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中的用工模式、情感劳动与性别”专栏】苏熠慧 洪磊 | 交叉性视角下的男售货员性别气质分析——以上海市两家品牌店为例

摘 要：本文通过对上海市L首饰店和P服装店的研究发现，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水平以及劳动力与身体表征的双重商品化使得从事服务业的男性售货员建构出一种被物化的男性气质。这种男性气质与主流所认可的“高收入”“高教育”“挣钱养家”的支配型男性气质形成差距，造成了这些男性售货员的性别气质焦虑。当他们发现自己无法符合社会所认可的男性气质时，他们往往通过性别划界的方式——贬低女店员和诋毁女店长——来缓和男性气质焦虑。男性售货员的性别划界虽然缓解了自身的焦虑，却无助于改变不平等的性别秩序，并再生产了工作场所内部的性别隔离和性别不平等。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城镇零售业发生了巨大变化。计划经济时期，售货员的工资纳入国家统一分配体系。作为“铁饭碗”，售货员享受稳定的社会保障，一度是人们向往的体面职业[1](PP581-583)。作为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工作，家庭成分好和政治觉悟高是成为售货员的重要条件，也是售货员受人尊重的重要原因[2](PP24-25)。但进入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售货员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声望都出现了下滑趋势。1993年，售货员的年平均工资比全国年平均工资少963元，2015年则比全国年平均工资少17518元。近20多年，售货员的年平均工资与全国年平均工资的差距逐渐加大(见图1)。社会声望方面，售货员在1987年已经被视为“一般职业”，而在1999年则被认为是“较差职业”，在69种职业中排名第57位[3](PP68-72)。经济改革带来了社会的分化，曾经令人向往的体面职业也逐渐出现了底层化的趋势。此外，售货员一直被视为“性别化的”工作。早在改革开放前，售货员便被认为是“女性化的行业”。1994年至2015年，售货员中女性售货员的比例一直高于50%，但近年来男性售货员大幅度增加。2010年，男性从事城镇零售业的人数为120.7万人，2014年则上升到206.9万人，增加了0.7倍*。大量男性的进入带来了售货员性别结构的改变，也建构了这些男性自身的性别气质。在这个逐渐呈现底层化趋势的职业中，男性售货员的性别气质有什么特征？他们的阶层身份对男性气质建构产生了什么影响？他们如何回应这些影响？本研究在男性研究的框架下，引入“交叉性”视角，探讨阶层和性别在构建男性气质中的相互作用。

数据来源：1994-2016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图1    1993-2015年全国平均工资与零售业平均工资

二、理论回顾和研究框架

(一)传统男性研究的局限：忽略其他不平等体系的影响

男性气质研究是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兴起的进步男性解放运动和80年代男权反弹的冲突中形成的[4](P5)。20世纪70年代，大量进步男性加入到女性主义运动的浪潮中，反思性别歧视对男性和女性的共同伤害，与进步女性一起反对父权制和男权制，并在回应20世纪80年代男权反弹的过程中形成系统性理论[5](P5)。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瑞文·康奈尔(Raewyn Connell)的研究。首先，她认为性别秩序是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男性气概不是一个孤立的客体而是一个大结构的一部分”[6](P91)——这意味着，一方面男性气质的形成是一种社会建构过程，另一方面社会结构中的各种因素(国家、工作场所和学校等)都会形塑男性气质。第二，她认为男性并非同质性的群体，内部存在着各种差异，在此基础上将男性气质分为支配型、共谋型、从属型、边缘型四种类型。支配型男性气质在性别秩序的顶端，其基础是对女性和其他男性的支配，这种气质作为维护男权制度的规范标准而存在；共谋型男性气质是那些通过与支配型男性气质共谋来获得利益，但又逃避男权制维护者风险的气质；从属型男性气质是在性别秩序下层，受到压迫的男性气质，包括男同性恋、娘娘腔、胆小鬼、懦夫等；边缘型男性气质则是在四种男性中受到多重压迫(种族、阶层、性别)的气质类型[6](PP104-111)。康奈尔的理论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她的《男性气质》于1995年出版之后，美国的男性研究层出不穷，许多学者开始使用以上概念工具考察不同地区和时期的男性气质。受到此思潮的影响，方刚、詹俊峰、刘岩等国内学者在概念和理论上做了大量的引入工作[4](P5)[7](P23)[8](P37)[9](P67)[10](PP11-13)[11](P17)[12](P2)。他们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不同群体男性气质特征的描述[13](P36)[14](P71)，二是分析媒体(体育节目、军旅题材电视剧、摇滚乐)在建构男性气质过程中发挥的作用[15](P67-73)[16](PP65-101)。

