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国家长盛不衰，有的国家溃烂失败？（重磅好文）

德隆·阿西莫格鲁明清书话 2023-07-17

编者按：

记得大约2013年，我曾经组织了一次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师的读书报告会。会上，吴老师就曾经应读者要求推荐过《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而当时此书还没有出版简体中文版，吴老师推荐的是英文版。2015年，《国家为什么失败》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引进出版了简体中文版。此书出炉后，即在大陆朝野、知识界、读书界引起阅读热潮。此书为两位美国经济学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的共同著作。书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理论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人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对经济成功与否至关重要。如今尽管又是八年过去了，书中的核心观点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在世界政治经济动荡的背景之下，更加让我们深感“思想的力量”。今天明清书话特别编发作者部分观点，以期引起书话朋友们的思考。（明清）

（中日甲午一战让大清朝走上了国家溃败的不归路）

作者简介：

德隆·阿西莫格鲁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基利安经济学教授。2005年，他获得了奖给40岁以下对经济学思想和知识做出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詹姆斯·A. 罗宾逊，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是哈佛大学的大卫·弗罗伦斯政府学教授。世界著名的拉美和非洲问题专家，他长期在博茨瓦纳、毛里求斯、塞拉利昂和南非工作。

为什么不总是选择富裕

作者 | 德隆·阿西莫格鲁 / 詹姆斯·罗宾逊

翻译 | 李增刚

★★★★★

政治与经济制度终究是社会的选择，它们可能是广纳式的，会鼓励经济成长，或者可能是榨取式的，将变成经济成长的阻碍。获得榨取式政治制度支援的榨取式经济制度会阻碍甚至禁止经济成长，这种国家将衰亡。但这意味制度的选择——亦即制度的政治学——是我们探索国家成功和失败原因的核心。我们必须了解，为什么有些社会的政治带来促进经济成长的广纳式制度，而从古至今绝大多数社会的政治却带来阻碍经济成长的榨取式制度。

创造能促进富裕的经济制度应该是每个人都感兴趣的，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道理。难道不是每个公民、每个政治人物、甚至每个剥削人民的独裁者，都希望让自己的国家尽可能富裕吗？

蒙博托（1930年10月14日-1997年9月7日）

让我们回到先前讨论过刚果王国。虽然这个王国17世纪灭亡了，1960年从比利时殖民统治独立的现代国家仍以它命名。独立后的刚果在1965年到1997年由蒙博托统治期间，经历几乎未间断的经济衰退和贫穷加深。蒙博托被卡比拉推翻后，衰退仍然持续。蒙博托创造一套高度榨取式的经济制度，人民变得日渐贫穷，但蒙博托和身边的菁英（人称“大蔬菜”的一群人）却变得极其富有。蒙博托在自己的出生地刚果北部的毕多来建立一座宫殿，有一个机场大到足以降落超音速协和号喷气式客机，是他经常向法国航空公司租来到欧洲旅游用的。在欧洲，他购买城堡并拥有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大片地产。

如果蒙博托建立能增加刚果人财富、而非让他们更贫穷的经济制度，那不是更好吗？如果蒙博托增进全国人的财富，他不是可以有更充裕的经费可以买一架协和号、而非只是租用，还可以买更多城堡和豪宅，甚至拥有更大、更强的军队吗？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来说很不幸运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创造经济进步诱因的经济制度可能同时造成收入与权力的再分配，导致喜好掠夺的独裁者和其他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受到威胁。

贫穷儿童被迫开采钴矿

根本的问题是，经济制度必然引发争议和冲突，不同的制度会在国家的富裕程度、财富的分配，以及谁拥有权力上造成不同的结果。制度促进的经济成长会同时制造出赢家和输家，这在奠定今日世界富裕国家繁荣基础的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已明显呈现。工业革命的核心是蒸汽动力、运输和纺织生产上一连串突破性的科技变革。虽然机械化带来总收入的突飞猛进，最后变成现代工业社会的基石，但当时曾遭到许多人激烈反对。那不是因为无知和短视，刚好相反，反对经济成长本身有一套很不辛地前后一致的逻辑。经济成长和科技改变伴随着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得所称的创造性破坏，它们以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新产业从旧产业吸走资源，新公司抢走旧公司的生意，新科技让老旧的技术和机器变得过时。经济成长的过程和它立基其上的广纳式制度，在政治竞技场和在经济市场都创造出输家和赢家。对创造性破坏的恐惧往往是反对广纳式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根源。

