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习 |影响与融汇：余华与他的文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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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可能是与外国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中国作家，他的创作根植于本民族的土壤之中，也深深驻扎在与世界文学的密切联系中。连余华本人也毫不隐讳地承认：“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一直以中国的方式成长和思考，而且在今后的岁月里我也将一如既往；然而，作为一位中国作家，我却有幸让外国文学抚养成人。”

川端康成：创作初始的启蒙者

真正对余华创作产生影响的第一位外国作家是川端康成。正是川端，引领着余华走向了文学创作。

余华在回忆自己的文学之路时说：“那次偶尔的阅读，导致我一年之后正式开始的写作，和一直持续到1986年春天的对川端的忠贞不渝。”“川端的作品笼罩了我最初三年多的写作，那段时间我排斥了几乎所有别的作家。”

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川端康成对余华的引领。

首先，“温暖的写作”。川端康成是一位有着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家。不幸的童年、孤寂怪僻的个性，再加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新感觉派”艺术的洗礼，使他的作品散发着一种淡淡的忧伤，既哀婉又凄美。

这样的审美情调，使初踏上文学写作道路的余华惊奇不已：在新时期“伤痕文学”的余波中，他在《伊豆的舞女》里发现了“比伤痕文学那种控诉更有力量”的表达方式——“人家写伤痕是这样写的，不是以一种控诉的方式，而是以一种非常温暖的方式在写。”这表现在川端康成的小说中，就是重视爱与美的创作主题，偏爱营造美丽与悲哀的抒情气氛与意境，力图达到悲与美的统一。

在川端的影响下，余华早期的作品多写平凡平静的生活，致力于反映小人物的一点点的甜蜜与忧愁，努力营造一种诗意的情调与氛围，充满忧伤但又温情脉脉。如《星星》、 《竹女》、《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老师》、《看海去》 等作品，都是从各种不同角度抒写人间纯朴美好之人之事之情，具有清新动人之艺术感染力。

余华是浙江海盐人。该地域归属于江南文化，余华细腻、聪慧、柔美的气质就是江南文化在他生命结构中的积淀。这种南方气质正好与川端康成的气质相通，更深层地与川端康成的物哀美与幽玄美相吻合。余华从川端那里感受到了他所乐于感受到的这种爱、美、感动与同情，也就更自然、更深刻地接受了与之合拍的川端康成的文学影响。

其次，细部描写。川端具有着非常细腻和个人化的独特的感觉意识，他非常注重表现人物性格的细微之处，来凸现人物细腻的感情和瞬间的感受，从而使人物显得立体而又生动。

对余华而言，这种具体的创作方法有相当大的意义。“在川端康成做我导师的五六年，我学会了如何去表现细部，而且是用一种感受的方式去表现……现在不管我小说的节奏有多快，我都不会忘了细部。”

川端使余华的感觉触觉都异常灵敏。余华早期作品《竹女》中的“ 一串油炸豆腐干”，《老师》中的“做书包”等，都写得细腻而生动，朴素而又情意绵绵。虽然日后的创作中，余华“抛弃”了川端康成，但川端所赋予余华的灵敏而生动的感觉、对“细部”的精细刻画却始终贯穿着他的创作，成为其艺术风格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总结川端对自己的影响时，余华说：“川端康成教会了我如何写作。”作为将余华带入创作之路的启蒙者，他的影响不仅明显表露在余华的早期作品中，更是深深地体现在余华的审美心理塑造上，伴随其创作过程的始终。

余华从模仿川端康成文学起步，开始了写作生涯，又以吸取川端康成文学的精华，建立了独特的审美心理和创作风格,在潜移默化中，为以后的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卡夫卡：探索路上的启发者

在川端康成指引下走上感伤抒情之路的余华，在进入80 年代中期后，面临了他写作生涯中的第一个困境：“想象力和情绪力日益枯竭的问题”。这时，来自西方的卡夫卡向笼罩在川端康成的阴影中的余华展示了另一块文学新大陆。

在卡夫卡的启示下，余华不仅“注意到了一种虚伪的形式”，而且“想象力重新获得自由，犹如田野上的风自由自在。”这一时期，余华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来创作，凭借“精神真实”来对抗虚伪的生活真实，并由此完成了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最终促成先锋余华的诞生。