但这些研究都遭到了一定的批判。许多学者认为这些研究具有本质化的倾向，忽略了男性气质建构的情境性，即忽视其他基于种族、阶层、公民身份等因素所形成的各种社会不平等体系对不同情境下男性气质建构过程的影响，从而导致男性气质的研究逐渐出现本质化的倾向[5](PP16-51)。2005年，康奈尔在反思这些批评的基础上，呼吁新时代的男性研究注重种族、阶层、区域、公民身份与男性气质之间的动态互动和影响，从而展现同一群体在不同情境下所建构的具体的男性气质[5](P63)。

(二)“交叉性”视角对西方男性研究的拓展：种族、地域与公民身份的影响

为了回应传统男性研究所遭遇的批判，许多西方学者开始引入黑人女权主义者提出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视角来拓展男性研究，从而探讨种族、阶层、区域、公民身份等社会因素对具体情境下男性气质构建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黑人女权主义法学家金柏莉·克伦肖(Kimberle Crenshaw)最早使用“交叉路口”(intersection)来比喻种族和性别歧视是如何相互影响并共同形塑黑人女性的生活经验[17](P139)[18](P1241)。这一视角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帕特里克·柯林斯(Patrica Collins)的深化，她提出“支配矩阵”(matrix of domination)和“情境化的立场”(situated standpoint)，来形容种族、阶级和性别三种压迫体系相互交织，通过影响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宏观位置来形塑群体的微观经验的机制[19](PP228-229)[20](P2015)。在研究方法上，“交叉性”流派提倡过程分析和系统分析。前者着眼各种权力(种族、阶层、性别)如何在具体的情境中相互交织并形塑主体[21](P133)，后者强调这些权力的交织如何嵌入各种(种族、阶层和性别)不平等系统并受到这些系统的形塑[21](P135)。

引入“交叉性”视角以后，西方的男性研究学者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种族”“地域”和“公民身份”对于男性气质建构的影响上。马里娜力·辛哈(Mrinalini Sinha)对于印度男性气质的研究表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通过在殖民话语中将“东方(印度)”情欲化为女性，并通过将被殖民男性(与殖民者男人的关系中)的女性化来实现[22](PP445-460)。殖民关系下的种族不平等，形塑了英国男性作为殖民者的支配型男性气质和印度男性作为被殖民者的从属型男性气质[22](P550)。盖尔·比德曼(Gail Bederman)则用一个黑人拳击冠军受到美国白人社会敌视的故事展示了美国的种族主义是如何构建黑人的男性气质的[23](P19)。巴龙·罗杰斯(Baran Rogers)等学者认为这些非洲裔的男性往往由于种族歧视与压迫，相较于白人男性处于从属型男性气质。这种由于种族主义所造成的白人、有色人种男性之间的性别气质等级甚至渗入了殖民地[24](PP97-111)。史蒂文·麦凯(Steven McKay)对菲律宾海员的研究发现，菲律宾通过将海员塑造成“国家英雄”来鼓励男性在全球化航运产业中工作，从而通过外汇来增加菲律宾的经济增长，但却导致这些海员在白人所主导的航运工作中遭受种族歧视，从国家所塑造的支配型男性跌落到边缘型男性气质[25](PP618-633)。朱利亚·西奈缇(Giulia Sinatti)对塞内加尔移民到意大利的男性研究也存在相似的发现，这些男性跨国移民和菲律宾海员一样在留出国和流入国存在不同的男性气质，移民和种族身份在他们的性别气质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6](PP215-226)。艾米莉·卡兹亚克(Emily Kazyak)和米里亚姆·艾贝尔森(Miriam Abelson)对于女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男性气质研究发现，当他们的男性气质在种族的属性上与美国农村社区占支配的男性气质一致时，他们的性别气质容易被当地人所接纳[27](PP825-848)[28](PP1535-1546)。

