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李兰，吴雪萍 | 澳大利亚对外职业教育援助：动因、路径与特征
作者简介
✦ 袁李兰，女，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 吴雪萍，女，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职业教育援助作为减贫、解决青年失业和技能短缺问题的有效手段，是国际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中国家的青少年、妇女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提供职业教育援助，有助于提升其就业能力，改善其生活状况，进而维护社会稳定。澳大利亚作为较早提供国际援助的国家之一，非常重视对外职业教育援助，在对外职业教育援助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一、澳大利亚对外职业教育援助的动因
澳大利亚对外职业教育援助的动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二是维护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一）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职业教育援助是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有效手段，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举措。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仁川宣言》（Incheon Declaration）承诺，“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确保青年和成年人，特别是女孩和妇女，达到公认的实用识字和算术水平，获得生活技能，并为其提供成人学习、教育和培训机会”[1]。《仁川宣言》还呼吁发达国家、传统和新兴援助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国际融资机构增加对教育的资助，并根据各国需要和优先事项支持议程的实施。发展职业教育援助，是落实《仁川宣言》的有效途径。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育2030：仁川宣言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4行动框架》（Education 2030: Incheon Declaration and Framework for Ac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4）提出，“到2030年，确保所有男性和女性平等获得负担得起的优质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大幅增加掌握就业、体面工作和创业所需相关技能的青年和成年人数；消除教育方面的性别差异，确保弱势群体，包括残疾人、土著居民和弱势儿童平等获得各级教育和职业培训；确保所有学习者获得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知识和技能”[2]。该行动框架涵盖了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基本方面，包括提供灵活的学习途径，认可通过非正规和非正式教育获得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教育有助于社会的繁荣与稳定。澳大利亚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儿童和青年接受高质量教育提供援助，以减少贫困，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地区稳定。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于2014年制定的《澳大利亚援助：促进繁荣、减少贫困和增强稳定》（Australian aid: promoting prosperity, reducing poverty, enhancing stability）指出，澳大利亚政府的援助目标是促进繁荣、减少贫困和加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稳定。[3]2015年，外交贸易部发布的《2015-2020年澳大利亚教育援助投资战略（Strategy for Australia's Aid Investments in Education 2015–2020）明确提出，澳大利亚对教育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四个战略优先事项：打好基础——参与早期儿童教育；全民学习——提升学习成果和教育质量；普遍参与——关注女孩和残疾儿童；提升技能水平——增加获得高质量中学后教育和培训的机会。[4]澳大利亚将职业教育援助作为减少贫困的重要途径，因为它有助于受援国劳动力技能水平的提高，也有助于妇女、女孩和残疾人地位的提升，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二）维护澳大利亚国家利益
对外援助名义上是出于人道主义和善意的目的，但实际上也是由援助国的自身利益所驱动。[5]援助对象、援助路径的选择都以援助国方针政策和战略为出发点，为援助国的经济发展服务。澳大利亚开展对外职业教育援助，可以参与受援国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与人力资源开发，直接输出澳大利亚的意识形态，提升澳大利亚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同时，对外职业教育援助帮助受援国培养合格的劳动力，有利于澳大利亚企业在海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可见，对外职业教育援助符合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
