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杨振宁先生一起走过的日子
——《晨曦集》增订版后记
翁 帆
选自《新华文摘》2021年第24期
《晨曦集》于2018年出版，至今已有三年。今年商务印书馆特约编辑李昕先生与我们商量出版《晨曦集》新版。之前，李先生在三联书店任总编辑时，和我们合作出版了《曙光集》。这次，我们决定增加《晨曦集》的内容，贺杨先生百岁诞辰。
新版《晨曦集》增加了不少内容，其中有两篇非常有分量的文章：一是杨先生1971年访问新中国后回到美国的演讲。杨先生是首位自美国访问新中国的华人科学家，他讲述了在新中国的所见所闻，眼里是新中国的各种好，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引起轰动。二是1971年邓稼先先生给杨先生的一封信，信中邓先生告诉杨先生，中国原子弹除了开始时有苏联专家的一点帮助外，都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成功的。杨先生见信一时难掩心中激动之情。
新版《晨曦集》中另有两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都是从几幅旧照片谈起。一篇是杨先生的发小与挚友熊秉明先生撰写的《杨振宁和他的母亲》。我记得初次阅读后，对熊先生的佩服之心油然而生。读者可以从熊先生对几幅照片的描述中，看到熊先生作为艺术家与哲学家细腻而敏锐的洞察力。另一篇是李昕先生的《从杨振宁的几幅照片谈起》。李先生从历史的角度讲述杨先生的家国情怀。李先生的分析客观而中肯，足见其作为一名资深文化人与出版人的修养。
写此后记时，正值七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电视上百年庆典节目中香港维多利亚港的风景，让杨先生和我想起过去十多年在香港的日子。我们最后一次在香港是2019年2月。杨先生现在身体还好，只是不宜再长途旅行，这对先生来说是件憾事。对先生来说，开车四处“探索”是闲暇时的一大乐趣。我们最快乐的回忆之一便是自己开车穿梭于香港的青山绿水之间。香港给人的印象通常是高楼林立，其实香港的绿化率很高，达到70%以上。
杨先生喜欢开车，在85岁时才把开车的任务移交于我，在此之前，是他负责开车。那时亲戚朋友常劝他不要开车，可他自己乐在其中。他在香港开车的确有过危险。香港车辆是靠左行驶，曾经两次他在左转弯时把车开到错误的一边，迎面的大巴司机急得指着我们大骂。幸好那时大巴那边是红灯，所有的车辆停止不动，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那时我们开着一辆十多年的老车。杨先生第一次带我翻越山林到沙头角时，上山走了一段路后汽车的空调便失灵了。香港的夏天非常闷热，开着车窗还是很难受，但是后来每每回想起来却觉得十分有趣。杨先生的秘书跟我们提过好几次：“换一辆吧。香港已经没有人开这么旧的车了！”后来，我们的确换了一辆新车，在前一辆车第十七个年头时。
杨先生没有因为自己不开车了而停下步伐。我刚拿到驾驶执照，杨先生就要我开车“上山下乡”。那时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拿驾照没有多久就开车上了太平山顶。通常汽车开到山顶广场就会停下来，那次杨先生建议开到山顶。继续往上走，路只有一个车道那么宽，路的一边是没有遮拦的陡峭山坡。遇到下山的车时，只能其中一方退到稍微宽敞的地方让行。这段路程对新手来说会感觉如履薄冰，可是已经走到一半，无法回头，只能硬着头皮往山上走。后来我问杨先生当时担不担心，他说一点都不担心。
又有一次，我们开车上大帽山。大帽山是香港最高的山，海拔900多米。开车上大帽山并不困难，只是当我把车停到山上停车的位置时，我把油门当成了刹车踩，汽车突然向前加速。车位前面两三米就是山崖，附近站着的几个人都惊叫起来。幸好我反应快，立即换踩刹车，逃过一场灾难。只是过后每每想起都心有余悸。杨先生却不当一回事，过一段时间他又提议上大帽山，被我坚定地拒绝了。杨先生笑话我道：“当初你和同学到内蒙古大森林背包徒步，我还以为你很有冒险精神，没想到你原来胆小如鼠！”不管他怎么软硬兼施，我再也没有上大帽山。
相比之下，开车下乡的记忆轻松明快很多。杨先生第一次请我吃饭是在西贡郊区海湾边上的一个港式餐厅。餐厅有一排圆桌沿着沙滩一字排开，沙滩窄而绵长，人与海是如此地近，可以闻到海水咸咸的味道。海湾里常有人练习风帆，再远一些有白色的游艇点点，再远一些有大大小小的岛屿。后来，这里成为我们最爱去的地方。十多年来，我们一有空便到这里，面朝大海，看尽了这个海湾的春夏秋冬和日月星辰。
