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布鲁斯·卡明斯 | 朝鲜战争的历程

编者按

抗美援朝战争距今已经70年，对于这样一场牵涉极广、意义重大的战争历来也有许多研究和争论。保马今日推送一篇这一研究领域中修正学派的旗帜性学者布鲁斯·卡明斯的文章。卡明斯以其详实的笔触为我们全面细致地展现了朝鲜战争的历程，他不只将朝鲜战争看成大国的“角斗场”，而是将分析重点置于朝鲜半岛内部，聚焦其作为朝鲜民族“内战”的性质，分析战争发生前朝鲜半岛的形势、战争期间南北双方在战场之外的“政治杀戮”及美国半岛策略背后的政治考量。回望历史，思考当下，卡明斯尤其指出现今朝鲜半岛的和平依然是依据1953年的停火协议，各方一直都没有签署和平条约，因此从技术上而言，朝鲜半岛仍处于战争状态。

本文选自《朝鲜战争》一书，标题为编者所加。感谢“三联学术通讯”公众号授权保马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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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的历程

文｜布鲁斯·卡明斯

译 | 林添贵

常规战争开始

美国人所知道的朝鲜战争，开始于朝鲜时间1950年6月24日至25日深夜，发生在遥远、进出不易的瓮津半岛（汉城西北方）；这也是1949年5月南北双方爆发边境作战的地点，由于现场并没有独立的观察家，因此双方此后都宣称是对方先动手攻击。1949年的漫漫炎夏，战事一触即发，大韩民国将其军队扩大到将近10万名兵力，朝鲜要到1950年初才到达可以匹敌的力量。美国的数据显示，双方的兵力在1950年6月已大略相当。麦克阿瑟的情报部门估计朝鲜人民军总兵力为74370人，另有边境警备队20000人。大韩民国陆军的战斗序列显示，总兵力为87500人，其中32500人部署在边境，有35000人在北纬三八线35英里（约56公里）的范围之内，亦即一天行军可及的范围。但是这个数据中没有计入北朝鲜部队优越的战斗经验，尤其是从中国国共内战中返国的大批人员。朝鲜另有150辆苏制T-34坦克和一支小而有力的空军（70架战斗机和62架轻型轰炸机）——如果不是苏联部队1948年12月撤离后留下的，那么就是1949年至1950年间从莫斯科和北京买进的。（朝鲜为此进行了好几个月战争公债的促销工作。）韩国部队仅有约两万人留驻比较远的后方。这是1950年头几个月南方的游击队显然已被粉碎后，部队大量向北纬三八线调动的结果。北朝鲜部队也在1950年5月和6月向南方调动，但是许多朝鲜人民军单位并不知道即将南进，因此并未动员起来投入6月25日的作战。甚至，此时仍有数千人的朝鲜部队在中国。

朝鲜部队南进之前一个星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刚到汉城和北纬三八线访问过。此时，他担任巡回大使。在杜鲁门总统被共和党抨击为“失去中国的人”之后，为表示两党合作，杜勒斯成为共和党推重的国务卿人选。杜勒斯和李承晚会谈时，李承晚不仅力促美国直接防卫大韩民国，还主张挥师北伐。杜勒斯喜爱的一位记者威廉·马修斯也在场，他于杜李会之后写道，李承晚好战地“主张统一韩国。公开宣称，应早日实现统一……李声称北伐合乎正义，认为如果得到我们协助……不需多久即可成功”。马修斯又说，李承晚表示，即使“会引发全面战争”，他也会发动攻击。这一切只是更加证明李承晚的挑衅言行，和先前他多次威胁要北伐的说法，并无不同。面对杜勒斯的访问，李承晚的表现只是一如既往，我们并无证据可以说杜勒斯和他勾结串谋。但是，朝鲜是怎么想的呢？

某位历史学家在朝鲜战争之后的一次研讨会上向杜鲁门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提问：“你肯定他（杜勒斯）的在场并未激起攻击吗？是有这种说法——但我并不认为如此。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艾奇逊面无表情地回答：“我对这件事没有看法。”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接话说：“这件事说来也好笑。因为这些人到前线去访问，站在前哨阵地上拿望远镜朝苏联人张望，我认为一定会让苏联人觉得我们已察觉他们的计划，使他们相当惊慌。”

艾奇逊说：“是啊，福斯特戴一顶高顶帽子站在掩体里——的确是很有趣的一张照片。”平壤一直都喜欢到处展示这张照片。

戴高帽站在掩体里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同一时间里，企业家朴兴植出现在东京，接受《东方经济学人》的专访，访谈刊登于1950年6月24日——正是战争爆发的前一天。他被描述为韩国经济代表团（亦即马歇尔计划）的顾问，又被说成是“在日本有许多友人和熟人”（其实说得太含蓄，朴兴植在朝鲜南北方都被认为是和日本帝国主义合作的最臭名昭彰的人中的一员。）（译按：韩国人用汉文称为“亲日反民族行为者”）。朴兴植说，1945年光复之后，由于“许多革命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回到国内”，韩国涌动着强烈的反日情绪。然而，到了1950年，这种情绪“几乎已不见踪影”。现在，大韩民国在北纬三八线上“有如和平堡垒”，而“负责国防的主要人物大多是日本军校的毕业生”。韩国和日本“命中注定要携手共存共荣”，因此应该“尽弃前嫌”。

朴兴植说，很不幸，目前的问题是“缺乏战前日本、[中国]满洲、朝鲜和[中国]台湾经济上结合为有机体的团结”。朴兴植可谓日本殖民思想的具体表征——出生在韩国是他唯一不幸、但并非不能克服的命运。就朴兴植和金日成而言，1930年代是朴兴植商业机会大大扩张的开端（他是汉城首创的、仿美式百货公司形态的和信百货店创办人），也是金日成难以想象的十年艰苦挣扎时期。经过这个开端之后，朝鲜的年轻领导人分为与日本合作或抗拒日本这两派，一场内斗完全可以预料，似乎也无从避免。

