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学观点 | 宗教】索朗卓玛：域外学人先行理解下的“赋魅”与“祛魅”——从本土视野探藏传佛教神祇文化本色
空行母，是一种女性神祇，藏文写作mkha’’gro ma,与其对应的梵文词为“dākinī”。照字面意义来看，“mkha’”表示天空；“’gro”表行走；“ma”是阴性词词尾，故名空行母。“空行母是藏传佛教神人同体之特殊身份的示现，在藏传佛教中具有广泛的指涉，她在不同层面蕴含着不同的深奥涵义，涵摄一切佛法精要。她可以是内在境界层次的，也可以是外在象征层面的。以女性的样貌示现，则是她最吸引人的特征，所代表的是一种最高境界的证悟智慧。因而，她兼具了法、报、化三身的特质。”此外，也可尊称藏传佛教女性修行者为空行母。然而，空行母在域外却被箍于女权主义和荣格灵魂观视野之下。为什么同一种空行母，西方学者却解读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空行母形象？为什么她们要用一些特别的符码方式来颠覆空行母原来的形象,然后再用一些特别的创作手法来为其重新建构各种新的不同的形象？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空行母本来的形象发生变异?其原因在于空行母在域外遭遇了西方学者的“先行理解”。本文将从这一方面来考察和剖析空行母身负两重定义背后的原因。
一 、域外学人视野下的空行母释义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空行母像）
空行母在东方，空行母研究在西方。空行母作为一个具有多元、甚深象征涵义的议题，它承载着太多的复杂隐喻，为西方学者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首先对于何谓空行母的问题，西方有诸多解说；其次，对于空行母形象若何的问题，西方有另类研究范式。对于何谓空行母的问题，西方有诸多解说。Herbert V. Guenther 认为“mkha’”指“空性”（藏文作stong pa nyid；梵文作Śūnyatā），“’gro”是指“证悟”（to understand）,因此他认为空行母应被理解为“证悟空性的女性”。他还指出dākinī的阳性对等词“dāka”是证悟空行的男人。早期学者L. Austine Waddell和Evans Wentz认为空行母是一种“复仇女神”（furies）和“女巫”（witch）。David Templeman在其Iranian Themes in TibetanTantric Culture: The Dakini一文中则提出了空行母跟伊朗仙女（Iranian Peri/ pairika）有渊源关系的说法。据该文作者发现，Peri是一种伊朗前琐罗亚斯德教（pre-Zoroastrian）的女性神祇，早期的翻译文献诸如《列王纪》（Shāh nāma）都用“仙女”一词来指称Peri。关于“伊朗仙女”，作者在文中还援引了Mary Boyce对于“Peri”（pairika，仙女、妖精）的见解，并对Boyce的半仙半巫形象的伊朗仙女跟呈忿怒相空行母无论在外形上还是角色扮演上均有些相似的看法表示认同。二、他者之镜：空行母的域外镜像
对于空行母形象若何的问题，西方有另类研究范式。空行母作为一个具有多元、甚深象征涵义的议题，它承载着太多的复杂隐喻，为西方学者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乃至逐渐沦为形形色色的西方人士们发挥想象的场所，以至于空行母的内涵和边界不断被扩大，产生了诸多的讹误和曲解：譬如在女权主义思潮的裹挟下，空行母研究已越来越成为西方藏学界女性学者们热衷的议题，成为她们制作性别话语的对象。还有一些西方学者则将空行母箍于荣格的灵魂论框架之下，认为其是一种与无意识密切相关的女性之原型，是一种嵌于男人灵魂之中的“存在物”。
（一）女权主义视野下的空行母
随着藏传佛教在西方的深入传播，空行母成为了西方女权主义者制作性别话语的对象，她们从对空行母身份的热烈讨论，以后又逐渐扩大到密宗世界中男权与女性的问题。苏格兰学者June Campbell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人物。她的《空中旅行者：性别、身份和藏传佛教》（Traveller in Space: Gender,Identity and Tibetan Buddhism: in Search of Female Identity in Tibetan Buddhism, NewYork: George Braziller,1996）一书极具代表性。虽然Campbell在该书序言中明确表示“撰写该部著作并非是想揭露女性历史或寻找平等策略，只是想质疑西藏信仰中有关身份定位及主体性观念的问题，并尝试将这些观念与当代西方世界对性别和宗教的看法相联系起来……关心的是人们心理的层面，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和个人体验与西藏社会、宗教、文化习俗之间复杂的交集现象”，但通读其作品，发现贯穿于该部作品的始终是一种女权主义论调。