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者与饲养员的相似性
饲养员生活的无聊和有趣
——一则种鸡场田野笔记
文 / 刘俊宇
香港大学法学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硕士。曾于香港执业，是一名梦想成为人类学家的律师。现为牛津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生。
（提示：对于坚决反对规模化养殖、支持动物福利的读者，这篇文章注定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也的确是以人为主角的，部分内容可能引起不适。）
我正在一家主营养殖鸡猪的企业做田野调查，1年前在它名下一个种鸡场里过着业余饲养员的生活。鉴于我大多数同学朋友是城里娃，乍听闻我在村郊农场，都有不少可爱的幻想，好奇这里怎么样、“好不好玩”，我且以此文做个回应。
许多读者大概跟几个月前的我一样，搞不清种鸡场和鸡场有什么分别，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在规模化养殖里，一只种（母）鸡的一生可以粗糙地划分成四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它从鸡蛋里破壳而出；在第二个阶段，经历大约三个月的成长后，雏鸡成长为能够产蛋的母鸡；在第三个阶段，它辛勤产蛋（鸡蛋会被送去孵化出小鸡、贴膘长大后卖掉，因此这些小鸡们就不再是种鸡，而是肉鸡）；在最后一个阶段，当养殖公司的生产计划发生变化、不再需要那么多鸡蛋的时候，种鸡们便会被装上卡车，送到市场当作肉鸡卖掉。为完成上述第二、第三个阶段，就有了种鸡场。
我所在的种鸡场是一个2020年投产的高效自动化种鸡场，共有两栋育雏舍和六栋产蛋舍，以及一栋培养公鸡的公鸡舍。环绕着鸡舍的，是饲养员们的淋浴消毒房、饭堂、午休宿舍和办公室。饲养员们住在场外，每天清晨淋浴、消毒后进场，而负责值夜的班组则直接住在种鸡场的办公区域。办公区域其实就是一条小平房，有一个24小时开放的办公室，一个后勤仓库，一间尚未投入使用的场长办公室，以及几间班组成员宿舍。我被安排住在场长办公室，虽然听上去很将就，但我其实是全场居住条件最好的人。除了一张双层板床，我还拥有一组崭新的沙发茶几、桌椅柜子，以及一台冷暖双效空调。
我选择从育雏舍开始我的研究，原因很简单，育雏舍人员简单，我觉得比较容易建立人类学方法论要求的“有意义的关系”。由于这个种鸡场实现了喂食、清粪全自动化，育雏舍里的三万六千余只雏鸡日常只需一到两名饲养员照料。每天早上，饲养员们在鸡舍进门处约10平米见方的设备室换好工作鞋、戴上口罩防护帽，就可以进鸡舍了。推开鸡舍门，鼻子会是最先受到刺激的感官。我刚到时，雏鸡们只有30多天天龄，怕冷。全封闭环控鸡舍的十几个风机在冬天里只能开三四个，于是鸡舍里攒着三万六千多只鸡和它们粪便的味道，极其生动地演示气味是如何具象地“扑”进人鼻子里的。喂给雏鸡的饲料被打得很碎，因此空气里漂浮着的便不仅是雏鸡们不断长出和掉落的绒毛，还有它们啄食饲料扬起的微尘。鸡舍平面是个狭长的长方形，排了六条四层高的铁灰色的鸡笼架，每条左右两边各有54竖列的鸡笼，每列两笼、四层，我仰头也只能望见最高层鸡笼底下的清粪带。初到育雏舍的两天，我总有种进入大城市新开发街区的茫然无措感：宽马路和高耸的办公楼一眼望不到头，走在哪里都像在同一个地方，一不留神就能迷路。
育雏A舍的饲养员是兰姐和勇哥。兰姐年轻时必是美人，现在仍是看不出年纪的美人。她皮肤粉白，眉毛画成深棕色的柳叶，颧骨很高，身量娇小。虽然二十几年的鸡场工作让兰姐的脊椎受累，但她起坐时肩背不塌也不驼。勇哥则年轻很多，瘦高且精神，厚唇大眼，在逗人发笑方面天赋异禀。他只比我大一岁，却已有逾十年的种鸡场工作经历。由于我第一次进鸡舍时首先是兰姐应了我的话，在育雏舍的日子里我就成了兰姐的小尾巴。
