结构现状如何，近些年有着怎样的变化趋势，人文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的优化策略有哪些经验与价值，本文将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描述、分析和讨论。
二、美国高校人文学科专业结构的总体现状
（一）美国高校人文学科专业的界定
根据研究惯例，美国的人文学科专业包括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哲学与宗教、历史学、神学等五个门类。事实上，在美国高校中，“专业”并非一个通用词汇。按照表征关系，“课程计划”或者“主修领域”更能对应于我们通常理解的“专业”。所以说，考察美国高校的专业结构，其实是研究他们的课程计划或者主修领域。
美国学科专业目录(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CIP)最初由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NCES)于1980 年开发，后来经历了1985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的5次修订，根据实际情况增减、删除、更新学科专业名称。目前正在使用的是2020年版(简称CIP-2020)，它提供了最新的学科专业分类和描述方法。自发布以来，CIP目录逐渐成为美国联邦政府公认的学科专业分类标准，并用于各种教育信息调查和数据库，被国家教育部门、行业协会、学术机构和就业咨询服务机构用来收集、报告与分析学科专业设置情况。[3]因此，CIP目录可以较为全面准确地反映美国高等学校的学科专业结构状况。
CIP目录分别用两位数代码（如01）、四位数代码（如01.01）、六位数代码（如01.0101）表示学科专业的三个层次。两位数代码表示相关学位项目的集群，称为学科群；四位数代码表示主修领域的专业种类；六位数代码代表具体的专业方向。本研究根据CIP目录界定的人文学科包括：外国语言、文学与语言学（Foreign Languages, Literatures and Linguistics，代码16，简称“外国语言文学”），英语语言文学（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Letters，代码23），哲学与宗教研究（Philosophy and Religious Studies，代码38，简称“哲学”），神学与宗教职业（Theology and Religious Vocations，代码39，简称“神学”），历史学（History，代码54）。
（二）美国高校人文学科的专业结构体系
在CIP-2020所有的60个学科群(即二位数代码)中，五大人文学科群占学科群总数的8.3%。其中，人文学科群下属的专业（即四位数代码）共计36个，占专业总数的7.8%；具体的专业方向（即六位数代码）共计149个，占总数的6.9%。
外国语言文学包含非洲语、东亚语、斯拉夫语、日耳曼语等19个专业，下辖87个专业方向；英语语言文学有修辞和作文、文学、字母等4个专业，下辖13个专业方向；哲学有哲学通论、宗教研究等4个专业，下辖16个专业方向；神学包含圣经研究、神学和神职研究、宗教机构管理等8个专业，下辖24个专业方向；历史学只有1个专业，下辖9个专业方向。
（三）美国高校人文学科的专业布点情况
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官方网站提供的大学导航（college navigator）查询功能显示：本科开设外国语言文学的公立大学有487所，私立大学超过500所（该查询系统超过500所则不显示具体数目，下同）；本科开设英语语言文学的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均超过500所；本科开设哲学的公立大学有367所，私立大学超过500所；本科开设神学的公立大学仅有3所，私立大学超过500所；本科开设历史学的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均超过500所。
在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AAAS)发布的《四年制大学人文学科现状（2017年）》（The State of the Humanities In Four-Yea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报告中，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在2017年，授予外国语言文学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有832所，授予英语语言文学学位的有1323所，授予哲学学位的有786所，授予神学学位的有571所，授予历史学学位的有1175所。[4]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数据，截至2017—2018学年，美国共有4298所授予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因此，外国语言文学的专业布点比例是19.36%，英语语言文学的专业布点比例是30.78%，哲学的专业布点比例是18.29%，神学的专业布点比例是13.29%，历史学的专业布点比例是27.34%。在五类人文学科专业中，开设英语语言文学和历史学的高等教育机构数量与专业布点比例明显更高。
（四）全美前20名高校的人文学科专业设置和学生入读情况