战争发生在1950年6月最后的一个周末；关于这个周末，仍有许多事有待了解。今天我们从苏联的文件中已经弄明白，平壤在1950年6月之前的好几个月里，已决定把南北冲突提升到常规战争的程度，已经不耐烦在南方的游击作战没有结果，或许也希望逮住南方做出挑衅动作之机会（类似的情形在1949年发生过许多次），来解决掉李承晚政府。美方酝酿在台湾发动反蒋介石的政变，使得这个周末的情势益加诡谲；迪安·腊斯克（Dean Rusk）于1950年6月23日晚间在纽约的广场大饭店与几个中国人会晤，希望他们能组织政府，取代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即将攻台，蒋政府岌岌可危）。他和艾奇逊希望台北能有可靠的领导人，如此才能不让台湾落入大陆的控制之中，他们希望能册立一个让杜鲁门有理由支持的政府。

瓮津的战事起于6月25日凌晨三四点钟；初期的情报无法确认是谁先开的火。后来，据说攻击部队来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边防军第3旅，早上5点30分，强劲的第6师亦加入攻击。根据美国官方历史记载，大约同时，在铁原郡南方的三八线上，朝鲜人民军部队攻击了大韩民国陆军第7师第1团，造成重大伤亡；南军阵脚动摇，朝鲜人民军第3及第4师，配上装甲旅，冲过三八线，开始猛扑汉城。可是，韩国消息来源坚称，南军第17团在瓮津半岛反攻，控制了海州，这是三八线以北唯一据称被大韩民国部队所攻占的重要据点。

美国官方史学家罗伊·艾普曼对这场战争的诠释，依赖的是詹姆斯·豪斯曼（James Hausman）被仔细修删剪裁过的、关于战争在瓮津半岛如何开始的记载。豪斯曼后来告诉泰晤士电视台纪录片团队，他的好朋友白仁烨是瓮津之役指挥官，“当战争爆发时，他在当地不仅力守防线，还发动反攻”（亦即越过三八线）。（白仁烨是韩国第1师师长白善烨的弟弟。）豪斯曼又说：“至于那些认为可能是南方发动战事的人，我认为……他们错了。”另一位接受泰晤士电视台采访的詹姆斯·皮驰（James Peach）上校是澳大利亚派驻联合国观察团的军官，他说，瓮津指挥官白仁烨是“行动派”，率领第17团“双虎”：“我一直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关于海州，依然有点神秘难解，我认为或许是白仁烨带着他的第17团官兵前去攻打……直到战争进行了一阵子，我们才听到这个消息，我一直不很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一个说法是，他们进攻该地，而北朝鲜反制。”皮驰又说，他认为这个说法不可信。（注意：如果是韩国方面攻击，那么就是“白仁烨带着他的部属”攻打敌人；若是北朝鲜攻打，那就是可恶的侵略。）

第17团士兵是否在6月25日占领海州，或甚至在瓮津发起战事，依然难下定论，现有的证据指向两极。然而，也并无证据可以支持朝鲜的说法：是韩国发动了全面入侵；最多，只能说或许有小部队跨过三八线发起攻击，和1949年发生的多次情况相同。不论实情如何，朝鲜的反应是全面南进。

处于朝鲜人民军攻击部队之南的是大韩民国第7师，师部设在南进之路上的要冲 “议政府”市；即使到了6月26日上午，该部队都还未投入战斗，或许因为仍在等待第2师增援（正从大田搭火车北上）。第2师在当天稍后赶到，立刻溃败，部队陷入慌乱。朝鲜部队于6月26日下午和晚间，穿过“议政府走廊”这个缺口，扑向南方，威胁韩国首都汉城。在现场的某个美国官员日后写道：“第2师溃败”是汉城快速失守的主要原因。韩国部队在北军南进之下兵变或逃亡，有许多原因，包括火力匮乏、训练不足、军官曾为日军效劳以及李承晚政府不得民心——在1950年5月30日的自由选举中李政府差点被一个温和的跨党派同盟击败。

李承晚总统于星期天（26日）晚间就试图率领高级官员撤出汉城，整个大韩民国军事总部在没有照会美国盟友的情况下于27日移动到汉城之南。这使得在汉城之北与敌军交战的部队失去通信联系，军民皆为之惊慌。次日，韩国大部分部队有样学样，开始撤退到首都之南，蔡“胖”将军（蔡秉德）做了一件后人皆知的恶行：未经示警就炸断了汉江大桥，造成正在过桥的数百人当场死亡。当天稍后，李承晚总统乘专列向南撤退。他在大田誓言坚决固守、力战至死，可是旋即又登上火车，前往西南方的港口木浦，再由海路前往釜山，自此躲入防御圈内。军队士气蒸发，民众惊慌失措，汉城在37000名敌军南犯之下失陷。到了6月底，大韩民国半数部队不死即被俘或失踪。只有两个师还有器械、武器，其他装备（约占七成）若非弃置原地就是在战役中折损。

韩国抵抗迅速完全的瓦解，促使美国决定武力介入战局。国务卿艾奇逊主导决策，命令美国陆、空部队迅速加入战局。6月24日（华盛顿时间）夜里，艾奇逊在尚未报告杜鲁门总统战争爆发之前，已决定把朝鲜问题提交给联合国；接下来，他告诉杜鲁门不必赶回华盛顿，可以等到次日。6月25日晚间白宫召开紧急会议，艾奇逊力主增加对大韩民国的军事援助，让美国空军掩护美国人撤退，并调第7舰队部署在中国的台湾和大陆之间——这么一来排除了解放军登陆台湾的可能，分裂了中国。6月26日下午，艾奇逊独力做出美国海、空军投入朝鲜战争的重大决定，并由白宫当天晚间核准。