具体到作品的创作上，卡夫卡对余华的影响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寓言化的写作。现代派文学的寓言化倾向是20 世纪文学创作中的共有特征。卡夫卡在小说中营造的更是一个开放的寓言世界，直指着外部世界的方方面面。

正因为其小说寓言色彩浓厚，卡夫卡众多作品的意蕴历来众说纷纭，延伸出了无限的艺术张力。可以说，卡夫卡的创作，既直指真实的存在，又向无限的空间延伸。而这种创作精神及形式正是余华所向往与追寻的。

与之相应的，余华在写作中也同样采取了寓言的方式，对历史与生存进行拷问。他通过寓言系统在作品中解构、反叛一切，撇开常理与逻辑，结果所发现的绝不再是温情脉脉的表相，而是事物狰狞阴暗的一面。

 在《一九八六年》中显示的文革的暴力直指历史的纵深处：人类历史就是暴力的历史，即历史本质上的非理性实质。历史理性的庄严面孔从根本上被颠覆了，浮现出来的是它的本然面目，历史归根结底是一种权力史，一种欲望的角逐史。

而在《现实一种》中，余华颠覆的则是中国家庭神话，原本应该充满亲子之爱的家庭，成了相互厮杀的场所，而这也是“现实一种”。作者的意图绝非只是用一桩桩离奇、骇人的事件来吸引读者，而是意在使小说成为一个言说“冷漠”、“残酷”的寓言系统，它证明的不仅仅是简单层面上的“人性冷漠”，而指向更深层次的人的精神结构和社会历史结构。

第二，暴力美学。卡夫卡一生都笼罩在孤独、恐惧的绝望情绪之中，其作品中也布满了死亡的阴影。他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都是以主人公的死亡而宣告结束，而与之相关的暴力行为则得到了如同景观一样的大量展示。

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和《在流放地》给余华的暴力美学创作很大启发。余华认为: “《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卡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在对那架杀人机器细致入微的描写里，这位作家表达出了和巴尔扎克 同样准确的现实感……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据的描述，才构造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

这两部作品的奇特写法给了余华将最诗意的意象与最残忍的想象并置的勇气，他由此开始以卡夫卡式的冷静和川端康成式的细节描摹，从容地、精雕细刻地恢复暴力所带来的一切残忍景象。

这其中，既有《往事与刑罚》中对过去各种不同酷刑的描写，也有《现实一种》中对血腥伤口的描摹：既有《一九八六年》中 疯子幻觉中的血腥场面的展示，也有《古典爱情》 中肢解幼女的残忍镜头。各种暴力事件、死亡事件与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幻觉融汇在一起，透过无序的情节以及幻想与现实的时隐时现，极具感官效应地凸现出来。比起卡夫卡小说中的暴力和残忍，余华大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

总的来看，卡夫卡对余华的影响是深刻而且及时的，余华先锋时期的作品基本上都可以找到卡夫卡的影子。卡夫卡不但在写作形式上给予他启示，而且卡夫卡深邃的思想、怪诞的风格和孤独的气质也濡染了余华的创作。

卡夫卡向余华提供了一种对人生社会进行深层思考的表达方式，并引发了余华对现实的真实性、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况的反思。正如余华自述：“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在我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我把这理解为命运的一次恩赐。”

福克纳：走向成熟的指引者

福克纳对余华的影响起于余华对自己创作的又一次反思与突破。正如卡夫卡在精神上影响了余华整个先锋时期的创作，福克纳同样在余华感到茫然之时帮助他突破了先前的创作理念。因此，余华也对福克纳推崇备至。“影响过我的作家其实很多 ……可是成为我师傅的，我想只有威廉·福克纳。”

同样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福克纳对余华的影响。

一方面是写作的态度。先锋文学走到90年代，已经和时代格格不入了；而在告别青年、步入中年之际，余华也放弃了先前对现实的敌对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他必须缓解他与现实间的紧张关系。

至此，福克纳作为一个先驱者出现。“也有这样的作家，一生都在解决自我与现实的紧张关系，福克纳是最为成功的例子，他找到了一条温和的途径”。早期的福克纳被认为是乔伊斯以后最突出的现代派小说家之一，而在后期福克纳则更多地显示出一种回归的姿态。

