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的底层形象，城市中产的工具

电影虽然号称大众文化，但当代的电影事实上只属于大众的一部分。随着露天电影和在乡间穿梭的电影放映队的消失，以及城市院线的大规模兴起，电影成了只属于城市中产阶层的“大众文化”。从消费群体方面来说如此，从电影制作方面来说亦然，电影工业链条上的大部分从业者也属于广义上的城市中产。

电影市场的这一阶层属性决定了其意识形态属性，电影必然要传递和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中产阶层的道德观念，同时也要起到抚慰中产阶层心灵的功能。阶层的社会位置是相对的，无论是自我确证还是自我抚慰，都需要从本阶层之外寻找借力点，用已经时髦到烂俗了的学术名词来说，就是“他者”。

这一“他者”便是电影中常出现的底层人物。城市中当然也有底层人，但电影作品对他们的反映相对较少，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与中产阶层在空间上的距离感不够大；纯粹的农民形象也相对较少（而且越来越少），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与中产阶级的距离又太大，围绕他们发生的故事只能起到单纯的观赏性作用。

电影中塑造得较多的底层人物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农民工），他们与中产阶级的空间距离既近（工作和生活与城里人多有交差）又远（他们并不真正属于城市），心理距离也随之有此弹性，是最适合的“他者”。

自我确证的功用

城市中产阶层借力“他者”构建主体性的努力，在黄建新导演的《求求你，表扬我》（2005年）一片中得到了最直白的表达。

电影一开篇，银幕上就浮现出范伟扮演的建筑工人杨红旗的近景特写。这是一个主观镜头，审视他的是王志文扮演的报社记者古国歌，也就是说，观众通过后者的眼睛在看前者。电影是以何人的眼睛在看世界，在此已经一目了然。与此同时，响起古记者的画外音，介绍这个“胖子”是怎么介入了他的生活。

杨红旗到报社的目的是求表扬，他声称曾经在雨夜救了一个正在遭遇侵犯的女大学生，所以报纸应该刊文表扬他。而且，得到表扬这件事对杨红旗来说是无比重要的，仿佛这就是他人生的全部意义所在。是否表扬他，即杨红旗的人生意义是否能够圆满，决定权在古记者的手里。但古国歌敷衍了他一下，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事情当然不会就此完结，杨红旗锲而不舍地到报社求表扬，古红旗于是开始了“调查”。随着情节的发展，杨红旗的动机展示了出来：他的父亲在集体化时期是个劳动模范，得到表彰无数，照片还上过古国歌供职的《明日晚报》的头版。老人癌症晚期，已然时日无多，他对杨红旗的期待是也能得到一次表扬。杨红旗急于得到《明日晚报》的表扬，了却父亲的心愿。

这是人获得承认的需求，按马斯洛的模型，这属于高级需求。而谁有资格给予他人承认，就成了关键问题。这个资格象征着权力。

《明日晚报》在影片里被塑造为有资格给予他人承认的机构。但影片打了一个擦边球，它模糊了报纸在两个时期中性质上的区别。杨红旗的父亲年轻时，报纸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承担的是宣传功能，报纸在头版刊登他的照片，表示的是社会主义政治对其的承认，报纸只是个传达的中介。而杨红旗面对的《明日晚报》已经是市场上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虽然名义上仍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但报纸有了自身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有了自己的价值取向。

市场经济中的报纸的价值取向，其实就是媒体人的价值取向，这是一种新闻专业主义和眼球经济导向的奇妙混合。在古国歌看来，杨红旗声称的救人事件，首先并不是什么大事，无法引起他的兴趣；其次，这个事件缺乏旁证，构不成新闻的要素，写出去有“假新闻”的嫌疑。杨红旗无法接受这样的态度，救人事件和它所能带来的承认的重要性自不必再重复，对他撒谎的质疑也让他受不了，这是对他道德的质疑，况且他也不明白什么是构成新闻的要素。这个矛盾有点像是精英重程序正义和民众重实体正义的矛盾。

此外，在当代的都市题材影视剧作品中，媒体从业者和医生、公司职员等一样，作为人物的职业背景是出现得比较多。从这个意义上看，古国歌在片中是个记者，但也可以把他视为城市白领的一个象征，是中产阶层的一个代表。