我最喜欢的户外运动是划橡皮艇。我喜欢在这个海湾里划着橡皮艇到远处的小岛，沿途看脸盘大的水母，听深深的海水撞击岩石发出的深沉的咚咚之声，犹如钟鸣，让人紧张而兴奋。小岛上没有人烟，唯有白色的贝壳铺满地面。
杨先生只到过最近的一个小岛，去远处的岛屿我则不敢带他同行。那边的海水不如海湾里那般平静，手机也没有信号。有一次，他在岸上喝茶看报，我出海很久没有返回，手机又联系不上，急得他差点报警。
西贡海湾在香港新界的东部。我们也喜欢开车一直南下，到香港岛南面的石澳村看海。石澳的海边有座小山，上山沿途可见巨大的岩石，海面广袤无边，景致相当壮阔。回程我们通常会经过赤柱和浅水湾。有时在赤柱的大排档喝一杯冷饮，有时在浅水湾大酒店喝个英式下午茶。
另一个我们常去的地方是新界北边的鹿颈路。鹿颈路隔着海湾与深圳盐田区相望。鹿颈路沿岸有红树林，海湾的小岛上有成群的白鹭。运气好的时候，会看到白鹭翩翩起舞。看完白鹭，我们在村里的大排档吃走地鸡饭，老板总会拿出自己收藏的好茶请我们品尝。
杨先生总说，在香港不开车的话会错过太多的美好。的确，香港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就连沿途的自然风光也百看不厌。郊外的路径和设施通常非常便利，又丝毫没有破坏大自然的美感，一切人工干预恰到好处，不多不少。一路走来，总觉得十分舒畅。那些年，我们走遍了香港的山山水水。
现在，茶余饭后谈起那些时光，我们还总能体会到走在香港乡村路上的明朗与舒畅。事实上，不仅在香港，在世界很多地方，我们都曾开车走过。我们曾在黄石国家公园（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和大提顿国家公园（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开车走了四天，那时还是杨先生开车，我拿着一份地图当导航。我们合作完美，四天下来把两大公园走了个遍，一路顺畅。我们也试过自伯克利（Berkeley）开六个小时的车到太浩湖（Lake Tahoe），那一次经历也是非常难忘。
那时太浩湖区已经连续下了一周的大雪，我说去太浩湖太危险了，可杨先生坚持要去。那天，杨先生开完会已是下午4点，我们租了一辆车，从伯克利出发前往太浩湖。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开始进入山区，雪又下了起来，越下越大。天也开始黑了，山里的路已经积了一周的厚厚的冰雪，而我，从没在大雪中开过车！杨先生提醒我：不要急转弯，不要紧刹车。我谨记这两点，在大雪中匀速前进，紧握着方向盘的手都握出汗来。更要命的是，我们租的车不是四轮驱动，而是一辆最最普通的小型轿车。我们怕湖区可能因下雪封路，就打开收音机收听路况，可是汽车无线电功能太差，或者是天气恶劣的缘故，声音极不清晰，只断断续续听到重复着的“Highway×××... dangerous”（×××公路……危险）。
直到路经特拉基小镇（Truck-ee），我们在快餐店问了一对从相反方向过来的夫妇，才知道前方的路没有封，可以继续前进。当我们抵达太浩湖边上的酒店时，已经是晚上10点钟。
第二天清晨，当我推开阳台的门时，便知道太浩湖以她最美丽的姿态回报了我们的一路惊险。湖水蓝得发绿，雪厚厚地覆盖着屋顶，堆成柔和的曲线，长长的冰柱从屋檐垂挂下来。我们走在湖边的路上，一脚踩下去，雪快及膝盖。四处静阒无人，只有时不时从松柏上掉下来的雪块发出啪啪的响声。
那些年，我们还试过在夜里开车到火山附近，看喷发出来的熔岩流入海里。那些时光，都是源于杨先生喜欢四处探索的冒险精神。如果没有杨先生的坚持，我大概会少了很多有意思的经历和体验。有些初次和我们见面的人问我是不是物理专业，是不是杨先生的学生，我有时这样回答：不是，他没有教我物理，他教我开车。
今年，杨先生99岁了，我们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开着车到处走。写这篇后记，既是记录新版《晨曦集》，也是记录我们一起走过的一些日子。
2021年7月初于清华园
（《晨曦集》（增订版），杨振宁、翁帆编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8月版）
摘自2021年9月29日《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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