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新经济增长范式下，中国如何正确攀爬技术进步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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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IC导读：

4月18日晚，“陆家嘴资本夜话”系列讲坛第五期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本期讲坛以“解读中国经济五年来的变化：增长范式、技术追赶与国家角色”为主题，特邀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作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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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晚，由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上海市上市公司协会、上海股权投资协会、上海支付清算协会、上海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共同举办，钜派投资集团、有鱼普惠联合主办的“陆家嘴资本夜话”系列讲坛第五期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本期讲坛以“解读中国经济五年来的变化：增长范式、技术追赶与国家角色”为主题，特邀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作主题报告。

致辞：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党委副书记、董事罗绮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党委副书记、董事罗绮表示，“陆家嘴资本夜话”系列讲坛是中国金融信息中心联合权威机构搭建的众多平台中的一个。每次都邀请一位既具有实战经验又有理论修养的大咖来到这儿给我们主讲，分析他们的经验，传授知识，发布信息，助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国家战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重要的国家战略，金融中心的背后必然是一个知识中心、思想中心，陆家嘴资本夜话每期请一个专家，将专题讲深讲透。

陆家嘴资本夜话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了四期，今天是第五期。本期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主讲，解读中国经济五年来的变化：增长范式、技术追赶与国家角色。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将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近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不利的因素，面临的新问题和挑战。但同时中国经济发生的内生动力不断加强，调结构，促升级等各种政策的作用开始显现。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是新华社的直属机构，我们的大厦位于东方明珠东侧，被誉为“东方蓝宝石”，是陆家嘴金融城的新地标。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不仅仅是一幢楼，更是一个平台，一个开放、服务、分享、共赢的多功能、国际化平台，一个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服务的资源性、服务性、功能性平台，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服务上海、辐射长三角乃至享誉全国的财经新地标、金融大讲堂和卓越的文化新空间。

主题报告：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

张军简介： 

著名经济学家，现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并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兼任上海市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特邀咨询研究员等。在国际国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过约两百篇研究中国经济的论文，出版数十部极具影响力的著作。2015年10月荣获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以下为演讲实录：

2013年以后，中国经济发生了非常有趣的变化，一是增长的范式正在发生变化；二是加快了技术的追赶；三是国家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或者说国家的目标对我们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些变化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前景有何影响？我今天提三个看法。

一、风水轮流转，全球化20年和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的版图

回顾历史，过去二十多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她的经济的崛起，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版图，不仅仅是经济层面上，而且在地缘政治上面，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在改变大国之间的关系。

最近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这背后其实都是跟中国经济在过去二十几年所发生的巨大影响是有关系的。

 根据美国某机构的研究报告，从1990年到2017年，美国每年从全球的货物进口当中，有47%左右是来自于环太平洋地区，包括澳洲、新西兰、大中华区加日本、韩国、东南亚。在这个期间，接近47%的份额基本没变，但其中中国所占的比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0年的时候中国只占7.6%，但到2017年的时候，已经达到55.4%。不需要更多的数据，美国人自己的报告，已经足以说明中国经济1990年以后对全球产生的巨大影响，它改变了全球货物贸易流的一个方向。这还仅仅是中国对全球影响当中的一个侧面。

另外一个，最近这几年，西方主流媒体见到我，都会说“中国的科技发生了超预期的变化”。今年1月21日《华盛顿邮报》的一个报道很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所发生的巨大进步，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把中国看成一个所谓科技的超级大国。今天有些媒体因为中兴事件，把中美两国的竞赛定义成“科技的冷战”。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除了经济总量上有巨大的进步和发展，在科技领域中，也出现了让全球刮目相看的发展。

我来之前，《纽约时报》从香港打电话来采访，他说美国的高通要做一个收购，但这个收购需要中国政府的批准，问问怎么评论这件事情？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中国会报复，阻碍让这次收购不能成功。

实际上，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经济学家和大量的政客对BAT有一种错误的解读，他们都觉得中国在科技创新这个层面上已经可以领跑整个西方世界。