在这样的视野下，杨红旗求表扬的含义就浮现出来了：作为底层的一员，他不但收入低、举止土，在中产阶层面前表现得怯生生的，而且他的人生意义也需要得到中产阶层的价值观的承认才能确立。当然，影片赋予中产阶层以向底层批发承认的权力，是通过对使用《明日晚报》这一“道具”实现的；反过来说，影片对媒体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属性做了模糊化处理，正是为了方便把这个权力转移给中产阶层。

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伦理规范，不同的伦理也在冲突之中。杨红旗有自己的优点和坚持，比如勤劳、孝顺、有正义感，这是底层人常见的品质，但在影片看来，这些虽然是好的，但不是自足的，还需要中产阶层的认证。在这个“他者”的衬托下，中产阶层的伦理就成了自足的，它不需要别人的认证，因为它就是它。

自我解嘲的功用

如果认为中产阶层只专注于自我确证和自我粉饰，那也是不对的。其实，中产阶层是从来不惮于自我批判甚至是自我剖析，这个群体所具有的重利轻义、伪善、心灵空虚等特质，以中产阶层为题材的作品几乎都会涉及到。

直面问题不意味着想要改正。事实上中产阶层也无法改掉这些自己也不喜欢的毛病，这是政治经济结构决定的，中产阶层既然不愿意失去已经获得的社会地位，甚至还想沿着既有的社会通道上升，就必须得这样。既然如此，直面可能是舒缓内心紧张的最好办法，自我批判也就成了自我解嘲。就像某些善于自黑的女性一样，在朋友圈里大喊一声自己又胖了一圈，然后就获得了再吃两碗的坦然。

在自我解嘲方面，底层形象也是有用处的。一般来说，文艺作品中塑造的底层人的常见特质是善良、勤劳、勇敢等等，就像杨红旗那样，之所以形成这种习惯性的认识，一来是因为这与现实大体相符，二来可能是因为革命文艺传统的影响。有些电影作品反其道而行之，将底层人物形象也赋予了负面的品质。倒不是说不能这样塑造底层，而是说要注意这种叙事的连带作用：通过底层人与中产人士置于同一个故事中，并赋予类同的特质，就缓解了中产阶层的焦虑。

李玉导演的《苹果》（2007年）和马俪文导演的《我叫刘跃进》（2008年）都表现了这方面的倾向。在《苹果》中，故事发生在范冰冰扮演的刘苹果、其丈夫佟大为扮演的安坤与梁家辉扮演的洗脚城老板之间；在《我叫刘跃进》中，李易祥扮演的刘跃进和刘信义扮演的房地产老板严格是故事发展的两条主线。这两部片子对成功人士的婚姻关系的刻画高度相似，都是夫妻间毫无感情可言，仅为利益而捆绑在一起，直至分崩反目。相应地，跟他们纠葛在一起的底层人的感情也利益化了。刘苹果被老板“强奸”，安坤选择索要十万块钱作为补偿；刘跃进的老婆跟一个卖假酒的跑了，他要了六万，还打了欠条，后来他的包被人抢了，为了把包找回来，惹出一大堆麻烦。

中产阶层的婚姻危机和对感情不忠是文艺作品的一个常见主题，这两部片子在这方面可以说是非常样板化的。但当片子把底层人对婚恋的态度也用同样的逻辑进行处理并把他们和中产阶层的问题一同叙述时，二者就变成了只有贫富之分而无其他实质性区别的两类人。这种表达方式无疑产生了这样的后果，在中产阶层的自我批判中，底层成了“垫背的”，好比被老师批评的时候揭发另一个同学：他也打小抄了。

自我治愈的功用

底层在中产阶层的自我批判中还有另一种发挥作用的方式，那就是塑造底层的纯良形象，与追名逐利的中产人士一起演出一幕人间悲喜，中产人士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底层人物的触动，照镜子，正衣冠，重新做回自我，焕发人性的光辉。