本研究选取《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 S. News & World Report）组织评选的2021年全美最佳大学排行榜（2021 Best National University Rankings）[5]前20名的高校，考察它们的人文学科专业设置和学生入读情况。该机构自1983年起对美国大学进行排名，1985年以后每年更新一次，此项排名具有较高的国际知名度和认可度。通过表1可以发现，在美国排名前20的高校中，绝大部分都在本科阶段设置了外国语言文学、英语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专业，并根据院校专业实际情况招收一定数量的学生。其中，两所理工类高校相对特殊，加州理工学院的人文学科专业无人问津，麻省理工学院人文学科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少之又少，一共才6人。另外，只有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圣母大学在本科阶段开设了神学专业，圣母大学完成该专业学业的人数相对较多，而哈佛大学在该学年没有学生获得神学学士学位。
为进一步分析美国知名高校就读人文学科专业的本科生数据，避免极值的影响，本研究将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数据去除，并把基本未开设本科专业的神学也排除在外。计算得出2019—2020学年18所美国知名高校人文学科专业获得学士学位的总人数和占比，并按照占比从高到低重新排序（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这18所美国知名高校获得人文专业学士学位人数，占当届全校获得学士学位总人数的平均比例是9.17%。占比超过10%的有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布朗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达特茅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9所高校，斯坦福大学等理工科技类高校则在平均数以下，康奈尔大学最低，为2.88%。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这个指标排序和全美最佳大学排名进行对比后发现，两个排序处在前列的高校有很高的重合度。普林斯顿大学均居于首位，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也都稳居前三名，除去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全美最佳大学排名前七位高校的人文学科专业学士学位人数占比也排在前五位。
同时，通过对这18所美国知名高校的四类专业总人数进行横向对比，还可以发现：获得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的人数最多，与之相近的是历史学，之后是外国语言文学，最后是哲学。这个顺序与四类学科的专业布点比例排序非常一致，体现了这四大类人文专业在美国的认可度与接纳度。
三、21世纪以来美国高校人文学科专业结构的调整变化
（一）基于CIP目录修订的变化趋势观察
CIP 目录自1980年首次发布以来，一共经历了5次修订。进入21世纪以来，分别在2000年、2010年、2020年进行了3次修订。这体现了美国高校学科专业的发展变迁，也标志着CIP目录的不断完善和成熟。通过比较CIP-2000、CIP-2010、CIP-2020的变化，以期了解美国高校人文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和特点。三个版本的人文学科专业的具体数量情况见表3。
可以发现，美国高校人文学科专业设置相对稳定。除了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在2010年进行了精简，从8个整合归并到4个（删除6个：英语作文、创造写作、美国与加拿大的美国文学、英联邦英语文学、演讲与修辞研究、技术与商务写作；增加2个：修辞学与写作研究、文学）以外，外国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学在专业数量上均保持稳定或缓慢增长，而神学在2020年的专业方向数量上显著增加。
数量的绝对值是考察的一个方面，但因为CIP目录整体范围也在持续扩展，因此，有必要分别计算出人文学科专业和专业方向数量在总体中的占比，从而观察其演变趋势，具体计算结果见表4。可以看出，人文学科绝大部分专业和专业方向的数量占比都在下降。其中，外国语言文学的专业方向数量比例下降幅度最大。英语语言文学的专业方向数量比例在2010年略有上升后，在2020年又下降至低于2000年的水平。哲学的专业数量比例在2010年回升后，又在2020年有所降低。唯独神学的占比相对平稳，其专业方向的数量比例甚至在2020年还略有回升。
（二）交叉学科专业中涉及人文学科专业的变化
为了体现学科交叉的价值和发展趋势，CIP目录中专门设立了交叉学科研究群组（multi/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代码30），其中涉及人文学科的专业元素也同样值得关注。在CIP-2000和CIP-2010中，交叉学科研究群组中都有历史保护专业（historic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代码30.12），包括了历史保护、文化资源管理和政策分析、其他等3个专业方向。不过，在CIP-2010相较于CIP-2000新增的9个专业中，主要是人体生物学（human biology，代码30.27）、计算科学（computational science，代码30.30）、人机互动（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代码30.31）、海洋科学（marine sciences，代码30.32）等契合时代需求的新兴科技领域专业，并没有直接牵涉人文学科的专业。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人文学科相关的交叉学科专业设置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在最新的CIP-2020中，新增7个与人文学科专业相关的交叉学科专业，在新增的22个专业中占到了31.8%之多。