以上研究，通过引入“交叉性”视角，讨论种族、地域和公民身份对于男性气质的建构，从而拓展了已有的男性研究理论。但由于大量的研究集中于西方国家以及这些国家殖民地的男性气质建构经验，对于中国来说，既没有黑奴和种族隔离历史，也没有诸如印度或菲律宾等国家的殖民历史，种族对于男性气质建构的影响在中国本土化经验中并不凸显。中国研究需要从另外的维度来考虑其他社会不平等体系对于男性气质建构的作用。

(三)从“交叉性”视角进行中国男性气质的本土研究：阶层的影响

正如上文所述，讨论“种族”对于中国男性气质构建的影响与中国的本土经验存在一定距离，但讨论“阶层”对于男性气质的影响却能够更加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男性分化和不同男性气质的形成路径。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社会不平等逐渐加大。女性内部分化加大的同时，男性内部的分化也逐渐凸显。一部分男性精英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更高级的地位，拥有更多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性资源，一部分底层男性则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从事艰苦劳动，且缺乏各种资源。这些底层男性的生活经验和利益诉求不同于精英男性，他们与精英男性在性别秩序中的地位不同，与性别不平等体系的关系也不尽相同。因此，当我们进行男性研究时，也不能将中国的男性视为铁板一块，而要注意男性群体内部的差异，尤其是经济改革和社会变迁所带来的阶层差异。

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阶层对于中国男性气质的影响。蔡玉萍(Susanne Choi)和彭铟旎(Yinni Peng)的研究关注中国农民工在底层家庭关系中重构他们的男性气质[29](P110),但两位学者主要在家庭而非工作场所中讨论阶层在男性气质构建中发挥的作用。田晓丽(Xiaoli Tian)和邓韵雪(Yunxue Deng)的研究则考察男性工人在工厂中遭受剥削时性别气质受到的挑战，以及他们在回应挑战时所使用的策略，包括对基层管理者的挑衅、对女同事开黄色玩笑甚至进行性骚扰[30](PP464-489)。杜平的研究则关注在工厂日常实践和迁移过程中男性农民工的性别气质构建[31](P56)[32]。但不管是田晓丽、邓韵雪还是杜平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制造业工人的阶层地位对其男性气质的影响。随着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大量的男性进入零售业,零售业的劳动过程、工作体验以及阶层经验与制造业的工人有着很大的区别。转型过程中售货员阶层地位的下滑所带来的男性气质挑战与世界工厂中压迫所带来的男性气质冲击未必相同。为了更好地拓展中国男性研究的本土化理论，本研究希望通过引入“交叉性”视角，来研究服务业男性的性别气质特征和阶层身份对他们的男性气质建构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他们的回应策略。

 三、研究方法与个案

本研究的材料来自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服务业变迁中女性劳动者的身份认同研究”课题和上海财经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服务业的劳动过程研究”课题。

本研究使用的主要方法为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资料来源于销售饰品为主的L品牌三家门店(调查时间为2015年9月至2017年1月,2017年8月)和以销售运动服装为主的P品牌一家门店(调查时间为2017年7月)。本研究访问了L品牌三家门店的34名工作人员(包括普通店员和店长)，其中30名女性，4名男性；访问了P品牌11名工作人员，其中8名男性，3名女性。每个个案访谈历时一个半小时。L品牌是深圳注册的珠宝公司，旗下两个子品牌都是针对青年消费者，一是针对热恋情侣的轻珠宝品牌，二是针对白领女性的珠宝品牌。P品牌也是深圳注册的公司，但主营运动服饰，顾客主要是男性消费者。选择这两家品脾进行研究的原因在于：首先，二者都是针对青年消费者的品牌，并且门店的地点都在上海的W商圈，都雇用男性售货员，二者的相似性能够更好展现男性销售员的共同遭遇和困境；其次，L品牌是女性工作人员占多数的工作环境，而P品牌是男性工作人员占多数的工作环境，二者的对比能够厘清不同类型的工作场所下阶层对于男性气质构建的影响。