在Campbell看来，男女平等的观念在西藏社会及其宗教结构上始终是阙如不见的。作者认为藏传佛教的宗教制向来都是父权制的，活佛制度的实行就是最好的现实说明。Campbell眼中这种只在男性之间实行传承的制度，一边权威化了男性的中心地位，另一边却无声地把异性对立面完全给边缘化了。作者由此得出西藏离民主主义相距甚远的结论。另外，对于西藏女性不被重视和被边缘化的现象，Campbell认为这与早期密特拉宗教（Mithraism）引入西藏的历史有关。关于这点，作者在文中援引了俄国学者Kuznetzow的观点：“苯教是在公元前五世纪被引入西藏的，当时发生了一次大规模伊朗人迁徙现象，他们从伊朗东北部的索格狄亚那（Sogdiana）迁进西藏的北部”。这次迁徙，“伊朗人把他们自己所信仰的宗教：一种古老的信仰多神的密特拉教（polytheistic Mithraism）也一同传进了西藏”。“密特拉教是一种女性神处于核心地位的宗教”。然而，据作者分析发现，这种密特拉教信仰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发生了一个惊人的变化：“密特拉（Mitra）女神变成了印度、伊朗（Indo-Iranian）的男性太阳神密特拉”。关于这点，Campbell在文中借用了Pythian-Adams的观点：“密特拉教（Mithranism）在兴起的过程中演变成了一个只知道致力于满足男性需求的这么一个存在……密特拉教从此变成了一个男性的宗教”。由此，Campbell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如果密特拉在公元前约五世纪被传进西藏，那么很可能它的制度以及男性主义的倾向影响了西藏后来的信仰跟修法”。Campbell这番空行母叙事，在西方学人间引起了一定热度的探讨。
除了女权主义空行母研究范式，西方还有心理学视野下的空行母研究范式。西方有些学者将空行母箍于荣格的灵魂论框架之下，将其当成与无意识密切相关的女性原型，一种嵌于男人灵魂里的“存在物”。此类研究范式可以说是西方最早应用于空行母研究的一个学术路径，其反映了荣格对早期西方学者的学术影响。比如，著名藏学家、意大利学者Giuseppe Tucci即为典型代表，他将荣格的观点应用于他对曼荼罗的解释之中。另外，Nathan Katz亦是一位深受荣格理论影响的学者。这种影响在其题为“Anima and Mkha’-’gro-ma：a Critical Comparative Study of Jung and Tibetan Buddhism”一文中昭然可见。该文通过运用和比较藏传佛教文献和荣格心理学论著，探讨了灵魂与空行母之间的相似点。作者提出，荣格的灵魂论与藏传佛教空行母在“自我（ego）”问题上具有可比性。“在荣格看来，一个人的问题，不在于这个自我本身（ego per se）,而在于自我与自性（self）的错误识别上。”“佛教亦认同人对“自我”的错误认识”，在这点上佛教观与荣格观是可以产生共鸣的。“对于佛教而言，问题不在于人有自我，而在于这个自我本身……这个“自我”纯粹是虚构的”。据此，作者认为，“自我”问题上二者虽处之不同，但正是这一点为我们提供了比较探讨这二者的一个思维方式。作者由此比较得出“灵魂与空行母之间的共同点主要表现在十个方面：异性外貌上；都有激励与引导人的作用；都会出现在梦、幻想甚至真实的女性身上；都有为人师和给人做向导的部分；初步的治疗或冥想指导；均有忿怒抑或寂静相等，但通常来说，二者都为一种多维形象的存在；都会呈现为一种具象；均有招致个人转变以及心理的起源等这些方面。”
由上述可见，空行母变成了各个学科的学者都可介入其中的一个“公共场所”，空行母俨然已成为西方学人的一种学术偏好，抑或学术情绪，尤其是西方女性学人对该议题的狂热程度似乎已经发展成了一种学术“情结”。乐此不疲地从多方面对其进行各种解读，似乎已经成了她们的一个责无旁贷的责任。西方学术视野下的诸多空行母学说导致出现了一个吊诡现象，即空行母同时身负两种截然相悖的定义。同一种空行母文化，在东西方语境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至此，该如何解读西方空行母学说成了该课题的一个题中应有之意。
三、西方空行母研究范式之解读
空行母议题，本为宗教议题，但现在它在西方学人的学术运作下，变成了一种各个学科的学者都可介入其中的“公共场所”。也许西方学者会坚持说，他们对空行母的前述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从新的含义上理解空行母。但是西方另类的空行母学说却引起了笔者的一个不断思考：到底空行母的形象真如西方学者所描述的那个样子，还是西方学者臆造出来的一个断语？前述有关空行母的所有叙事是否真的契合其最为本真的涵义，还是说那些看法只是西方学者们的一些掉弄名相抑或演绎符号之作？这些研究范式背后的动机何在？要弄明白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明白空行母在西方的身份与定位问题。空行母作为东方文化的一个部分，于西方学者而言，她始终是一个“他者”。因此，可以说西方学者对空行母所作的不同研究，是一种跨文化研究行为。