育雏饲养员的主要工作有三项：挑鸡、称鸡、打扫。
挑鸡时，兰姐用平板拖车搭上两三个约30厘米高、能装下十几只鸡的塑料鸡笼，其中一个鸡笼里先装上十六七只体重合格的小母鸡，然后选定一层笼开始挑。如果选的是高度恰在视野里的第二层笼，兰姐便推着推车；如果是较高的第三层，她会叠起两个塑料鸡笼，站在它们顶上，这样的高度便恰好能让她能扶着第三层笼的饲料槽边缘，稳稳地向前滑行；如果挑的是最底下一层，她便会坐在板车上，交踏着两只脚慢慢地向前滑行。兰姐拿右手在鸡笼右上角一放，雏鸡们便叽叽叫着挤到笼子最深处，排队似地站开，屁股朝着我们。几十天天龄的雏鸡丑且瘦，八到十只地呆在一个笼子里，仍然只占去三分之一的空间。兰姐看几秒钟便够了，时不时停下，左手开笼门，右手眼疾手快抓出笼里的小公鸡、瘸脚病弱鸡、瘦小鸡，然后弯腰从塑料鸡笼里掏出相应数量的小母鸡补充进去。此时的雏鸡长得雌雄莫辨，我几次问过兰姐她究竟是怎么分辨出公鸡的。兰姐认真解释过，可除非小公鸡已长出鲜红鸡冠，否则我仍分辨不出它们，更别说几秒内分辨出来。挑完一整层笼后，兰姐把挑出来的小公鸡和瘦小鸡分别装笼。公鸡要留下，瘦弱鸡过段时间会被平价卖出（称“卖鸡花”），而瘸脚或病弱的鸡则被淘汰。淘汰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每日收工之前，兰姐都会拿一个饲料编织袋，装上所有的淘汰鸡，送到鸡舍后门外，自有卡车来把它们送到肥料厂去。我每次跟在她后面，都会无用地朝那些雏鸡们挥挥手，无用地在心里跟它们告别。
称鸡则是兰姐和勇哥唯一一项需要面对面合作完成的工作。他们仍是用平板拖车，但拖车上放的不再是鸡笼，而是一坪电子秤，秤上放着一个纸箱。称鸡是八只一称的，每周随机挑一些笼里的鸡来称。兰姐勇哥商量着选定鸡笼后，勇哥便利索地推平板车到笼前，开笼门，基本上双手一次便能抓满八只出来，塞到纸箱里称重。同一个鸡舍里吃一样的饲料，有些笼里的雏鸡叫唤扑腾得相当厉害，勇哥得拿胳膊横在箱口以防它们出逃，但有些笼里的雏鸡就非常合作，不叫也不动，集体静默着完成称重。兰姐拿着塑料写字板和纸笔跟在板车后面，等电子秤上的数字稳定下来了，便做个记录。称鸡的时候兰姐和勇哥时不时聊天。鸡非常容易受惊，所以鸡舍里装了扩音喇叭，插着存了几百首歌的USB循环播放，遮掩饲养员们工作时发出的声音。于是兰姐和勇哥聊天时需提高音量，才能在各种流行歌的歌声里彼此听见。他俩分别来自附近不同的村子，各村的方言不同，于是两人聊天用的是县城方言，与我能听懂的省城方言又有不小的差别。我只能偶尔听懂几个词，比如“休息”，然后恬不知耻地用省城方言请他们也用省城方言告诉我刚才聊了啥。
我唯一能帮点忙的工作，就是打扫鸡舍。打扫的第一步是喷水。用消毒喷壶（大概能装二三十升液体）装满水，喷壶的重量就会让它站稳在一个四角带轮的不锈钢板凳上，然后把长长的喷嘴伸到左右两侧的鸡笼架底下。水流会把笼底堆积的绒毛和积灰都吹出来、方便清扫，也能避免清扫时扬起太大的灰尘。一壶水勉强够喷完一路走道的，但喷到后面便得时刻扶着些喷壶，不然它会从带轮板凳上滑下来。第二步是拿细长的柳枝扫帚分别把左右笼底的灰尘扫拢到走道中间，再拿塑料扫把将走道中间的垃圾慢慢扫到走道末端的风口里。每个鸡笼架的末端有一个被厚帆布围上的风口，这是清粪带将鸡粪推出鸡舍的出口，所以打扫时将垃圾都扫进风口即可。最后一步，才是开出半人高的扫地机，清扫走道上留下的残余积尘和毛团。第二步最累人却无法省略，因为扫地机无法吃进那样多的绒毛和积灰。我以为自己必能胜任打扫工作，但事实说明我实在自视过高。当我扫完了一条走道左侧的四分之一时，兰姐就扫完了右侧；当我扫完六分之五，兰姐就把隔壁走道彻底清理干净、过来帮我了。
这三样工作不仅都有固定内容，还有相对固定的时间。挑鸡要天天做，因为一人一天顶多挑四五层，等轮完整间鸡舍，雏鸡们的体重便又发生了变化、又有雏鸡显露出公鸡的特征，要被挑出来。称鸡每周做。打扫每天或隔天做，做得太勤是无用功，但若做得不够勤鸡舍里便呆不下去。此外还有调度饲料机、调整饮水管高度、消毒等等相对不那么花时间的活计，雏鸡们一天一个样，所以这些活计兰姐和勇哥也要天天做。只有到了雏鸡们需要打疫苗、腾换鸡笼鸡舍的时候，才会有更多饲养员过来帮忙。