因此，决定武力介入是艾奇逊的决定，并得到总统支持，但却是在联合国、五角大楼或国会同意之前就已决定。他的理由和韩国的战略价值无关，而是事涉美国的声望和政治经济。他曾经说过，“声望是权力所投下的阴影”，而朝鲜竟敢挑战它，使美国的信誉出现危险。艾奇逊认为，韩国亦攸关日本的工业振兴，是他连结东北亚及中东的“大新月”战略的一环。

凯南支持6月间的这一决定，他日后从当时所做笔记回忆道，艾奇逊在6月26日下午打断同僚的讨论：

他需要有时间单独待在房里，好口述指令。我们（在3小时之后）奉令集合，他宣读了一份他拟就的文件，就是后来总统声明的初稿，等到次日终于发表时，内容其实更动不大……政府实际所采取的路线，并非军方领袖加诸于（艾奇逊）身上，而是他自己单独深思熟虑后所得到的结论。

艾奇逊后来也附和凯南的说法，表示“我记得就是如此”。凯南指出，6月26日的决定是关键决定；艾奇逊也同意，这是在国会或联合国咨商之前就得出的结论。[ “要到（6月27日）下午3点钟，联合国……才要求我们做我们在上午已说要做的事。”]

就在同一个夏日星期六的晚间，苏联驻联合国代表亚当·马立克（Adam Malik）也在长岛休息，而没有在安全理事会上使用他经常使用的否决权——表面理由是联合国不肯让中共入会而实施抵制。他计划于7月6日回莫斯科商量对策。长期担任苏联外交部长的安德烈·葛罗米柯后来告诉腊斯克，星期六夜里马立克立刻拍发电报向莫斯科请示，而且破天荒首次得到斯大林大元帅的直接回电：不，不要出席会议。我们不晓得斯大林的理由是什么，他或许希望加速美军进入一个世界边陲地区，因而蒙受鲜血及财物损失；也或许希望美国主宰联合国，以摧毁此一国际机构被认为是普世组织的形象。

艾奇逊在6月25至26日的决定，已经预示美国要投入地面部队，到了6月30日清晨，艾奇逊的决定正式拍板定案。参谋长联席会议直到6月30日仍“极其不愿”把步兵部队投入战斗，而且杜鲁门在做决定时也未获征询。军方默不作声，一方面是因为韩国是个战略上的死胡同（strategic cul-de-sac），或许还是和莫斯科进行全球斗争时的一个陷阱；另一方面也因为美国陆军总兵力为593167人，外加75370人的陆战队，而北朝鲜光在1950年夏天即可动员20万名战斗兵员，这还不算中国人民解放军庞大的后备兵力。

立刻仓促决定派出地面部队，依据的是麦克阿瑟视察前线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韩国部队绝大多数已停止作战。从战争一开始，到1950年的整个夏天和秋天，韩国部队似乎不复存在，他们既缺乏器械与朝鲜作战，也被证明无法守住自己的阵地。绝大多数参与头两年战事的美国老兵都认为，韩国部队“根本不能作战”，一交锋就溃散。（依据马修·李奇微将军的说法，到了1951年夏天，韩国部队损失的物资足以装备10个师，他们依然需要“在所有层面彻底训练，加强装备和指导”。）有位美军上校告诉英国记者菲利普·奈特利说：“韩国人、北朝鲜人不是同一种人吗？为什么北朝鲜人作战如猛虎下山，韩国人却溃逃如绵羊！”在前线到处发送的摩斯密码“HA”（hauling ass），就是指韩国部队是“拖着东西跑的蠢货”。韩国军官很会欺负自己人，稍有不从，就痛加殴打。有位美国大兵目睹一名军官因某人不请假外出而将他枪毙，一枪打进后脑勺，把尸身踢进坟穴。此人留下妻子和3个小孩。但是，美国大兵对他们的朝鲜敌人和盟军也有种族歧视。有位老兵回忆说，大部分美国人“对朝鲜人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以致很难有同理心或了解。“他们的反射性动作就是仇视朝鲜人。”一直要到1951年停火谈判开始之后，韩国部队才有时间慢慢提升战斗的意愿。

但是美国人也不晓得他们将和真正有效率的敌军作战，从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起，美方高层就低估了朝鲜的实力。麦克阿瑟说：“我绑起一只手来就可以撂倒他们。”次日，他又告诉杜勒斯，如果他可以把第1骑兵师调到朝鲜半岛，“你会看到这些家伙急急撤退到满洲边境，然后再也看不到他们”。起先，麦克阿瑟说他需要一个团的美军战斗兵员，然后改口要求两个师的兵力。然而，一星期之内，他致电华盛顿，只剩下四分之一的韩国部队有下落，反观北朝鲜人民军“在卓越的高层指导下作战，展现出了高超的掌控战略、战术原则”。到了7月初，他要求至少有3万名美军战斗兵员，亦即4个以上的步兵师、3个坦克营和各种炮兵；再隔一周，他要求8个师的兵力。

李承晚与麦克阿瑟

误判形势也是因为美国白人成长于黑白分离的社会，有着无所不在的种族偏见，他们把韩国人看作“有色人种”，认为应该受到种族隔离的限制。我们不妨看看《纽约时报》受人敬重的军事编辑汉森·鲍德温在战争爆发后3星期所做的判断：

我们在朝鲜面对着一支野蛮人部队，但他们是训练有素、残酷不仁、不恤性命的野蛮人，而且精熟战术，有如成吉思汗的部队……他们从纳粹的闪电战教科书吸取经验，运用一切可怕、恐怖的武器。

他错误地提到，据说中共已加入战局，不久可能“蒙古人、苏联的亚裔人以及形形色色种族的人”都将跟进——其中有些是“最原始的人”。鲍德温把朝鲜的部队形容成入侵的蝗虫，建议要“更务实地训练（美军），才能对付穿盔带甲的蛮族的纪律”。