3月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美国前财长说“作为经济学家，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人均收入只有美国22%的国家，她可以拥有世界前沿的科技和世界前沿的科技公司”。他这样一个判断其实是基于他们对中国非常有限的认识，比如说他们最直观的认识是只知道BAT，所以他们认为BAT是代表了中国最前沿，或者说他们知道华为代表中国最前沿的科技，然后他们就认为中国在科技这个领域已经可以并跑或者领跑全球的科技产业。

最近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让西方人觉得中国现在已经是可以在科技领域当中和美国去比肩了，再加上按照IMF的测算，中国经济的总量两年前就已经跟美国相当了。西方把中国看成了是美国的一个假想敌，所以特朗普开始出手，在贸易、科技和其他各方面对中国进行阻挠和制裁。

实际上中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到现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当中，取得的经济成功，是因为中国的制造业成功地接入了全球化时代所形成的“纵向分工”体系或所谓的全球生产链。

早期的分工都是所谓的“横向分工”或者说横向的专业化，比如说我生产杯子是我的优势，你生产汽车是你的优势，所以我们彼此进行贸易，可以产生互利的结果。

但是全球化时代，今天我生产汽车，其实很多的零部件是可以外包出去的，全球化时代的生产是基于纵向分工的生产，所以把这种生产叫做全球生产链，这根链条是可以拆分的，可以根据全球的参与者的相对优势，在全球范围内由跨国公司进行重新的分配。而中国正好赶上了这个全球化，所以中国的制造业的扩张、发展，就是因为它在全球生产链上面找到了它的竞争优势，成为很多加工区段外包的一个目的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经济学家脑子里一直有一个理论，只要你的竞争优势是来自于你的比较优势，那么你不仅仅可以获得成功，短期内获得巨大的利益，而且你在技术阶梯上面是可以逐步的走上去的。管理学家把这个叫微笑曲线，随着资本不断的积累，人力资本相对物质资本变得越来越昂贵，所以就会朝两边走，像一个人笑的时候嘴的形象。

今天发动贸易战的时候，全球已经是纵向分工的时代，所以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这些比较复杂的制造品中中国贡献的附加值比例很小，也就是说发达国家贡献的附加值的比例可能还高于我们。

在全球生产链的概念之下，双边的贸易盈余或者赤字是一个非常落后的观念。WTO前总干事拉米先生多次到中国或者到美国作演讲，他都倡导，在全球化时代，全球生产链成为主导的贸易投资模式的时候，统计双边的贸易不平衡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真正要做的是，要基于附加值来统计在贸易中各个参与方或者各个国家利益的分配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

我们自己也做了很多研究，做了很多测算，用投入产出表很容易测算在贸易当中各个国家实际获得的利益份额。这样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多边的利益分配，而不是一个双边的贸易不平衡的概念。

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总体上，中国的科技水平跟国际上的技术前沿差距还比较远。我们把一种新的技术应用到消费者的终端层面上做得比较成功。比如像BAT中有做搜索引擎的，其实这些技术并不是我们的，但我们把它向消费终端延伸去运营，取得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中国巨大的消费群体——人口的规模。

我们在某些技术领域，比如说芯片的开发，还不行。一些专家认为，华为的芯片目前应用在智能消费品，比如手机、机顶盒或智能冰箱上面是可以的；但用于比较高精尖的领域，比如工业和军事方面，还不行。所以，在技术应用的B2B方面，我们离国际的前沿是比较远的。

因此，我们的成功是在B2C方面，因为它建立在已有的技术基础上，研发周期比较短，我们只是做一点应用，向消费终端去延伸，这个现实跟中国现在在西方主流媒体宣传的口径当中以及老百姓的头脑当中的形象其实是不完全符合。

十年前发生了全球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改变了很多事情。2008年以后，发达国家民粹主义开始变成主流，逆全球化的思潮风靡发达国家。这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自身的问题造成的，并不真的是因为全球化的原因。

美国面临很多挑战，包括财富和收入的分配过度的不均，还有医疗、基础教育、硬件基础设施的问题等。这些挑战其实跟全球化没有必然的联系，是因为他们没有把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的问题进行改革。