分别是文化研究与比较文学（cultural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代码30.36），历史与语言/文学（history and language/literature，代码30.45），历史与政治科学（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代码30.46），语言学与人类学（linguistics and anthropology，代码30.47），语言学与计算机科学（linguis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代码30.48），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代码30.51），数字人文与文本研究（digital humanities and textual studies，代码30.52）。该现象表明，交叉学科研究群组中的人文学科专业元素，近年来逐渐得到学界的重视。
（三）人文学科专业学位授予机构数量和就读学生人数的变化
《四年制大学人文学科现状（2017年）》在第一部分的“系科”（departments）章节中引用了美国教育部门的数据，从2012年至2017年，授予人文学科专业学位的院校数量有所下降。[6]其中，授予外国语言文学学位的机构数量下降幅度最大，为6.2%；授予神学学位的机构数量下降了3.2%。人文学科相关专业开始持续下降的拐点集中在2011—2014年间，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授予传播学学位的院校数量在同样的时间区间内持续上升（见图1）。
在就读学生人数方面，美国人文与科学院于2017—2018年开展的面向全美高校人文系科的调查研究表明，从2011—2012学年到2016—2017学年，英语、历史学和哲学的学位授予数量，呈现出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下降。同时，主修历史学、哲学与宗教学等专业方向的大三和大四学生的数量，也在统计学意义上存在显著降低。[7]
四、重振人文学科专业的努力——以哈佛大学为例
进入21 世纪以来，网络信息技术的加速发展和科技产业革命的不断升级席卷全球，这给人文学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美国人文学科的专业数量占比、授予学位机构数量、就读学生人数确实或多或少地出现一定程度的滑落。这种现象的产生既受到外部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大学内在治理因素的影响。作为高等教育强国的美国，如何给日渐式微的人文学科注入新的活力，成为一些顶尖名校着力思考的问题。
（一）直面人文学科危机并深入剖析
哈佛大学的数据显示，从2003—2011年，在预科时有很多以人文学科专业为意向的学生却最终转投其他专业，如50%的学生转到社会科学专业，11%转到政府管理专业，8%转到心理学专业，8%转到经济学专业。[8]2013年6月，哈佛大学文理学院接连发布了《描绘未来》（Mapping the Future）、《课程工作组的任务声明》（Curriculum Working Group Mission Statement）、《补遗》（Addendum）等三份关于人文学科发展的报告，系统阐述了哈佛大学人文专业所遭遇的艰难境地，反映了社会需求疲软、学生攻读意愿减弱等现象，对人文学科未来发展趋势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详尽分析。剖析其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学术研究占据了人文院系一些教授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导致人文学科在本科通识教育阶段对学生的吸引力不足，教授与学生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本科一年级新生体验不佳，人文系科教师所讲授的内容与社会明显脱节。
（二）推行“人文学科计划”的改革尝试
面对人文学科萎缩的现实困境，哈佛大学基于深入的调查研究，深刻反思，主动谋变，通过推行课程和教学改革，优化专业结构，提升专业吸引力。哈佛大学于2011—2012学年开始实施“人文学科计划”(Humanities Project)，由哈佛学院主要负责，旨在提高本科生的沟通、解释和思辨等人文素养，并通过跨学科合作扩展人文学科的影响力。《课程工作组的任务声明》阐述了这次改革的目标、策略和项目。一是建设高质量且具有吸引力的专业课程体系以提高学生保留率，重点建设包括《倾听的艺术》（The Art of Listening）、《阅读的艺术》（The Art of Reading）、《探寻的艺术》（The Art of Looking）在内的新入门课程（new gateway courses），希望从入学初期就能培养新生对人文学科的兴趣。二是打破专业壁垒，设计新的跨学科性质的人文专业，开展跨学科专业建设，将科学、技术、信息与人文专业进行交叉融合，如科技历史与哲学（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三是鼓励教师更多参与本科新生的指导，举办更多师生研讨，帮助学生更好地体验和理解人文经典，并把人文与当代社会联结起来，强调人文智慧对当下现实的影响。四是强化支持保障，成立专门的教师委员会，负责监督项目计划并提供咨询服务，并为人文学科实习项目筹措经费。另外，加强信息平台建设，开发人文课程导航工具（navigation tool），帮助学生理解人文课程之间的相互关联和逻辑层次，从而快捷地挑选理想课程。[9]
