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基层工作者的猝死
深夜，一位读者发来一条新闻。
说是他们省的一位乡镇干部，倒在了防疫一线。
他说，这条新闻把他看哭了。
1
看完新闻后，我回了五个字：本可不必死。
我整理了这位逝者的基本信息：
姓名：陈力群
年龄：54
职务：高安市灰埠镇党政办副主任
工作性质：信息排查、指令下达、资料汇总、物资发放
工作状态：“连续24天，没有休息过一天、没有回过一次家”
死亡原因：过度劳累，心源性猝死
检索针对陈力群的报道，标题整齐划一。
“连续24天”几乎成为一致的题眼。
这样的“死亡通告”并不罕见。
以2月15日猝死的国家统计局安徽池州调查队队长张谦为例，
针对他的报道中，打头阵的标题字眼是“连续17天工作”。
这样的案例，有很多很多；
这样的新闻标题，有很多很多。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样的标题，
最让我心颤的是“殉职”，但最让我心痛的“连续24天”。
我们不能一方面开着“强制休息令”，一方面又在宣扬加班加点。
陈力群走后，他的同事说，“看起来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头，万万想不到……”
但人不是神仙，也不是机器。
没有权力可以要求这些基层工作者拿命工作；
没有理由可以要求这些基层工作者无私奉献；
而我们，也不该提倡、宣扬这种超出生命体能的奉献。
2
这些天，大概有三类死亡名单。
一个是确诊病例的死亡；
一个是医护人员的牺牲；
一个是其他工作人员的殉职。
前两类比较明确；第三类，往往难有集中的、精确的呈现。
在搜索引擎检索“疫情 殉职”：
出来的是一长串案例，好几页。
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地方，处于不同的年龄段，但不少都属于第三类。
2月21日，民政部公布了一个消息：
33位社区工作者在疫情防控期因公殉职。
我查了下社区工作者的定义：
经过一定的选拔或公开招考程序，被各街道（镇）或社区的两委一站（党委党组织、居委会、社区服务站）选用的人员。
显然，这个33的数字，亦无法概括上述第三类。
而单是社区工作者死亡人数，比目前公布的牺牲的医务工作者还多！
而这些殉职，大多还不是因为感染新冠肺炎，而是过度劳累。
最大的遗憾，不是死于感染肺炎，而是死于工作劳累。
我们是否可以反思一下这种工作状态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陈一新早就要求，要重视“2+1”群体的关爱工作，各有关方面要千方百计安排好轮换调休。
“2”是指医务工作者和人民警察，“1”是指街道社区工作者。
我们不能一方面谴责互联网公司的996；一方面却在努力夸赞基层工作者“连续工作XX小时”“几天几夜没合眼”。
这不是自相矛盾、自扇耳光吗？
不能互联网企业的员工猝死了，我们就去骂企业；一些单位机构的工作人员猝死了，我们就去歌颂他们，而忘了一些本该就位的制度和责任。
3
新闻报道里有一张陈力群的简历：
这是一张可以让人潸然泪下的简历。
陈力群出生于1966年6月，这是一组很吉利的数字。
但陈力群的一生，却并未顺顺当当。
1985年，19岁的陈力群考上了大学。
那是一个多么光荣的时刻呀！
要知道，那时高考也才恢复几年光景。
1985年，全国报名报考的人数是100多万。
在高考恢复的头十几年，虽然1985年是录取比例最高的一年，但全国也只有60多万。
而2019年的大学毕业生高达800多万，是当年的十倍还多。
可以说，陈力群曾经算得上是天之骄子。
那么，陈力群考取的江西农业大学如何呢？
江西农业大学位于江西省南昌市。
是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
是江西省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入选国家首批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早在1978年，这所学校的前身就被列为全国重点大学。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学历很硬核的公务员，
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一位四级主任科员。
四级主任科员是个什么级别？
这是我国最新的《公务员法》里的一个职级。
按照该法第三章第十九条：
四级主任科员仅高于一级科员和二级科员；
勉强相当于以前的副主任科员，副科级的非领导职务。
这是一个1989年毕业的大学生54岁时的行政级别。
我找到了一份2008年的《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规定》：
规定显示，一般硕士毕业生即可定为副主任科员。
而陈力群在江西省高安灰埠镇，原地不动做了17年的办事员！
4
那么，陈力群的工作能力如何呢？
不能单凭学历去猜，我们就看新闻报道是如何呈现的：
“在陈力群的办公桌上，一摞摞码放整齐的人员信息排查记录、一笔笔清晰的防疫物资采购发放台账、一份份返岗返工人员健康证明……见证了他为抗击疫情夜以继日地工作。”
工作态度没的说吧？
副镇长丁晖说，“陈力群负责全镇防疫物资的采购，5万多个口罩、1万支体温计、250公斤消毒液、230瓶酒精、8万多份宣传材料，由他安排分发到全镇各个村组，在高度紧张忙碌的工作状态下，这些资金、物资无一笔差错、无一例失误。”
在不到两天里，他为返工工人开出了345张健康证明。
工作效率没得说吧？
不能等到人死了，我们才知道他是多么优秀。
陈力群可以无怨无悔，但我们不能熟视无睹。
在工作事迹之外，陈力群的生活境遇也被媒体拎了出来：
“家境非常贫困，父亲年迈，儿子年幼，妻子没有工作，加上两个早亡弟弟的儿子（一个读大学、一个读高中），都靠陈力群抚养，生活较为拮据。”
说实话，看到这些我的内心是复杂的。
多希望这些消息，是在他生前我们就看得到啊！
多希望这些生活困难，不是在他殉职后解决呀！
有些信息，我们看早一步，是帮助；看晚一步，就成了消费。
无论我们愿不愿意。
不能等到人死了，我们才知道他是多么困难。
5
按理说，一个地方的基层工作者，
其工作忙碌程度应该和疫情严重程度成正比。
我们不妨来看看高安市的疫情形势。
高安市是江西省辖县级市，由宜春市代管。
据江西省卫健委通报：
2月21日0-24时，江西省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新增治愈出院病例55例。
截至2月21日24时，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934例，宜春市106例。
再具体到高安市，截至2月21日24时，确诊病例只有3例。
这个数字，在全国一众县级行政单位中并不起眼。
在2月22日江西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县（市、区）风险等级中，高安市是风险最低的县（市、区）之一。
饶是如此，陈力群还是被“累”死了。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真的需要陈力群连续24天不休息吗？
能否把关爱的关口前移？
能否避免不必要的死亡？
或许，我们应该适可而止，收起我们浅薄的感动和廉价的同情，多思考一些本质问题，多采取一些实质措施。
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人当机器用。
再强调一遍，我们不提倡燃烧生命的奉献，那是带有罪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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