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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柏峰教授寄了一本新近出版的专著《传媒监督的法治》给我，我用了两个半天的时间读完了。读了朋友的赠书，写一点感想，帮着吹一吹，是对朋友相赠的基本尊重，同时也是为行走与歌唱的读者推荐一本值得阅读的读物。
说来有趣，2015年下半年，我做了一场关于法治的讲座（参见《法律党为何念念不忘要把共产党搞垮：一个法盲眼中的法治》），整理成文字之后，我发给柏峰，请他给把把关，看看是否有太过明显和严重的错误。既然是法盲谈法治，小错误是难免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但太大的错误还是应该尽量避免。不成想，柏峰看了一半，犯懒了，叫我到他任教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再讲一次，他现场主持并做了点评。
在那段时间，柏峰正好有一个关于媒体的讲座，我的时间没有足够凑巧，所以没能去听。如今，他关于媒体的研究结集成书了，摆在了我的案头。
我这个在媒体行当混饭吃的法盲，跑到法学的领地放了一炮，有幸得到著名法学家陈柏峰的肯定，说明我讲的不全是不靠谱的话。柏峰作为法学家，也不甘于在自己的地盘上老老实实地耕耘，虽然没干过媒体，但也要到媒体领域插了一杆子，做出了深入的批判性研究，在我看来，他讲的也是非常靠谱的。
互相朝对方所在的领域开炮，但又彼此都觉得这一炮开的还挺好，盖因为我们都不是各自领域里的“主流”。我们炮轰的，本就是各自看不惯的人和事。
主流的法律界和主流的传媒界有个共同点，那就是自恋。同是自恋，表现方式不大一样，法律人的自恋是通过贬低圈外人来表达的，管别人叫“法盲”，我刻意标榜“法盲”身份来就法治问题发言，就是对这种自恋的一种挑衅；传媒人的自恋则是通过抬高自己来实现的，发明了一个非常有行业特色的词，“新闻理想”。
真的，你不可能在其他任何行业的从业者口中听到类似的词语组合方式。自恋如法律人，也没有用“法治理想”这样的表述。但传媒人互相之间聊天就会说，你的“新闻理想”是什么？
这其实狗屁不通的表达，什么叫“新闻理想”？你细琢磨一下，就会明白过来，这就是个以装13为目的的词语上的胡乱组合。也许有人说，他的“新闻理想”是发多少有影响力的报道，促进什么什么样的进步，即便如此，他谈论的也不过是职业目标而已。
媒体人装13的思想基础，柏峰在他的新书中是有讨论到的，那就是自由主义理论对于社会组织形态的假定，以及媒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媒体权力是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的“第四种权力”，是自由的“看门狗”等等。在这种理论叙事中，媒体是中立的、独立的、公正的。
我还记得，当年的《经济观察报》曾经用大篇幅来讨论媒体内部的分权，把经营权与采编权的博弈比喻为“国家与教堂之争”。大家想想看，有些媒体人都以神汉来自居了，那自恋感还不爆棚？
主流媒体人的自我感觉良好是一回事，实际情况是什么，是另外一回事。“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这话形容主流法律人合适，形容主流媒体人一样合适。
柏峰的《传媒监督的法治》一书分上下两个部分，上部是四个案例研究，分别就媒体对“宜黄事件”的报道、对药家鑫案的报道、对唐慧连环案的报道，以及媒体对城管形象的塑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在大量材料的支持下和柏峰抽丝剥茧的分析之下，媒体的真实嘴脸被柏峰呈现了出来：既不中立，也不独立，更不公正。
书的下篇是理论分析，也是对主流媒体病症的病因解析。柏峰对媒体的病症给出了两个解释，一是媒体的商业性，二是媒体的政治性。
媒体是自负盈亏的商业机构，为了商业利益，媒体需要向读者贩售有刺激性的劲爆信息，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进而把读者的注意力再销售给广告商。二次销售，即来自大广告主的资助才是媒体的主要财源。在这种机制下，媒体是不可能有客观公正可言的，广告主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媒体的价值取向。哪里是什么自由的“看门狗”，不过是资本的“哈巴狗”而已。
