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会】沈文钦| 学术创新的条件与评价制度改革
EDUCATION
学术创新的条件与评价制度改革
沈文钦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当代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是评价无所不在。特别是在教育和科研系统当中，评价贯穿每一个环节，评价的结果更是直接决定了人们最为重要的一些生活机遇，例如入学机会、职业获得、研究资源获取，等等。在国家学术创新体系当中，评价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原始创新不足、关键性技术面临瓶颈是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相应地，如何建立科学的评价制度、促进学术创新成为一个棘手的管理难题。根据波普尔的说法，知识创新是无法规划或者预测的。因此，管理者能够做的是对创新的条件施加影响。创新的条件包括方方面面，就学者个体而言，能否在良好的学术环境中接受科研训练、能否获得从事科学研究的职业机会和相应的资源投入、能否保证充足的科研时间、科学研究的成果能否获得公正的认可形成正向激励，这些都是重要的条件性因素。那么，学术评价如何服务于这些条件性因素的形成？这是本文希望探讨的问题。
人的思维方式受教育经历影响较大，学者是否有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和其教育经历紧密相关，这也是为何“钱学森之问”直指教育系统的原因。已有研究也表明，学者对问题的选择、提问的方式，以及是否选择冒险性问题和其所受的科研训练密切相关。同样，在博士生教育中，也有学者指出培养博士生的学术个性（intellectual individuality）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很多学术领域得以发展的前提。没有学术个性，很多领域就会满足于重复性工作，停滞不前，在常规范式内循环。因此，在学者接受科研训练的阶段（包括本科生阶段和研究生阶段），如何在评价环节鼓励冒险精神和学术个性就变得极为重要。这一评价将涉及两个影响学者成长的结果：第一，哪些学生将获得继续接受学术训练的机会；第二，哪些学生将在科研训练阶段获得更多物质资源（如奖学金、研究经费等）和象征性的激励（如各种荣誉称号）。
但是，由于科研训练阶段所涉及知识的一些特点，评价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首先，正如波兰尼所指出的，在人类知识体系中，默会知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有的知识要么是默会知识，要么就根植于默会知识”，这就意味着在选拔未来的科学家时，默会知识的考察不可或缺。但是，默会知识是不能用外显的符号表达的知识，因此理论上无法完全通过笔试进行考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高考研究专家秦春华指出，如果完全依据高考分数，高校并不能招到最理想的人才。在研究生的入学选拔阶段，面试的重要性更是已经成为共识。近几年来，各个高校都逐渐推行申请审核制，以选拔优秀的博士生人才。从一些学校的反馈来看，与传统的考核方法相比，申请审核制在不拘一格选人才方面确实具有独特的优势。但另一方面如何确保申请审核制的公正性也不容忽视，因为对“优秀”的定义难免带有社会建构的特点。其次，需要从人才成长的完整周期来考虑学术后备人才的选拔和评价问题。为了提前将适合于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才选拔出来，我们国家设计了很多相关的制度，如大学本科阶段的各类卓越计划、各类拔尖创新人才实验班等。与其他学生相比，入选这些计划的学生将获得更加充分的指导和更加充裕的资源投入。不可否认，这些计划和实验班在很多方面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效，但也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拔尖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提前“预订”的，学者的成长规律在不同个体身上也存在很大的不同，有早熟早慧者，也有大器晚成者。一个好的评价制度不应该是一个单一尺度的筛子，而应该能够将不同的可能性考虑在内，尽量设置少的障碍，让更多的人产生科学研究的兴趣并有机会参与科学研究。