四、零售业的市场化与被物化的男性气质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中国百货商店的萌芽阶段，那时候的百货商店主要由私人资本家经营。1949年10月20日，国营上海市日用品公司在南京东路开幕，正式宣告了中国百货公有化的开始[33](P289)。经过1952年的“三反”“五反”，许多百货公司在1955年都完成了公私合营的改造，进入零售业的计划经济时期[25](P292)。在计划经济时期，“为人民服务”和公私关系的处理是售货员工作的重要目标[2](PP22-29)。在这一目标下，售货员被要求对国家和人民负责。家庭身份好和政治觉悟高的劳动者才能被委以重任，售货员因此被认为是体面而重要的工作。由于计划经济时期采用统一分配体系，售货员与其他单位的工资差距不大，与百货商店中干部的工资差异也极小。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售货员，在售货中都衣着朴素，体现“去性别化”的特征。1982年开始，上海国营百货内部开始实施承包制，实行市场化改革。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售货员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声望都出现了下滑。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开始，售货员的平均工资已经低于全国平均工资，且随着改革的深入，与全国平均工资的差距越来越大(见图1)。另一方面，售货员也由“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变成了“伺候人”的工作。售货员不再被要求“为国家”工作，而被要求满足市场中“顾客”的需求，从而为品牌带来更多的利润。这些需求包括顾客的审美偏好和视觉感官[34](PP349-377)。因此，售货员的动作、姿态和话语都被要求为顾客创造良好的购物体验。进入21世纪以后，品牌公司不仅要求销售员的动作、姿态和话语能够迎合顾客的喜好，还开始要求销售员的外表也符合顾客的审美要求，从而吸引更多的顾客，获得更多利润。在这个过程中，售货员的身体特征与他们所销售的商品一样，变成了“被消费”的对象。艾米·汗瑟(Amy Hanser)和苏熠慧对于市场转型中女性售货员性别气质的研究都发现，市场化的零售业要求女性售货员凸显“性化”的身体，以供顾客消费[2](PP21-29)[35](PP55-60)。这是一种被物化的女性气质。这种女性气质与商品一样具有符号意义，满足消费者对于性和其他欲望的想象。随着消费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者的群体也日渐增大。为了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许多品牌开始雇佣男性，这些男性在零售业中也体现一种被物化的男性气质。

L品牌从2010开始招募男性员工。在问及为什么招募男性售货员，前店长回答道：

这边金店就有男店员的，你看在门口站着的都是吧。(他们)要提高品牌形象的……年轻的……珠宝行业都是这样，男生长相都比较好的，一般来说买珠宝的女人都是有点钱的，男的下手容易接近。你看楼上那几个珠宝都有男的，这样生意比较好做一点……档次也高一点的……一般珠宝的话你去看像恒隆广场这种高档的，有很多男生当店员的，包括卖衣服的也是这样，而且男生又高，你就看那种档次高一点的店，站在门口的都是卖相很好的男生，身材很高的。(201610C)

前店长告诉研究者，男性售货员通常只在高端的子品牌引入，旨在为较年长的白领女性创造更加有吸引力的购物环境。

P品牌的顾客虽然主要是男性，但店长小李认为P品牌雇用男员工的初衷也是为了吸引男性顾客：

我们是运动品牌，经常来逛的顾客是一些男性，我们选这些看上去阳光结实的员工，代表我们的品牌所提倡的风貌，其实也代表我们很多男客户所希望的样子。我们也会有一些女顾客，她们非常喜欢我们这些帅气的男员工。(201708A)

虽然针对不同性别的顾客，但两家品牌雇佣男性的初衷都表明，零售业需要的是年轻帅气的男性身体。这些男售货员的身体表征被消费和买卖，作为满足顾客对性和商品的想象而存在，体现符号化的欲望，是一种被物化的男性气质。这里的“物化”指的是，男性售货员的人格在劳动过程中被隐去，而身体等物质层面则在商品的买卖中凸显，并与销售的商品共同成为顾客消费的“物”。这种被物化的男性气质具有从属性，往往与低收入和从属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去人性化的男性气质。男性售货员将劳动力和身体表征作为商品出卖给品牌和顾客，他们的剩余价值被剥夺。但是他们与制造业工人的男性气质又有所不同。在田晓丽和邓韵雪的研究中，制造业男性工人在工厂内只出卖劳动力，其男性气质受到资本家剥削和底层家庭性别分工的影响[30](PP464-489)，但对于这些男售货员来说，他们出卖劳动力和身体表征，其男性气质受到品牌和顾客的双重形塑和底层家庭性别分工的影响。

