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宫”这个暗号，老杨浦都懂的丨市民历史
沪东工人文化宫，曾经是杨浦区工人心目中的文化圣地，人称“东宫”。
上世纪60年代，小孩子千方百计溜进去玩耍。
70年代，经过一段沉寂，工人文艺活动开始复苏。
80年代，下了班的工人进去溜冰、打篮球，把场地围得水泄不通。
90年代，社会上学习热情高涨，图书馆人满为患。
只是如今，随着大规模的产业转型、企业外迁，当年工人文化繁荣的盛况渐成回声，东宫的外貌也不复从前。
或许，那些在“东宫”度过青春的老杨浦们，只能在记忆中找到自己曾经的样子了。
一
六层高的白色主楼俯瞰偌大的广场，楼顶上“沪东工人文化宫”七个红色大字赫然在目。
两道弧形的褐色门廊如同臂弯一样，以主楼为起点，向两边对称伸展，连接两侧的建筑，把面前的空间合抱起来。
本世纪初
东宫曾经历过
为期一年的扩建改造
/张解放 张武勇 摄
初夏的午后，大太阳照射在铁门前的旗杆上，投下细细的影子。
零星有几个阿姨爷叔进入西面的门洞。
牛仔帽、黑T恤步子迈得有条不紊；白色披肩下的双手握住自行车把，里面鲜艳的雪纺上衣和裙装依稀可见。
他们的轨迹滑出门洞下的阴影，多半向前数米后便往右一拐，上了里面的舞厅。
下午场要开始了。
“现在这里的优势就剩下舞厅了，因为附近没有。”67岁的张海生说。
他常来跳舞，家离这里两站公交车的距离。
在他的记忆中，曾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杨浦人不约而同来这里活动，以至于挤得水泄不通。
今天，这样的盛况早已消失不见。
但是，对于许多老杨浦来说，他们所铭记的依旧是沪东工人文化宫刚刚落成时的样子。
沪东工人文化宫坐落于杨浦区南部的平凉路上，简称“东宫”，始建于1957年2月，占地面积25000平方米。
文艺评论家毛时安记得，东宫是按照苏联模式建造的，建筑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东边是大剧场，西边是举办各种文艺活动的场所。
中间由一道窄长的楼房连接起来，设有展览厅、小剧场等。若是俯瞰，形成一个凹字形。
凹字形后面是精致的花园绿地，再往里走，则是溜冰场和篮球场。
1957年2月
《解放日报》上刊登了
东宫破土动工的消息
“当时考虑得还是很周到的。”毛时安说，“让工人阶级有充分的文化生活。”
毕竟，杨浦区是当时上海市最大的工业区，大量的产业工人集聚于此。
1949年后首任上海市市长陈毅指示，要将东宫办成“工人的学校与乐园”。
既然如此，只有工人可以进入东宫。
张海生回忆说：“老早不好随便进出的，要有工会的会员证，门口有保安要查的。”
他记得，60年代他读小学的时候，要进东宫，必须有在工厂工作的家长领着进去。
或者杵在门口，央求工人叔叔阿姨带进去。
读中学时候，他想过许多办法要“混”进东宫。
有一次，他想从厕所的窗户翻过去，没想到，上面早装了一格格铁栅栏
后来，他又想了一个主意，在东宫大剧场买票看电影，看完终于如愿以偿，溜进东宫了。
而对于1948年生人的毛时安来说，他进入东宫是经过当时组织审查的。
70年代初，中央决定开始恢复部分群众文化。讲故事最为便捷灵活，成了最早恢复的文艺活动。
毛时安从小喜欢文学艺术，当时在红旗电磁线厂政宣组工作。
厂里发现他有一些文艺才能，有天给他发了一纸通知，让他参加东宫举办的工人革命故事学习班。
“东宫当时就是我们的文化圣地。我一听能去工人文化宫学习，比现在能上北大清华还兴奋。”他说。
故事班由市群众艺术馆的老师主办。上海羊毛衫一厂开展得早，由该厂的文艺骨干和来自奉贤的故事员做示范。
学习班结束后，表现突出的学员成立了故事组。
需要时，东宫会向厂里借人，凑成一个演出小分队。
1983年3月
东宫的文艺宣传队
在市百三店附近演出
/宋凌云、孙俊德 摄
“一开始，厂里觉得培养文艺活动骨干，挺好的。可东宫老是问厂里借人，厂里就有意见了。”
“但是我实在太喜欢文艺了，于是跟厂里闹得很厉害。”毛时安回忆当年说。
他家位于鞍山新村，工厂位于军工路松花江路。
无论是从家还是从工厂去东宫，都要步行近一个小时。
等厂里的学徒期结束，工资从17块8角4涨到36块，他改乘两部公交车去东宫。
但加上换车走路的时间，仍要耗时三四十分钟。
