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琴，徐辉 | 试论印度对外教育援助的组织及对国际关系影响
作者简介
✦ 陈琴，女，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 徐辉，男，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印度作为世界援助体系中的新兴援助国，经历了从受援国到援助国的角色转变。印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服务，教育援助是其重要构成部分。尽管印度被普遍视为发展中国家，对外教育援助的历史不如英美发达国家历史悠久，但印度对外教育援助已取得一定成效。印度基于何种动机开展对外教育援助？教育援助区域为何集中在南亚和非洲国家？印度对外教育援助有何特征？存在什么问题？本文拟对印度教育援助上述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印度对外教育援助的组织
印度坚持以需求为导向的对外教育援助理念不仅符合受援国的实际需求，而且也提高了其教育援助的有效性，在援助组织管理、援助主体、援助地域、援助途径方面都呈现出鲜明特征。
（一）建立伙伴发展关系管理局，强化顶层设计
大多数发达国家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为“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捐助成员国都设有专门的国际发展援助机构，进行援助工作的政策规划、融资和管理，但印度早期的官方发展援助分散在各个机构和部门（见表1）。虽然陆续设立了一些援助部门或者项目（兼管理），如印度援助团（Indian Aid Mission）、经济和协调部门（Economic and Coordination Division)、印度合作团（Indian Cooperation Mission)等，但多数都是针对特定国家开展项目建立的管理部门。这些项目主要由印度外交部协调，外交部和财政部负责执行对外援助方案。由于援助方案是印度政府不同部门提出的，各部门在双边项目或国际组织提供的经费方面都有自己的目标和预算，因此印度的对外援助整体呈现出混乱局面。同时，由于印度当时没有援助款项的官方记录，因此也缺乏监督机制和防止腐败的保障措施。
为了克服上述弊端，印度于2012年1月在外交部之外单独设立了伙伴发展关系管理局（The Development Partnership Administration，DPA），作为专门机构负责协调印度对外援助工作，包括援助启动、援助方案制订、援助执行和援助评估等。印度伙伴发展关系管理局设有三个具体部门。第一部门（DPA I）负责项目前期考察、立项评估和信贷额度。第二部门（DPA II）负责能力建设、救灾、技术和经济方面的援助或合作项目，主要负责“印度技术和经济合作计划”（the Indian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Programme，ITEC）、“英联邦援助非洲特别计划”（the Special Commonwealth African Assistance Program，SCAAP）和“科伦坡计划”（the Colombo Plan）的技术援助和合作项目，这些项目每年共提供8500个民用培训名额和1500个军事培训名额。同时，该部门还负责处理对东南亚和中亚、拉丁美洲和中东国家的捐赠援助、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工作。第三部门（DPA III）负责援助项目的实施，重点负责在阿富汗、马尔代夫、缅甸、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援助项目。[1] 三个部门虽然职能明晰、相对独立，各自分管一部分，但也存在一定的交叉。
虽然印度把对外援助纳入伙伴发展关系管理局的管理，但伙伴发展关系管理局的建立并不影响印度援助总方针。相反，伙伴发展关系管理局的建立使印度对外援助具有更强的协调力，从而使印度的对外援助由分散、小型项目转变为大型国际援助项目，提升了印度的国际政治影响力。印度个人、私营机构开展对外援助也需要取得伙伴发展关系管理局的许可，经过批准才能对外开展活动。因此，伙伴发展关系管理局的建立不仅承担了管理协调职能，而且还负责印度所有援助活动的验收与评估，并在援助项目评估中引入了问责制。
（二）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教育援助主体
印度作为援助国的理念是建立新型国际伙伴关系，认为对外援助与其说是援助，不如称之为合作。因此，印度很少规定援助的类型，而是根据受援国政府的需求和优先事项做出回应。作为一个新兴援助国，教育援助是印度发展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教育援助主体主要有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学校等。