五、门店内外：男性售货员的性别气质焦虑

(一)门店外：低阶层与男性气质焦虑

正如上文所述，不管是L品牌还是P品牌，需要的都是一种被物化的男性气质。男售货员出卖劳动力和身体表征，满足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和欲望，从而使品牌获得更多利润。他们的劳动力和身体表征都受到公司和顾客的双重消费。相较于其他男性从事的工作，工资较低(L品牌店员最低底薪2300元/月，最高底薪2700元，抽成为一件2%，店长最高底薪也只是3300元/月；P品牌店员最低底薪2500元/月，一件抽成2%，店长最高底薪3500元/月)，教育程度低(高中水平)，上升空间有限，与社会主流对于男性气质的想象相去甚远。社会主流对于男性气质的想象是一种“支配型”的男性气质，通常与“高教育”“高收入”“有自己的事业”“挣钱”“养家”相互联系。当这两个品牌所需要的被物化的男性气质与社会主流所接受的“支配型”男性气质存在巨大差距时，男性售货员的焦虑便显现出来。

不管是L品牌，还是P品牌，当问及男售货员对自己工作的看法时，他们首先表示对“销售”本身的认可，认为“销售行业是我的爱好”“很喜欢销售”“销售让我学到了很多”，但都不认为自己会长久从事该行业。L品牌的男店长小赵已经来上海6年，提到未来的打算，他说“要开一家属于我自己的店……我觉得男人么，还是要有自己的梦想的，创造属于自己的事业……我未来要开一家自己的店……”(201609B)。同一个品牌的小王也提到将来想改行当“首饰代理”(201708B)。P品牌的小罗也嚷嚷着要去当房产中介。这些男性售货员未来打算的背后是对现在工作的不认可以及对品牌所打造的物化男性气质的排斥。在他们看来，这份工作带给他们的收入太少，上升空间太有限，与门店外其他男性相比处于低下的社会地位，从而形成了强烈的性别气质焦虑。P品牌店长小李评价男店员时说道：“我们家招来的年轻小伙子都留不住的。他们觉得钱少。”(201708F)

与门店外其他男性相比形成的低阶层地位，让他们在婚姻市场中处于劣势，来自婚恋对象的质疑加剧了他们的性别气质焦虑。L品牌的小赵成为店长后，工资加上提成，每个月6000元，扣掉税后不到5000元，在上海勉强养活自己，但难以负担一个家庭的费用。他总是觉得自己的收入跟同年纪男性相比不够高，每次相亲都不好意思讲出自己的工作和收入，对相亲对象鄙夷的口气也格外敏感：

你也知道销售行业本身肯定没有陆家嘴的那些办公室的人的工作体面，对吧，所以你和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比如相亲的时候，怎么说呢，你是不好意思和女孩子说你是干首饰销售的。人家女孩子一问“那你是干什么的？”你会非常不好意思，对吧？(201610B)

同品牌的小张工资没有小赵高，每个月3500元，几次恋爱经历的失败使他深深地陷入男性气质的焦虑：“你说我是爷们嘛，总是找不到女朋友，一出去跟女孩处朋友，总是要花钱，我就这点工资，省着花嘛，女朋友又不高兴了，觉得我不是男人。”(201708G)同店的小王也曾经因为买不起房，女朋友家里不乐意，刚刚分了手，导致觉得自己不够“男人”。

P品脾的男店员们也有相同的焦虑。小虎是P品牌中较为活跃的男店员，总是在销售运动服装时特别积极，但是谈到工作和生活中的困境，他迟疑了一下：

当服装销售还是工资太低，我出去玩都不好意思跟人家女孩子说我工资多少。人家看我穿得时尚，还以为我赚得不少，知道我工资以后态度都很冷淡。(201708C)

P品牌的小林也表达了类似的烦恼，“我之前谈了一个女朋友，工资比我高，每次她给买单我就觉得丢人，后来也分了，之前搞得像吃软饭的，实在是憋屈”。(201708D)

从两家品脾男性售货员对自己工作现状看法和未来打算，都可以看出他们的性别气质焦虑。这种焦虑来源于低下的收入、劳动和身体表征的双重商品化所形成的底层服务业男性的性别气质——物化的性别气质——与主流社会所认可的“高收入”“高文凭”“高阶层”的支配型男性气质期待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对他们形成了强烈的压迫感。当他们无法满足社会主流的性别气质期待时，内心便产生了强烈的焦虑和沮丧感。