澳大利亚对外援助活动始于“二战”前，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对外援助继续受到政治利益的强烈影响。1974年，在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Edward Gough Whitlam）的领导下，澳大利亚成立了澳大利亚发展援助署（Australia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gency）。该机构作为单一的政府实体，负责管理澳大利亚的援助项目。此后，该机构几经更名，现改名为“澳大利亚援助”（Australian Aid）。为提升援助有效性，澳大利亚对援助项目进行了审查。1984年，外交部长（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委托戈登·杰克逊（Gordon Jackson）审查援助项目，使对外援助更加注重与受援国的关系，同时兼顾受援国的优先发展事项和澳大利亚的援助能力。“杰克逊审查”（Jackson Review）明确了澳大利亚的三大援助目标：人道主义援助、支持澳大利亚的战略利益和提升澳大利亚的商业地位。1996年，外交部长委托保罗·西蒙斯（Paul Simons）对澳大利亚援助项目进行审查，使对外援助目标更加明晰：通过帮助发展中国家减贫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维护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澳大利亚政府继续将巴布亚新几内亚、太平洋和东亚作为澳大利亚援助的重点区域，将卫生、教育、农村发展和治理作为重点领域。[6]“西蒙斯审查”（Simons Review）强化了“杰克逊审查”所强调的伙伴关系，指出与发展中国家的有效伙伴关系是澳大利亚援助计划的核心。2017年，澳大利亚政府发布的《外交政策白皮书：机会·安全·优势》（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 Opportunity Security Strength）明确提出，随着东南亚影响力竞争的加剧，澳大利亚政府将确保澳大利亚是东盟及其成员国优先的战略伙伴；澳大利亚政府还将继续投资于区域机构，并制定和平解决争端的规则。此外，该白皮书还提出，澳大利亚通过发展援助，支持印度洋—太平洋区域国家的治理和稳定；通过支持教育和培训，协助提高受援国的生产力；通过与伙伴政府合作，改善投资环境、监管框架、税收制度等。[7]综上所述，帮助受援国解决技能短缺问题有助于促进其经济增长与繁荣，也有助于提升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国际地位，为澳大利亚开辟新的国际贸易市场。
二、澳大利亚对外职业教育援助的路径
澳大利亚能力本位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认可，澳大利亚与外国政府、私营部门、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合作，为受援国提供多方面的职业教育援助。
（一）参与受援国职业教育政策制定与咨询
国际援助的效果与受援国治理体系息息相关，治理不善的国家，其国际援助效果也较差。对此，澳大利亚通过参与受援国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的制定和政策咨询，推进受援国职业教育制度改革，不断完善其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培养劳动力市场所需的技术人才。为促进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澳大利亚—太平洋培训联盟（Australia Pacific Training Coalition, APTC）将决策者的政策交流、增进国际理解作为其重要的工作内容。该联盟作为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援助的实施机构，于2019年6月组织召开了太平洋技能峰会（Pacific Skills Summit）。该峰会作为一个区域平台，其目标是确定和评估太平洋地区的技能开发和劳动力市场现状，强调技能开发在实现区域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性，重点关注对技能开发的投资。峰会帮助加深了与会者对太平洋地区职业教育现状的认识，并审视本国的职业教育政策和体系，促进了职业教育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澳大利亚还参与受援国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咨询。澳大利亚在政策目标的确定、政策的设计和政策实施等多个方面提供专业指导。澳大利亚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开展的职业教育援助项目，通常由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资助。例如，澳大利亚与基里巴斯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部门的强化项目旨在协助基里巴斯劳动力技能开发，其长远目标是支持基里巴斯建立具有国际声誉的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体系，提升基里巴斯青年的就业能力，满足雇主和个体对高质量培训的需求，从而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8]在实施这一项目时，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与基里巴斯劳工与人力资源部（Ministry of Labour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合作制定了综合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战略。该战略指导基里巴斯的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规划，为劳工与人力资源部制定性别平等和公平政策，通过5个行业咨询委员会在优先领域建立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机制。