王宝强参演的几部电影是这一路数的典型代表。在冯小刚导演的《天下无贼》（2004年）中，王宝强扮演的傻根要带着工钱坐火车回家，这个善良的小伙子坚决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贼，他的善良感动了刘德华和刘若英扮演的雌雄大盗，二人一路上保护傻根，跟葛优扮演的黎叔领导的团伙殊死搏斗，男贼王薄最后为此献出了生命。这是一个坏人在好人的感召下立地成佛的故事。

将贼与中产阶层相提并论恐怕会引起太多人的不悦，我们赶紧转向王宝强参演的《人在囧途》（叶伟民导演，2010年）和《泰囧》（徐峥导演，2012年）。虽然前者的知名度和市场反应都逊色得多，但这两部片子题材相近，都由王宝强和徐峥主演，情节上也有相似之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姊妹篇。

在《人在囧途》中，王宝强扮演挤奶工牛耿，徐峥扮演小公司老板李成功，二人在春节来临之际一起经历了漫长的旅途，牛耿为讨债，李成功为回家；在《泰囧》中，王宝强饰演摆摊做葱油饼的个体户王宝，徐峥饰演商人徐朗，二人一道去泰国，王宝为旅游，徐朗为生意。在两部片中，“王宝强”是善良、乐观的，“徐峥”则是自私、阴郁的，二者的对比在《人在囧途》的一个情节中得到了最典型的阐发：“王宝强”相信了一个乞讨者借钱救急的话，把钱借给了她，但在原地等到深夜也不见人来还钱，“徐峥”大声嘲笑他傻，活该被人骗，但“王宝强”高声反驳：被骗了好，骗了说明没人病。

两对人物都一道经历了各种不顺，这成了一个教育的过程，后者逐步被前者感化。两部片子都安排了二人山穷水近之际露宿荒野，拢篝火取暖、彻夜长谈的情节，这像是一个仪式，在火光和底层人物的纯良的映照下，中产人士蒙尘的心灵被擦拭干净了，重现光明。

心灵复苏的标志性事件仍然与家庭和婚姻有关。李成功已经出轨，经过和牛耿的漫长“囧途”，他回归了家庭，也得到了妻子的原谅。徐朗因为追名逐利忽视了家庭，感情出现危机，经过王宝的熏陶，他认识到家庭的重要性，找回了幸福。

中产人士也懂得感恩，给了底层人物回报。李成功给了牛耿一笔钱，让他误以为讨债成功；徐朗安排了女神范冰冰跟王宝见面。总之，在这些虚构的故事中，中产人士有神一般的力量，虽然不用负责给底层派发人生意义认证证书了，但还是可以给底层人圆梦的。

在这种叙事中，底层是有治愈的功能的，被治愈的中产继续中产，底层呢，当然接着底层，社会结构是不能触动的。而且，底层形象还被刻意地被设计为是安全的，没有僭越阶层分化的野心。徐朗曾建议王宝复制他的葱油饼摊模式，搞加盟店，做大了还可以上市，但王宝对此不感兴趣，他只喜欢亲手烙饼。

换句话说，这种片子中的底层是甘于为底层的，他们不但没有过去的文艺作品中的底层人的革命精神，而且无意跟中产阶层去抢占拥挤的市场空间。这不禁让人联想起《木兰诗》里面的话，“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这首歌颂木兰的诗是一个不知名的知识分子写的，但把有军功的木兰描写成一个不贪婪功名的人，意识上恐怕跟《泰囧》的作者差不多，它表达的是一种期待，能干活的人最好这么淡泊名利，一心干活，但别把位子占了。位子留着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就不需要回答了吧，地球人都明白。

在看电影之外，中产阶层还喜欢通过旅游来抚慰心灵，他们最喜欢骂某某景点太商业化了，失去了质朴的味道，意思是最好只有他们发展，别人都不要发展，以便有需要的时候给他们治愈一下。这种论调和《泰囧》、和《木兰诗》差不多，表面上谦虚，实则还散发着傲慢的气味。

自古就不缺这样的人，他们同情底层，亲近底层，却比谁都期待阶层分野万古流长。（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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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土地上长大、生活、行走，与她骨肉相连。有一天还会归于她。就这样，我要在她的怀里一路行走，一路歌唱，没有青春，没有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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