几天后，鲍德温又说，朝鲜人命不值钱：“在他背后是一大片亚洲人，在他面前则是劫掠致富的希望”，不然还会有什么“使他尖叫”，又该如何解释他“狂热的决心”？蒙古人、亚裔人、纳粹、蝗虫、原始、蛮族、小偷——你一定认为鲍德温已经搜尽枯肠形容侵犯其家园的民族，但是他又提出别的方法来处理“狂热信念的问题”:

德国人在他们与俄国游击队的缠战中发现，对付游击队唯一之道是……在民间“争取朋友、影响别人”。实际上要平定这个国家就得如此做。

（或许指的是在乌克兰的平定方式。）

对于朝鲜人痛恨“美军轰炸杀害了妇孺”这种说法感到有点不安的鲍德温又说，朝鲜人必须了解，“我们不是只带来了破坏”。美国人必须说服“这些单纯、原始、野蛮的人……我们才是他们的朋友，共产党不是”。我们不妨也听听纽伦堡审判中起诉战犯的检察官泰福德·泰勒怎么说：

东方战争的传统和作法，与西方所发展出来的战争传统和作法，并不相同……东方的习俗并不珍视个人性命。我们要期待个体的朝鲜士兵……遵守我们最崇高的作战观念，是不切实际的。

1950年夏天，朝鲜人民军节节胜利，向南推进，美军则一再惨败。战胜德、日雄师劲旅的美军很难堪地发现自己竟被装备极差、乌合之众般的农民大军逼到了墙角，更糟的是，这支大军据说还听命于一个外来帝国强权。到了7月底，美国和韩国军队合起来为92000人（其中47000人为美军），人数超过朝鲜人民军的70000人，可是人数虽多，仍节节败退。8月初，美军陆战队第1旅投入战斗，终于止住了朝鲜的推进。前线从此时到8月底没有太大变化。双方的战斗终于稳定在所谓的釜山环形防御圈（Pusan Perimeter），这是一个80乘50英里的阵地。金日成后来说，原本计划一个月之内赢得南方之战，到7月底他已几近达到目标。

这个防线的北侧必守之地是浦项附近的海岸，东南侧必守之地是晋州─马山一线的沿海地区，其中心则在重要的城市大邱之北。大邱成为美国坚决抵挡朝鲜推进的象征，但是东北方的浦项可能才是制止朝鲜占领釜山、统一朝鲜半岛的关键。艾普曼写道，朝鲜犯的“重大战术错误”是在东北海岸公路一线没有力争优势。朝鲜第5师瞻前顾后，太担心如何掩护侧翼，没有迅速扑向浦项，去跟从东南方威胁釜山的第6师会师。

北军在韩国首都汉城南方停了将近一个星期，才重新启动向西南及东南的钳形的、以坦克为前导的闪电战。这个停顿使得一些历史学者怀疑，原来的攻势是否主要针对汉城这个韩国的神经中枢，希望守住它，静待李承晚政府垮台。总之，这个停顿给了麦克阿瑟在东南方建立防线所需的重要的时间。釜山防御圈成为美军终于挺住了的地方。朝鲜沿釜山防御圈集结了98000人的军人以及数千名积极参与作战的游击队员（包括许多女性）。8月间，参加过安济欧战役的美军第24步兵师师长约翰·丘奇将军认为朝鲜战争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战役：“这是全然不同形态的战事，这实际上是游击战。”根据英国消息来源的说法，这“本质上是崎岖地形中的游击战”；美军部队“经常暴露在游击队渗透的威胁下，游击队从山上横扫而下，且进到其阵地之后方”。

实质上任何村庄若涉嫌窝藏或支持游击队，就会被烧为平地（通常由空中投弹）。甚至于城市和镇甸若被认为左倾，则会强迫居民全数撤离，予以清空。顺天十室九空，马山有数万名平民撤离，醴泉郡“所有平民”统统撤走。由于深怕“住在大邱的左派及第5纵队阴谋制造动乱”，加上周边防线遭受重大压力，深怕有人“起事”，大邱的广大民众被迫迁走。到了8月中旬，许多迫迁民众被集中在釜山附近的各岛屿上，不准离开。

此时，朝鲜部队的人数仍远远落后。麦克阿瑟已成功地调集整个美军的精锐之师投入朝鲜战场；到了9月8日，所有已经战斗训练的陆军部队，除第82空降师之外都已派赴韩国。虽然这些单位大多投入准备在仁川展开的两栖登陆战，仍有83000名美军以及57000名韩国及英国部队沿着前线对抗朝鲜。此时，美军坦克的数量是朝鲜的5倍，炮兵火力占优势，且已在战争爆发不久后即完全取得了空中优势。

8月底，朝鲜部队在釜山周边防线发动最后一次重大攻势，两周内取得“可观战果”，严重威胁着联合国部队的阵脚。8月28日，方虎山将军下令其部队在几天之内拿下马山和釜山；朝鲜的3个营成功越过中段的洛东江；浦项和晋州失陷，周边防线“濒临溃堤”；北军亦进逼庆州、马山和大邱。美军司令官把第8军军部由大邱迁移到釜山，韩国知名人物开始离开釜山，前往对马岛。9月9日，金日成说，战争已到达“最严峻的决定性阶段”，敌军在三条前线上都受到挤压；两天之后，美军指挥官也说，前线局势已进入防线建立以来最危险的阶段。艾普曼写道：“经过两个星期最激烈的交战”，联合国部队“勉强顶住了北朝鲜的重大攻势”。美军的伤亡在9月15日创下新高，达20000人，其中4280人阵亡。