首先，印度教育援助以政府开展的教育援助项目为主，这与印度的受援经历有关。自独立后，印度在接受外来教育援助时，坚持本国政府对教育决策的主权，制定严格的政策条款限制外来援助者的权限。研究表明，“印度主要捐助者在接受采访时一致认为，印度教育政策与管理条款完全是由印度政府制定的，印度政府拥有充分的政策自主权，且政策的连续性强。即使政府换届，印度教育部的政策依然会继续延续和执行”[2]。可以看出，印度政府在接受教育援助过程中掌握着主动权，因此其对外教育援助活动也主要由政府开展。例如2010年，印度政府资助100多万美元在斯里兰卡普塔拉姆地区建立了一个职业培训中心和人力资源培训中心。同时，印度还计划在斯里兰卡北部再建两个中心，维修100所中小学。印度政府还支持建立了缅甸信息技术学院、农业研究和教育高级中心以及水稻生物园。2016—2017年，印度根据“印度技术和经济合作计划”向161个伙伴国家提供了10469个文职培训奖学金名额，其中包括印度根据“英联邦援助非洲特别计划”和“科伦坡计划技术合作方案”（Technical Cooperation Scheme of Colombo Plan，TCS-CP）提供的能力建设项目。这些培训奖学金还包括资助根据伙伴国的具体要求而特别设计的课程和培训计划。[3]
印度除了政府官方主导的教育援助外，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学校也积极参与对外教育援助活动。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主要开展一些职业培训。印度自营职业妇女协会（Self Employed Women’s Association，SEWA）自2008年起为阿富汗妇女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印度非政府组织“沙尔赫德”（Sarhad）一直为阿富汗学生提供奖学金，资助他们到印度学习。由于阿富汗政局动荡，2021年8月22日，“沙尔赫德”创始人桑杰·纳哈尔 (Sanjay Nahar) 致信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将单独援助1000名阿富汗学生，为他们提供维持未来生计的教育，具体援助对象由印度中央政府选择决定。[4]印度高校则主要通过奖学金途径参与印度教育援助活动，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教育培训活动多数通过印度的信贷方式资助，政府在对外教育援助中起着主要支配作用。
（三）确定以特定区域为主要对象的教育援助空间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印度逐步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服务，尤其是南亚国家。印度逐步形成了教育援助的地域特点——以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为主，其他辐射区域包括中亚、东南亚、太平洋岛屿和独联体国家等。
印度之所以重点援助南亚国家，这与其“邻邦第一”（Neighbourhood First）的外交政策息息相关。为贯彻该政策，提升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发展“亲印度”（Pro—India）的影响力，这些区域自然成为印度对外教育援助的重点。2009 年至 2015 年，不丹获得印度双边发展合作援助金额的 61%，其次是阿富汗（9%）、斯里兰卡（7%）、尼泊尔（5%）、孟加拉国（3%）、缅甸（2%）和马尔代夫（2%），合作的主要部门包括卫生、教育、能源（水电）和信息技术部门。[5]
印度教育援助的另一重点区域是非洲国家。近几年，印度对外援助越来越多地跨越阿富汗、不丹、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等周边国家，大量援助进入非洲。印度非洲学生协会（African Students Association of India，AASI）2021年5月的统计数据显示，非洲大约有25000名学生在印度500所公立或私立大学就读。其中，苏丹和尼日利亚名列印度外国留学生排名前五的生源国，其他非洲国家留学生来自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达、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和布隆迪等国。[6]印度通过提供奖学金与职业培训、设立印非虚拟大学等途径加强与非洲国家的教育合作。对非洲学生来说，印度是国际留学成本较低的国家，因此成为很多非洲学生的首选留学国。
印度教育援助辐射区包括中亚、太平洋岛屿、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和独立国家联合体。印度对外援助从周边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教育援助也从南亚中心、非洲重点辐射到更多国家。印度—联合国发展伙伴基金（India-UN Development Partnership Fund）是印度参与国际援助的重要途径。该基金是2017年联合国南南合作基金下成立的一个专门机构，它由印度政府支持和领导，由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管理，并与联合国有关部门合作，重点就是关注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优先发展项目。印度外交部2020-2021年度报告强调，印度政府将继续与这些国家开展教育合作与交流。例如，印度通过印度—联合国发展伙伴基金提供40万美元，另外通过印度—联合国发展伙伴基金下的“英联邦窗口”提供70万美元，支持上述区域的教育援助。援助目标区域包括斐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帕劳和新西兰，以及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瑙鲁和所罗门群岛、东帝汶、汤加、图瓦卢及瓦努阿图。[7]