为了促进科研人才的发展、提高科研创新的能力，我国出台了种类繁多的人才计划，这些人才计划都有清晰的年龄限制，其中很多人才计划都将35岁和40岁作为分界线。这一划分建立在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认知基础之上。根据这一观点，青年学者是知识创新的主要人群。最近二三十年的一些实证研究已经对此观点提出了挑战。大规模问卷与访谈表明，并非青年学者完成了最重要的科学发现，而且青年学者也并不更容易接受新观念和新理论，他们只是更容易进入新的研究领域开疆拓土。有学者对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到的24个革命性科学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如果考虑不同年龄段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分布，那么中年科学家提出革命性创新的概率更高。由于创新的行为广泛分布在不同的年龄段，因此在评价当中减少各种形式的年龄限制是必要的，例如博士后入站年龄不超过35岁的规定就不甚合理。
科学创造是高度个性化的活动，这就需要在学者的成长过程中为其提供“被保护的空间”和相对宽松的环境。但是，目前高压的竞争环境和量化评估取向会使得大学教师对颠覆性原创研究采取风险规避策略。同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理工科领域的科研创新越来越依赖于团队，这意味着创新不能仅仅依靠个人的英雄主义。从科研创新的角度来看，如何从评价角度鼓励科研合作和团队合作变得至关重要。在目前我国的科研评价当中，一般只认可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的贡献，很多考核和评审都不重视甚至不认可非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贡献，这无疑不利于鼓励合作。如何在绩效考核、职称晋升等环节考虑非第一作者的贡献是应当考虑的问题。
任何学者都不是孤立的个体，他们能否取得突破性创新，还取决于一些组织和政策性因素。德国学者托马斯·海因兹（Thomas Heinze）长期致力于研究知识创新的制度条件问题，他指出，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与下列因素有关：较小的群体规模、可以获得不同技术的组织环境、稳定的研究资助、及时获得单位以外的技术和资源、促进性的学术领导力。美国学者罗杰斯·霍林斯沃思（Rogers Hollingsworth）的研究表明，影响知识创新最重要的三个因素是多元性（学科和专业的多样性）、深度（每个领域共同体的规模）以及整合（互动的频率和强度）。规模过大和规模过小都不利于科学创新。在小规模的科研组织中，人员之间的交流会比较频繁，但研究人员的学科结构会相对单一，难以促成跨学科的合作。相反，如果科研组织的规模过于庞大、人员组成过于多元化，个人之间交流的机会就会下降。这一发现也为李友娜等人的研究所证实，他们发现，团队规模和科研的创新性存在倒U型关系。从评价政策的角度来看，这些发现的意义在于，在遴选与评价科研团队、学术组织时，不能过于重视规模因素，一味强调大团队不一定有利于创新。
现代科学研究离不开科研经费的支持。从经费角度，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关注。第一个是经费额度与创新的关系。英国2008年RAE评估的物理学学科报告指出：“在提交的材料中，很多世界领先的研究成果源自小额研究经费支持。”因此评估专家建议，在整个欧洲和英国都投入大型研究课题的同时，不能废除小额度的研究基金。第二个是竞争性拨款、一揽子拨款和创新的关系。由于竞争性经费鼓励低风险研究、不鼓励跨学科合作，并且让学者在申请项目过程中耗费大量时间，其最终结果可能对科研创新产生不利影响。从科研评价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过于依赖建立竞争性科研经费投入制度，对于一些有潜力的研究团队和方向，可以给予长期的支持和投入。
最后一点，学术创新离不开文化土壤的滋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观念可能对现代科学创新是不利的。著名的神经生物学家蒲慕明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文化中有尊重习惯和权威的一面，这在某些方面会阻碍学术创新。如何在科研评价环节发扬科学民主，打破服从权威的惯性思维，可能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EDUCATION
文章一览
2021年第2期
（点击蓝字阅读原文）
教育评估视域下的高等教育发展…胡钦晓
大学评价的“中间道路” …王建华
学习范式视域下的本科教育评价…吴立保
学术创新的条件与评价制度改革…沈文钦
学术国际影响力的内涵及其约束条件…文 雯
破“唯论文”应以贡献作为学术评价的取向…张东海
项目制改革: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财政抓手…曹 妍
苏州大学学报｜中国第一本大学学报
微信ID：sdxb1906
长按二维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