1950年9月中旬，麦克阿瑟将军精心规划了从仁川发动的战术上非常漂亮的两栖登陆战，美军旋即收复汉城。仁川港的潮汐非常诡谲，如果挑错抢滩时间，整个舰队就很容易搁浅。但是美军毫无瑕疵地穿越了诡谲的海湾和浅滩。海军最精锐的两栖作战专家阿瑟·杜威·斯特鲁布尔（Arthur Dewey Struble）将军，“二战”期间曾指挥菲律宾莱特岛登陆战，还曾在诺曼底登陆战中指挥奥马哈滩抢滩行动。现在他在仁川之役中指挥270艘船舰的庞大舰队，在几无伤损的状况下把80000名陆战队送上岸。陆战队大部分未受到抵抗就完成了登陆，但行动旋即被致命的炮火迟滞，直到9月底才攻克汉城。朝鲜面对此一情势，无可奈何；金日成部署了约两千名缺乏训练的部队防守港口，但不知为什么，没在港口布雷。他们并没有因美军登陆而大吃一惊（美方的神话如此说），可是他们抵抗不了，于是展开他们的历史学家避重就轻地所说的“战略大撤退”。

10月初美军决定跨过三八线发动攻击，朝鲜正规军继续后退，诱敌深入，影响到麦克阿瑟决定不顾劝阻、兵分两路追击；另一方面，朝鲜亦恳求中国盟友伸出援手。美军虏获的文件显示，朝鲜做出重要决策，要在关键地点与美军作战以掩护其部队全面撤退。另一份虏获的文件则有朝鲜人民军第8师政治情报主任朴基成的一段话：

敌军主力依然完整，没有受到全面伤害。但他们没有完全了解我方实力，让步兵部队深入我境……直叩鸭绿江。这显示他们低估了我们。上述所有条件都有利于诱其深入。

中国及朝鲜联手攻击期间被俘的另一个朝鲜军官说，直到11月底，朝鲜人民军仍在“继续撤退”：

有人或许会认为，一路挺进到釜山周边，然后一路撤退到鸭绿江，乃是彻底战败。其实不然。这是有计划的撤退。我们撤退是因为我们晓得美军会追上来，他们的部队将分散到广大的地区。现在该是我们包围这些部队、予以歼灭的时候了。

他说，从正面攻击的中、朝联军，将获得“8个强大兵团从后方进行骚扰及袭敌”的协助。虽然朝鲜部队有大量步兵落入麦克阿瑟的陷阱而被俘，大部分军官却得以脱逃，并率领大批部队经过山区回到北方。许多游击队也逃入南方山区，于1950年至1951年冬天成为美军伤脑筋的大问题。（1951年初，朝鲜人民军又回头攻击，一度深入到韩国庆尚北道的安东和尚州。）

彭德怀与金日成在前线交谈

仁川登陆之后不久虏获的一份文件透露了金日成对南征之战的评估。他说，“原本计划是一个月之内结束战事”，但是“我们无法歼灭美军4个师”。攻克汉城的部队又违令，未能迅速南进，因此使得美军“得以喘息”。从一开始，“我们的首要大敌就是美军”，但是他承认，“联合国部队与美国海、空军加入战局，使我们吓了一跳”。这表明金日成预料到美国地面部队会参战（可能是从驻扎日本的美军部队中抽调人马），但没料想到规模如此之大，也没料想到美方会出动海、空军——这是很诡异的轻忽，除非朝鲜认为苏联的海、空军能吓阻或对抗美国的海、空军。包括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内，任何人都很难想象，美军绝大部分步兵部队会从地球另一端调到这个和美国全球战略关系似乎不太大的半岛，投入作战。

南征之战造成韩国死亡111000人，受伤106000人，失踪57000人；314000户房子全毁，244000户受损。美方的伤亡是6954人死亡，13659人受伤，3877人失踪。朝鲜军方伤亡数字不详，但可能至少死伤50000人。

“一群老中”：北伐

美国率领的联合国部队大可重建三八线，并宣称依据遏制政策“我们战胜了”。那么，它将是一场有如外科手术般精准的干预，虽然过程吃力，但却是让共产党吃了败仗的愉快而显著的胜利，而且清楚证明了美国言出必行。没有人能够不称许杜鲁门的胜利。但是，当战争持续到1950年夏天的时候，杜鲁门几乎所有的高级顾问都认为机会来了，他们认为不仅可以遏制“共产主义的侵略”，还可使情势倒转。杜鲁门直到8月底都还赞成进军北伐；证据很清晰，打入朝鲜是由华盛顿拍板定案，而不是在东京决策的。历史学家克莱顿·詹姆斯认为这个决定的“不切实际，可媲美1961年攻打猪湾事件”，他认为这是华盛顿官员“集体思维”（groupthink）的结果。其实不然，它是合乎逻辑地延伸自杜鲁门政府一年多来为了是要遏制还是要击退（roll back）而进行的无休止的辩论。但是詹姆斯说对了的是，文官掌握关键决策——艾奇逊乾纲独断：首先是保卫韩国，然后是打入朝鲜——不再延续“二战”期间文武官员共商大计的做法。

1950年6月27日，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军前往朝鲜

这项决定具体表现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1号文件（NSC-81）上。文件由腊斯克主稿，授权麦克阿瑟在没有苏联或中国干预威胁的条件下进军朝鲜。它明白地要求“击退”朝鲜政权；作战电文也一再提到朝鲜的“解放地区”。起先，麦克阿瑟奉令在靠近中国边境地区的作战中仅使用韩国部队，但参谋长联席会议不久就告诉他放手作为。如果我们容许一个被支持杜鲁门的、重建的历史攻击了多年的人稍加夸张的话，麦克阿瑟1951年向参议院报告时说得没错，跨越三八线的决定是“得到美国政府每个部门完全、绝对的同意”的。