在美国主流的知识分子看来，全球化导致经济问题这个命题是不成立的。但是政客们会把简单的把这些原因归结为全球化，而全球化最大的一个受益者是中国。按此逻辑，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所以特朗普上台以后，就搞单边主义，然后就强调所谓公平贸易，强调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对中国来讲，2008年的全球危机，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外部冲击，这种冲击会持续的产生影响，不仅仅使发达国家民粹主义开始崛起，同时使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带来巨大的影响。

如果没有全球产业链，所谓“微笑曲线”可能慢慢会笑不起来。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经济的崛起主要是制造业的全球化，制造业的全球化是因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当中享受了巨大的竞争优势。但因为2008年的这场危机，使得西方发达国家产生了一种来自于社会底层的情绪，会反对全球化，所以对中国带来巨大的挑战。我想中美之间贸易摩擦的升级，可能是这种对全球化概念上面所产生的巨大冲突。

二、外部环境的改变和冲击很可能会强化而不是改变中国5年来在增长范式转变上所做的努力，并为其提供背书

尽管2008年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对全球化开始有些抵触。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讲，总体上还是希望更多的依靠全球化的产业链推进自身的工业化。中国在过去五年试图改变原有的经济增长范式，我认为更多的跟中国自身经济遇到的问题有关系。但是碰巧我们这个增长范式转变的努力跟外部环境的改变发生在同一时间段。

五年来，中国新一届的领导人的目标变得非常清楚，就是追求强国强兵。经济学家一直关注或者跟踪中国经济从九十年代到现在的发展，发现这五年经济增长的范式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从2013年开始，非常明确，要结束过去二十年超常增长时代。

此外，还有西方媒体最关心的，中国强调经济发展当中的国家目标，就是资源的分配更多的要体现国家目标。科技创新领域当中，实际上在推动举国创新的体制。

韩国经济学家张夏准写过一本中文名叫《过路拆桥》的书，他有个鲜明的观点——技术的阶梯被发达国家一脚踢开了。他觉得，发展中国家不应相信西方发达国家这些经济学的强盗逻辑，他们现在伪装成一个君子，向穷国兜售他们的秘诀，说他们当年是遵循公平贸易，保护知识产权等等，真的按照所谓《华盛顿共识》来做，穷国永远爬不到上面去，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梯子就被发达国家踢开了。或许今天中国当下发生的事情会让很多人觉得他的预判是正确的。

但我认为，中国开始转变增长范式其实更多是对过去30年增长模式及其所产生的结构问题的反应。

针对最近的贸易和技术冲突，很多西方知识分子开始发表文章，说特朗普这样做只会加快中国的科技进步，但是我觉得这种看法值得我们去理性的对待，不要以为我们必须自己建一个梯子，这样我们才能攀爬的更快。

中国提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已经有二十多年。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2011、2012年，我们在4万亿政府开支所拉动的大规模的经济刺激的格局形成之后，新一代的领导人已经开始反思传统的增长范式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维持下去。

我们在97、98年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整个经济是下行的，2002、2003年因为房地产放开，整个拉动，我们的需求开始反弹。中国名义GDP开始加速的上升，到了2007年的时候，我们实际GDP的增长率高达14.1%，然后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所以按照常规，2008年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实行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是，2008年11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说因为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刺激内需的政策。所以2009年到2011年，我们的名义GDP也上去了，实际GDP增长达到两位数，名义GDP则接近20%的年化增长。这个经济增长不能维持，所以到了2011年，就基本上到了天花板，2012年就开始收紧信贷，要进行所谓的去杠杆。

回顾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要转变增长范式，其实它的导火索是4万亿，因为4万亿带来了一个巨大的负担，就是所谓债务的积压。我们的M2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之前的平均大概1.3、1.4倍的样子，到了2012年的时候基本上接近2倍，到了历史最高点。一旦债务推高以后，经济会陷入一个债务通缩的两难当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次全球大萧条当中，经济学家得出结论大萧条持续这么久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债务。

过去的五年，中国需要改变这种增长的模式。原来两位数的增长靠债务的拉动，现在需求降低了，产能变多了，带来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包括劳动力。政府就需要考虑怎么样从供给侧进行产能的压缩，所以进行了去产能。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大量下岗、失业，通过政策引导主要由服务业来吸纳。“双创”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