直到父亲替他淘了一部旧的凤凰牌自行车，乘车辗转才画上句号。
风里来雨里去，其实骑车路上时间跟乘车差不多，他却乐此不疲
那个年代，正是东宫文化活动的鼎盛时期。
二
毛时安所参加的故事组，有几种活动形式。
一是工人故事员根据工作人员的示范和分析，学习讲故事；
二是故事员带领后来加入的工人、学生，到各地少年宫和向阳院表演讲故事，开纳凉晚会。
三是在剧场汇报演出。
一开始，讲故事的形式比较单调，此后逐步穿插进了曲艺、山东快书、相声、朗诵等文艺样式。
在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毛时安特别提到了东宫文艺组许多老一辈工作人员的名字。
“像孙俊德，人很憨厚、朴素，永远穿了一套灰色的中山装，默默奉献，扶持着工人文艺骨干。”
“工人文化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代一代全身心投入工人业余文艺事业的工作人员。”
1980年前后
毛时安（后排左二）、孙俊德（前排右一）
和其他故事创作组成员
在东宫后花园合影
年轻的故事员都是各厂的文艺骨干。他们当中，有的只是抱着娱乐的心态，谈了恋爱，就不再来参加了。
但毛时安从头到尾一直坚持着，投入地练习各种故事的演讲
他担任过故事组组长，之后还加入了工人故事创作组。
东宫吸引他的，还不仅仅是故事组的活动。
1972年，舞蹈《白毛女》即将在东宫大剧场演出。
毛时安每天中午一吃完饭，就一个人偷偷骑着自行车，从厂里溜出来看彩排。
因为小学时候指挥过班级的大合唱，他最喜欢看指挥的手势。
“不行，乐队敲响，再来过……”
他目不转睛地看他们一遍又一遍排练，直到熟练地把一整段排练完成。
“剧场里漆黑漆黑的，只听到我呼吸的声音。”
“台上的演员一回头看到我，穿着粘支疙瘩的藏青色工人背带裤，还以为我是工人代表。”他说。
排练一看就是两个多小时，随后他再不声不响骑车回厂里车间干活。
“那时候体力好得不行。”他说。
这些活力四射参加文艺活动的日子，正是毛时安最清贫的时期。
每个月工资全部上交给母亲，伙食和零用钱全靠工厂发的3元钱车贴。
只好一天吃白饭泡汤，一天吃白米加蔬菜，如此交替。
“那个年代，一方面人生活在物质比较匮乏的条件下，一方面仍然有他的追求、欲望和个性。”他说。
不同时代的年轻人都曾经得益于东宫的文化资源。
刘翔生于1958年。90年代初，他在杨浦区区政府工作，离东宫只有两站公交车的距离。
有一段时间，他每天一下班，买两个馒头，就直奔东宫二楼的图书馆。
“图书管里人满为患，人人忙着埋首翻报纸、找资料。”他说。
1983年5月
一张有关东宫阅览室夜读的照片
刊登在《解放日报》上
/夏咏 摄
原来，八九十年代，《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年年举办“振兴中华”读书读报知识竞赛。
奖品丰厚，小到肥皂、毛巾，大到电冰箱、彩电，吸引了大量市民踊跃参加。
“当时大家业余生活比较枯燥，社会上学习热情高涨。参加竞赛，不但追求知识，也可能获得物质回报。”刘翔说，
他兴致勃勃参加了几届比赛，颗粒无收，但仍旧很满足。
“当时人都很单纯的。”他说，“跟别人谈起来，安史之乱是哪一年的？我马上可以讲出来，至少多了点谈资。”
三
毛时安是在进入东宫之后，才有机会离开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圈子的。
“我把进入东宫学习这个事情，看作是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契机。这是我走上文艺道路真正意义上的起点。”他说。
197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编了一本书——《怎样识五线谱》。
为了解这本书在工人文艺爱好者当中的接受、普及程度，出版社想在东宫办一个“怎样识五线谱”的学习班。
东宫人手少，一开始并不想办这个班。
而毛时安当时对各种知识都如饥似渴。
“我想这对我自己学习很好，主动说我来组织这个班。”他说。
由此，他接待并结识了许多音乐领域的老知识分子。
“我那时很年轻，很肯干事。他们都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喜欢我。”他说。
