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轲｜粤剧引入小提琴之滥觞与小提琴“头架”形式首现考（三）
作者：黄轲
内容提要：百年前，广东粤剧从乡村扩展至大城市时发生整体时尚质变，并开创了以小提琴为首的、中国戏曲乐队引用西洋乐器的历史。但这一开创，产生于中国社会深刻变革背景下的沪粤两地文化关系之中。其中粤剧乐队小提琴“头架”形式的滥觞，是上海精武体育会与中华音乐会的弦乐教师司徒梦岩所创立的梵铃伴唱粤曲模式，后此模式被其学生尹自重与吕文成所传承；其头架形式的首现，是在1926年12月28日至31日的上海大戏院，尹自重自港抵沪，连续四晚使用该乐器为旅沪薛觉先的粤剧表演领衔唱和。因此，1926年12月28日是粤剧乐队小提琴“头架”现象发生之始，也是西洋乐器进入中国戏曲乐队的发端之日。
关键词：粤曲；粤剧乐队；小提琴“头架”；中华音乐会；司徒梦岩；尹自重
作者简介：黄轲（1981年生），男，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讲师（上海 200040）。
刊载于《音乐艺术》2022年第3期，第158-171页。
四、粤剧乐队小提琴“头架”形式的首现
在香港以小提琴主伴吕文成唱曲的1926年4月之后的6月与12月，尹自重曾两次自港赴沪。6月的一次是作为演员，与蔡子锐、何泽民、钱广仁等人参加上海精武体育会粤剧部为推广粤剧而举行的“唱工佳剧《原来伯爷公》”演唱活动；[66]12月9日乘坐法国邮船抵沪的这一次，是受章非（即著名粤剧演员薛觉先[67]）的邀请，为薛的非非影片公司新片《浪蝶》开映式登台奏乐而来。《申报》对此以“著名音乐家来沪为题”作出报道，并强调是“章君特聘其来沪”。[68]
作为制片人兼主演的薛觉先为其影片的上映安排了3次造势活动：第一次是在12月9—11日的四川路青年会游艺会上，上演由薛觉先反串旦角主演的粤剧《花田错》，尹自重参演其间，并与诸“岭南音乐名家”“担任音乐拍和”[69]；第二次是于12月15日起连续4天在上海的北京大戏院放映《浪蝶》影片前，“每晚特请该片女主角唐雪卿女士登台奏京、粤曲（作者注：即演唱京剧、粤剧选段），章非君拍和，音乐名家尹自重、黄桂辰、钱广仁、杨古合奏”[70]；第三次是于12月28日起连续4天在上海大戏院放映《浪蝶》影片结束后，“每晚加请名震粤沪粤剧大王薛觉先登台表演平生拿手粤剧……并请音乐名家尹自重君等拍和”[71]。在12月29—31日《申报》刊登的连续广告中，还登出每晚演出的具体戏段名称——28日是《梅知府哭灵》，29日是《宝玉怨婚》，30日是《玉梨魂》，31日是《三伯爵》。[72]这些戏段的确都是薛觉先赴沪之前，分别在“人寿年”班、“梨园乐”班红遍粤港一带的相关剧目演出中，所扮演的粤剧小生戏与丑角戏部分。其中他演唱的《梅知府哭灵》《玉梨魂》唱腔已发行了唱片。[73]显然，这是薛觉先拿出自己最得意的粤剧表演部分力推他的电影宣传行动。因为对逃离粤港，身处上海的薛觉先来说，他所拍摄的这部电影成功与否，是他人生路途的一个重要关口，连续的报纸广告刊登、连续的宣传活动安排，都反映出他对该影片开映造势的重视。
薛觉先为什么特地把尹自重从香港请来，参加对他而言非常重要的这一活动？要知道上海的粤乐演奏名人不少，比如当时吕文成以胡琴演奏粤乐的声望已是如日中天，且人就在上海。1926年1月6日，上海明星电影公司举办新片《新人的家庭》开映活动时，该公司安排剧中明星杨耐梅演唱粤曲《瑾妃哭玺》以配合宣传，同时邀请的就是“名乐师吕文成为之操琴”[74]。此外，上海精武体育会粤剧部也有擅长伴奏粤剧的名家，还有与尹自重同期抵沪的“岭南音乐名家”，他们都作为乐队伴奏人员参与了薛觉先的前两次宣传活动。然而薛觉先唯独要“特聘”千里之遥的香港尹自重来为其领衔伴奏，难道是看中尹自重的民族乐器演奏水平，比如二弦？