欧洲历史为创造性破坏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证。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由贵族和传统菁英控制，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拥有土地，或因为君主赐与的独占权与设置的进入障碍而享有的交易特权。如同创造性破坏的概念所描述的，工业、工厂与城镇的扩散把资源从土地吸走，降低了地租，并提高地主必须支付给佃农的工资。这些菁英也眼看新企业家和商人崛起，侵蚀他们的交易特权。整体来说，他们是工业化中很明显的经济输家。都市化和具有社会意识的中产与劳工阶级兴起，也挑战地主贵族的政治独占权。因此随着工业革命扩散，贵族不只是经济输家，他们也有变成政治输家的风险，拥有的政治权力可能随之丧失。在经济和政治权力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这些菁英往往形成一股反对工业化的强大力量。

贵族不是工业化唯一的输家，手工技术被机器取代的工匠也反对工业普及。许多工匠组织起来反对工业化，暴动并破坏他们认为应该为抢走他们生计负责的机器。他们是卢德派人士，这个词今日已变成抗拒科技变革的同义词。1733年英国发明家凯伊发明飞梭，是纺织机械化第一次重大进步之一，他的房子在1753年被卢德派人士纵火烧毁。珍妮纺纱机是另一项改善纺织的革命性发明，它的发明者哈格里夫斯也遭到类似的待遇。

在现实中，工匠反对工业化的成效远低于地主和菁英。卢德派人士没有地主贵族拥有的政治权力——能影响政治结果、对抗其他群体愿望的能力。在英国，工业化大步迈进，无视于卢德派人士的反对，因为贵族虽然反对，声浪却很小。在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专制君主与贵族的损失远为惨重，工业化因而遭到阻挡。其结果是，奥匈和俄罗斯的经济陷于停滞，落后于其他从19世纪开始经济成长起飞的欧洲国家。

从特定群体的成功或失败可以得到一个清楚的教训：有权力的群体通常反对经济进步和开往富裕的火车头。经济成长不只是更多更好的机器、以及更多受更好教育的人的过程，也是与创造性破坏普及有关的转型和动荡的过程。因此只有在预期会丧失经济特权的经济输家、和担心政治权力遭到侵蚀的政治输家没有阻挡成功的情况下，经济才会向前迈进。

争夺稀有资源、收益和权力的冲突，转变成对游戏规则、经济制度（这会决定经济活动，以及谁可以从中获利）的冲突。当冲突产生时，各方的愿望无法同时满足，有些人将被打败和受挫，另一些人将成功获得他们想要的收益。这种冲突的赢家是谁，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轨道有根本的影响；如果反对成长的群体是赢家，他们就能成功阻挡经济成长，经济将陷于停滞。

为什么有权力的人不见得愿意建立促进经济成长的经济制度，其中的逻辑很容易适用于政治制度的选择。在专制政权中，有些菁英可以利用权力建立他们偏好的经济制度。他们会有兴趣改变政治制度，让它们变得更多元化吗？通常不愿意，因为这只会稀释他们的政治权力，让他们更难以、甚至不可能建造能增进自己利益的经济制度。我们在这里又看到明显的冲突来源。榨取式经济制度的受害者无法期待专制统治者自愿改变政治制度，并重新分配社会中的政治权力。改变这类政治制度的唯一方法是，迫使菁英建立更多元化的制度。

与政治制度没有理由自动变为多元化的道理一样，也没有往政治集权发展的自然倾向。任何社会确实都有创造更集权化政府体制的诱因，尤其是从未有过这种集权化的国家。

例如，在索马里如果一个宗族建立起能在全国执行法令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可能带来经济利益，并使这个宗族更富裕。什么东西阻止了这种情况发生？政治集权化的主要阻碍是某种形式的害怕改变：任何宗族、群体或政治人物若尝试集中国家的权力，也会把权力集中在他们手中，而这可能触怒其他宗族、群体和个人，因为他们不想在这个过程中变成政治输家。缺乏政治集权不只意味在大部分领土缺乏治安，也代表有许多参与者有足够的权力阻止或破坏事情，而担心这些人的反对和暴力行动往往会让潜在的集权者裹足不前。政治集权只有在一个群体的权力比其他群体大到能建立政府时才会发生。在索马里，权力保持相对平衡，没有一个宗族能强加意志在其他宗族头上，因此缺乏政治集权的状况持续着。