针对基里巴斯技术学院（Kiribat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在职业培训质量、数量、公平和效率等方面的问题，基里巴斯政府设立了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咨询委员会（TVET Advisory Board），将澳大利亚的能力标准作为基里巴斯技术学院能力本位培训的标准，并邀请澳大利亚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专家担任基里巴斯技术学院的负责人，管理学院的相关事务，为基里巴斯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此外，澳大利亚还为受援国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咨询。澳大利亚教育、技能和就业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kills and Employment）就发展与行业需求相结合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向其他政府提供技术咨询，包括与选定的国际利益相关者建立正式合作和参与机制，开展具体项目，改善亚太地区的技能基础等。
（二）帮助受援国加强职业教育能力建设
能力开发是《阿克拉行动议程》（Accra Agenda for Action）的核心，它呼吁援助国尊重受援国的优先发展事项，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管理自己未来的能力。[9]澳大利亚在职业教育援助中注重发挥受援国的主体作用，帮助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针对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滞后、教育质量低下等问题，澳大利亚从鼓励私营部门参与、提升职业教育教师质量两方面着手，加强受援国职业教育能力建设。
首先，鼓励私营部门参与。私营部门在国际上被广泛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私营部门的资源对太平洋区域优质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发展至关重要。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指出，发展中国家90%的就业机会由私营部门创造，60%的投资由私营部门提供。[10]国际经验表明，要使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战略有效，需要私营部门参与，将劳动力市场知识转化为培训项目，吸引非熟练或技能不足的求职者。[11]私营部门参与职业教育培训，有助于培养其所需的技能人才，缩小技能鸿沟，满足雇主的需求。私营部门参与是澳大利亚—太平洋培训联盟工作的核心。在国家层面，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办事处（Papua New Guinea Country Office）在一些领域（职业教育项目、电子学习项目、时装设计、烹饪、建筑、教师教育、生态旅游培训等）与私营部门有广泛合作。在区域层面，澳大利亚—太平洋培训联盟加入了旅游技能联盟（Tourism Skills Coalition），并在联盟内与两个区域组织合作制定旅游行业标准。该联盟通过以下行动鼓励私营部门参与职业教育：与国家利益相关者共同审查太平洋旅游业的技能差距；共同选择适当的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资格，满足行业需求；与国家和区域培训机构合作实施试点项目；支持太平洋岛屿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可持续发展。[12]
其次，提高教师质量。职业教育机构的教师是提升职业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国际研究表明，教学的有效性是学生学习成就最重要的预测因素之一，连续几年的优秀教学可以弥补弱势学生的缺陷。[13]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较为严峻的师资问题：合格教师短缺，缺乏教师激励机制，难以调动教师的教学积极性，教学效果欠佳。对此，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拨付专门资金，并采取相应举措，帮助受援国提升其教师质量。2013-2014年，澳大利亚的教育援助约占援助预算的25%（11.58亿美元），其中至少有4200万美元用于改善教师质量。[14]针对师资不足、专业知识缺乏等问题，外交贸易部和受援国当地政府、教育部门合作，在职前教师培养、在职培训两个方面进行干预，提升教师质量。在职前教师培养方面，澳大利亚—太平洋培训联盟为受援国职业教育教师提供培训课程，为当地培养短缺的合格师资。如，培训和评估4级证书（Certificate IV in Training and Assessment）是职业教育和培训教师的基础资格。联盟所提供的证书课程内容包括：设计和开发学习项目；使用培训包和认证课程满足客户的需求；规划评估活动；参与评估认证；设计和开发评估工具；设计、组织小组学习；计划、组织和促进工作场所的学习等。获得该证书的毕业生能够利用其技能设计培训课程、开展培训，受训者可获得昆士兰职业技术学院（TAFE Queensland）颁发的澳大利亚资格（Australian Qualification）。[15]在职培训方面，以澳大利亚资助的“教育赋能阿富汗”［Empowerment through Education in Afghanistan (Phase 3)］项目为例，该项目为教学经验有限的新手教师开发了教师培训模块。大多数受访教师表示，“培训丰富了他们的学科知识与技能，增强了教学自信，提高了教学效率”[16]。
（三）协助受援国优化就业环境
对外职业教育援助的目标不仅要满足个体需求，而且还要促进受援国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通过职业教育援助，提升受援国民众的就业能力，有助于消除贫困，维护社会稳定。澳大利亚对受援国职业教育的援助除了支持企业创造就业机会外，还努力促进受援国的劳动力流动。