(二)门店内：家庭性别分工的刻板印象与男性气质焦虑

如果说店外那些高收入、高教育水平的男性白领对低收入、低教育水平的男性售货员形成了男性气质上的压迫感，那么店内女店员的家庭性别分工刻板印象也对男性售货员的性别气质构成挑战。不管是L品牌还是P品牌的女店员，都认为在家庭性别分工中，男性应该负责赚钱养家，要有一份高工资，而女性不用赚太多钱，拥有现在的工资足矣。她们虽然在工作中并不会流露出对男性售货员的贬低，但在谈到自己的婚恋打算时，声称不会考虑他们的男同事或男店长。她们对自己婚恋对象的期待通常也是高收入、高教育水平和事业有成就的男性。她们在与男性售货员的日常交往中所流露的对男性售货员婚恋的担心，常常成为男性售货员性别焦虑的导火索。

店员张大姐在谈到对小赵的看法时，这么说道：

正常小青年哪会来卖东西？来的要么是学历比较低的，没有其他技能的，我们这个行业，又不是多么高大上的，只要你会讲话，基本上都能进来的。另外我们这行小青年(指的是小赵等男员工)忍受不下去的，工资低不说，你谈一个女朋友，人家问你什么工作，你想想白领的话多风光啊，但是一说你是销售员，小姑娘肯定不愿意了，对吧！(201609A)

同年纪的店员阿美虽然和小赵在工作中的沟通较多，并认为小赵的销售做得很好，但在谈到对小赵成家立业的看法时，也流露出一丝担忧：

男的和我们不一样啊，我们结了婚不就好了么，安安稳稳过下去好了啦。男孩子结婚要钱伐啦？这笔钱我们这点工资哪够用啊，怎么养家啊。在上海生活下去也是不容易的……(201609A)

同事时不时流露的这些看法，让小赵也格外焦虑：

感觉我们那些同事工作轻松啊，反正她们赚多赚少也没关系，她们找的老公都好有钱的。你说我这样的怎么办？同店里的小姑娘都不考虑。(201609B)

女同事对于家庭性别分工的刻板印象无疑增加了男性售货员的性别焦虑。这些女同事作为支配型男性气质的共谋者，认为家庭性别分工中的男性应该扮演“赚钱”和“养家”的角色，拥有“高文凭”“高收入”和“高阶层”等特征。但是男性售货员低下的经济收入和教育程度，劳动力和身体表征的双重商品化所体现出来的底层服务业男性被物化的男性气质，与这些女店员所认同的支配型男性气质存在很大差距。当同一个工作场所内的女店员也认同支配型男性气质时，这些男性售货员无疑感受到来自家庭性别分工刻板印象以及背后所隐藏的支配型男性气质霸权的压迫，产生对自身性别气质的不认同和焦虑。

六、性别划界：男性售货员的性别策略和性别不平等再生产

(一)性别划界

当像小赵这样的低阶层男性遭遇性别焦虑时，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回应策略？研究者发现，每次见到小赵，他都在强调自己引以为傲的销售业绩和自己的工资。他在抱怨自己作为销售员工资低的同时，也常常流露出对于那些比他工资更低的女性售货员的优越感。在多次谈话中，他屡次强调自己的店长身份和自己远超他人的销售业绩，并为自己不仅可以完成指标额，还可以用超出的销售额来帮助“工资很低”的其他员工而感到骄傲。在他的心中存在两条界限。一条是他与普通女店员的界限,另一条是他与女店长的界限。在第一条界限中，他将自己置于“不可或缺”的地位，通过将女店员描绘为“很多口舌”和“很多是非”来凸显自己的冷静和超脱：

你也知道女孩子多的地方就会有很多的口舌和是非，这也是公司最不希望看到的地方，因此不太可能一家大店面是没有一个男孩子的，这也是当时为什么把我调到中山公园店的原因。以前这边有一个快退休的老阿姨嘴巴非常坏的，她临退休之前告诉别人很多其他人的不好说出来的事情，一下子让店里面的人际关系非常得坏，每个人都带着情绪上班，不理睬别人的。所以公司把我调过来……(201611B)