刚果长期的痛

没有比刚果更好、更令人沮丧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在榨取式制度下经济富裕如此罕见，也没有比刚果更适宜的例子可以解释榨取式经济与政治制度如何携手运作。15和16世纪来到刚果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描述那里“悲惨的贫穷”：技术水平以欧洲的标准来看还在初级阶段，刚果人没有文字、轮子和耕犁。刚果的贫穷以及当地农民不愿采用学到的更好技术，可以从现存的历史记录找到解释：是由于该国经济制度的榨取性质。

我们已讨论过，刚果王国是由位于姆班扎（后改名圣萨尔瓦多）的国王所统治，而远离首都的地区则由菁英所统治，他们扮演王国不同地区的总督角色。这些菁英的财富来自环绕姆班扎（圣萨尔瓦多）的奴隶市场，以及向王国其他地区课税。奴隶是经济的核心，菁英利用奴隶来耕种农场土地，海岸地区的欧洲人也使用奴隶。课税由统治者任意决定，甚至有一项税是每次国王的贝雷帽掉下来就向人民课征。如果想变富裕，刚果人必须储蓄和投资，例如购买犁。但这么做很划不来，因为他们采用更好的技术增加的生产都会被国王和他的菁英征收。因此刚果人不投资增加生产，也不在市场出售他们的产品，而是把村庄搬到远离市场的地方；他们尝试尽可能远离道路，以减少遭受劫掠的次数，和逃离奴隶贩子可及的范围。

刚果的贫穷因此是榨取式经济制度阻挡了所有富裕火车头、甚至让它们反方向开的结果。刚果政府提供给人民的公共服务很少，连基本服务如安全的财产权或治安也付诸厥如，反而政府本身人民财产与人权的最大威胁。奴隶制度意味所有市场中最基本的劳动市场不存在，而可以让人们选择职业或工作的广纳式劳动市场，对富裕社会却极其重要。此外，国王控制长途的贸易和商业活动，只对与他有关系的人开放。虽然葡萄牙人引进文字后菁英阶级很快便能识字书写，但国王并未尝试让识字普及到广大的人口。

尽管如此，虽然“悲惨的贫穷”十分普遍，刚果的榨取式制度却有自己的完美逻辑：这套制度让少数握有政治权力的人极度富有。在16世纪，刚果国王和贵族有能力进口欧洲奢侈品，过着仆役和奴隶围绕四周的生活。

刚果社会的经济制度源自社会里政治权力的分配，因此追根究底是源自政治制度的特性。除了叛乱以外，没有人可以阻止国王拿走人民的财物和身体。虽然叛乱的威胁真的存在，但那不足以保障人们的财产安全。刚果的政治制度极为专制，国王和菁英几乎不受任何节制，而人民对社会的组织方式完全没有置喙的余地。

当然，我们不难看出刚果的政治制度，与权力受节制且广泛分配的广纳式政治制度呈现鲜明对比。刚果的专制制度靠军队来维系，在17世纪中叶，国王有一支五千人的常备军，其核心是五百名配备毛瑟枪的士兵，这在当时是一支可畏的武力。为什么国王和贵族急于采用欧洲的火器也很容易理解了。

这套经济制度下不可能有持续的经济成长，即使是创造短期成长的诱因也很有限。改革经济制度以提升个人财产权可以让整体刚果社会变得富裕，但菁英不太可能从普遍的富裕获益。第一，这种改革将因为减少奴隶贸易和奴隶农场带给菁英的获利，而让他们变成经济输家。第二，这种改革只有在国王和菁英的政治权力受到节制下才可能发生。举例来说，如果国王继续指挥他的五百名毛瑟枪兵，谁会相信废除奴隶制度的宣告？如何才能确保国王以后不会改变主意？唯一真正的保证是改变政治制度，人民取得一些制衡的政治权力，使他们对课税或毛瑟枪兵该做什么拥有发言权。但在这种情况下，维系国王和菁英的消费与生活方式会不会被人民列为优先要务就大有疑问了。因此能为社会创造更佳经济制度的改变，势必让国王和贵族同时变成政治输家和经济输家。

五百年前经济与政治制度的交互影响，对了解今日现代刚果依旧陷于悲惨的贫穷仍然很有帮助。欧洲统治开始在这个地区出现，以及19世纪末在“瓜分非洲”时期欧洲势力更深入刚果河盆地，导致人身与财产权的安全更加饱受威胁，超过刚果被殖民前的时期。此外，新统治者复制了榨取式制度与专制政治模式，由少数人掌握权力与财富，牺牲广大人民，只不过现在的统治者变成了比利时殖民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利奥波德国王。