其一，支持妇女领导的企业创造就业机会。创造就业机会也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援助的重要手段。有研究表明，性别平等、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关系。[17]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研究，推进性别平等可使全球经济于2025年增长28万亿美元。[18]可见，妇女的经济赋权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由此，澳大利亚将促进妇女经济赋权作为援助的核心事项，并将其贯穿于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贸易协商和援助投资。澳大利亚政府通过提高女企业家的技能和水平，支持建立和扩大妇女领导的企业，促进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发展。2015年，印度洋边缘协会（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重申致力于在该区域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经济赋权，并达成了《马赫共识》（Mahé Consensus）。《马赫共识》建议四的重点是培训和支持女企业家制定商业战略和建立商业网络。为支持这一建议，澳大利亚高级委员会（Australian High Commission）为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塞舌尔等国妇女创办的中小型企业提供了量身定制的辅导和指导项目。来自初创企业和老牌企业的女企业家接受培训和指导，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19]这一举措还帮助女企业家为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推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并加强澳大利亚与印度洋—太平洋周边国家之间的联系。
其二，促进劳动力流动。确保劳动力流动不仅不会造成受援国“人才外流”，而且还可通过优质培训和中长期的循环流动增加技能的溢出效应。随着人口的增长，特别是青年人口激增，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成为太平洋岛屿国家的优先事项。对此，澳大利亚政府于2018年7月推出了“太平洋劳工计划”（Pacific Labour Scheme, PLS）。该计划建立在季节性工人项目的基础上，为希望在澳大利亚工作的太平洋岛国公民提供了新机会，同时也满足了澳大利亚农村地区对半熟练工人的需求。[20]根据这一计划，澳大利亚—太平洋培训联盟致力于技能培训，提供澳大利亚资格框架及其职业教育和培训资格，赋予当地公民更多的技能和经验，增加太平洋岛屿国家熟练工人的人才储备，满足其国内需求。为促进太平洋国家劳动力流动，澳大利亚—太平洋培训联盟为其培训创造了双轨制方法，即国内路径和劳动力流动路径。雇主资助的学员被要求进入国内路径，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国内的就业能力；而对于参与劳动力流动路径的学员，则为其提供额外的关键技能，以便为其在海外就业做准备。澳大利亚—太平洋培训联盟还为毕业生和劳动力流动候选人提供出行前的培训和技术更新，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力流动所产生的效益。针对妇女、残疾人以及来自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学生，澳大利亚—太平洋培训联盟将其纳入劳动力流动路径，为其提供具体的文化和其他培训，协助他们顺利在海外就业。
（四）促进受援国公民赴澳学习
为受援国公民提供奖学金和非正式学习机会，促进其赴澳学习，是澳大利亚对外职业教育援助的路径之一。提供奖学金和非正式学习机会，不仅有助于实现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的长期目标，而且还有助于受援国增加人力资源储备。
首先，提供“澳大利亚奖学金”（Australia Awards）。“澳大利亚奖学金”是澳大利亚教育投资的内容之一，也是其减少贫困、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汇集了由外交贸易部，教育、技能和就业部以及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Australi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管理的奖学金、学术奖金和奖学金短期课程。其中，由外交贸易部管理的奖项占所有奖学金的85%。[21]奖学金短期课程是正式的学习或培训机会，一般不超过3个月，旨在解决具体的技术或软技能培训问题，由澳大利亚或伙伴国家经批准的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和培训组织提供。与澳大利亚长期奖学金相比，短期课程更具灵活性，并向成功完成课程要求的参与者提供公认的学分或能力证明。以澳大利亚在非洲提供的技术和职业教育培训培训员发展短期课程为例，该课程为具有教学经验的职业教育培训员和教师提供培训或评估学习者的技能，并为成功完成课程的参与者提供认可的课程结业证书。课程涵盖培训和评估能力的各个方面，包括培训交付技术、开发评估和验证评估工具，确保标准和技能的一致性，以评估现有的知识和技能。课程持续时间12周，其中3周在肯尼亚开展，其课程模块有基于能力的技术和职业教育培训、评估工具、培训交付技能；6周进行家庭应用学习；3周在澳大利亚昆士兰职业技术学院（TAFE Queensland）学习，其课程模块包括技术和职业教育培训领导、开发培训项目和资源、培养技术和职业教育培训专业人员。[22]
其次，提供非正式学习机会。非正式学习机会是一种高度灵活的援助手段，可以提供更广泛的与人力资源开发相关的援助，包括任何形式的短期课程（非奖学金短期课程）、研讨会、会议、工作坊、参观考察、技术援助、辅导练习等。[23]如，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国际发展部为印度尼西亚农业部专业人员提供了为期6周的畜牧业生产和供应链短期课程。该课程旨在拓展和深化参与者的理论和应用知识，提高他们对当代农业、生产、加工供应链和整个部门政策实践的认识，进而提升参与者规划、管理畜牧业部门的能力。澳大利亚高校在其政府援助项目的支持下，为受援国相关人员提供非正式学习机会，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受援国公民赴澳学习交流，增加其知识储备，改善其技能水平，而且还有利于受援国人民与澳大利亚建立良好的关系。