（四）积极构建多样化的教育援助方式
由于印度的援助以需求为导向，而不是以供应为导向，因此印度承诺组织的援助项目大多都是临时性的。印度对外援助支出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对受援国政府的赠款和优惠双边贷款；二是对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的捐款；三是通过印度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双边贷款补贴。[8]其中，前两个来源构成教育和培训援助的主要经费，即印度对外教育援助主要是通过直接赠款和优惠双边贷款、对国际组织捐赠以及提供培训和奖学金名额来分配的。
1.为受援国提供教育发展基金
赠款、优惠双边贷款、捐赠是印度对外教育援助开展的基本形式，通过这些经济援助间接为受援国提供教育发展基金。由于印度并不是按照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国家典型的官方发展援助框架来开展对外援助，因此印度官方发展援助的数据并未纳入经合组织的数据库。但根据经合组织估计，印度用于援助相关活动的预算拨款“从2004年到2010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6.9%”[9]，这些援助预算的增长也为其教育援助提供了资金保障。另外，印度政府与许多国家签订了双边合作协议，提供人力资源帮助。例如，为英联邦（Commonwealth of Nations）、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和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等多边组织提供专家，还与多边筹资机构建立了伙伴关系。过去10年，印度对多边组织的援助也显著增加，在多边平台上向国际组织提供了大量捐助，包括贸发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African Development Bank）、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国际开发协会（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等，这也为受援国教育发展提供了部分经费来源。
2.为受援国提供职业技术培训
大量提供职业培训是印度对外教育援助的一个特点，通过为受援国进行技术援助（培训）印度获得了良好的援助声誉。印度先通过“科伦坡计划”建立了“印度技术和经济合作计划”，为其他国家提供民事和国防培训。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援助培训成为印度参与国际事务和外交的核心内容。随着印度成为重要的援助国，教育也成为培训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开展对外职业培训援助，印度建立了“印度技术和经济合作计划”的“姊妹项目”即“英联邦援助非洲特别计划”。印度通过这两个项目向亚洲、东欧、非洲和拉丁美洲的160多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对外援助总金额超过20亿美元。这两个项目中的职业培训成为印度对外教育援助的“旗舰项目”。印度在2016-2017年度报告中，宣布通过“印度技术和经济合作计划”拨款500万美元用于援助越南芽庄的电子信息大学（the Telecommunications University ）软件建设。此外，还通过“印度技术和经济合作计划”的培训项目每年向越南提供150个特别年度奖学金名额，供其在硕士/博士课程中进行高级佛教研究，资助越南的佛教僧伽会员在印度学习梵文。[10]印度还利用“印度技术和经济合作计划”的技术优势为受援国提供奖学金或进行技术援助。例如，印度持续加强与非洲联盟和区域经济共同体的伙伴关系，提供大量资金用于建立泛非电子网络系统项目，将53个非洲国家的学校和医院与印度的高级研究机构、大学和医院连接起来，发展学生的技能和知识，还建立了非洲信息技术研究所和非洲教育规划和管理研究所。
3.为受援国提供学生奖学金
提供学习和进修奖学金是印度另一主要的教育援助途径。根据印度外交部近十年的年度报告，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The Indian Council of Cultural Relations ，ICCR）在2010-2021年度累计为外国留学生提供了共计约36595个奖学金名额，2010-2011年度提供了2350个名额，其后不断增加留学生奖学金名额，在2018-2019年度和2019-2020年度，留学生奖学金名额达到最高值3940个①。除了不断增加留学生奖学金名额，印度还为留学生提供便捷的奖学金查询方式和公开透明的奖学金申请、发放流程。2018年1月，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推出“校友录取”（Admission to Alumni）门户网站，首次通过在线门户网站执行录取程序。目前，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通过“校友录取”门户网站来接收和处理来印度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习申请，同时在该网站进行奖学金发放，数字化处理方式提高了留学生奖学金发放的透明度和公开化。受全球疫情影响，印度高校还为2020-2021年度通过留学生奖学金方式录取的超过900名新生提供了在线学习课程。印度除了为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提供固定的留学生奖学金分配名额外，其留学生奖学金也面向其他国家学生开放，以建立一个对印度有亲和力的国际教育环境。