刚果在1960年独立时，同意模式的经济制度、诱因和表现又一次自我复制。刚果的这些榨取式经济制度再度获得榨取式政治制度的支持。情况还更加恶化，因为欧洲殖民主义制造出的这个国家组织（刚果）是由前殖民时期的许多不同国家和社会所组成，而新成立的国家政府（从金沙萨统治）却难以掌管这些地区。虽然蒙博托总统利用政府来为自己和亲信牟利——例如在1973年通过国有化计划大规模征收外国人的经济资产——但他掌管的是一个没有政治集权的政府，对刚果大部分地区没有实质管辖权，且在1960年代必须请求外国协助来阻止卡谭加省和卡赛省的分离。缺少政治集权几乎达到政府全面崩溃的程度，这是刚果与许多下撒哈拉非洲国家共同的特性。

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依然贫穷，因为其经济制度仍然缺少能使社会富裕的基本诱因。不是地理、文化、人民和政治人物的无知导致刚果贫穷，而是榨取式经济制度。榨取式经济制度经过这么多世纪仍然存在，因为政治权力依旧集中在少数菁英手里，而没有诱因促使他们努力确保人民拥有安全的财产权、提供可以改善生活品质的基本公共服务，或鼓励经济进步。菁英也未利用手上的权力来建立政治集权的政府，因为这么做将和促进经济成长一样，招致反对和政治挑战的问题。此外，和大部分下撒哈拉非洲国家相同，敌对群体为了掌控榨取式制度而产生的内斗，摧毁了原本可能存在的任何政治集权倾向。

刚果王国和较近期的刚果历史，生动地展现政治制度如何决定政治制度，而且通过经济制度，也决定了经济诱因和经济成长的可能性。它也显示专制政治与牺牲多数人利益、赋予少数人权力及财富的经济制度之间的共生关系。

——END——

文章来源：摘自《国家为什么失败》作者: 德隆·阿西莫格鲁 / 詹姆斯·罗宾逊译者: 李增刚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延伸阅读：

那些国家失败的警钟

刘明清

美国的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两位经济学教授共同写作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文版已于2015年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在书中他们回答了困扰人类几个世纪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而有的国家穷；国家为什么按照富裕不富裕、健康不健康、食物充足不充足来划分？是文化、天气与地理特征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作者总结整理了罗马帝国、玛雅城市国家、中世纪威尼斯、苏联、拉美、英格兰、欧洲、美国和非洲的大量历史证据，得出的结论是：人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对经济成功（或经济不成功）至关重要。就是说是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成功或者的命运。

近日，媒体爆出了一条大新闻：

曾经因石油储量位居全球之冠而富得流油的南美国家委内瑞拉，成了全球通胀率最高国家。委内瑞拉国民议会财政经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显示，与2017年同期相比，2018年4月该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3779%，这个数字证实了各大机构此前的预估数据，显示委内瑞拉是目前为止全球通货膨胀率最高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委内瑞拉2018年通货膨胀率将突破13800%。

有分析人士表示，尽管这个南美洲国家石油蕴藏量居全球之冠，但仍出现部分债务违约且粮食和药物严重短缺。而委内瑞拉外汇存底减少，该国总统马杜罗不断印钞，致使货币玻利瓦尔变得几乎一文不值。据悉，马杜罗日前下令将于6月发行新货币，新货币的面值将是现行货币面值的千分之一。

很显然，这个没有战争，也没有自然灾害发生的委内瑞拉，完全由于制度之祸、人为之祸，将国民由原来的富足生活、衣食无忧而一下坠到入水深火热之中了。

委内瑞拉的国家失败命运的肇始，源于查韦斯总统上台后推行的号称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变革。靠搞左翼政治运动和军事政变起家的查韦斯，以拯救委内瑞拉的大量贫穷人口为号召，于1998年当选总统，并一直干到2013年去世，总共当了15年总统（他本想做终身总统）。15年间，在他的主导下，强制推行国有化，为加强自己权力修改宪法，削弱议会权力。在国际上，与美国等西方主流国家搞对抗。实际上他所做的拯救穷人的承诺，从来都停留到口号上，而真正追求的不过是他的无限权力和领袖欲。

查韦斯去世后，他的继任者马杜罗总统“萧规曹随”，继续执行的是没有查韦斯的“查韦斯路线”。终于将这个历史上曾经比美国还富裕的国家，带到了贫穷国家的行列。

我们自己的历史也有过不少因制度政策之祸而导致的“国家失败”的惨痛教训——

一、北宋乱发“交子”（纸币）而灭亡

北宋的交子（后改为钱引）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约产生于宋太宗淳化年间（990～995年），开始由成都十六家富商联合建立交子铺，发行交子。天圣元年（1023年）成立益州交子务，翌年发行官办交子。交子发行以三年为一界，界满以新交子收回旧交子。每界发行控制在125万余缗（贯），以铁钱为钞本，币值较稳定，对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9年），因对西北用兵，益州交子务在陕西发行无钞本交子60万贯，以充军费。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8年），规定两界交子同时使用，引起贬值。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8年），因对付西夏，增加发行额达到188万余贯，由于两界发行，实际数加倍，于是通货膨胀加剧。