如果没有2008年金融危机，2008年开始中国要经历两三年的紧缩，使过热的经济降温，然后降温以后发现经济没有达到它应该有的增长水平，这个时候会再进行政策刺激，通过需求的拉动，让经济再回来，形成一个周期。但这五年我们发现中国的经济周期变得不那么明显。

今年年初任泽平说我们进入新周期，我充分理解他的意思，但是很可能他也是误判，就是说不要以为去年实际GDP增长达到6.9%，今年会过7%。他这种思维是基于之前的经济增长的范式，现在这个范式已经改变了，现在政府不让需求扩张回到更高的水平。相反，我们现在发力发在供给侧，要把产能压缩到跟现在比较低的需求水平去匹配。这个是过去五年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首先，政府这五年实行所谓货币中性政策，不搞刺激，这样的话，需求肯定是回不去的。第二，中央政府要减弱对地方政府官员GDP的激励。第三，就是金融整顿。第四个就是抑制资产部门的投资机会。因为信贷主要是靠资产部门的交易出来的。资产交易越频繁，信贷越多，也就是债务越多，但GDP并不增加。比如说房地产市场，二手房市场每天都在交易，交易都是要钱，所以就是信贷，我们可以到银行去借钱，我们可以融资，但是GDP不增加。

金融危机发生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房地产不断的交易，不断的去扩张信贷，导致信贷占GDP的比重不断的冲高，高到一定的水平，银行发现风险已经到了临界值了，这时候银行就开始收缩，不再房贷，经济进入紧缩，资产泡沫破裂。

这个问题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的凯恩斯已经做了很好的研究，第一个提出来所谓“投机性的融资”，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加杠杆去买资产，包括买房子。

现在中央政府新一届领导人已经下定决心要放弃这种增长模式，不再搞刺激，然后整顿金融，抑制投资机会，然后加快服务业发展。现在服务业吸纳的劳动力，在份额上超过了制造业，而且在就业创造的速度上，几乎是制造业就业创造的两倍多。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提出技术驱动增长的模式，这个经济增长范式的转变，产业要升级，一句话就是改变增长范式。

按照当年的价格计算的GDP，叫做名义GDP（蓝线）。现在公布的GDP增长率都是按可比价计算的，叫做实际GDP的增长率（红线）。从上图可以看出，2008年以前显然是一个繁荣的时期，经济在2007年以前是往上走的，是靠需求拉动的——房地产、出口等等。4万亿政策刺激的时候，名义GDP增长较快，实际GDP的有一些反弹，但不是那么的突出。

2012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就开始下行，新一届领导人2013年开始决定要放弃原来的增长范式，所以经济就一路下行。2015年的时候，名义GDP和实际GDP就是一样，价格已经没有变化。中国GDP的增长，在2012、2013年以后，进入到“L”型的增长态势，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主要是因为制造业。

从上图可以看到，中国第二产业的名义GDP增长率下降得非常快。制造业是第二产业里面主要的部分，换句话说在过去五年，我们的制造业总体上增长的势头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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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制造业下行也会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度下行。

我们过往的高增长，都是因为中央定的增长目标，在地方这一级会层层的放大。现在中央已经下决心要改变这种放大机制，不再去单一考核地方政府官的GDP指标，而是转为多任务目标——减贫、防范金融风险和惠民等。

我们最近有个初步的研究，发现2013年以后，地方政府发达增长目标的冲动已经大大减弱。实际完成的增长率和年初制定的增长目标之间差值无限地接近零，甚至部分省份已经变成了负值。说明地方政府在过去五年已经没有超额完成目标的冲动。

上图中，绿色是代表服务业的就业增长，红色是制造业的就业增长。现在服务业是就业增长主要的来源。

而在2010年之前的五年，制造业还是就业创造主要的部门，但现在已经结构性地改变，服务业创造就业。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就业，其实在所谓的非正规部门，占到整个就业的45%。什么叫非正规就业？比如说个体户，就是非正规就业。过去五年，在就业这个层面上，服务业变得比制造业重要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策促进就业的政策，鼓励服务业的扩张。国家统计局最近的一些统计发布，也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就业的创造主要是第三产业。我想，转变经济增长范式的目的，就是提升中国经济的水准，现在明确表述为增长质量。