二、印度教育援助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全球化、相互开放、相互依存的体系。世界体系理论认为，世界是紧密联系的，任何发展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又相对自主独立的双向互动过程。[11]印度不同于其他援助国对经济方面的追求，而是根据自身受援经验，在对外教育援助中追求政治影响力、文化传播力和教育吸引力。因此，政治、文化、教育三维动因推动着印度对外教育援助的开展，也促进了印度与他国关系的改善。
（一）通过教育合作，提升对周边区域国家的政治影响力
印度对外教育援助的首要动力是对区域政治权力的追求。马克思·韦伯（Max Weber）认为“权力”的概念在社会学上是无定形的[12]，虽然权力无定形，但一个权力中心意味着一个责任中心。印度希望通过教育合作彰显本国的国际责任感。独立后，印度一直梦想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莫迪任总理以来表现出尤为强劲的势头。2014年5月，莫迪就提出要将印度打造成为“全球领导大国”（a Leader Power）的宏伟目标，而不再只是一支国际“制衡力量”（a Balancing Power）。[13]2014年11月，印度大学联合会（Association of Indian Universities）在出版的《印度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趋势》（Trends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India）中指出：“如果印度要成为全球领导者，那么就必须在教育领域取得卓越的地位。因为它无法在军事力量上与发达国家竞争。”[14]这意味着印度如果要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控制，那么教育合作是实现此目标的最佳方式。
2018年10月，印度基于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伙伴关系，启动了“印度造福人类”（India for Humanity）倡议，旨在加强印度全球话语权和提高印度软实力。印度希望借此倡议重新成为区域领导者和教育中心，因此非常重视对南亚的教育援助，试图通过教育合作巩固其地区主导地位，因为文化和教育已经被认为是最有效的“软实力”工具之一。[15]品牌金融（Brand Finance）咨询公司最近发布的《2021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报告（Global Soft Power Index 2021）显示，虽然印度从2020年全球软实力排行榜的第27位跌至2021年的第36位，但在全球软实力指标分析中，印度的教育科技得到了全球认可。[16]随着印度经济地位的提高，印度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援助也成为印度新的软实力资源，教育援助成为印度加强周边区域政治影响力的有效途径之一。
（二）通过教育交流，传播印度本国语言和文化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所有的文化符号与实践——从艺术趣味、服饰风格、饮食习惯，到宗教、科学与哲学乃至语言本身——都体现了强化社会区隔的利益与功能，为了社会区隔而进行的斗争是所有社会生活的基本维度。[17]这印证了印度重视对全世界文化输出的原因，文化外交是印度外交的重要政策之一。印度主要从三方面教育交流来促进印度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即重视本国传统文化传承，吸引国外留学生学习印度传统文化，主动在国外高校开设印度传统文化讲座和设立教席。
首先，印度重视对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承。印度的文化关系委员会每年为文化类学习与研究单独设立650个奖学金，包括100个部落文化奖学金名额、125个传统艺术奖学金名额、20个特殊儿童奖学金名额、30个创意写作/文学艺术奖学金名额和375个普通奖学金。[18]其次，印度重视吸引国外留学生到印度学习其传统文化。《2021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报告指出，印度在艺术和娱乐传播指标上得到了很高的国际评价。印度通过自身历史文化优势，为全球学生提供印度学、印度语言、传统医学、瑜伽、艺术、音乐、历史、文化和现代印度等学科的课程和学习计划。[19]另外，为了促进印度研究和印度语言在国外的发展，印度在国外大学设立印度研究讲座和教席职位。如，印度在全球多所大学开设了印度研究（政治学、哲学、历史、社会学、经济学及佛教研究）和印地语、梵语、乌尔都语和孟加拉语（包括舞蹈和音乐）的讲座。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还通过印度驻外使团与主办大学之间签署协议来设立印度研究的教席职位。目前，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在国外大学共设立了70个教席，主要进行印度语言和印度传统文化研究。它还在印度国内设立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SAARC）教席和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教席，邀请国外学者来印度进行讲学，促进印度文化、语言的国际传播与交流。[20]