三、澳大利亚对外职业教育援助的特点
澳大利亚以受援国的发展需要为出发点，结合本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战略，对发展中国家开展职业教育援助。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澳大利亚—太平洋培训联盟等部门在职业教育援助中尊重受援国的主体性，关注弱势群体，增强国际协调与合作，并注重援助绩效。
（一）尊重受援国的主体性
《巴黎宣言》（Paris Declaration of Aid Effectiveness）将尊重受援国主权置于援助有效性原则之首，强调受援国在制定和执行国家发展战略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受此影响，许多国家的援助政策发生转向，援助不再是单向的“捐助者—受益者”关系，而是建立以问责原则为基础的伙伴关系，其重点是与受援国建立平等独立的伙伴关系，重视当地社区受益人的参与和赋权。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在教育援助中，援助国和受援国的作用同等重要，缺少任何一方都可能削弱援助成效。双方合作实施项目的模式比单一主导模式更加有效，因为它为双方创造了相互学习的机会。[24]尊重受援国的主体性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援助的重要原则。双方对援助项目执行的监督有助于确保援助资金的合理流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腐败，提高援助的有效性。
澳大利亚主要从两个方面尊重受援国的主体性。一方面，以受援国政策为指导原则，在对受援国的政治、经济、技能开发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制定适切的职业教育援助计划。以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资助的基里巴斯就业技能项目为例，根据基里巴斯发展计划（2012-2015年）、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战略（2013-2016年）和技能战略的技能开发优先事项，结合基里巴斯的社会经济环境（经济增长缓慢）、就业现状（失业率高、就业机会少），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制定了促进基里巴斯职业教育发展的援助项目。该项目注重基里巴斯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发展和提高其民众的就业能力，将基里巴斯技术学院打造为高质量的国家技能培训机构，使其提供与市场需求相匹配的技能。另一方面，在职业教育援助项目的实施中，充分发挥受援国相关机构的主体作用。澳大利亚以受援国的职业教育政策为指导，与其政府有关部门合作制定、执行援助方案，与私营部门共同开展职业教育和培训。
（二）关注弱势群体
性别不平等问题是太平洋区域的重大挑战之一。妇女在就业和获得体面工作方面面临重重障碍。根据有关调查，太平洋地区妇女的经济赋权往往受多种因素的阻碍，如不利规范、歧视性法律，缺乏获得信息和资源的机会，缺乏决策权等。太平洋小岛屿国家2019年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约为47%。[25]此外，除了妇女和女童之外，残疾人也是贫穷和边缘化的群体，占全球人口的15％（约10亿人）。[26]研究表明，如果将处境最不利的群体，特别是将残疾人明确纳入发展进程的积极参与者，可带来更广泛的利益：对家庭和社区而言，减少了贫困的影响；对国家而言，为经济增长作出积极贡献。[27]澳大利亚致力于促进和保护发展中国家残疾人的权利，并在残疾人包容性发展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澳大利亚通过“2009-2014年全民发展——迈向残疾人包容性的澳大利亚援助项目”（Development for All-Towards a Disability Inclusive Australian Aid Program 2009-2014），确保残疾人获得教育机会，并使残疾人受益。2014年，澳大利亚在新的发展政策中重申了这一承诺，并在《2015-2020年全民发展战略》（Development for All 2015-2020）进一步明确阐述，旨在帮助残疾人获得包容性发展。
2020年，澳大利亚—太平洋培训联盟又出台了《2020-2022年性别平等和社会包容战略框架》（Gender Equality and Social Inclusion Strategic Framework 2020-2022），解决太平洋地区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系统中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和排斥现象。该战略框架提出了3项主要承诺：将性别平等和社会包容纳入澳大利亚—太平洋培训联盟的核心工作；与有改革意识的合作伙伴和倡导者合作，为太平洋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系统中被排斥和边缘化的群体提供包容性教育环境；帮助来自农村、偏远、海洋和小岛屿国家的妇女、残疾人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28]
（三）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
与广泛的组织和机构建立伙伴关系有助于提高援助项目的有效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30可持续发展第17项目标指出，政府、商业部门和民间社会对2030议程取得进展至关重要，它们可为复杂挑战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该目标强调了多元利益相关者伙伴关系的必要性。鉴于此，澳大利亚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合作伙伴合作，扩大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援助项目的影响力。