福克纳对待现实的平和态度为了余华如何缓解与现实的紧张关系指明了方向。在这一时期，余华的作品虽然仍是立足于自己有关生活的感悟，但他不再把自己明确的理念与思想灌注其间，丢弃偏激的艺术，而与生活平起平坐，用真诚的眼光注视着身边来来往往的每一个个体，并开始重视起个体的生命价值与真实的存在状态及生存本身，从关注象征着类的抽象个体转移到了关注真实个体的生存本身。

无论是福贵，还是许三观，他们不仅有了自己的声音，而以自己韧性、乐观的精神承受并超越了一切的灾难。而余华超越朴实生活的外表，触及人性本质的精神维度，既让余华的主人公焕发出真正的人性的光彩，也使作品增添了厚重的份量，达到了一般作家难以企及的精神高度。

另一方面是写作的技巧。余华这样称赞福克纳，“另外还有一类作家是什么东西都能写，像福克纳，他小说里的技巧是最全面的。”在学习福克纳的写作技巧时，余华又重点关注了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心理描写。余华非常欣赏福克纳在《沃许》中对沃许的形象塑造。福克纳在写沃许杀人后的心理状态时，只用简单的笔墨写了沃许纯净而简单的言行来映衬其复杂的内心状态。“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害怕心理描写了，我知道真正的心理描写其实就是没有心理。”

当人物需要内心表达的时候，余华便很少把笔墨花费在对人物心理的直接描绘上，而倾向于描述其身体行为和状态，即用肢体语言和行为语言来间接地反映其内心世界。如《活着》 写有庆死后福贵与家珍的痛苦心理就完全聚焦于两人的具体而细微的动作上。当心理描写不能表达丰富的内心时，除了关注人物的身体行为，余华还大量运用对白来塑造人物。《许三观卖血记》中，对白是整个故事展现的主要内容，对白成了叙事本身，也使作品具有了生动的生活气息。

其二，时间叙事。从余华的时间叙事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对福克纳的模仿。他以福克纳的方式将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象洗牌一样完全打乱，使其作品呈现出谜一样的特征，形成时间的迷宫。

在《此文献给少女杨柳》中文章写了同一个杨柳在同一个时间以不同的方法死去，时间分裂、时间重叠、时间错位等多种方法都进入了同一个文本。时间把一切融在现实和想象之间，真实与虚幻之间，带来了众多既成立又不成立的可能性，使故事充满了玄虚的色彩。

从本质上讲，余华和福克纳都是非常关注内心冲突的作家，并且一直都在努力解决自我与现实的紧张关系。福克纳以自己的创作向余华展示了一条温和的出路，沿此出路走下去的余华不仅在人物心理描写和小说时间设置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也收获了他在创作上的一次完善。

余华评论福克纳时说：“这是一位奇妙的作家，他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教会别人写作的作家……他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始终和生活平起平坐的作家，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证明 文学不可能高于生活的作家。”这无疑也是余华所持的文学态度。

尾语

出生于60、70年代的作家的创作大都与外国文学有着不解之缘，余华更加如此。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到先锋小说的领军人再到一个成熟的文坛作家，余华始终浸润着外国文学的滋养。他从未放弃从外国文学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并从表现形式、写作方法的借鉴走向文学精神的整合。

而如余华所说的，“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是两座博物馆，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文学曾经出现过什么而不是两座银行，他们不供养任何来者”，则是在提醒我们，西方文学对他的影响更多的是启示，是解读，是体悟。

不妨用余华的另一段话为此作注：“一个作家受到别的作家的影响就像太阳和树木的关系。树木接受阳光而成长，但树还是树，是以树的方式成长而不会以阳光的方式成长。所以当很多作家影响到某一位作家时，只会使这个作家越来越像他自己，而不会像其他作家。这才是影响的真正的意义。”

一个作家接受许多作家的影响恰恰是为了使自己不断地去发现自己，使自己写作的独立性更加完整。余华正是在这种影响与接受中不断彰显着接受主体的创造性，从而营造出独特的文学新天地。

相关资料

1、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2、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

3、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作家出版社，2012年。

4、洪志纲：《余华评传》，作家出版社，2017年。

往期回顾：

文字|拾月

图片|网络

编辑|拾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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