媒体的政治性，跟前面说的装13，其实是一回事儿。因为信奉自由主义的说辞，或者说因为信奉普世主义的鬼话，他们就有了相对于官方新闻理论的优越感，于是装13；主流媒体人群体又经由这套话语结合在一起，就热点事件发出一致的声音，对不同意见党同伐异，久而久之，就出现了汪晖教授所概况的“媒体政党化”的现象。
自由主义本来就是一套非历史的理论，是一些理论家拍着脑袋生造出来的。其道理当然可以讲得通，还可以讲得很漂亮，但用来解释现实是行不通的。主流媒体人进一步极端化了这种思维模式，根本不理会基本事实，不理会公众情绪，无论碰到什么事，都像老和尚念经似的把这套东西拿出来叨咕一遍。
久而久之，这个群体就变成了一个自娱自乐的俱乐部，被大众抛弃了。通过媒体发言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这本来是个好词，但自作孽不可活，忽悠得多了，大众就管他们叫公知了。看似简称，意思大不一样，网上一个说法讲的妙，公共知识分子和公知的区别，相当于大学生便利超市和大便的区别。
所谓媒体的政治性不仅包括这样一种思想上的抱团倾向，还有媒体与非政府组织以及一些莫名其妙的势力的勾结。
在分析的展开过程中，柏峰非常不客气地点了一些媒体的名，这种直言不讳的风格我喜欢得不了。被柏峰点的最多的，有南方周末，还有南方都市报。
所以这本书总体上可以视为对南方系的一个系统批判，相当于南方系装13案的调查卷宗。——这是我说的，柏峰并没有用南方系这个说法。
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南方系”的含义。它有两层意思，第一，狭义地讲，它指原南方日报集团下属的一系列子报子刊，这些报刊有一致的政治倾向；第二，广义的南方系是一个文化概念，在意思上约等于公知腔调，南方系号称媒体界的黄埔军校，里面出来很多人，到了其他各种类型的媒体里，也把他们的立场带过去了。新京报等传统媒体，网易等网络媒体，在组织上不属于南方日报集团，但在调调上都属于南方系。
南方系滋事是有套路的，每当有可以用来打击体制的热点事件发生，便一帮哄地扑上去，用同一的步调发声，传统媒体生产的内容，经过网络剪裁、放大、歪曲，达到操控舆论的效果。这套把戏，屡试不爽，就是因为在媒体里面，到处都是南方系的人。
现在，谈起南方系，有一点怀旧的味道了，因为南方系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新媒体发展太快，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大大被压缩，南方周末发行百万风靡南北的时代彻底过去了；二是官方近年来通过对南方集团的掺沙子、换血，南方系也不像以往那么嚣张了。在这个意义上，柏峰的这本书一问世，就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史料价值了。
媒体的业态变化了，但本质上有进步吗？其实也没有，现在是新媒体时代，各大商业网站才是主流，但是，正如柏峰观察到的，从南方系里出来的人目前把守在各个网站的关键位置，扮演着事实上的“新闻审查官”的角色，是他们在决定什么帖子可以推什么帖子要删。
最后，我要说，这本书取名《传媒监督的法治》，有点名不副实的意思，叫“南方系批判”这样的书名恐怕更贴切一点。选取研究的案例都与法治有关并不是理由，南方系炒作的热点哪个不跟法治有关？最应该读这本书的，是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倒不是法学院的学生。大概柏峰不想被人认为“不务正业”，才让本书在名字上显得跟他的本行不是那么远吧。我瞎猜的。
我一直觉得，南方系作为一个课题值得好好研究一下，可惜那么搞多新闻学、传播学研究的学者没做这个工作，倒是让一个法学家做了。新闻传播学界，尤其是被国家养活着搞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研究的那些个货，应该感到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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