当然不是，尹自重之所以被沪港两地报刊尊为“著名音乐家”，是因为他具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这个社会知名度来自尹的与众不同，即他具有使用小提琴演奏粤乐或对粤曲演唱进行伴奏的特长。无论是1924年赴英的器乐小合奏，还是8个月前在香港为吕文成粤曲唱和的演出等，他都以与民乐演奏者具有鲜明区别的西洋乐器演奏者形象而被社会观众所熟知。尽管他也会演奏民乐器，如在历年演出中，他曾掌过板（即司鼓），弹过秦琴，更是拉过粤剧的领奏乐器二弦，但那些都不是他的“著名”及超于其他名家的主要体现之处。薛觉先之所以要“特聘”尹自重，并突出宣传尹自重而不是聘演奏民乐器的别人为他的粤剧演出领衔唱和，所考虑的也应该就是，尹自重是那时最知名的粤乐、粤曲小提琴演奏者，若是请他用具有时尚风格的西洋乐器主伴薛觉先上海之地的粤剧演出，就很适合电影这一从西方传入中国社会不久的时尚艺术样式及当时上海的中西合璧文化氛围，若是改用别的民乐器，就属常见，其效果就会一般。
此外，从音乐的类别情况看，若要从小提琴主伴歌曲、曲艺类的粤曲转换到其主伴戏曲类的粤剧唱腔，在伴奏的方式方法上两者几乎一致，不存在任何转换障碍。由于从清末民初起广东城镇茶座兴起设立歌坛的风气，粤剧的名腔名调纷纷进入歌坛而作为独立曲目、节目歌唱；同时歌坛艺人演唱的新曲目也往往会被处于激烈竞争状态的粤剧戏班艺人所吸收成为戏中的唱段，因此，粤剧唱段与粤曲曲调在长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之后，已处于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同一个曲调，如《燕子楼》，既属于粤曲，又属于粤剧；既能以粤曲的纯歌唱形式呈现，也可作为戏剧情节中的粤剧唱段呈现。这样就乐队伴奏演唱的角度而言，两者基本相同，就如伴奏粤曲的八音班老艺人所说：“八音演唱，从来和粤剧是一致的，可以说，八音班是唱的粤剧。”[75]因而若要从小提琴伴唱粤曲转到小提琴伴唱粤剧，没有什么困难，乐手只需注意与后者的戏剧性表演配合就可。
从上述角度考虑，为“名震粤沪粤剧大王薛觉先登台表演平生拿手粤剧”的“音乐名家尹自重君等拍和”，其所指就可以排除在1926年12月28日至31日上海大戏院薛觉先的4晚粤剧演出中，尹自重使用二弦、二胡等民族乐器或是由他掌板来进行音乐拍和的可能性，如此一来，这4晚的拍和乐器就明确指向了他的小提琴。由于粤剧名家薛觉先表演的是粤剧，音乐名家尹自重伴奏的乐器是小提琴而且是领衔伴奏，他们的演出又是在正式舞台还是连续4晚进行，对小提琴而言，伴曲与伴剧两者又属相同，那么就表明，此时此地出现的，就是以小提琴为粤剧乐队头架的现象。这也就意味着，对这个问题上的一些前期论述是否是准确的反映，有必要再作思考。
在以往相关历史的表述中，对小提琴何时开始用于伴奏粤剧而成为乐队头架的问题，统一在一个大致时间的认识上，即都认为发生于薛觉先离开上海返回粤港之后。据《薛觉先大事年表》，薛“从上海回广州参加天外天班”的时间是1927年5月，他24岁之时。[76]但在由何人最早操作方面看法不一，并在具体产生时间上有1927年或1928年或1929年的不同年份的说法。如欧阳予倩在1956年说：“大约距今三十年前，薛觉先化名章非，在上海拍了一部电影名叫《浪蝶》的，在沪认识了提琴家尹自重，回粤后组织剧团（好像叫“新景象”的班名）就用尹自重参加作伴奏，尹使的是西洋乐器的小提琴。”