哈佛大学各人文系科也积极响应改革，以应对人文学科的衰退局势。自2012年起，英语系实施本科专业培养改革，强调宽口径的人文教育，推行小班化教学，改革课程设置，在开设经典文本探究课程的同时，彰显文学与当代经验的相关性，并在文学教学和研究中倡导跨学科路径。历史系从2019年起对课程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推出一整套专业基础课程，帮助学生更好地认知历史，提高专业兴趣。针对学生普遍存在的求职焦虑，历史系还设计了6组职业发展课程群（career course clusters），包括法律（law）、商业与咨询（business & consulting）、政治与国际关系（government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新闻与写作（journalism & writing）、环境与环境政策（environment & environmental policy）、活动民权和服务（activism, human rights & service）。每组课程以系内教师授课为主，同时引进其他院系或高校的课程（2019—2020学年还引进了麻省理工学院的3门课程），帮助学生为未来职业发展打牢基础。[10]此外，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院联合全球知名高校和机构，协同开展数字人文研究和教育项目。
（三）人文学科专业结构和就读学生人数趋于平稳
哈佛大学敢于直面人文学科所面临的种种不利因素，将挑战视为进一步发展的契机，实施重振人文学科的一系列行动。目前看来，其人文学科的专业结构和学生就读人数均保持相对稳定，近几年并未出现大幅度振荡。
2014级本科生修读人文学科专业的比例是13.6%，2015级是15%，而2017级上升到15.5%。[11]2019—2020学年本科毕业生的细分专业和毕业人数显示，各个人文专业都有一定数量的学生顺利拿到学士学位。其中，经典语言文学专业有11人，语言学专业有8人，比较文学专业有7人，斯拉夫语专业有3人，德语专业和罗曼语专业各1人；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有54人；哲学专业有25人；宗教学专业有5人；普通历史学专业有45人，其他历史学专业有65人；学科交叉的历史和科技哲学专业有32人。从整体上看，在2019—2020学年获得人文专业学士学位的本科毕业生共计257人，占当届全校获得学士学位总人数的14.26%，这个比例仅次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排在全美知名高校的第3位。可以看出，哈佛大学“人文学科计划”的实施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当然，距离人文学科专业的全面复兴，哈佛大学等诸多高等院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五、人文学科专业结构优化策略的思考和讨论
（一）保持内核框架稳定，坚守专业价值
传统学科专业大部分是成熟度较高的学科，已经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不宜在短时间内做剧烈变革。美国CIP目录显示，过去20年来，除了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在2010年进行了整合归并、有所缩减以外，外国语言文学、哲学、神学、历史学在专业数量上均保持稳定态势。人文学科的专业价值也不是其他专业所能替代的。早在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就主张，与科学的“知性智慧”相比，人文的“诗性智慧”是更原始、更根本的智慧。[12]在当今社会，人文学科带来的价值观诠释理解以及灵动的思维方式同样适用，如政治体制、妇女平等、环境保护等主题都能够体现在人文研究中，过往经验同样可以为当下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参照。哈佛大学原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在面向校友的一次演讲中表示：“科学的新进展提供了以人工方式改变人类生活的可能性，这些方式都在挑战人类的意义。面对这样的前景，人文学科对价值、意义、伦理问题的传统关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13]就连《美国机器智能国家战略》（National Machine Intelligence Strategy for the United States）这份国家级人工智能战略报告都指出，政策制定者应当重视人文学科，美国需要培养兼具基本数字素养和软技能的劳动力，因为创造力、同理心、沟通能力和批判思维等软技能会随着机器智能系统的普遍应用而越来越重要。[14]可见，人文学科是具有历史积淀和价值不可替代性的专业集群，其专业调整应当立足于既有传统和优势，坚守其向善向美、人性关怀的内核，甘于坐在冷板凳上呼唤古典价值的回归，避免盲目追逐短期市场热点带来的“伤筋动骨”。
（二）主动适应外部环境，创新学科交叉
美国 CIP目录20年来的学科专业变化情况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传统学科不断进行优化统合，另一个就是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的迅速发展。交叉学科作为联结不同科学领域的链条，可以有效打破学科间的藩篱，弥合不同学科的脱节现象，在交叉基础上形成新的学科生命力，释放学科交叉能量，真正推动学科的整体性发展。[15]要针对全球和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势，积极适应外部环境变迁，有计划、抓重点、分步骤地优化专业结构，给传统学科注入新鲜血液，逐步增强人文学科专业结构的社会适切性。复兴和加强人文学科专业，需要依托于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交叉融合，而绝不能相互排斥、相互割裂。纵观各高校，新的人文专业往往是不同学科和研究领域“跨界”碰撞产生的。