到北宋末徽宗在位时，政府滥发交子，交子信用下降，遂于大观元年（1107年）把交子务改为钱引务，改称交子为钱引。不久，河、湟的军费全仰发行纸币来解决。发行额达2655余万贯，由于两界发行，其数相当于神宗以前的42倍，一般贬值3／4，有些地区贬值90％，引起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北宋政权在内外交困中终于走向了灭亡。

二、元自坏钞法，自取恶果

元代货币以纸币为主，其纸币制度称为钞法。元代钞法经历了中统钞、至元钞、至正钞三个阶段。中统钞于中统元年（1260年）发行，以金银为本，钞本不许亏欠挪用，发行量严格控制。到忽必烈末年，信用有所降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又发行至元宝钞，与中统钞并行，一贯当中统钞五贯，即承认中统钞贬值4／5。至元十年（1350年）又发行至正交钞，一贯合至元宝钞二贯，二钞并行流通。至元十七年（1280年）起，佞臣阿合马当权，为应付财政困难大量印钞，又动用钞本，便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行之未久，物价腾跃，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注：《元史》，卷97《食货志》）。元政府自坏钞法，也加速了自身的灭亡。

三、经济崩溃失民心，导致民国政权覆灭

1935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为摆脱美国白银政策引起的白银上涨给采用银本位制的中国带来的严重影响，因而实行法币改革，规定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后又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白银流通；将白银收归国有；法币汇价为一元等于英镑一先令二便士。法币是一种以外汇为本位的货币制度，它借助无限制买卖英镑来维持币值，后来又投靠美元，从而打上了深刻的殖民地货币制度的烙印。

1942年7月，法币的发行集中到中央银行。由于国民党政府完全控制了金融事业，其发行法币又没有限制，这就为法币不断出现通货膨胀铺平了道路。在法币改革前，1934年底全国主要银行发行的兑换券总计约5.6亿元。到1936年1月，即法币改革后2个月，已增至7.8亿，此后更是猛增，至1948年8月21日已达6636946亿。与此同时，物价上涨得更快，如以1937年6月重庆物价指数为1,1948年8月21日上涨至1551000。而上海物价比重庆更高，如以1937年6月为1，则1948年8月21日为4927000。当时有人说，战前能买一头牛，这时只能买1／3包火柴。

在法币已走到了绝境时，国民党政府为了作垂死挣扎，于1948年8月20日发行了金圆券。此券由中央银行发行，法币按300元合金圆券1元收兑。企业及个人持有的金银外币限期兑换金圆券，违者没收。金圆券发行限额为20亿，发行准备必须有40％为金、银、外汇。

金圆券表现上是金汇兑本位制，实际上是一个骗局，因为黄金收归国有，外汇不能买卖。相反，国民党政府借发行金圆券大规模掠夺了人民手中的金银外汇。据统计，从1948年8月23日到10月31日，中央银行收兑的金银外汇约合2亿美元。

金圆券原定限额发行，但不到3个月，即1948年11月底已发行33.94亿。于是宣布取消限额，此后发行额直线上升，到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已达51612.40亿。与此同时，金圆券面额从一元一直发到五十万、一百万。物价也一日数涨。上海当时一商店曾一日改换商品标价达16次之多。各地发生抢购风潮，暗地则以银元交易。1948年8月到1949年5月，金圆券的发行增长了307124.3倍，同期上海物价上涨了6441361.5倍。金圆券仅发行9个月，就变成了废纸，这在世界货币史上是罕见的。

国民党政府12年中发行法币和金圆券，从全国人民手中掠夺去了150亿银元。随着金圆券的垮台，国民党也就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赶出了大陆。

不要以为，今天由制度和政策之祸引起经济危机并导致政治危机的风险，远离了人类，远离了我们。

像委内瑞拉，像一个普通汉堡的售价是1500万津元的津巴布韦；像严重衰退的俄罗斯......都在不停地向人类、向我们敲着警钟。

（写于2018年5月10日）

本文选自《理想与乡愁》，刘明清著，光明日报社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