而跨文化研究势必会牵涉到东方主义的诸如想象化他者，或者被充分西方化等问题。本文开头已说明，空行母在其原来的文化语境中，表示的是一种护法神概念或一种对女性修行者的尊称。在这个原初的宗教文化语境中，她们存在的意义并非是为了保护女性，或是给女性在宗教圈中争得一席之地。而这一切在西方学术视野中却变得面目全非，空行母本来的所指概念在西方学人的学术操作与意识想象之下发生了一个惊人的变化，以致于其内涵和边界亦随着不断被扩大。不仅空行母所在的领域变了，就连其所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她们时而与政治史上的性别对立论拉近了距离，成为了女权主义者们争取性别话语权的武器，时而又陷入一种灵魂观的建构之中，沦为心理学视野下的一个嵌于男人灵魂的“存在物”。空行母的这一形象变化，从开始的生产到后期的女性话语建构，可以说都是西方学者在其自身文化语境中运作和建构起来的。不管是他们通过空行母这一议题追求男女平等还是想从中寻求女性地位，西方学人的空行母学说就是一种“东方主义”，是西方对于非西方的东西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幻想和欲望（文化霸权）。这种研究，在另外一面也许就是西方学者对其自身文化的一种反思与审视。那么，这种对于他者文化所进行的不同解读究竟会产生怎样一种问题？对此，萨义德说过：“真正的问题却在于，究竟能否对某个东西进行正确的表述，或者，是否任何以及所有的表述，因其是表述，都首先受表述者所使用的语言，其次受表述者所属的文化、机构和政治氛围的制约。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我相信如此），那么，我们必须准备接受下面这一事实：一种表述本质上乃牵连、编制、嵌陷于大量其他事物之中的，唯独不与“真理”相联——而真理本身也不过是一种表述”。由此可见，客观认识与研究他者文化并非易事。面对异国文化，很难做到像本土人那样对该国产生一种更贴近现实实际的理解和更为客观的认识。同时，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总是惯于在自身文化中寻求答案。这就是萨义德宣称的“先在文化”赋予人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换言之，就是自身文化赋予人们的“先见观念”是无法抹去的，这种先见观念导致人们在面对异已他者时，总是按自身的某种文化来认识眼前的事务。西方学人对待空行母亦概莫能外，不管是西方女权主义者视野下的空行母，还是荣格灵魂论视野下的空行母，与其说这是他们对藏传佛教空行母的一种研究行为，毋宁说这其实是他们在“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他们对空行母的所有叙事，并非是想替东方人向世人证明空行母文化的存在，而是他们在空行母身上发现了他们可资利用的一种文化价值。他们发现，通过借助空行母，他们可以表达对自身社会的不满。就比如性别问题，该问题在西方一直热度不减，而空行母作为一个女性神祇，其女性身份问题便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西方学人这一方面的文化心理需求，成为了他们实践和发泄自己欲望的一个出口。由此看来，西方学人的空行母研究学说，其实都是其自身文化的一个体现。由上可见，西方学者的空行母学说是有源头可寻的，即它是在学者与其自身文化的内部互动中演化而成的。可以说，空行母内容事关东方文化，但有关它的上述这些不同学说却都是西方的，这是一个发生在域外东方的学术问题。因此，对待西方的空行母研究学说，应把它们放在历史缘起的层面上去审视和思考诸多不同学说所以会在西方学人间产生一种不证自明的正当性的原因，才能有助于我们推进藏传佛教空行母研究的发展。小 结
总之，西方人对空行母所做出的研究确实会有助于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产生一种更为深刻的认识。特别是他们对我们自己熟视无睹的东西所做出的那番细致研究，足可帮助我们补充那些尚还阙如的部分和丰富我们的认识。但面对西方学者独霸东方文化（空行母）的话语权时，笔者内心更多的其实是对空行母文化的一种深思和隐忧。担忧西方的性别对立论一旦渗透到宗教世界会影响佛教教义的健康传播。同时也担心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塑造起来的空行母形象，会变成一块历史底版，影响其他学人对空行母的认识和看法。因此，笔者认为，解读域外空行母学说的最理想的做法，就是将其置于空行母的原文化语境中对其进行检验和评判。或者建构一个与空行母自身要义相契合的、具有本土味道和普遍穿透力的空行母叙事理论框架。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认识空行母最为本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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