综合性强、学科交叉明显的专业已经大量涌现，并将在未来的本科专业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的“神经科学与哲学”（Neuroscience and Philosophy）、布朗大学的“物理学与哲学”（Physics and Philosophy）、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历史与公共政策”（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依托于人文技术研究所、艺术与人文学院、语言文学和文化学院、图书馆等多个校内机构，马里兰大学的数字人文教育项目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在专业的谋新求变方面，高校需要充分整合多个院系的力量，吸纳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建立高效的协同创新和联动机制，大力推动学科交叉发展，更新专业结构。
（三）对接人力资源市场，助力学生发展
在这样一个信息迭代加速的多元化时代，学生普遍缺乏安全感，毕业后的就业前景和今后的职业生涯是他们非常看中的，他们希望通过大学阶段的学习和锻炼，在接受博雅教育的同时也能够掌握一种立足和谋生的技能。在哈佛大学的案例中，历史系的做法就十分值得借鉴，他们充分考虑到学生的现实需求，统筹专业培养资源，推出了6组个性化的职业发展系列课程，引入其他专业甚至外校课程，帮助学生增强核心竞争力和可雇佣能力。事实上，人文学科相关专业的本科毕业生除了继续深造攻读研究生外，也有着广泛的择业范围，可以覆盖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多个领域，涉及出版编辑、宣传策划、文化产业、知识教育等多个行业。哈佛大学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罗宾·凯尔西（Robin E. Kelsey）表示：“追求艺术和人文科学将增强学生的洞察力，加深对人类创造力的理解，为真实社会生活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考验和意外发现作好准备。”[16]高等院校要善于搭建理论与实践的畅通桥梁，关注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和职业路径，注重教育界与行业的联动，对学生进行开放式培养，使他们不仅拥有专业的人文素养和广博的知识底蕴，也能具备多样化的实践技能，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除了专门开设职业生涯课程模块、强化实习实践、提升专业培养质量外，也可以与时俱进地进行探索，尝试在语言、文化、考古等领域建立就业导向的全新专业方向。
（四）科学定位主体责任，推进综合优化
在美国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中，高校和院系对于专业结构调整的自主权较大，政府部门一般不加干涉。从理想状态而言，高校和院系应当在人文学科建设与专业设置中承担主体责任，因为作为专业的承办者以及人才培养的主体，院校对专业内涵的把握最精准，对人才市场的需求最敏感，对专业增减、专业建设途径最有发言权和判断力。同时，生源市场需求、人力资源市场需求也一样不可忽视，市场是引导高校人文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的“无形之手”，也是专业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关于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作用，一方面要信任和放权给院校，另一方面也要统筹人文学科专业建设中的全局性、战略性和政策性问题，推进学科交叉、资源整合以及结构优化。随着我国逐步认识到人文学科在增强“软实力”、坚定“文化自信”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教育研究的相关经费投入也在不断加大，各种基金项目和奖励方案纷纷出台。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这种学术工业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一种普遍焦虑的情绪，以及这种焦虑造成的所谓“内卷化”。做学问不是上战场，如果没有“坐得冷板凳”的耐心，很难有真发现、真思想。如何战胜这种焦虑和“内卷”，才是人文学科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通过“破五唯”来改良评价机制，改善整个社会环境的风气，需要政府主导才能实现。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今天，应当科学定位政府、市场、高校、院系的角色和功能，坚持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统筹协调发展，通过制度创新与综合改革，共同推动高校人文学科专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人才培养范式的合理建构。
（因篇幅限制，详细参考文献信息见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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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于《比较教育研究》2021年11期，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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