一是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协调与合作。澳大利亚大约1/3的援助预算是通过国际组织提供的，以拓展澳大利亚援助项目的覆盖范围。例如，“太平洋私营部门发展计划”（Pacific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Initiative）始于2006年（当前为第四阶段），是澳大利亚政府、新西兰政府和亚洲开发银行共同合作实施的区域技术援助计划。该计划在13个太平洋岛国和东帝汶实施，努力减少投资和创业障碍。截至2017年6月，太平洋私营部门发展计划总共拨款6040万美元。其中，亚洲开发银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分别提供了610万、4980万和450万美元[29]，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二是加强与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合作，如世界愿景（World Vision）、澳大利亚瑞德耶夫有限公司（Reledev Australia Limited）等，以最大限度地提升职业教育援助的国际影响力。例如，澳大利亚瑞德耶夫有限公司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海外伙伴合作，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和稳定生计的项目，使当地居民具备长期就业或创业的基本技能。2018-2019年，该公司在菲律宾、尼加拉瓜和玻利维亚实施了3个技能项目，使700余名处境不利的参与者获得了技能培训机会。
（四）注重援助绩效
澳大利亚重视对援助效果的监测，强调援助结果的有效性。“物有所值”是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援助项目遵循的重要原则，也是援助项目资金使用的重要依据。该原则要求各项目至少有85%的援助投资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若1年内没有改善，则取消资助。[30]对此，澳大利亚政府为其对外援助设计了新的绩效框架，将绩效与资金相联系，注重援助过程和结果的透明性，并建立了援助结果的评估反馈机制。
在援助过程和结果的透明性方面，澳大利亚是《巴黎宣言》和《釜山伙伴关系》（Busan Partnership）的签署国之一，也是2008年“援助有效性高水平论坛”（High Level Forum on Aid Effectiveness）的创始成员国。根据国际社会对援助透明性的要求，澳大利亚历届政府都将透明性作为其援助的关键优先事项之一，在提高援助透明度和加强问责方面作出了承诺。2011年，工党政府通过了《透明度宪章》（Transparency Charter），从法律层面上为澳大利亚对外援助的透明度制定了严格标准。该宪章要求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Australian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公开发布详细的援助信息。虽然2013年当选的联合政府放弃了《透明度宪章》，但透明度仍在政治层面得到强调。正如外交部长朱莉·毕晓普（Julie Bishop）所言，“就像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具有透明性一样，我们可以更加透明”[31]。基于此，外交贸易部在澳大利亚援助项目的管理上坚持高度的透明性和问责，通过在其网站上发布关于援助的信息，包括政策、计划、结果、评价和学术研究等，履行这一承诺。外交贸易部每年都会发布官方发展援助统计报告、援助项目在受援国的执行情况报告以及受援国家和地区的年度绩效报告等，向澳大利亚政府、公众、合作伙伴政府、执行伙伴等利益相关者展示其援助项目的有效性。除了援助结果的透明度外，澳大利亚还建立了援助评估机制，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未来的援助预算。澳大利亚政府于2013年出台了《公共治理、绩效和问责法》（Public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nd Accountability Act 2013），要求外交贸易部评估和报告其财务及非财务绩效。澳大利亚援助评估一般分为两种类型的评估：一是战略性评估，由外交贸易部发展实效办事处（Office of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独立开展和管理，是对澳大利亚援助的广泛评估，侧重于政策方向或具体的发展主题，通常审查跨多个国家、区域或部门的投资；二是项目评估，由相关部门开展和管理，每个项目都要进行年度评估，确定优先援助的领域。发展实效办事处每年须编制外交贸易部的年度评估计划。该计划由部长审查和批准，发展实效办事处定期根据年度评估计划报告进展情况，针对援助项目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提高援助项目的有效性。此外，澳大利亚对援助项目中的腐败和欺诈行为持“零容忍”态度。根据外交贸易部的反欺诈和反腐败战略，各部门均须定期监测自己的系统和流程，所有合作伙伴也要采用适当的欺诈防范和风险管理框架，以减少腐败机会。
（因篇幅限制，详细参考文献信息见纸刊）
本文刊登于《比较教育研究》2022年03期，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总发行处：北京报刊发行局
订购：全国各地邮局
邮发代号：2-466
海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海外发行代码：ZW023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电话：010-58808310
Email：bjb@bnu.edu.cn
网址：http://bjjy.cbpt.cnki.net
往期文章回顾
✦ 陈莹 | 让学术道路更具吸引力：德国学术后备人才体系改革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微信公众号-bjjyyj2019
识别右方二维码关注我们
好文！分享，点赞，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