[77]据20世纪20年代初中期就入当地民间乐行的苏文炳、潘宽与梁秋等人回忆说：“1927年间，薛觉先在‘大江东’班首先用李佳以西乐小提琴（violin）上舞台伴奏，为西乐入棚面之始。”[78]赖伯疆说：1927年“薛觉先和千里驹等人组织大江东剧团时，首先请了拉小提琴的乐师加入乐队伴奏，从此西洋乐器便登上了粤剧舞台。”[79]吴庭璋说：“1927年5月，薛觉先离开上海，返回广州”之后，于“1929年组织第一届‘觉先声’粤剧团演出《璇宫艳史》时，就聘请尹自重拉小提琴”[80]。《粤剧大词典》说：“1928年起,尹自重在大罗天剧团担任乐队头架。1930年,加入觉先声剧团任头架,并与薛觉先结拜为兄弟。他领导的乐队引进小提琴、萨克斯管(色士风)、吉他等西洋乐器,在粵剧音乐‘洋为中用’上作出贡献。”[81]还有文章以模糊的“20世纪20年代末期”，来表达“尹自重又将小提琴带入粤剧伴奏”的时间，[82]等等。
综上所述，就具体事件来说，完全有可能都是真实的历史发生之事，但若论最早发生的时间和戏班来说，显然，上述任何一说都不能说是最早。因为，1926年12月底的《申报》相关消息与广告所载内容的存在，透露了这样一个还未被学界发掘的、早于上述各家所说时间的重要信息，那就是在薛觉先策划的、配合其默片电影《浪蝶》开映宣传的演出要求与他的邀请之下，尹自重从香港赴沪，于1926年12月28—31日薛觉先的粤剧演出中，以小提琴在其伴奏乐队中进行领奏的行为，开启了这一乐器作为粤剧乐队头架的历史。这比与上述各家一致认定、发生于薛觉先离开上海返回粤港的1927年之后的相关认识，在时间上至少提前了一年。由此在确定何人、何时、何地发生的具体问题上，也进一步得到了明确：第一，粤剧乐队小提琴头架形式的发生之缘起，是身处沪上的粤剧著名演员薛觉先所策划、默片电影《浪蝶》开映式的演出活动所需，即缘起薛的推动与择取；第二，粤剧乐队小提琴“头架”的最早实施者是尹自重而非李佳，最早发生地是上海而非粤港，最早发生的时间节点是1926年12月28日晚。有意思的是，这表明粤剧乐队小提琴头架形式的首现，是薛觉先与尹自重两人在上海与粤港两地关系中共同推动而出现的；这也说明，粤港戏班对小提琴的引入是在该形式于上海首现之后。至于1927年5月薛觉先回到广州后，把由他提出要求、由尹自重第一次在上海实施的小提琴伴奏粤剧形式首先带到哪个戏班的问题，有待发现新的史料后继续探究。
结论
本文通过对民国史料的发掘与梳理，在对粤剧引入小提琴并以其为乐队头架的现象产生于何时、何地、何人及何来源等问题追寻中，得出以下认识。
（一）粤剧乐队以小提琴为头架的百年滥觞，是小提琴伴唱粤曲形式的出现。该形式由上海精武体育会与中华音乐会的两会弦乐教员司徒梦岩创立，由在司徒家开展活动的、一个以小提琴为纽带的中华音乐会会员团队所表演，从1921年起，成为广受沪上社会欢迎的一种舞台节目模式；自1925年以后，被曾跟随司徒梦岩学习粤乐小提琴的尹自重与吕文成所传承。
（二）尹自重1922年参加上海精武体育会与中华音乐会活动时，还是一名18岁的上海广肇公学学生，并不是两会的教员或正式会员，但此时的他在司徒梦岩的指导下，已熟练掌握了粤乐化小提琴演奏方法。1923年，他离沪赴精武体育会佛山分会“元甲学校”任音乐部教员，不迟于1925年返居香港，并长期往返于沪港两地，从事以小提琴演奏粤乐，伴奏粤曲、粤剧为主的演艺活动。