谈话中，他通过描绘女店员的“坏”来凸显自己的“好”，通过与普通女店员的划界来体现自己在店中的地位。在划界过程中，通过“贬低”普通女店员，他逐渐将自己置于店内性别秩序中更高的地位。在与同级女店长的关系中，他则是通过强调女店长的“不负责任”来划定界限。

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是很认真负责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可以做到店长这个位子。平时公司要市内调货之类的，都是我二话不说就跑到浦东，跑到杨浦去把货拿回来。上次公司找我和另外一个女店长带新员工，那个女店长都是什么都不教的，我基本上都把很多注意的地方和我的新员工说清楚讲明白了。(201612B)

通过吐槽同级女店长缺乏责任感、“什么都不教”从而来凸显自己的认真负责。另外两名与女店长也共事过的男店员，都像小赵一样表达对女店长能力的质疑，还在私底下悄悄说女店长是“撒泼，男人婆，工作交待不清楚”。但相反的是，女店员们对女店长却并没有如此的印象。

我们觉得女店长挺负责呀，她不会手把手教我们，但是我们遇到问题了去找她，她都很热心帮我们解决。平常大大咧咧，但是该站出来的时候她都会站出来帮我们出面，该负责的时候也特别尽心尽力。(201608G)

提到男员工评价的“撒泼”，女店员们如此评价：

那是那些男的有时候太不正经的，跟他们说了好几遍都拎不清。而且他们有时候还跟刚来的小姑娘调调情什么，吼吼他们很正常的。(201708H)

从男店员和女店员对女店长不同的评价可以看出，在与同级女店长的划界过程中，男店长通过强调“无能”和“不负责任”来“贬低”同级女店长的地位，从而抬高自己的地位。通过划定这两条界限，男店长将自己放置于工作场所中性别秩序的顶层，而将同级女店长和普通女店员都打入性别秩序的底层。通过性别划界，他获得工作场所内部更加具有支配性的男性气质，从而缓解低收入、低教育水平和劳动力与身体表征的双重商品化所带来的物化的男性气质给他所造成的性别气质焦虑。

在P品牌也呈现相同的情况，P品牌的男店员们认为他们的三名女店员是“花瓶”，什么都不用干，“派不上用场”。他们在讨论女店员的时候更多是从外貌和身形上进行肯定，但对于女店员的能力却持强烈的否定，并且通过强调女店员“什么都不会干”来体现自己对工作的掌控。但女店员对自身的评价却完全不同，她们强调自己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也强调自己的工作业绩。二者不同的论述体现了P品牌男店员同样通过性别划界来缓解低阶层地位给他们带来的男性气质焦虑。

(二)性别不平等再生产

从上文可以看出，阶层地位过低导致小赵遭遇性别气质焦虑，他通过与同级女店长和下级女店员划定界限，并“贬低”和“吐槽”她们来提高自己在店中的地位，从而缓解自己的性别气质焦虑。但是这种回应策略并没有对原有的性别秩序形成挑战，而是与支配型男性气质发生了共谋。不仅对改变支配型男性气质压制其他类型男性气质和其他女性气质毫无帮助，反而再生产了工作场所内部的性别隔离和性别不平等。小赵为了体现自己在店中的社会地位，时时批评他的下级女店员“搬弄是非”，批评他的同级女店长“不负责任”。正是通过他的自我夸赞和对女同事的贬低来巩固和体现他在门店中的权力。他的工资收入远高于同级女店长和下级女店员，并且牢牢把控自己在门店中的最高地位。他在交谈中还提到男性“位居店长的职位也是理所当然的”，而女性因为“搬弄是非”和“不负责任”而不能胜任店长的职位。在提拔和提薪的过程中，他也较少考虑到女性。工作场所中的性别不平等因此得到了再生产。此外，店内的女店员不仅没有质疑和改变这种性别不平等，反而接受小赵的看法，参与到工作场所中性别不平等的建构中。一方面，她们对小赵有很强的认可，“你别看他长的是娃娃脸……我们都很喜欢他，平时我们都叫他靓仔，大家玩得都很好”。另一方面，她们也接受男性员工占据管理层地位，并且比女员工享有更高工资的现实。与此同时，她们也并没有反思支配型男性气质对低阶层男性造成的挤压，反而认为小赵应该有更好的“发展”，通过创业来积累财富，以符合支配型男性气质的要求。