金日成跨越的是有5年历史的三八线，不是分隔伊拉克和科威特，或德国和波兰的国际疆界线；三八线是把一个少有的且广受承认的历史悠久的国家分隔为两半的分界线。说“朝鲜人侵略韩国”所暗示的反逻辑的话，有违一般的常识，也使得我们无法合逻辑地重新建构美国的官方立场。麦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在美国讨论战争正义最有影响力的一本书中，提出以下论证为杜鲁门政府起初的干预行为辩护：美国针对朝鲜的侵略所做出的反应是正确的，因为杜鲁门把问题提到联合国这个世界决策的合法机关去讨论，因此合乎全球正义（“侵略者挑战了个别及共同权利，因此是犯罪行为”）。然而，为了把美国打进朝鲜北方的行动合理化，美国派驻联合国代表说三八线是“一条想象的界线”。沃尔泽说：“我不会去评论三八线是‘一条想象的界线’这个奇怪的观念。”（那我们又怎么去认定起初的侵略？）沃尔泽不加深思就回避了它，因为他的论证之精髓就是杜鲁门的防卫是正确的，而三八线为国际疆界——那就是“起初的侵略”。为什么朝鲜跨过三八线是侵略，而美国人做同样的事，它就成了“想象的界线”呢？

中国近在咫尺

美国所有的情报机关在9月和10月共同的结论是，中国不会参战。9月20日，中央情报局拟想了中国“志愿军”投入作战的可能性，一个月之后，它提到“有些报告”说中国东北的部队可能奉派入朝鲜。然而，“共产中国可能和苏联一样，不会公开介入朝鲜[战局]”。11月1日，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将军正确地写下，中国“可能真的担心东北会受到入侵”，他们将“不顾大战可能升高的风险”，为了边境安全，寻求建立一个安全地带。11月24日，当麦克阿瑟扑向鸭绿江中朝国境之际，中央情报局依然找不到足够的证据说中国正在计划进行“重大的攻势作战”。情报机关并不缺乏信息，问题出在假设和预想的层面：莫斯科不会介入，因为它害怕爆发全球大战；北京也不会介入，因为它听命于苏联。

朝鲜战争开始之前，俄国人和中国人就讲好了分工：1950年，俄国军事顾问进入朝鲜，中国军事顾问到北越。两国分别协助友军的战略规划、后勤、军队组建和政治控制。朝鲜准备南进之际，北越“正在计划沿中越边境全面进攻法国部队”。这倒不是刻意或有计划的分工，而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占领了朝鲜、中国接收了越南北部，以及毛泽东和胡志明在延安时期就有交往的结果。

朝鲜战争爆发不到3个星期，中国已派出一个军事情报团到达平壤，早在8月4日毛泽东就考虑介入战事：如果美国入侵朝鲜，“我们必须对朝鲜伸出援手，以志愿军名义介入”。大约在仁川登陆战之时，朝鲜高阶将领朴一禹要求中国军事援助，接下来，10月1日金日成与中国大使召开紧急会议，请求解放军第13兵团尽快渡过鸭绿江。此时，中国已经决定介入，问题只在时机：9月30日，毛泽东告诉斯大林，“我们已经决定”派出12个步兵师的部队。然而，克里姆林宫担心中国若对美国展开大规模攻势，可能引爆世界大战，决定撤回原先承诺要提供空中力量保护中国海岸的方案。中国也不再计较，还是参战，此举显然令斯大林大为意外。

中共中央讨论出兵的会议

朝鲜和中国的文件清楚地显示，中国不纯粹是基于保护边界的原因才介入战局，而是因为毛泽东早在战争之初就决定，如果朝鲜战事不顺利，中国有义务伸出援手，因为过去有许多朝鲜人为中国革命、抗日战争和内战牺牲。中国外交部宣称中国有义务“和过去数十年来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朝鲜人民”并肩奋斗。10月7日美军跨过三八线之夜，毛泽东彻夜难眠，做出了参战的决定，并于次日告知斯大林他的决定。彷佛心电感应一般，麦克阿瑟在同一天告诉陆军部，“我们军事作战的战场只受军事需求及朝鲜的国际疆界之限制。因此，所谓的三八线不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换句话说，是国家安全委员会81号文件的“击退”战略本身造成中国的介入，而不是美军后来攻抵鸭绿江，才使得中国参战。

中国部队于10月底发动攻击，造成美军重大伤亡后，旋即消失。中国有可能希望这样就足以使美军在平壤北方的狭窄颈部地区停驻，不再向鸭绿江挺进。但这么做有可能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为小型的残余政权。大约此时，金日成搭乘装甲专列抵达北京，在夜色笼罩和严密警戒下活动。陪同他的有3名北朝鲜高级将领和中国在东北的领导人高岗。中国的高级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和聂荣臻（除了毛泽东之外，他们是和决定援助朝鲜关系最密切的两个人），同一时间都没在北京露面，直到10月27日才露面出席任弼时的告别式。但是美军继续挺进，朝鲜和中国也继续采用诱敌深入的战略，使美军拉长补给线，再等候寒冬到来，争取时间在战场上来个大逆转。

志愿军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麦克阿瑟和他的参二（G-2）情报首长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只相信自己，对于混合了下述两者的情报采取直觉判断：有关敌军实力的铁的事实，以及所谓敌人的种族特质（“中国佬不会打仗”）的预感。直觉判断再加上麦克阿瑟“‘我个人的情报绝对不会错’理论”（他“组建自己的情报组织，解读其结果，依据自己的分析行动”），两者交互作用。中央情报局一成立，就威胁到麦克阿瑟在太平洋独霸的情报战场，以及艾德加·胡佛在拉丁美洲原有的部署。因此麦克阿瑟和威洛比继续他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针对“战略服务处”的“禁制”。虽然中央情报局在1950年6月之前已在日本和韩国开展工作，但其工作人员皆需先得到威洛比的许可，或躲开麦克阿瑟参二部门（以及敌人）的耳目，以致信息情报的处理中，几乎不存在有效的联络。1950年3月底，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劳顿·柯林斯（Lawton Collins）将军要求麦克阿瑟把威洛比有关中国及邻近地区的报告与他们分享，这才出现了最低限度的合作。