（三）因薛觉先策划的默片电影《浪蝶》开映式演出活动所需，在香港以小提琴主伴粤曲的尹自重受其特邀抵沪，在1926年12月28—31日上海大戏院的舞台上，使用小提琴为薛觉先的粤剧演出领衔伴奏，自此把小提琴主伴粤曲形式移作主伴粤剧形式，开启了这一乐器为粤剧乐队头架的历史；与此同时，1926年12月28日的这一天，也成为西洋乐器首入中国戏曲乐队的发端之日。这一历史贡献，由薛觉先与尹自重两人共同做出。
（四）百年前的上海，既是小提琴主伴粤曲形式的首创地，又是小提琴主伴粤剧形式的首现地。但从整体上看，这些都发生于中国社会深刻变革背景之下和沪粤两地紧密的文化关系之中。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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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精武会将演广东名剧”，载《申报》，1926年6月13日，第23页。
[67] 《薛觉先大事年表》：1925年7月下旬，薛觉先随粤剧戏班“梨园乐班”到广州演出，“演完夜戏《花田错》后走出戏院时遭歹徒袭击，险些丧命。随即逃往香港，远走上海”，第二年“得友人资助，在上海开办‘非非影片公司’，改姓名为章非。自任总经理、导演和主要演员。开拍默片《浪蝶》，自任男主角……”载《纪念粤剧一代宗师薛觉先逝世四十年（1996）——薛觉先纪念册》，香港粤乐研究中心，1996年编印，第69-70页。
[68] “著名音乐家来沪”，载《申报》，1926年12月10日，第11页。
[69] “提倡国货同志会游艺大会”广告，载《申报》，1926年12月9日至12日。
[70] 广告栏，载《申报》，1926年12月14、15日，第1页。
[71]广告栏，载《申报》，1926年12月29日，第20页；12月30日，第22页；12月31日，第22页。
[72] 同71。
[73] “各商店消息”， 载《申报》，1926年9月9日，第21页。
[74] 1926年1月明星电影公司举办新片《新人的家庭》开映活动，由剧中明星杨耐梅唱《瑾妃哭灵》，吕文成操琴伴奏。 “新人的家庭今日开演秩序”，载《申报》（上海），1926年1月6日，第18页。
[75] 朱十、苏文炳、白燕仔、潘宽、冯源初、程才、李昆：《广州乐行》，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第12辑），1964，第139页。
[76] 《纪念粤剧一代宗师薛觉先逝世四十年（1996）——薛觉先纪念册》，香港粤乐研究中心，1996，第69-70页。
[77] 欧阳予倩：《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艺术出版社，1956，第140页。
[78] 同75，第140页。
[79] 赖伯疆：《薛觉先艺苑春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第60页。
[80] 吴庭璋：《粤剧大师薛觉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16-18、56页。
[81] 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粤剧网“尹自重”条目。
[82] 胡斌：《中国小提琴“民族化”发展的两种模式》，载《音乐研究》，2006年第3期，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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