在我到育雏舍的头两天里，兰姐几乎不主动与我说什么，因为她不是多话的人，也因为种鸡场已接待过不少来实习的大学生，饲养员们习惯了人来人往。等我多呆上几天、兰姐习惯了我的尾随后，她会跟我说：“我有时候真的觉得好无聊啊！”每天做一样的工，时间却又没那么赶，人确实就有了充分的感受到无聊的条件。有时我们下午打卡进设备室，查看一遍鸡舍情况后坐一阵子再开始工作，或者早在下班前就做完了该做的能做的工作，然后捱到下班时间才出鸡舍。每天有许多这样的等待时间，即便我是最最健谈的田野调查者，也实在做不到一直访谈。我们仨就在设备室各占一个小板凳，时不时闲聊几句，其余时间里喝水、玩手指、看手机。天很冷的时候兰姐和勇哥情愿坐到鸡舍里面，因为鸡舍里恒温比较暖和，而我就在走道上走来走去攒步数。一天早上，我们在挑完鸡后回设备室休息，勇哥突然问我：“（这里）好不好玩，无不无聊啊？”
当时我咧嘴一笑，在自己饲养员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里忙慌踟蹰，左掂右量，啥都没说。但后来细想，我发觉不论持哪个身份，自己的答案都挺一致的：这样的日子无聊得无可争议，但也无聊得无可避免。一方面，再先进的自动化设备也无法完全预判和掌控生命的发展轨道，雏鸡们参差不齐地成长，要实现规模化的标准养殖，就不能没有饲养员。饲养员用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拉扯这头摁下那头，走完漫长标准化之路上看似微不足道，却其实最为关键的几厘米。饲养员们也不能操纵雏鸡们的成长，催不得也怠慢不得，于是不断的等待成了工作必然的环节，等着雏鸡们要水要食要药、显出性征、一天天长大，然后在合适的时候做该做的工作。再者，重复劳动、上班时间大量抛荒等现象出现在现代社会的各行各业，2行行复行行的鸡笼虽然衬托得饲养员们的工作更为重复无趣，但与其相比，无数写字楼里一眼望不到头的格子间也好不到哪去。而另一方面，无聊就是田野调查（至少是人类学的参与者研究）常态，甘愿在漫长的观察里陷入无聊、等待对研究有意义的事情发生，就是研究者的宿命啊。3饲养员们在等雏鸡们好好长大，我则在等饲养员们把我当成壁花或同事，等待种鸡场生活给我引出有价值论点的偶发材料。
然而，田野研究者的“无聊”又与前一种无聊之间存在一项重要差别：前者实质是趣味盎然、永远充满希望的，因为田野研究者的观察对象是一个个独一无二的社会人。他们的过往经历丰富多样，造就了有趣的个体思考和不变又万变的群体互动。每每想到这里，作为研究者的我便感到深深的卑微与幸福。
1本文对该企业及饲养员们进行了假名化处理。
2 不少这样的工作甚至没有意义、不创造任何社会价值，而工作者还无法爽快地承认这一点。更多请见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A Theory.
3 比如美国人类学家Clifford Geertz广为人知的田野故事：1958年4月，Geertz与妻子到达巴厘某村庄展开田野调查，一直处于无人理睬的境地。十天后，两人围观一次斗鸡活动（在当时当地为违法）时，大批警察出人意料地出现在赛场。Geertz夫妇本可以原地不动，但出于害怕和入乡随俗的本能，他们随村民们一起狼狈逃跑了。这次意外使Geertz夫妇获得了村民们的接纳，并在逃避追捕的过程中一窥“农民的思想状态”（“peasant mentality”）。见Geertz, Deep Play: Notes on the Balinese Cock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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