感恩节当天（11月23日），战地部队享用全套火鸡大餐，明虾鸡尾酒、薯泥、蔓越梅酱、南瓜派等配菜齐全。他们不晓得数以千计的中国士兵包围着他们，只有“一袋粟”、在零下35摄氏度的低温中穿的是橡胶帆布鞋。（汤普生写道：朝鲜和中国部队是“一人在后方，支持一人上前线”；美军则是一人上前线，后方有9个人力支持——而且还有“一大堆罐头、糖果、可口可乐和卫生纸。”）次日，麦克阿瑟发动他委婉地号称的“武力侦察”行动，沿着作战前线全面反攻。他形容这是“大规模压缩和包围”、“钳形”攻势，要生擒朝鲜残余部队。美国和韩国部队再次势如破竹往北挺进。攻势进行了3天，几乎没遇上抵抗，韩国部队还成功地进入东北工业大城清津。麦克阿瑟不顾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派陆战队进取长津水库，又派第7师渡雄基河北上。一星期之内，第7师即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夺取了金日成的甲山郡心脏地带，并抵达鸭绿江边的惠山。

最后，中央情报局的每日报告终于掌握到敌军后撤行动的模式，认为过去这样的撤退乃是攻击行动的先声。它亦谨慎指出，在盟军后方出现了“大型、有协调、有组织的游击队部队”，另外游击队还“在韩国西南方占领了大片地区”。但一直到11月20日，各项估计还是看法不一，有的说共产党只是撤退到比较易守的地点，有的说“面临联合国部队北上一再后退”，只代表“拖延行动”，不是预备全面反扑。圣诞节之前，在一片胜利在望的憧憬中，侦察机飞行员的报告——“乡下地区到处”是敌军的长队伍——未受到重视，更不用说，也不重视俘虏来自中国不同的6个军的部队这个事实。

从11月27日开始，敌军穿破“重重包围”猛烈攻击，把联合国军打得落花流水。美军陆战队第1师被困在长津水库，韩国第2兵团再度溃散，两天之内，联合国军全面撤退。12月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电报给麦克阿瑟，指示他：“现在，保存你的实力是首要考虑”——亦即承认整个美国远征军完全过度暴露在风险下，已经遭到重挫和包围。两天后，共产党军队收复平壤；次日，联合国军最北方的部队只在三八线之北20英里处。中朝联军发动反攻，两个多星期就肃清了朝鲜境内的敌军。美军将领爱德华·阿尔蒙德（Adward Almond）写道：“我们看到一大堆老中”；他希望日后能有机会“收拾这些黄种混蛋”。到了12月底，在中朝联军于除夕夜发动的攻势下，汉城岌岌可危，即将再度失守。

麦克阿瑟曾经说，中朝联军第一次声东击西作战是“有历史纪录以来，国际非法分子最猖獗的攻击行动”；他告诉华盛顿，朝鲜人民军已全面溃败，伤亡335000人，已无残部存在；因此，“现在我们面对的是新的（中国）敌军”。（事实上，此时朝鲜人民军人数仍多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接下来，当中国大批部队于11月底投入作战后，麦克阿瑟以无线电报告，他“在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中，面对全中国”。全国的中国人？他讲的是那些“中国的乌合之众”吗？汤普生说得没错，哪来那么多中国人？1950年年底，在朝鲜的整个敌军人数从未超过联合国军部队，即使麦克阿瑟总部算上了中国派出的18个师的部队。（从每一个师都恰好逮到几百个战俘。）其实，中方只是利用夜间运动、灵活的声东击西、令人紧张的号角和哨声，搞得联合国部队觉得四面楚歌、陷入重围。

中国部队大力参战之后，麦克阿瑟立刻下令在作战前线和鸭绿江边界之间实行焦土政策，从空中摧毁朝鲜数千平方英里之内每个“设施、工厂、城市和村庄”。英国派在麦克阿瑟总部的一名空军武官说，除了靠近苏联边境和鸭绿江水坝的罗津市，麦克阿瑟的命令是“摧毁一切通信手段，以及每个设施、工厂、城市和村庄。破坏工作始自东北边境，向南延伸”。大规模的破坏，针对大军所过的每一村庄，一路延续到韩国。《纽约时报》记者乔治·巴瑞特不久即在安养之北的某个小村庄发现了“现代战争恐怖的遗迹”：

整个村庄和田野的居民在燃烧弹投下时被击中、被杀害，并保持着他们原本的姿势——有个男子即将跨上他的脚踏车；50名男女孩在孤儿院内玩耍；一名家庭主妇手中拿着一张撕下来的施乐百货公司商品目录，正在填写邮购单：序号3811294，价格2.98美元，“迷人的床罩——桃红色”。

国务卿艾奇逊希望新闻检查机关注意这一类“耸人听闻的报道”，并予以制止。

11月30日，杜鲁门在记者会上暗示考虑使用原子弹。他表示，美国可能动用手上拥有的任何武器，以制止中国参战。这样一说，连斯大林都担心事态严重。根据当时苏联情报机关“国家安全委员会”某个高级官员的说法，斯大林估计如果美国在朝鲜北部失利，就会爆发世界大战，他担心结果不可收拾，因此倾向于允许美国占领整个朝鲜半岛。斯大林说：“又会怎么样？就让美国在远东和我们做邻居吧……我们还没做好战争的准备。”中国和斯大林可不一样——中国已经有了放手一战的准备——但只要打到半岛的中央，而不是开启第三次世界大战。