（三）打造教育枢纽，提升印度高等教育国际吸引力
根据美国跨境教育研究团队（Cross-Border Education Research Team，C-BERT）观点，教育枢纽（education hub）是指通过吸引外国投资，为国际和国内学生提供高质量教育和培训的区域知识经济中心，在中心内的学校包括国内高校、国际机构或国际分校以及国内外合作办学高校等不同组织。[21]目前，全球教育枢纽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教育枢纽（United Arab Emirates）、卡塔尔教育城（Education City Qatar）、吉隆坡教育城（Kuala Lumpur Education City）、新加坡全球校园（Singapore's Global Schoolhouse）、巴拿马共和国知识之城（Republic of Panama—City of Knowledge），以及韩国的仁川自由经济区（Incheon Free Economic Zone）和济州全球教育城（Jeju Global Education City）等。美国比较教育学者菲利普·阿尔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等人认为，印度高等教育机构是“边缘大学”，是知识的接受者、依赖者与消费者。[22]但印度并不甘心成为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的依附者，而是希望通过打造国际教育中心，成为周边国家的区域枢纽，积极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这也成为印度教育国际化的主要目标。
为了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吸引力，印度在《国家教育政策（2020）》（The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2020）中提出要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一方面吸引更多国际学生前往印度学习，另一方面为印度本土学生提供更多交流机会，通过访问、短期研修、学分互认或在国外机构学习，实现提高全球化质量标准和“在地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的目标。[23]在地国际化，最早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末，由瑞典马尔默大学（Malm University）副校长本特·尼尔森（Bengt Nilssoon）提出，指教育领域中发生的除学生海外流动之外的所有与国际事务相关的教育教学活动。[24]在地国际化让本国的学生在国内就能接受海外精英教育，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留住本国人才。印度期望通过打造教育枢纽、高等教育大众化来实现本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目标，进而提升印度高等国际教育吸引力。印度还提出在接收外国留学生的高等院校普遍设立国际学生办公室，协调外国留学生的相关事项。同时，印度还欢迎世界排名前100位的大学来印度建立国际分校。为此，印度拟出台一个教育立法来促进国际分校在印度的落地，赋予国际分校在管理、制度规范方面享受与印度本土高校同等的特殊豁免权，以此推进教育的国际化。
三、印度对外教育援助的成效与挑战
印度对外教育援助目前已取得一定成效，教育援助角色得到了国际社会一定程度的认可，同时也获得了受援国的支持与持续性合作。但由于印度教育体系的孤立性和不平衡性、援助理念的单一性和狭隘性，也造成印度对外教育援助类型相对单一，且不可持续。
（一）印度对外教育援助的成效
1.对外教育援助角色获得国际认可
教育援助一般都是国家援助行为，不是单方面的活动，印度对外援助的首要目的是提升国际影响力。因此，印度对外教育援助的首要成效即是援助角色获得了国际认可。角色是一类行为的集合，但这类行为产生于他人的需求和期望，角色认可实际上就是对角色的理解定义过程。印度教育援助角色的国际认可主要体现在印度的受援国和国际组织对其的援助需求与援助期望，印度将这个角色认可落实在积极参与国际教育援助，成为受援国的合作者。一方面，印度通过对外教育援助得到了受援国认可。印度周边国家对其的教育援助需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的经济需求，二是即时性较强的技术培训。因此，印度通过各种援助协议与经济技术合作来提供奖学金与技术培训，获得了受援国的认可。斯里兰卡外交部部长佩里斯（Peiris）曾表示，印度的支持使斯里兰卡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天壤之别”的变化。[25]印度也已持续多年为周边国家提供奖学金和职业培训。例如，2016年印度为洪都拉斯提供援助经费达1.77亿美元，主要用于技术培训和奖学金计划，同时向洪都拉斯国立大学捐赠83905美元，用于洪都拉斯国立大学（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Honduras）信息技术中心的升级改造。[26]通过这些途径和方式，印度对外教育援助取得了积极成效，形成了中心辐射圈层的援助区域。