三、在增长范式转变之下，中国依然需要依靠竞争经的市场经济体制来完成经济水准提升和科技追赶的目标

现在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在我们遭受美国贸易摩擦和技术封锁的时候，更需要建立举国体制，依靠国家力量来组织资源，加快技术创新和进步。这个想法，虽然可以理解，但中国经济依然需要依靠竞争性的市场体制来完成界都转变和水准提升。更多依靠举国体制和国家力量来推动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是有巨大失误风险的。像高铁和大飞机这样项目的成功，不宜用来泛化并证明举国体制可以战无不胜。中国还无法脱离全球产业链，还拥有发挥全球生产链中相对竞争优势的巨大空间。在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方面，中国不能冒进。

我们与发达经济之间的差距依然不小，这个需要正视。再把中国和日本、韩国放在一起，拿美国作为一个靶子，我们跟他对比。当然最矮小的就是中国，这些都是存量值，我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现在分到人均的水平，其实差距还是很大的。这个差距既是人均物质资本层面的，人力资本层面的，也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就是给定同样的投入——人力和物资资本，我能够生产出比你多的东西，多出来的东西就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度量。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正视这种差距，很多领域中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去想一个问题，什么是我们缩小跟他们差距最有效的方法。冒进还是遵循小步快跑的方式？我们过去市场化的道路是否过时？

我认为，中国还是要依靠市场经济体制的办法来实现我们制定的目标。今天我们看到在新科技很多已有的成功领域当中，更多是我们的私人企业做出来的。即使在那些国家和国有企业主导的领域，政府和产业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实际上我们也为很多失误付出了很大代价，包括现在的高杠杆风险，也主要集中在国有大企业里。

现在经常听到说国有企业盈利多少，可是没有报告国有企业吸纳的资本是多少，占据了银行多少借款。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证明，国有企业的效率比私营企业要低得多，再加上国有企业本身有垄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帐面价值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这些资本更合理的分配给了更具生产率的部门、企业或者企业家，那么配置的效率会更高。能更有效地缩小跟发达国家差距的途径，简单说其实也就是能把资源用到回报率最高最有效率的领域当中来。

很多情况下的产业政策，包括科技创新的政策，往往都可能带有急功近利的色彩，所以这方面的弊端很多。真正对创新的鼓励政策，是要对基础性的和个体研究的鼓励。集体攻关做不到这一点。集体攻关是有风险的，如果看不准，就是一个巨大的代价。

我们现在增长的模式已经在发生变化，希望有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并且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增长当中所作的贡献占的比重，这些都是对的。关键的问题是，第一，这需要多快？第二，用什么方式？

我的意见是，我们在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问题上要避免冒进，要扎实。其次就是要依靠市场机制，尊重市场主体的选择，特别是要鼓励私人企业参与和发挥更重要的角色。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尽管现在特朗普反对全球化，尽管现在有这种民粹主义思潮，但中国作为一个有担当的大国，就像中国现在做的一样，还是要积极倡导自由贸易，还是要维护全球的贸易体系，当然要进一步开放，包括金融。因为中国的金融如果不开放，金融资源错配的问题就很难根本上加以解决。

    同时中国需要切实推进结构改革，目标是终止对国有企业的袒护，除了极少数的领域当中，一般情况下必须要做到公平竞争，放开市场，消除准入壁垒，鼓励私人部门扩张。在今天这种情况下，我们谈私人部门的扩张，好像有些不合时宜，但从长远来讲，这是中国经济真正能够实现高质量增长的希望所在。为此，当然我们要切实有效地保护私有产权，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家精神，让企业家看到和拥有自己的未来，对国家有恒心。这样我们就能大大减少失误的概率，就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我们就战无不胜。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的增长。

“陆家嘴资本夜话”往期回顾（点击下面每条标题可阅读）：

本文来源：陆家嘴金融网

文字：胡闻哲 

摄影：赵竟皓 

统筹：李志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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