李奇微将军机敏的战场统御终于稳固了盟军在汉城南方的阵脚。到了1月底，他率军勇敢作战，北上前进到汉江，遥望首都。又经过数星期苦战，联合国军收复汉城。4月初，美军再度跨越三八线。当月稍后，中国最后一次重大攻势被击退；到了1951年暮春，战事已经沿着相当于今天朝韩非军事区一线稳定下来，联合国军在东边占领了三八线以北的一块地区，中朝联军则在西边占领了三八线以南的一块地区。经过艰巨的和平谈判，以及又两年的血腥交战（绝大部分是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阵地战、壕堑战）之后，战争大约就沿着这一线中止了。

战争中止

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议，交战各方展开讨论、安排停火。杜鲁门同意，建议由苏方寻找合适地点会谈，结果选定跨在三八线上的古都开城。停火谈判于7月10日开始，起初联合国方面代表为海军中将特纳·卓伊（Turner Joy），朝鲜代表为南日中将。谈判断断续续拖着，几次暂停，又更改到板门店谈判——直到今天都还在板门店协商。如何适当、公平地划分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引起了无穷尽的争论，但真正使得谈判延滞的关键议题是相关各方人数众多的战俘如何处理的问题。重点在于遣返时的选择自由这个问题，美方于1952年1月提出：大约三分之一的朝鲜战俘，以及更高比例的中国战俘，不肯回到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同时，韩国也不肯签署会使朝鲜半岛分治的任何停火协议。1953年6月中旬，李承晚突然释放了25000名战俘，这导致美国准备了一份政变计划（“有备无患行动”, Operation Everready），李若再扰乱停火协议，就要推翻他。可是，和往常一样，李承晚得逞了：艾森豪威尔试图以承诺战后签署共同防御条约以及巨额美援收买他——可是，他还是拒绝签署停火协议。

据报道，朝鲜虐待许多美国和联合国军的战俘，不让他们吃，也不让他们睡，又对许多人施行政治思想改造，美国方面抨击这是“洗脑”。同一时期，尽管美方一再声明尊重个人权利、人性尊严和信守日内瓦公约，但在韩国的战俘营里却出现了战争，亲朝、亲韩、亲中国大陆、亲中国台湾的各战俘团体彼此交战，并争取其他战俘效忠。和美国人原先的假设不一样，共产党在以暴力对付战俘时还有点差异，可是韩国却常态性地杀害被俘者，而不让他们成为战俘，对于活下来的战俘又用刑或施予精神虐待。右翼青年团体——在1940年代动乱时期非常盛行——试图组织反共的战俘，但往往变成出手重伤害。双方都想“改变”战俘的政治立场，但共产党有比较积极的信息，也似乎真正相信自己说的话，而右翼青年团体领导人只知要求自动听命服从（对这方面叙述最清楚的是《迪恩将军的故事》）。即使在战俘营关押多年，大韩民国仍对被开释的战俘进行6个月的“感化教育”，才准予回家。有60个人因为尚未袪除共产党的“洗脑”影响，继续受到羁押。

战俘问题终于在1953年6月8日获得解决，共产党方面同意把拒绝遣返的战俘送交“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看管3个月；经过3个月，仍不肯遣返者即获得开释。共产党在6月及7月发动了最后两次攻势，想争取谈判优势，却付出重大代价，没有成功。美国空军轰炸了供应北方粮食生产所需的75%水源的巨型灌溉用水坝。1953年6月20日，《纽约时报》宣布，被控替苏联当间谍的朱利叶斯（Julius）和艾瑟·罗森堡（Ethel Rosenberg）夫妇在辛辛监狱伏法；在不显眼的每日战情报道中，美国空军宣称其飞机轰炸了朝鲜龟城和德山两水坝，而朝鲜的电台又更不显眼地承认这些大型水坝遭受“重大破坏”。两天之后，《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务院禁止美国新闻总署海外图书馆流通数百本美国书籍——包括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的《马耳他之鹰》。

战争本来可以结束得更早，但由于朝鲜已不再有爆发大战的危险，维持战事符合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利益。有些历史学者认为斯大林在1953年3月去世和艾森豪威尔威尔政府在5、6月间把空战升级，终于使热战停止；可是也有人说，战争在1951年其实即可终止。战事拖延期间，美国也蠢蠢欲动，有意动用手上最大的武器。1953年5月26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到军方在内华达州法国平原首次用大炮发射10吨级的原子弹（广岛原子弹的一半威力）。几天之后，内华达试验基地又试爆“最强大的原子弹”；有人猜测它可能是氢弹。原先保密的材料显示，1953年5、6月间，艾森豪威尔政府想要表明为了结束战争，将不惜动用一切手段。5月中旬，艾森豪威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表示，在韩国动用核武器将比使用传统武器，代价更低廉。隔了几天，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针对中国发动核攻击。内华达试爆是此一核恫吓的一部分，是在向敌方发布信息：你要识相一点，尽快签署停火协议。虽然如此，没有证据显示艾森豪威尔的核威胁影响到共产党方面停止战争的决定——这是几个月前便已决定的事。

 [美] 布鲁斯·卡明斯 著，林添贵 译

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5

右：左岸文化， 2013.7

布鲁斯·卡明斯名著，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Vol. 1: Libe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Separate Regimes, 1945-1947 （左1981.10）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Vol. 2: The Roaring of the Contaract,1947-1950（右1990.11）

1953年7月27日，参与战争的四方主要当事人有三方签署了停火协议（大韩民国仍然拒绝签字）。协议规定在朝鲜半岛中间划出一条4公里宽的缓冲区，双方部队及武器皆应撤出。今天，这个重兵防守的“非军事区”，依然依据1953年的停火协议，维系着朝鲜半岛的和平。各方一直都没签署和平条约，因此从技术上而言，朝鲜半岛仍处于战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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