在P品牌中，则形成了一种男性文化，男店员们通过吹口哨、讲黄色笑话来骚扰仅有的几位女店员。女店员们纷纷表示不平：

凭什么他们就有一种优越感。每次听他们讲黄色笑话真的很不开心。还有我们做得很多，店长也不怎么看到，其实很多单子都是我们拉的，但是他们都跟店长说是他们的。他们没怎么做事，工资就比我们高。好像店长就觉得所有的单子该是他们拉的一样。(201608J)

P品牌的女店员也表达了她们的担忧：“有的时候会接到同事的一些暧昧玩笑或微信，总是不知道怎么回。有的时候确实感到恶心，但是又不好说。跟店长讲嘛。他是男的，就觉得没什么，说我太大惊小怪。有的还说，人家追你还不好嘛。”(201608I)不管是吹口哨，还是讲黄色笑话，都是一种性别权力的展演。男性通过这些方式他们来缓解自己的男性气质焦虑，但同时却强化了性别权力以及工作场所中的性别不平等。

七、结论

性别秩序是在社会互动中构建出来的。性别不平等的改变既需要女性的推动，也需要男性的支持，还需要其他性别多元者的参与。如果只是女性的性别平等意识增强了，而男性仍然坚持维护旧有的性别秩序，则两性的冲突和对立增强，性别不平等的改变会变得举步维艰。瑞文·康奈尔正是在思考如何破除两性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发展了男性气质理论。早年对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让她意识到：一方面男性气质具有多元性，一部分男性也是男权制度的受害者；另一方面这部分男性也是性别平等运动需要争取的盟友。她对四种男性气质的划分也为许多西方国家动员男性参与性别平等运动提供了参考。为了更有效地讨论什么样的男性是性别平等运动积极争取的盟友，应该避免康奈尔自身批判的对男性性别气质的本质化讨论，而把注意力放在性别气质的社会建构过程中。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中应该避免对“男性气质是什么？”的讨论，而应当更多地考察特定群体的男性气质是如何在具体的社会和历史情境中建构的。康奈尔本人也呼吁男性气质研究应该更多地考察种族和阶层等因素对男性气质的形塑。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交叉性”视角来考察阶层这一结构性因素对塑造男性气质的影响。在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男性并非铁板一块，位于较低经济地位的男性会遭遇性别气质挑战，面临着男性气质的焦虑。中国社会所认同的“支配型男性气质”往往与“高教育”“高收入”等高阶层的“精英”特征联系在一起，这对广大中下层男性形成了压迫感。这压迫感来源于现实的从属地位与他们期待中的支配地位相矛盾，造成了他们的性别气质焦虑。为了缓解这种由阶层地位低下而带来的男性气质焦虑，这些男性往往通过在工作和生活中对女性的压迫来缓解性别焦虑。两个品牌的男性售货员正是通过在工作场所中的两重性别划界——对下级女店员的贬低、骚扰和对同级女同事的诋毁——来构建自己在工作场所中的地位和权力，从而缓解与白领精英男性相比较而形成的性别气质焦虑。但也因为他们在工作场所中的性别划界，导致了性别不平等再生产，巩固了不平等的性别秩序。在课题所进行的6个品牌的研究中，男性售货员的阶层和社会性别经验较为相似，并通过同样的手法来缓解低阶层所带来的性别气质焦虑，从而对工作场所中的女性造成挤压，再生产了不平等的性别秩序。从男性售货员的性别气质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性别不平等并不是与其他社会结构割裂，孤立而抽象地存在的，而是与诸如阶层不平等、城乡、区域不平等等其他社会不平等交织在一起。因此要改变性别不平等，仅在性别结构内部是无法实现的，而应该同时改变与性别不平等相嵌在一起的其他不平等(城乡、区域、阶层等)。只有从总体性和系统性上进行改变，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性别平等。因此，要跨越不同学科的边界，通过从各个方向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打破性别不平等和其他不平等交织在一起的不平等之网。

[注释] 略

[参考文献] 略

作者简介：

1.苏熠慧(1985-)，女，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性别社会学、劳动社会学。

2.洪磊(1992-)，男，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

本文选自《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5期第37-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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