另一方面，通过对国际组织教育援助的贡献得到了国际教育援助角色认可。作为新兴援助国，国际组织对印度的教育援助国角色期待更多体现在对教育的经济援助角色上，因此印度在多边平台上提供各种援助，向国际组织提供大量捐助，大大提升了印度援助角色的国际认可。在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印度通过区域性机构参与全球教育援助，印度政府对印度—巴西—南非信托基金（India-Brazil-South Africa ，IBSA）、非洲发展基金（African Development Fund，ADF）、教科文组织—南南合作基金（UNESCO's South-South Cooperation Fund，UNESCO-SSC）和世界银行南南学习信托基金（World Bank's Trust Fund for South–South Learning）进行大规模援助捐款。2009年《南南合作30年展望报告》（Promotion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 a Thirty-year Perspective）指出，印度技术援助项目中约有70%金额用于教育和能力建设[27]，这些捐赠印证了印度作为捐助国的实力。国际组织也加强对印度作为教育援助国的关注，根据2021年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数据统计，印度的对外援助预算在过去6年中增加了23%，2019年达到16亿美元。[28]印度通过不断增长的教育经济援助贡献获得了国际组织对其国际教育援助角色的关注与认可。
2.对外教育援助“合法性”获得受援国认可
韦伯认为，每一个权威体系都必须建立并取得一种对其合法性的信任[29]，韦伯认为的合法性由道德、宗教、习惯和法律等构成。印度则是通过消除教育援助中的后殖民主义，特别是不平等的经济协议，以与受援国拥有同样的殖民经历来获得受援国的合法性认可。从历史上看，最初的教育援助带有“技术输出”“思想输出”的意味，是宗主国在殖民国家和地区推行自己的教育制度。因此，有人认为教育援助是殖民主义的工具。一旦被打上殖民主义的标签，其“合法性”就会受到受援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质疑，这种合法性不是指合作协议、法律条款的合法，而是指摆脱殖民主义标签。研究者认为，印度对外教育援助比较有效，是因为“印度拒绝成为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参与国，也并未与主要的传统捐助国结盟，打破了传统捐助国与受援国等级制度的再现，摆脱了殖民主义的影响”。[30]还有学者认为，印度凭借其新颖的援助战略和“软实力”获得了巨大的“善意”，印度与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其援助以及与这些国家共同的殖民历史建立起来的。[31]
因此，基于同样受殖民的历史，印度以发展合作的名义提供的援助不会被视为新殖民主义，而是平等意义上的合作与交流。印度通过不结盟、不参与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以及教育援助采取不干预受援国教育政策等举措，根据受援国实际需求，通过合作开展教育援助消除了后殖民主义，取得了“合法性”认可。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政治学教授拉尼·D·马伦（Rani D. Mullen）和苏米特甘古利（Sumit Ganguly）指出，“由于印度作为新兴经济体、巩固的民主国家和摆脱殖民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印度对外援助在其他新兴国家眼中具有巨大的合法性……正是这种合法性使印度的发展援助与众不同，并增强了软实力”[32]。同时，印度不同于其他传统援助国的经济追求，在技术合作项目中并不强调商业利益追求。有学者认为，印度“向其他国家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的长期愿景是确保与伙伴国家的友谊与合作，增进这些国家人民对印度的善意，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从而为所有国家带来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33]，这也间接强化了印度教育援助的“合法性”。正是基于“合法性”认可，印度的受援对象也将印度教育援助归类到互利的教育合作与交流。
（二）印度对外教育援助面临的挑战
第一，印度对外教育援助缺乏长远规划与持续动力。一方面，体现为印度教育援助顶层设计存在缺陷，存在短期行为倾向。印度一再声称：“它既不允许自己被发展伙伴所掩盖，也不试图与其他捐助方一起掩盖受援国”。[34]“印度技术和经济合作计划”和“英联邦援助非洲特别计划”的援助方案都是以需求为中心的，允许受援国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优先事项，印度很少设置附加条件，并且交付很快，这与其他传统援助国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这样的援助方案也导致印度对外教育援助在某种程度上缺乏长远思考，只关注当下利益，从而制约了印度对外教育援助的长远规划。教育发展与改善不是通过某个短期项目就可以完成的，它需要长期系统的规划。印度基于受援国需求通过提供奖学金和短期技能培训的方式进行教育援助，没有与受援国教育长期发展规划结合，没有考虑教育援助的持续性效果，也没有注意教育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只是每年根据受援国需求签订援助项目。