他在8小时工作之外，积极帮这些来办班的音乐家抄书、改稿子、写文章。
毛时安至今保留着
《怎样识五线谱》
这本书
不久，出版社便介绍他协助著名歌曲《小燕子》的作曲者王云阶编著《音乐理论基础》一书。
王云阶住在淮海中路上，请他到家里谈工作。
当时，毛时安的生活半径全在杨浦，最远不过是国庆节到人民广场看庆祝游行。
到徐汇区，他要乘61路到保定路，换17路，再换26路。到达的时候，人已经感到有点疲惫了。
但走进王云阶家，感觉是新鲜的。
脚下是窄条的打蜡地板，窗明几净，桌椅摆设都舒适宽大，体现出主人的品味。
院子里有一大块草坪，大树伸出院墙，和他熟悉的工人新村环境大相径庭。
“每个星期二厂休，我清晨就出门去他家里。他人瘦瘦长长，皮肤细细白白，讲话悄声细气，既谦和又矜持。”
“一样穿中山装、白衬衫，在他身上显得格外高雅。”
“每个星期，他写一段书里面的内容，我就去读，看文字上是不是要改得平易点。”他说。
在这一过程中，他学到了很多音乐知识，对音乐的理解一点点丰富起来。
他也跟音乐家聊聊文学。“他们想，这个小青年怎么什么都懂的嘛。”他说。
1980年
东宫的妇女摄影小组
开展活动
之后，他还到过位于愚园路的作家程乃珊家里做客。
她家中聚集着被称为来自“上只角”的那些客人。
他在散文中回忆道：
“那栋灰白色小楼的三楼客厅里，亮着吊灯，有高谈阔论的、窃窃私语的、唱歌的、跳舞的、看书的……弄得一幅当代‘韩熙载夜宴图’似的。”
“让我这个喜欢文学的人，看到世界有多么广阔，社会有多么丰富。”
“哪怕拿的工资一样，人仍然有各种层次和类型。这段生活正好是我世界观形成的时期。”毛时安说。
他生性朴实，进入这样一个轻声细语的环境，显得有点特别。
他用“一粒水落入滚烫的油”来比喻这种差别。
“呯，嘭，落下去就爆脱了。”他说。
然而，他不以为意。因为一直乐观随和，也一直被这个圈子接纳着。
1978年，毛时安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离开东宫。
等再次回来时，已是作为讲课者，反哺曾经的学习园地。
90年代，他搬离工人新村。和许多上海人一样，居住环境随着时代变迁而一次次升级。
但杨浦对他来说，有着特殊的分量。
“我人是走出了大杨浦，但还有一颗大杨浦的心。”他说。
他仍然保留了一些朴素的生活习惯。
“贫困磨练了我的意志，我对穷人有天然的理解和同情，该节约地方极其节约。”他说
说到自己的定位，他认为是“漂泊”在工人阶层和知识分子之间。
“为什么有些人要提倡贵族精神？平民精神也很好。做个好人就可以了。”他说。
出于这些的原因，毛时安一直不太乐意东宫的改造。
2001年，这座历来作为杨浦区文化中心的建筑改颜换面。走廊经过改造和加层，建成豪华的主楼。
但毛时安认为：“公共设施首先要有亲民的形象。”
“当年东宫里面的老师，年纪相当于我们父母。我们一想起东宫，就感觉很亲切。我对它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1999年
东宫广场上的烈士群雕塑像
曾经进行过修缮
/王照晖 摄
然而，产业工人群体发生了巨大变化。
当年工人文化繁荣的社会历史背景已不复存在，东宫早已物非人非。
如今，当毛时安说起关于东宫的那些故事时，仿佛时间倒流，脑海中浮现出来的，还是那几栋红砖尖顶的朴素房子。
他一身藏青色的工作服，走入中间的那栋楼，拾级而上，进入二楼小剧场厅。
在他眼前，舞台上的灯光亮了起来，下面黑压压的一片观众，等待着他，开始这一晚上的故事演讲……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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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稿子：周亦鸣/ 画图画：顾汀汀/
编稿子：韩小妮/写毛笔：陈冬妮/
制图：汪鹏翀/
拿摩温：陈不好玩/
部分老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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