另一方面，印度教育援助缺乏长远规划与持续动力是因为印度教育援助始终镶嵌在外交政策中，带有某种政治色彩，造成印度对外教育援助更多为其意识形态服务，没有把教育对人的培养作为教育援助的理念之一，没有把教育援助纳入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更多地将教育援助作为一种外交手段，这同样造成印度对外教育援助的非持续性。
第二，印度对外教育援助集中于高等教育与职业培训，层次较为单一。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印度对外教育援助几乎没有涉及基础教育，这与印度本国教育制度不完善、基础教育欠发达直接相关。印度对于基础教育预算支出虽然在过去20年中稳步上升，然而教育公共支出远低于普及教育所需的经费。加上印度学校市场化、教育不公平、女童教育薄弱、初等学校入学率低、辍学率高等问题十分突出，因此影响了基础教育对外援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2021年10月7日发布的《2021年全球多维贫困指数》（The 2021 Glob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MPI）报告显示，在调查所覆盖的109个国家的59亿人中，有13亿人处于多维贫困的状态，其中约一半（6.44亿）为儿童，近85%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南亚地区，印度女童受教育比例较低。[35]印度教育发展的现状限制了印度对外教育援助的层次与领域。
四、结语
印度对外教育援助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效。通过对印度教育援助的组织与实施、对周边国家和国际关系的影响、面临的挑战分析，未来印度教育援助将呈现以下趋势。首先，从印度教育援助的地域来看，未来印度对外教育援助将不断扩大辐射的圈层，扩充教育援助的地域，不断加强对周边国家的政治影响，并通过制定某些规则掌握在南亚和非洲地区教育援助的话语权，让教育援助成为超越教育价值的隐形权力媒介。其次，印度将建立更加完善的教育援助管理体系，特别是在问责制和透明度方面。目前，印度在教育援助管理的问责方面比较欠缺，援助效益有待提高。但印度政府也提出将在高等教育领域建立问责系统，逐步实行问责制。同时，“校友录取”门户网站的投入使用，也使印度在国际留学生奖学金和项目发布方面将更加透明化，增强了社会监督性，有利于提高印度教育援助的治理与问责。第三，印度将通过完善国内教育制度，夯实教育基础，增强对外教育援助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印度《国家教育政策（2020）》提出，要努力建立植根于印度精神并向所有人提供高质量教育的国民教育体系，使印度成为全球知识大国，通过改善国内教育体系为未来展开多元化教育援助提供可能性。第四，印度仍将继续巩固教育援助的旗舰项目——技术与职业培训。技术与职业培训是印度对外教育援助的主要途径，参与主体众多，包括政府、私营企业、非营利性组织等，主体的多样性也将进一步延续印度教育援助的可持续性。
注释：
①该数据通过印度外交部近十年年度报告计算得出。2010—2011年度留学生奖学金名额为2350个，2011-2012年度名额为2404个，2012—2013年度名额为3334个，2013-2014年度名额为3465个，2014—2015学年年度报告未写明具体奖学金名额，因此将2013-2014年度名额3465个继续作为这一年度奖学金名额，2015—2016年度名额为3339个，2016—2017年度名额为3452个，2017—2018年度同样保持3452个名额，2018—2019年度名额为3940个，2019—2020年度名额为3452个，2020-2021年度名额为3454个。
（因篇幅限制，详细参考文献信息见纸刊）
本文刊登于《比较教育研究》2022年06期，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总发行处：北京报刊发行局
订购：全国各地邮局
邮发代号：2-466
海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海外发行代码：ZW023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电话：010-58808310
Email：bjb@bnu.edu.cn
网址：http://bjjy.cbpt.cnki.net
往期文章回顾
✦ 康云菲 | 制度趋同视角下世界银行对低收入国家教育影响机制研究✦ 韩茜 | 全球教育联盟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框架、过程与路径✦ 任丹萍，赵慧君 | 日本幼小衔接课程的实践路径、成效及经验
微信公众号-bjjyyj2019
识别右方二维码关注我们
好文！分享，点赞，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